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哈丁医生发现自己正在与良心交战。他很清楚，比利毫无疑问已被融合或接近融合到可以接受法院审判的程度了，这已不再是问题。八月下旬的某个夜晚，乔哈丁尚未入睡，他正在审阅写给佛杰法官的文件，心中思忖着，是否能以多重人格做为罪行抗辩的理由。
他非常在意所谓“罪行责任”的问题，他担任自己的证词会被他人误用；果真如此，多重人格的治疗将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包括病人、医学界以及其他证人在内。但是，如果佛杰法官能接受他的说法──由于人格上的分歧导致犯罪行为而被判无罪开释时──那么这将会是俄亥俄州史无前例的判决，或许全国也说不定。
乔哈丁相信，比利对于十月下旬的罪行毫无控制能力。乔哈丁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更多的实情并引导至一个更新的领域，以便未来遇到相同问题时，经由暸解比利可为未来的社会有所助益。为了这个案子，他打了不少电话向专家请教，或与其他同事商讨。1978年9月12日，他写了一篇长达九页的报告给佛杰法官，在报告中他谈到比利在医学、社会以及心理方面的经历。
“病患提到，”他这么写，“在他的家庭中，母亲和小孩们均遭到肉体上的虐待，他自己就曾遭遇过残暴的虐待，其中还包括肛交在内的性虐待。依照病患的说法，这是在他八、九岁时发的事，一共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通常是他与继父在农场里独处时发生的。他说他很担心继父会杀他，他继父曾威胁道：‘我要把你埋在谷仓里，然后告诉你母亲说你逃跑了。’”
在为整个案件进行分析时，乔哈丁指出，比利亲生父亲的自杀让他失去了父爱和关怀，这令他处在“不理性的权力压迫下，而极度的罪恶感导致他趋于紧张、冲突，同时造成一些幻想。”继而“受到继父为满足本身的不平衡，强加在他身上的性行为与虐待。”
由于幼时的比利看见母亲也遭继父无情鞭打，此种经验造成比利“有如身受母亲的恐惧和痛苦一般……”同时也导致他“陷入焦虑、不安的精神分裂状态，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迷幻世界中，而且他随时都会发生不可预测并且由不同人格出现在梦境里，这些事情再加上继父的轻视、肉体上的虐待和性虐待等行为，终于造成人格不断分歧的现象……”
乔哈丁医师做了以下的结论：“我的结论是，病患已有能力接受审判，他的多重人格业已完成融合……同时我仍认为在此之前，病患的心智有障碍，因此他无法为1977年10月下旬所犯的罪行负责。”
9月15日，茱迪将答辩状更改为：“无罪。由于被告精神异常，因此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