星期二晚上，我带弗兰到斯基普·德沃为之疯狂的那家泰国餐厅去。之后我陪她散步回家，还在一家名为乔依·法雷尔的酒吧喝了一杯餐后酒。在她家门口，她又把她明天要早起的那一套搬出来搪塞我。我就这么走了，在路上又闲逛了一会儿，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去。我的心情很坏，胃里面那些古怪的食物不住地翻腾，使我的心情更坏。我那杯波本酒喝猛了，害我吐了一两次。我慢吞吞地走回家，路上买了一份《新闻报》，然后穿着内衣，坐在床沿上，随意翻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
有一则新闻说，布鲁克林区有个妇人被抢并遭杀害。我很累，喝了好多酒，而且标题上也没登那个妇人的名字，于是我倒头就睡。
第二天起来，我昏沉沉的脑里若有所思，又像是幻想，又像是记忆。我坐起来捡回报纸，从头细读那则新闻。
玛格丽特·蒂勒里，四十七岁，被刺死在布鲁克林湾脊区殖民路的家中楼上，显然是在小偷行窃过程中被惊醒，然后遭杀人灭口。她那个卖保险的丈夫——托马斯·蒂勒里，汤米是托马斯的昵称——在星期二下午打电话回家，发现家里没人接电话，这才起了疑心。他请住在附近的一个亲戚到家里看看，却发现家里有遭窃的痕迹，蒂勒里太太也死在家中。
“这里一向很平静。”报纸引述一位邻居的话，“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但是，根据警方的记录，这个区域近来偷抢的案子却在逐渐增加。而附近的人也向警方报告说，有很多“坏分子”常在附近出没。
蒂勒里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姓。在布鲁克林大桥入口的那个地方，有一条蒂勒里街，我不知道这个姓蒂勒里的到底是大战英雄，还是为大选奔走的幕僚，还是汤米的亲戚。曼哈顿电话索引里，是有几个蒂勒里，不过名字都是e开头的。托马斯·蒂勒里住布鲁克林区，非常可能就是电话汤米。
我洗了个澡，把胡子刮干净，出门吃早饭。我想起我读到的那则新闻，并且冷静地过滤我心中的感受。我觉得这不是真的。我跟汤米并不熟，更不认识他妻子，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她住在布鲁克林区附近。
我看了看我戴结婚戒指的左手手指，没有戒指，没有印记。我从长岛搬到曼哈顿的时候，就把戒指拿下来了。刚把戒指拿下来的时候，还有个印记，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印记就不见了。
汤米戴戒指，是黄金的，大概有八分之三英寸宽。他的右手小指戴的那枚，我想应该是高中的班戒。有一次，我俩在火焰喝咖啡，我看得很清楚，他右手小指是一枚镶着蓝宝石的班戒，左手则是一枚黄澄澄的结婚戒指。
我说不出我到底有什么感觉。
那天下午，我到圣保罗教堂，为玛格丽特·蒂勒里点了一支蜡烛。我是在离开警察局之后才开始进教堂的，不过我从不祷告，不参加仪式，只是随兴而至，在黑暗的沉静中坐一会儿。有时，我会为刚刚故去的朋友点一支蜡烛。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把我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我信步走进的任何一家教堂。我坐在教堂的后排，想想这则突如其来的死讯。在教堂里，我觉得外面好像下着小雨。我穿过第九大道，冲进阿姆斯特朗酒吧。丹尼斯就坐在吧台的后面。我要了一杯纯波本，一饮而尽，又要了一杯波本跟一杯咖啡搭着喝。
我把波本酒倒进了咖啡杯。他问起蒂勒里的事情。我说，我在《新闻报》上看到了这则新闻。
“下午的《邮报》也有这则新闻，内容差不多。他们觉得这是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汤米那天晚上没回家，第二天直接到办公室。他可能在办公室里打了几通电话回家，想要道歉，但一直没有人接，所以才起了疑心。”
“报纸上这么说吗？”
“差不多。那应该是前两天晚上的事。那天晚上我在，可是没见到他来。你看到他了吗？”
我拼命回想当时的情景：“好像在，就是那天晚上。我想他跟卡罗琳一起。”
“那个南方美女？”
“就是那个。”
“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想。”他用拇指跟食指捋了捋稀稀疏疏的胡子，“顶多是她美梦成真，这也算不了什么罪过。”
“你觉得她想让他妻子死？”
“我不知道。一个女孩跟一个结过婚的男人在一起，你说她心里能想什么？你看嘛，我没结婚，为什么我也会想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接下来几天，报纸上都没再提这件事，只在星期四的《新闻报》上看到一则讣闻。玛格丽特·韦兰·蒂勒里，托马斯挚爱的妻子，已故的詹姆斯·艾伦的母亲，理查德·保尔森的阿姨，与世长辞。当天晚上有守灵的活动，第二天下午则在布鲁克林湾脊大道举行追悼仪式。那天晚上，比利·基根说：“这事发生之后，我就没见到蒂勒里了。说不定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十二年的陈酒，在这种地方，也只有他会点这种酒，“我倒觉得我们以后不会见到他跟她一起了。”
“他女朋友吗？”
他点了点头：“他们两个只要一想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蒂勒里太太正被人用刀杀死，他们大概也就没劲了。而且他应该在家的，是不是？你在鬼混的时候，最不希望听到的，就是你老婆被人杀掉了。”
我想了想，点点头，“守灵活动是在今天晚上吗？”
“是吗？你要去？”
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谁要去。”
我在停止营业前喝了一杯，离开波莉酒吧，到“小猫小姐”又喝了一杯。紧张的斯基普现在好像离我很遥远。我坐在吧台上，极力想忽略坐在我身边、态度还不坏的男子。他一直告诉我这城市之所以会这么糟，全都是前任市长的错。他的话我不尽同意，但我也不想跟他争辩。
我把酒干掉，往门口走。走到一半，斯基普叫我名字。我转身，见到他朝我走来。
我又走回吧台。他说：“现在时候不对，但是有件事我想问你。”
“哦？”
“有件事想问问你的建议，可能会耽搁你点时间。你明天会到吉米那里遛遛吗？”
“可能吧。”我说，“如果我不去葬礼的话。”
“谁死啦？”
“蒂勒里老婆。”
“哦，葬礼是明天？你真的想要去吗？你跟蒂勒里有那么熟啊？”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去？算了吧，这不关我的事。我两点、两点半左右在阿姆斯特朗酒吧等你。如果没看见你，我会再找个时间跟你谈。”
第二天，大概两点半的时候，我已经坐在酒吧里等他了。我刚吃完午饭，斯基普进门扫视我究竟有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在喝咖啡。他终于找到我，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你没去啊？”他说，“今天不是参加葬礼的日子。我刚去过健身房，还在蒸汽浴室里坐了一会儿。这整个城市就像是间蒸汽浴室。你喝什么？是你自创的肯德基咖啡吗？”
“不是，只是普通咖啡。”
“那有什么喝头？”他转身叫来一位女招待，“给我一杯超级黑啤。再给我这位老爹一点什么，好让他加在咖啡里。”
那位小姐给我一杯酒，给了他一瓶啤酒。他把啤酒慢慢倒进玻璃杯，让泡沫堆到约有半英寸高，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杯子。
他说：“我可能有麻烦。”
我没搭腔。
“这几句话不要对别人说，好吗？”
“好。”
“你对酒吧这行知道多少？”
“从酒客的角度来说，知道得不算少。”
“我很喜欢，因为全是现金交易。”
“那当然。”
“有的地方刷卡，我们不，全部现金交易。不过，我偷偷告诉你，如果你要付支票或是签账，我们当然也没问题。不过，基本上，我们只收现金。我们百分之九十五的买卖全部是现金，可能还不止。”
“那又怎样？”
他掏出一支烟，在拇指上敲了敲，“我真不想从头再说一遍。”
“那你就别说。”
他把香烟点着。“现在大家讲话都很精简。”他说，“有一部分钱在记账前，就消失不见了。我们不会记在账本上，不会把钱存起来，反正这笔钱根本不存在。你只要藏起一块钱就等于赚进两块钱，因为你用不着付税。你明白了没有？”
“这没什么不明白的，斯基普。”
“大家都这么干。糖果店、书报摊，只要是用现金的地方，大家都用这一招。天哪，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如果总统有办法，照样会逃税。”
“前一个总统不就这样吗？”
“这不用你提醒我，就是那个王八蛋害得逃税成为一件不体面的事。”他狠狠吸了一口烟，“我们是在几年前开张营业的。账本归约翰管。我发号施令，雇用新人，叫旧人滚蛋。他负责买货、记账。两人分工合作还算愉快。”
“然后呢？”
“就要说重点了好不好？去他妈的。从一开头，我们就有两本账本，一本我们自己看，一本给山姆大叔看。”他的声音转为阴郁，摇了摇头。“我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想只要一本假账本不就可以了？可是他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真的账本，这样我们才知道到底是赚是赔。你明白这道理吗？你打烊的时候把钱数一数不就知道是赚是赔了吗？何必要两本账本？可是这家伙有生意头脑，对这种事情比较了解，所以，我就说好。”
他端起他的杯子，喝了口啤酒，“它们不见了。”
“那些账本？”
“约翰星期六早上来店里，还把上个星期的账整理了一下。在这个星期六以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前天，他想查一点东西，去找账本，账本不见了。”
“两种版本都不见了？”
“不是，只有给自己留存的那本不见了。”他又喝了一点啤酒，用手背抹了抹嘴唇，“约翰花了一整天时间去找，找得快要发疯了，直到昨天才告诉我。我当然也烦得要命。”
“情况到底有多糟？”
“他妈的。”他说，“糟透了。我们可能因此关门。”
“真的？”
他点了点头，“从我们开张、赚进第一笔钱的陈年老账，全部都在那本账册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附近也开了一家酒吧，我们苦干实干，把他们的生意抢得差不多了。如果那本账本落在他们手里，我们就完蛋了，你知道了吧？这种事能用错误来形容吗？我们所有的秘密都白纸黑字写在里面。有关单位有了这组数据，再一查我们的退税记录，马上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了。你都没法子编个理由骗他们。你唯一要知道的是你会在哪里落网，是亚特兰大还是其他地方。”
我俩相对无言好一会儿。我喝了点咖啡，他点了一支烟，朝天花板吐烟圈。店里仍然在放古典音乐，两支木管乐器相互唱和。
我开口说：“你要我做什么？”
“查出账本是谁拿走的，把它们找回来。”
“也许是约翰一时糊涂，把账本放到别的地方去了。过两天就……”
他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昨天下午把办公室翻得底朝天，他妈的，就是找不到。”
“就这么不见了？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你把它们放在哪里？上了锁吗？”
“应该上了锁。不过，有的时候，约翰会随手把账本塞到抽屉里。这么久没出事，当然会大意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反正就这么回事，如果你有点急事，你不见得会把它放回原位。他告诉我说，星期六他的确上了锁，但没过一会儿，他又承认他也不记得到底上过锁没有。记账是他例行的工作，他每个星期六都得做一遍，谁会记得到底上过锁没有。不过那有什么差别？反正账本就是他妈的不——见——了！”
“有人拿走了。”
“没错。”
“如果把那本账本送到国税局……”
“那我们两个就死了。就这么简单。报纸讣闻版会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放在蒂勒里太太的旁边。你错过我们葬礼的话，没有关系，不要担心，我明白你意思到了。”
“没有丢别的东西吗，斯基普？”
“好像没有。”
“那这个贼是冲着你们来的。有人溜进你的办公室，拿走账本，跑了。”
“没错。”
我思索了一会儿，“你有没有什么仇家？比如说，被你开除的人怀恨在心？”
“是啊，我曾经想过这一点。”
“说不定他们向联邦政府告密。你知道的，过两天，有两个穿西装的家伙，走进你的酒吧，亮出他们的证件，把你们所有的资料、跟银行往来的记录一古脑儿全部带走，那就有你好受的了。”
“你接着说好了，马修，你真的让我心情愉快。”
“也许那个人不是想找你麻烦，只是想弄两个钱花花。”
“你是说靠账本图利啊？”
“没错。”
“想办法叫他卖给我们。”
“你真是个精明的顾客。”
“我跟卡萨宾都这么想。坐着等，他这么告诉我，坐着等好了，不管是谁拿了，他自然会来找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按兵不动，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如果只是逃漏税，应该可以获得保释吧？”
“当然可以。”
“那我只好流亡海外，到尼泊尔去卖点乱七八糟的玩意给那些嬉皮观光客，了此残生。”
“你真的觉得这种日子比较好过？”
“应该是吧。”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上的烟，随手把烟屁股往没喝完的啤酒里一扔。“我最恨人家这样子干了。”他又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我最恨见到送回吧台的酒杯里漂着烟屁股。恶心死了。”他的眼睛盯着我，好像想要瞧出什么端倪，“你能帮我点忙吗？我可以雇用你。”
“我不大明白，你雇我要干什么？”
“你是说现在我只能等待喽。我最恨等待了。我上高中的时候，跑步上学，四分之一英里。当然我那时候比较轻。我烟抽得很凶，我十三岁学会抽烟，在那个年纪，你什么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好像什么东西都保护着孩子，难怪他们都觉得他们永远也不会死。”他从盒子里拿出一支烟来，但只拿出一半，又推了回去。“我喜欢赛跑，但是我最讨厌等待比赛开始的那段时间。有的人会吐，可我不会，因为我喜欢比赛。我只会想小便，比赛完之后，我也会跑去小便。”回想起往事，他不禁摇了摇头，“我被派到海外也一样。我不在乎打仗，可是等着上战场的那段时光，我总是不免要胡思乱想，难熬得很。我现在又回想起那段时光，想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其实，这跟现在的难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了解你心情。”
“等待，跟谋杀没两样，”他往椅背上一靠，“我要给你多少，马修？”
“什么多少？我又没做什么。”
“你给我不少建议啊。”
我劝他提都别提。“这杯酒就算你请客好了。”我说，“这样就行了。”
“成交。”他说着，站起身来，“说不定将来我会有麻烦你的地方。”
“尽管说。”我说。
他出门时还跟丹尼斯聊了几句，我把杯中的咖啡喝光。隔两张桌子的女士已买单离去，报纸却留在桌上。我把报纸拿过来看，又叫了一杯咖啡跟一杯波本，把波本倒进咖啡里，让咖啡有点甜味。
下午，等我把女招待叫过来的时候，酒吧里的人已经多了起来。我给她一块钱小费，请她把账单给我。
“没有账单。”她说，“那位先生已经付了。”
她是新来的，所以不知道斯基普的名字。“他真的太客气了。”我说，“可是在他离开之后，我又喝了一杯，这总该有账单吧？”
“你去问丹尼斯好吗？”她说。
在我还没开口之前，她就去帮别的客人点东西了。我跑到吧台，把手指往后一指，跟丹尼斯说：“她说我那桌没有账单。”
“她说的是实话啊。”他笑道。他常常笑，好像一天到晚都能看到很好笑的事似的。“德沃把所有的账都付掉了。”
“不可能。不管怎么说，在他走了之后，我又喝了一杯，我叫那个女服务员给我账单，可是她却叫我来找你。是又出了什么事吗？我到底有没有账单？”
他的嘴咧得更大了，“只要你想要账单，我会给你一张，但是今天不行，你现在一张账单都没有。德沃先生付得干干净净。”
“总共多少钱？”
“八十块出头的样子。如果你想知道详细数字的话，我可以算给你看，要不要？”
“不要。”
“他给我一百块钱付你们的酒账。给莉迪的小费和抚慰我惶惑不安的心灵。我猜想你又点了几杯喝的，但我知道一百块是足够了。”他又开始微笑，“所以你不欠我们一毛钱。”
我没跟他争。如果说我从纽约市警察局学到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人家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