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客养伤恢复的一年半里，徐锡麟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护送胡客回到大通学堂后，徐锡麟派陈伯平和马宗汉轮流去八字桥守候，数日后接应到了平阳党首领竺绍康和张伯岐等人，不久后又接应到了乌带党首领王金发和裘文高等人。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徐锡麟“昼步行百里，夜止丛社间”，先后到诸暨、义乌、东阳、缙阳等地，联络了龙华会、双龙会、伏虎会等会党，各会党首领如沈荣卿、张恭、周华昌、刘耀勋等人都秘密前来大通学堂，陶成章和魏兰也联系了不少白布会的骨干成员前来。这些人进入大通学堂的特别班进行学习和训练，不久后相继加入光复会。作为各山堂会党的首领，这些人少则驾驭数百人，多则统领数千人，光复会的势力也因此得以扩大数倍，逐渐覆盖了整个浙江省。
大通学堂的人员大幅增加，目标自然也就大了许多。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徐锡麟和陶成章想出了不少办法，如每逢学堂开学或学生毕业时，都要设宴飨之礼，邀请绍兴城内的大小官吏和有名望的士绅前来，举行开学或毕业仪式，官绅和学生还要一起合照，照片分送衙门及各学校留为纪念，毕业文凭须加盖府衙官印才发放给学生。这几招下来，在外人的眼中，大通学堂俨然成了官办式的府立学堂，拥有了正经的名分，自然也就不会对此产生怀疑。
在大通学堂的礼堂背后，有一座时常锁着不允许外人出入的抱厦，里面悬挂着一副对联。这幅对联写道：
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
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勿忘寇盗满中原。
徐锡麟每次进入抱厦，都会望着这副对联怔怔出神。
卧薪尝胆，不忘血仇，修鳞养爪，颠覆满清，这副对联所表达的意思，正是徐锡麟心中的信念，是整个光复会的信念，也是国内外所有革命党人的信念。
光复会的势力在浙江省如此迅速地扩张，让徐锡麟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
与此同时，他也看到革命形势虽然在江南地区日益高涨，但和思想活跃的南方比起来，北方至今仍是一潭死水，如果能将革命之火烧到北方，对清廷的统治将是致命的打击。
正因为如此，在大通学堂秘密培训会党成员的同时，徐锡麟只身一人离开了大通学堂，北上展开活动。
这一趟北上，徐锡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远甚至到了吉林的边疆一带。沿途之中，他接触了不少绿林好汉，但始终没有收获预想中的结果，比如他到东北时，与当地赫赫有名的大盗冯麟阁联络，但被冯麟阁推拒，当徐锡麟离开后，这位后来与张作霖争雄一时的东北大盗，转过头去便接受了清廷的招安，出任巡防营统带一职。
南与北的这种巨大反差，令徐锡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
他认识到清廷在北方的统治仍可谓根深蒂固，满清的势力依旧很庞大，光复会乃至整个革命党的力量与之相比，仍然显得过于渺小，单靠浙江省一带的山堂会党来进行武装起义，很难取得最后的成功。
徐锡麟的目光开始转移，很快瞄准了另外一个群体——清廷在新政中所编练的新军。
“庚子国变”后，清廷大行新政，停止武科科举考试，在全国范围内裁汰旧军，后来又设立练兵处，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帮办大臣，开始大范围地编练新军。这些新军完全按照西式军制来编练，征召入伍的大都是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读过书见识广，敢于持有不同的政见，不同于旧军官兵那般一味地效忠皇权，因此是革命党人可以争取和依靠的力量。
“要想革命成功，非握有军队不可，”徐锡麟对陶成章说，“尤其是新军！”
陶成章赞同徐锡麟的看法，但新军是清廷的清军，要想掌握新军，就必须打入清廷的内部。
徐锡麟想到的办法是花钱捐官。
光复会的成员中，有不少人家境殷实，拿出一部分钱财来捐官，是可行的办法。于是在接下来光复会的一场会议上，陶成章和徐锡麟提出，眼下光复会的首要任务，是向官府花钱捐官，然后赴日本学习军事，学成后回国打入军界，逐步掌握新军。
光绪年间，买官跑官已经是公开化的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来当，之所以称为“捐”，只是为了听起来不那么刺耳而已。
捐官是公开化的，再加上徐锡麟的表伯父俞廉三曾是湖南巡抚，因此徐锡麟等人的捐官计划很容易就得以实现。
在花费了一笔不菲的钱财后，徐锡麟捐得道员，陶成章捐得知府，龚宝铨、陈得谷等人捐得同知。徐锡麟十几年前便考中了秀才，但他目睹清廷腐败，心中耻于为官，因此放弃了仕途，想不到十几年后竟然花钱买了清廷的官来当，虽然目的有本质的区别，但他还是觉得十分别扭。
花钱捐官后不久，徐锡麟等人均被获准前往日本学习陆军。不久后，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陈伯平、马宗汉等十余人赴日留学，准备在日本学习陆军。但此时日本文部省已应清廷的要求颁布了十九号文令，即《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加强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管理。当时负责管理留学生事务的，是清廷驻日公使馆参赞王克敏，此人嗅觉灵敏，觉察到陶成章、徐锡麟等人来日留学似乎另有所图，因此从中作梗，想方设法加以阻挠。在王克敏的阻挠下，徐锡麟最终因为近视而不得入学，其他人则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无法入学。
在日本耗了一段时间后，徐锡麟等人被迫放弃留学的计划，返回了国内。在陶成章等人放弃了打入军界的想法时，徐锡麟仍然坚持不变。此路不通，他就走另外一条。
徐锡麟前往湖北省武昌府，拜见了表伯父俞廉三，表达了希望进入军界任职为朝廷效力的愿望，恳请俞廉三代为推荐。俞廉三虽已因病辞去官职，但门路仍然很广，他不知道徐锡麟是光复会成员，因此将徐锡麟推荐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却足够老到，怀疑徐锡麟与革命党有关联，不敢加以重用，但又不好拂俞廉三的脸面，因此以进为退，将徐锡麟推荐给执掌北洋军实权的袁世凯。徐锡麟怀揣着张之洞和俞廉三的推荐信，北上谒见袁世凯，希望能借此机会，进入专门负责编练新军的练兵处。但袁世凯同样是老江湖，和张之洞一样，他也怀疑徐锡麟与革命党人有关系，因此找了诸多借口，总之就是不接见徐锡麟。无奈之下，碰了一鼻子灰的徐锡麟只好悻悻地返回武昌府，再请俞廉三推荐别的门路。
这一次，俞廉三经过再三考虑，最终决定将徐锡麟推荐给自己的得意门生、刚刚升任安徽巡抚的于库里·恩铭，为避免徐锡麟像去北京那样白跑一趟，俞廉三先写了一封信寄给恩铭。
恩铭是俞廉三的门生，心中一直感念恩师的栽培，在收到俞廉三的推荐信后，他立马致函回复，欢迎徐锡麟到安庆府任职。徐锡麟于是带上陈伯平和马宗汉，前往安庆府拜见恩铭。
因为是恩师推荐来的人，所以恩铭对徐锡麟没有丝毫怀疑。在热情地接待了徐锡麟后，恩铭任命徐锡麟为安徽陆军小学堂的总办。这一职务没什么分量，恩铭这样安排，是打算一步步地栽培徐锡麟，让徐锡麟先从底层开始锻炼，日后干出名堂后再予以升迁。
徐锡麟自然懂得恩铭的意思，因此尽职尽责地办事，以图恩铭尽早提拔，获得更为有利的职务。
就在徐锡麟当上安徽陆军小学堂的总办后不久，受中国同盟会派遣回国的刘道一、蔡绍南等人，经过了一整年的策划和筹备，趁着汉历十二月清吏“封印”之时，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
这场起义所依靠的力量是当地势力较大的山堂会党，如洪江会、哥老会和武教师会等，三万多义军头系白布，手持土枪和大刀，群起而动，攻打各县重地。当地官兵猝不及防，乱作一团，频频呼救。清廷急调湖南、湖北、江西和江苏四省五万多清军飞驰会剿，并调海军开赴九江府进行封锁。这是自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廷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起义军鏖战匝月，与清军交战二十余次，终因寡不敌众而惨遭镇压，刘道一、蔡绍南等革命党人相继牺牲。起义被镇压后，数万清军分驻浏阳、醴陵、萍乡三县的各乡镇，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清乡”，被杀义军及亲属不下万人。
在同盟会领导的萍浏醴起义爆发的同时，为了遥相呼应，牵制清军，陶成章和龚宝铨等人计划在浙江、安徽和福建诸省发动会党成员，成立光复军，分浙东、浙西、江南、江北、江左、江右、皖南、皖北、上闽、下闽十路，密谋同时举事。但因谋事仓促，计划泄露，起义未能实施，便被清廷侦破，陶成章和龚宝铨等人为避风声，被迫逃往日本。
徐锡麟远在安庆府，陶成章和龚宝铨避祸海外，大通学堂顿时陷入无人主持的局面，浙江省各地的山堂会党人心惶惶。“鉴湖女侠”秋瑾临危受命，女扮男装从上海赶赴绍兴府，于光绪三十三年初出任大通学堂督办，正式接手大通学堂。
大通学堂是光复会在浙江省的秘密据点，秋瑾接办大通学堂，实际上就成为了光复会在浙江省的总负责人。
接手大通学堂后，秋瑾与当地官绅搞好关系，与各山堂会党加强联络，在逐步稳定了浙江省的革命局势后，她又进一步强化大通学堂内的军事训练，并秘密成立了光复军。秋瑾计划发动皖浙起义，因此派王金发前往安庆府联络徐锡麟，征求徐锡麟的意见。
王金发抵达安庆府时，徐锡麟刚刚升职。
因为办事精明能干，徐锡麟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并被授予武备学堂监督一职。
安庆府巡警学堂是专门培训巡警骨干的学堂，每期学员培训三个月，每人都发毛瑟枪一支。徐锡麟出任会办一职，等于掌握了巡警学堂的实权。学堂里的学员都可以带枪，只要教育好了这些学员，无异于掌握了一支军队，所以这个新职务让徐锡麟欣喜若狂。
王金发带来了秋瑾拟发动皖浙起义的计划，徐锡麟本就有此想法，所以一拍即合。安徽省的起义自然由徐锡麟来负责，浙江省的起义则由秋瑾来组织，届时皖浙两省同时起义，互为呼应。但徐锡麟深知安徽省的条件远不如浙江省成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做准备，因此让王金发带话回去，让秋瑾继续秘密训练光复军，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联络起义事宜。
王金发走后，徐锡麟开始严格地训练巡警学堂的学员，同时向这些学员灌输民族振兴的思想和革命的理论，暗中将学员们发展为革命党人。除此之外，徐锡麟还从革命党内部了解到，由陈独秀任会长的岳王会，不久前吸收了几个先进人士入会，这几人都是安庆城外新军中的军人。徐锡麟想办法联系上了这几个军人，与之歃血为盟，义结金兰，成为了拜把兄弟。
徐锡麟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巡警学堂内一些守旧人士的注意，比如学堂的收支委员顾松。
顾松是满人，见徐锡麟常常在课堂上说一些大胆的言论，课余时间则行踪诡秘，因此怀疑徐锡麟是革命党人，于是悄悄向恩铭作了报告，希望巡抚大人能严加防范徐锡麟，最好直接将徐锡麟抓起来审讯，防患于未然。
“革命不是咋呼出来的，革命党也不是咋呼咋呼就算了的。”恩铭听了顾松的话，却微笑着说，“徐会办那是咋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
在恩铭看来，徐锡麟是恩师俞廉三的表侄，又是恩师俞廉三亲自推荐来的人，怎么可能会是革命党人？即便徐锡麟常说些大胆的言论，但在这个时代，像徐锡麟这样的知识青年，有些新思想也是在所难免的。
尽管潜意识里认定徐锡麟不是革命党人，但恩铭还是决定试探一下，以打消心中仅有的一丁点怀疑，因此派人将徐锡麟唤来。
“徐会办啊，有人向我报告，说你是革命党，”恩铭说出这话时，眼睛一直盯着徐锡麟的面部表情，“你这人有才学，有能力，实为朝廷的栋梁，可要好自为之，别招惹那些乱党，免得惹祸上身。”
徐锡麟处乱不惊，坦然回禀：“望大人明鉴！”
恩铭见徐锡麟一副懒得申辩的模样，便彻底放了心，仅有的一点怀疑也就此打消。他摆摆手，示意徐锡麟退下。
这一次简短的谈话，虽然徐锡麟表现得非常镇定，但内心实已翻江倒海。
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让徐锡麟彻底坐不住了。
这件事发生在上海，一个名叫叶仰高的光复会会员，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被解往南京，由两江总督端方亲自审讯。
叶仰高不堪酷刑折磨，供出了一份光复会成员的名单，只不过他供出的这份名单上，所有的人名都是光复会成员的别号和化名，端方并不知道这一点。
身为两江总督，端方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因此他将叶仰高的供词和这份名单电告三省巡抚，命令即刻缉拿。
恩铭接到命令后，由于徐锡麟是巡警处会办，因此召了徐锡麟来商议缉拿之事。
在恩铭这里，徐锡麟看到了那份叶仰高供出的名单。
在名单上，有一个人名叫“光汉子”，并特别注明此人已打入官府内部。
徐锡麟心中大为吃惊，因为这个“光汉子”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光汉子”这个别号，意即光复汉族之人，是徐锡麟加入光复会时，从“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光复宗旨中为自己取的别号。
徐锡麟强作镇定，稳住心神，向恩铭表示一定严查。
正是这件事的发生，让徐锡麟彻底坐不住了。他知道起义的事不能再拖下去，再往后拖很可能会有变数，到时候他来安庆府的大半年又将白费，所有的努力将前功尽弃。
徐锡麟已掌握了一批学员，城外新军中也有岳王会的拜把兄弟，但从大方面来看，安徽省在恩铭的控制下局势稳定，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这时候起义很难成功。
没有条件，那就只有创造条件。
徐锡麟久思之下，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刺杀恩铭！
身为安徽巡抚，恩铭总揽一省的军政大权，是整个安徽省的主心骨，如果能将他刺杀，就算不至于树倒猢狲散，安徽省的局势也必将大乱，到时候再趁机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只不过恩铭在任安徽巡抚期间，大力推行新政，大胆革新教育，甚至聘用了严复等具有新思想的人，对徐锡麟也是恩惠有加。徐锡麟要刺杀恩铭，难免夹杂了一些感情因素在里面，但为了安徽省的起义形势，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徐锡麟下定决心后，派陈伯平和马宗汉去联系秋瑾，双方约定在汉历五月二十八日同时举事，届时安徽省方面，趁安庆府巡警学堂举行学员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发动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省方面则由秋瑾领导光复军起义，攻占杭州府，然后两军会合，攻打南京。
和浙江方面约定好后，徐锡麟便开始秘密布置，进行起义前的最后准备。
按照徐锡麟的计划，在五月二十八日这天，巡警学堂将举行毕业典礼，到时候恩铭和一些军政要员都将出席，徐锡麟在典礼现场刺杀恩铭及其他满汉大员，率领学员军起义，先攻占军械所，取得枪械补充后，再攻占电报局、制造局等要害地方，同时，城外新军则由岳王会的几个拜把兄弟来策反，里应外合，占领整个安庆城。
到了二十五日这天，也就是毕业典礼的前三天，徐锡麟向恩铭呈上了请帖，邀请恩铭参加三天后举行的巡警学堂毕业典礼。
谁知恩铭看了请帖后，却说二十八日他的幕友张次山要给老母过八十大寿，他本人要亲自前去道贺，因此日程安排重合了。
“把典礼提前两天，”恩铭想也不想就说，“就定在明天。”
巡抚大人金口一开，日期就此定下。
陈伯平和马宗汉本以为三天后才会举事，谁知日期突然提前到明天，觉得有些匆忙，建议徐锡麟缓发。
徐锡麟却摇了摇头，咬着牙说道：“箭在弦上，不可不发！”
第二天一大早，安庆府巡警学堂内，一身戎装的徐锡麟站在礼堂外的台阶上。他转头看了一眼左侧，陈伯平正面色凝重地站在一旁，又看了一眼右侧，笔直站立的马宗汉冲他微微颔首，再看向身前，学员们一大早就列队于台阶下，一个个身背枪械，威武严肃。礼堂内已布置妥当，所有人员都已就位，就等着恩铭和其他文武官员到来了。
临近巳时，恩铭的亲兵队伍先行抵达，要求所有的学员卸下子弹，使所有枪械成为空枪，同时让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等人自行解下腰间的配枪。亲兵们这么做，自然是出于保护巡抚大人的考虑。
巳时整，威风凛凛的恩铭在数位文武官员的簇拥下来到了巡警学堂。
恩铭和文武官员各自落座，寒暄一阵后，徐锡麟走进来说道：“请诸位大人移步外场，观看学员们操演，以示隆宠。”
恩铭和文武官员于是移步外场，在台上列座。
徐锡麟随即率领全体学员入场，向台上所有官员行礼致敬。
看到台下整齐列队的学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恩铭大感高兴，忍不住大笑起来，连说了几个“好”字。其他文武官员见巡抚大人高兴，也都纷纷露出了笑脸。
唯独坐着最外侧的按察使毓朗没有笑。
此时的毓朗，正微微侧过了头，脸上流露出了惊骇的神色。在他的耳边，一直怀疑徐锡麟是革命党人的顾松，正在悄声向他告密：“徐会办今日恐有诈，望大人告知抚台大人，不要多留此地！”
顾松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向恩铭报告恩铭一定不会相信，而且这已经有过先例，因此他悄悄地告知毓朗，希望毓朗能通知恩铭，赶紧离开此地。
毓朗看了一眼台下的徐锡麟，稍作犹豫后，站了起来，向坐在正中央的恩铭走去。
这一切都被徐锡麟看在眼里，他知道顾松方才一番附耳，已经向毓朗告了密。
事到如今，必须动手了。
没等毓朗走近恩铭，徐锡麟忽然一个箭步冲到台上，单膝下跪，双手举着学员名册，大声说道：“报告抚台大人，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
徐锡麟这一举动来得突兀，在座官员全都一愣，毓朗也停下脚步，转过头来诧异地看着徐锡麟。恩铭听了这话，吃惊地盯着徐锡麟，正要问是怎么回事。
这时，台下突然飞起一团黑乎乎的物事，越过徐锡麟的头顶，咚的一声，落在恩铭的身前。
这是一颗炸弹，由台下的陈伯平投掷而出。
原来徐锡麟的那声报告，就是动手的信号。
徐锡麟虽然冲到了台上，却有意跪在离恩铭较远的地方，只等炸弹解决恩铭后，便掏出手枪射杀坐在左右两侧的文武官员。
可令徐锡麟诧异的是，炸弹落在台上后，惊天动地的巨响并没有出现。
这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恩铭及文武官员是因惊吓所致，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却是因为错愕所致。
这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
徐锡麟很快从这意外当中回过神来，急喝一声：“保护大人！”几步抢上前去，护在恩铭的身前。
恩铭惊慌失措地问道：“是何人起事？革命党在何处？”
徐锡麟猛地俯身弯腰，从靴筒中拔出两支手枪，指向恩铭，大声说道：“卑职便是！”
话音未落，枪声已响！
徐锡麟朝恩铭连开五枪，台下的陈伯平和马宗汉也拔出靴筒里的手枪，冲上台来，各自朝恩铭开了一枪。
整整七枪，全都打在恩铭的身上。
站在恩铭身边的文巡捕陆永颐，急忙扑上来以身体掩护恩铭，被随后射来的子弹射穿背部，当场毙命。
武巡捕车德文趁陆永颐阻挡的机会，背起奄奄一息的恩铭朝外狂奔。
恩铭的亲兵队伍回过神来，帮忙抬起恩铭，狂奔出学堂，将恩铭塞入轿中，两脚拖在轿外，飞也似的抬回巡抚衙门。
英国医师戴璜以最快的速度赶来巡抚衙门，进行抢救。尽管如此，恩铭最终还是不治身亡。临死之前，痛悔交加的恩铭连喊了两声“糊涂”，气绝而死，死不瞑目。
巡警学堂内，遭此巨变的文武官员吓得连滚带爬，纷纷慌不择路地逃窜。
那个告发徐锡麟十分卖力的顾松刚逃到台下，便被马宗汉赶上，一脚踹翻在地。顾松急忙叩头求饶，却只听到一声枪响，脑袋就此炸开了花。
徐锡麟抬出一口箱子，里面装着应恩铭亲兵的要求而卸下来的子弹。他站在台上，对台下的学员们大声呼道：“我乃革命党人，现抚台已死，愿意革命的，都随我走！”
学员们受徐锡麟教育已久，大部分人已接受了革命理论，此时纷纷热血上涌，上台领取了子弹，在徐锡麟、陈伯平和马宗汉的率领下，向位于安庆城西的军械所进发。徐锡麟打算攻占军械所后，取得了弹药补充，再攻打巡抚衙门和其他要害之地。
军械所分为地面库房和地下仓库，徐锡麟率领学员军赶到时，军械所的总办已携带地下仓库的钥匙仓惶逃走，地面库房却没来得及锁上。地面库房几乎是空的，里面只有一门大炮和几颗炮弹。枪械弹药全都藏在地下仓库里，被一道厚重的钢板门锁住，学员军想尽办法，也无法弄开钢板门。
与此同时，清军迅速关闭了安庆城门，缉捕营和巡防营的清军已朝军械所赶来。徐锡麟在岳王会的几个拜把兄弟虽策反了部分新军，但被堵在城门外进不来，起义军内外之间的联系就此中断。
陈伯平心知形势危急，命学员军拉出大炮，架在军械所的后厅，取来炮弹装进炮膛，对徐锡麟说道：“咱们轰击北门城楼，把城墙炸开！”
徐锡麟见城楼一带民房过于稠密，一旦开炮轰击城墙，附近的民房也将被炸毁，因此马上制止了陈伯平：“我们杀的是满人权贵，不是汉人百姓，一旦开炮，就将玉石俱焚！”坚决不让开炮。
片刻间，缉捕营和巡防营的清军纷纷赶到，团团围住了军械所。
徐锡麟和学员军被困在弹丸之地的军械所内，仍然选择坚守，拒不投降。学员们利用军械所的坚固围墙，纷纷爬上屋顶，朝清军射击。双方激战两个多时辰，仍未分胜负。
这一轮激战，学员军的弹药逐渐打光，清军则在重赏之下发起人海战术，轮番地冲击，不知疲惫地进攻。
战至申时，军械所终于被清军攻占，徐锡麟、马宗汉等人负伤被捕，陈伯平中弹牺牲，学员们非死即伤，几乎全军覆没。
作为刺杀恩铭的首犯，徐锡麟被捕后，立即被押入巡抚衙门受审。
负责主审的布政使冯煦和按察使毓朗喝令徐锡麟下跪，徐锡麟却盘腿坐在地上，冷眼瞧着两人，冷笑着说道：“上午你们两个腿脚倒快，若是走慢一步，现在可就是横躺在地上了。”
冯煦见徐锡麟到了这个地步，仍然如此狂妄，不禁勃然大怒，喝道：“抚台大人一向待你不薄，你今日竟对他下此毒手！禽兽尚且知恩图报，你堂堂男儿一个，怎的如此没有心肝？”冯煦的话，也是毓朗想说的。两人都想不明白，徐锡麟深受恩铭赏识，短时间内被接连提拔，可以说前途无量，何以竟会突然间恩将仇报，干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来？
恩铭是一位好官，这一点徐锡麟自然知道。他沉默了片刻，回答道：“他待我甚厚，这是私惠，我今日杀他，却是公仇。”
毓朗叱道：“你既然要行刺抚台大人，平日有的是机会去抚署拜见，为何那时不动手，却偏偏要选在今日，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
徐锡麟昂首说道：“抚署是私室，学堂却是公地，大丈夫行事，须令众目昭彰，岂能鬼鬼祟祟？”他话锋一转，“我倒要问你，恩铭究竟死了没有？”
毓朗不假思索地说：“抚台大人只是受了点轻伤，经医师诊治，已经没有大碍，明日便会亲自来审你！”
徐锡麟听完这话，好似挨了当头一棒，神情顿时委顿下来。
岂料毓朗又恶狠狠地补上两句：“你知罪了吗？明日便要剖你的心肝了！”
这句话一出，徐锡麟顿时释然了。
因为在毓朗的话中，提到了剖心肝这一酷刑。
“剖心”之刑，是当时一个十分特殊的刑种，来源于“清末四大奇案”中的“刺马案”。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南京，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刺杀，刺客行刺后的举动非常奇怪，并未趁乱逃离，而是站在原地束手就擒，并且对着人群大声宣称自己是张文祥，唯恐天下不知似的。这便是举国震惊的“刺马案”。“刺马案”发生后，慈禧颁布懿旨，先后命直隶总督曾国藩和刑部尚书郑敦谨赴南京审理此案，但经过长达半年的审讯，却始终没有查出实情，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动机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最终结案也是稀里糊涂。刑部尚书郑敦谨在审结此案后，感叹官场黑暗，竟没有返回京城，而是直接上疏以病乞罢，就此辞官还乡。正因为疑云重重，此案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以及“太原奇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在“刺马案”审结后，张文祥的最终结局是剖腹挖心，用以祭奠马新贻的亡灵。“剖心致祭”，就此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特殊刑种，一旦使用，就必定是用来处死刺杀了朝廷命官的刺客。
如果恩铭没有死，自然就不会将徐锡麟“剖心致祭”，但毓朗说出了“剖心肝”的话，而且口吻之中满含深仇大恨，言下之意，便是恩铭已经死了。徐锡麟稍一转念，便明白了过来，当即狂笑道：“你这么说，那恩铭必定是死了！我愿足矣，明日就是千刀万剐，亦在所不惜，何况区区一副心肝？”
毓朗被徐锡麟的狂笑声震住，一时间竟哑口无言。
冯煦接着审问道：“你还有哪些同党？一一招来！”
“革命党人多得是，”徐锡麟回答道，“唯独安庆府只有我一人。”
冯煦又问：“你与孙文是否一党？”
“孙文？哼，他还不配来指挥我。”徐锡麟冷笑着说，“此事是我一人所为，所有罪责由我一人担当，莫要牵累他人！”说完这话，徐锡麟又狂笑了数声，大声喝道：“拿纸来！”取来纸墨后，他立即提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下长达数千言的供词。
徐锡麟在供词中写道：“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获，实难满意。”为了保护巡警学堂那些负伤被捕的学员，徐锡麟又在供词中写道：“众学生程度太低，无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剁了，全身砍碎了均可，不要冤杀学生，是我诱逼他们的。”最后几句话写道：“我自知必死，可拿笔墨来，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落款为“光汉子徐锡麟”。
案结讯毕，冯煦命人找来照相师，要给徐锡麟拍一张照片放在供词之中。照相师拍完后，徐锡麟却道：“刚才我没准备好，脸上没有笑容，岂可留之后世？再拍一张！”照相师只好重新给徐锡麟拍了一张照片。
革命党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了封疆大吏，此事震惊了清廷中枢。
军机处收到两江总督端方发来的急电后，立即开会商讨处置办法，决定对徐锡麟“夷灭九族”。
但肃亲王善耆是清廷中较为开明的人，他认为“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于是赶去军机处劝言，最终使庆亲王奕劻等人改变了主意，电饬两江总督端方从宽惩办。
然而端方深恨革命党人，电令冯煦将徐锡麟“剖心致祭”，同时为了迅速平息事态，稳定南方各省的人心军心，端方命令冯煦立即执行处决。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凌晨，安庆城暴雨如注。
安庆巡抚衙门东辕门外刑场，徐锡麟慷慨临刑，死前留言：“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
徐锡麟被刽子手斩首，随即剖腹取出心脏，用以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后被恩铭的亲兵炒熟下酒。
徐锡麟死后，马宗汉备受酷刑五十余日，始终不肯吐露光复会的任何信息，最终被杀于安庆府鹭鸶桥监狱。
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清廷高官人人自危，谈革命党色变。为保性命，这些高官有的深居简出，有的设军队以自卫，有的出行时不许当地官员迎送，以免引来革命党人的注意，更有甚者，竟然派人秘密远赴日本东京，向革命党人输诚，表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
孙文在徐锡麟死后写道：“其时慕义之士，闻风而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速义者踵相接也。”徐锡麟刺杀恩铭所造成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徐锡麟起义失败被处死后，其胞弟徐伟怕牵连自己，主动向官府供认了绍兴府大通学堂的事，同时供出了秋瑾、陶成章等光复会成员。两江总督端方电令浙江巡抚张曾扬查抄大通学堂，捕杀秋瑾等人。张曾扬得到命令后，立刻通知绍兴知府贵福执行。贵福身为满人，素来痛恨革命党，光复会就在眼皮子底下活动，他不仅没有察觉，甚至还与徐锡麟等人有过来往，是以又惊又怒，急令山阴知县李钟岳查抄大通学堂，捉拿秋瑾等人，并派出三百清兵前去协助。
当时绍兴城内以府河为界，河西属山阴县管辖，河东属会稽县管辖，大通学堂位于城西北一带，在山阴县的管辖范围内。
命令落到了山阴知县李钟岳的头上，但李钟岳却和贵福不是一路人。
李钟岳是汉人，与大通学堂的人多有来往，知道这些人多是才学之士。在大通学堂的众人之中，他尤其仰慕秋瑾的才华。他常拿秋瑾写的“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等诗句来教育自己的儿子，带着责备的口吻感叹：“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所以当捉拿秋瑾的命令传下来时，李钟岳的第一反应却是维护秋瑾。他急忙赶到府衙面见贵福，以该校并无越轨行动为由，希望能暗中调查清楚后，再定处置的办法。
贵福顿时火冒三丈：“这是抚台大人的命令，你延不执行，是何居心？”
李钟岳原本还想求情，但贵福愤懑的态度，让他不敢再多说一个字。
贵福决定亲自出马，由李钟岳陪同，亲率三百清兵赶往大通学堂，准备捉拿秋瑾等人。
而这一切，身在大通学堂的秋瑾并不知道。
秋瑾原本和徐锡麟约定在汉历的五月二十八日发动起义，她也将这个日期传达给了浙江省内各路山堂会党的首领。
但意想不到的是，嵊县的乌带党首领裘文高却擅自提前起义，与清军交战，后因孤立无援退至仙居；紧接着，武义县的龙华会首领刘耀勋被部下出卖，起义事泄，刘耀勋被清兵捕杀。
嵊县和武义县相继出事，浙江省风声骤紧。
这两个变故打乱了秋瑾原来的准备工作，不得不临时决定浙江省的起义后推半个月。
岂料一浪未平，一波又起，徐锡麟突然提前两日刺杀恩铭，安庆起义最终失败，令秋瑾的起义计划再次陷入了被动。
徐锡麟起义失败被杀的消息传出后，以光复军分协领身份在浙东集结民团义勇的竺绍康和王金发，因担心秋瑾还不知道这一消息，同时也为了找秋瑾商议对策，所以连夜带了三十几个人，快马加鞭赶往绍兴府。
竺绍康、王金发等人赶到时，已经是正午时分。然而大白天日头高照，大通学堂却大门紧锁。
王金发上前重重地拍门。
门内有学生把守，透过门缝看清门外是谁，急忙打开大门放众人进入，随即又快速地将大门锁好。
“秋督办呢？”王金发问。
“在里面！”学生朝礼堂的方向一指。
竺绍康和王金发等人急忙赶到礼堂，见到了正在议事的秋瑾和众师生。
原来天还没亮时，就有其他会党的成员快马来报，秋瑾便获知了徐锡麟出事的消息。变故已经发生，她急忙召集所有师生来到礼堂，先将这一沉痛消息告诉了所有师生，然后商讨接下来的应对办法。这一商讨，就是数个时辰之久，一直从后半夜讨论到了中午。
徐锡麟起义失败被捕，当晚便被处死，这意味着大通学堂很可能已经暴露，所以绝大部分师生要求提前起义，攻打府衙，斩杀贵福，迅速占领绍兴，再相机进取。从浙东赶回来的竺绍康和王金发等人也赞同这一提议。
但秋瑾却不赞成。
起义计划因故推后了半个月，此时各地的光复军尚未集结，仅凭大通学堂的这点力量，想要起义成功难于登天。这一点，身为光复军协领的秋瑾比谁都更清楚。所以她要求众人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为革命的未来保留力量。
部分师生一心要为徐锡麟报仇，不肯就此放弃，竺绍康更是强烈坚持提前起义。众人意见难以统一，礼堂内长时间吵闹不休。秋瑾看得心急，却又劝服不了众人。
王金发原本赞成提前起义，但眼见众人如一盘散沙般争辩吵闹，一股无名之火顿时上冲。他奔到角落里，抱起一个圆口花瓶，“轰”的一声砸碎在地上。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惊得所有师生都安静下来，纷纷转头，将目光投向王金发。
“现在已经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吵个没完没了！”王金发面色铁青，声如洪钟，“眼下情势紧急，全都给我闭上嘴，一切听秋督办的！”
王金发生得头角峥嵘，是以绰号“金发龙头”，原本面相就凶恶，再加上这极具威势的怒吼，那些原本义愤填膺的师生，皆被他震慑住了，不敢再发出半点声音。
秋瑾趁势招呼道：“时间紧迫，大家按我说的做，赶紧分头行事！”
师生们稍微迟疑了一下，没再提出异议，纷纷散了，迅速去藏匿枪弹，焚烧名册。
在人群散开的同时，秋瑾叫住了王金发，让王金发赶紧去西侧的平屋。胡客和姻婵住在那里，秋瑾不忘通知两人离开。
王金发飞步赶到西侧的平屋，然而屋门大敞，屋内却空无一人。
王金发找遍屋内屋外，没有找到胡客和姻婵，只好回去向秋瑾禀明情况。
胡客和姻婵虽说不是革命党人，但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等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一直对胡客和姻婵礼待有加，秋瑾自然不希望两人出事，于是准备和王金发一起去西侧找找。
两人刚刚走出礼堂，把门的学生忽然飞奔而来，望见秋瑾和王金发，隔了老远就大喊道：“来了，来了！”
秋瑾心头一颤，问道：“来了多少人？”
把门的学生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街那头黑压压的，全都是官兵！”
秋瑾顾不上胡客和姻婵了，急忙命令所有师生从后门撤离。
王金发和竺绍康赶紧组织众师生走后门撤出大通学堂，忙活了一阵，才发现秋瑾站在礼堂外，似乎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秋瑾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微微仰起了脸，凝望着悬挂在柱子上的对联。
这是徐锡麟常凝望出神的那一副对联，原本悬挂在礼堂背后的抱厦里。秋瑾筹备起义，是以命学生将这副对联从抱厦里取出，悬挂在礼堂前的柱子上，让所有进出的师生都能看见，以表明革命的心志。
“秋督办！”王金发叫喊了一声。
见秋瑾无动于衷，王金发冲上前去要拉她走，却被秋瑾一把推开。
“革命是要流血的！”秋瑾后退了一步，盯住王金发道，“如果满奴将我绑赴断头台，一刀将我杀了，天下人便可认清满奴本性，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成功！”
此时的秋瑾，已经抱定了必死的信念。
其实在昨晚听闻徐锡麟被杀的消息时，她就暗自打定了主意，不再活着离开大通学堂。
她已决心赴死，并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更多的国人。
竺绍康和一些还没走的师生，都停下了脚步，震撼且惊诧地望着秋瑾。
“你们都不必劝我，我今日决意一死，死且不悔！”秋瑾的语气无比坚定，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
王金发还要再劝，却被秋瑾厉声斥退。
“学堂的所有师生都交给了你，你还不走，是想害死大家吗？”秋瑾杏眼圆睁，冲王金发怒吼道。
一旁的竺绍康知道形势紧迫，已容不得半刻耽搁，急忙冲上前来拉王金发走。
噼里啪啦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三百清兵已经一路小跑接近学堂大门。王金发望了一眼大门，又望了一眼秋瑾，最后猛一跺脚，和其他师生一起，朝后门撤离。
望着众人离去的背影，秋瑾惨然一笑，闭上了双眼。
等她再睁开眼时，眸子里已是一片清澄。
她走回平日办公的屋子，整衣梳发，端坐于桌前。有成片的枪声传来，秋瑾的脸色却越发坚毅。她伸出手，拿起了桌上的笔……
大通学堂的师生前脚刚走，三百清兵后脚便团团包围了学堂。因不清楚学堂内的情况，众清兵不敢贸然冲入。
贵福下令鸣枪示威，成片的枪声顿时响起。
但大通学堂内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贵福命令清兵撞破大门，强行冲入学堂。
李钟岳担心清兵开枪伤人，是以命令众清兵不许胡乱开枪，并且亲自带队冲在最前面，以免有不听话的清兵违令开枪。
一进入学堂，才发现四下里空空荡荡，安静得出奇，别说人了，连鬼影子都看不见一个。
李钟岳松了口气，他以为大通学堂的人都已经逃走了。
他知道秋瑾办公的地方，所以一个人直奔东侧的平屋。他担心大通学堂的人走得匆忙，万一有落下的资料，他好赶在贵福进来之前将其销毁。
李钟岳满以为学堂内的所有人都已撤走，哪知推开平屋的门却看见了秋瑾，这令他大吃一惊。
秋瑾端坐于桌前，桌上铺有纸张，纸上墨痕逶迤，另有一柄短剑和一把手枪放在一旁。
“你怎么没有走？”李钟岳讶然问道。
秋瑾没有回答，只是斜了李钟岳一眼。
这时，一小队清兵为了保护李钟岳的安危，紧跟着赶来东侧，冲入平屋，看到了秋瑾。这些清兵立刻缴了短剑和手枪，将秋瑾双臂反拧，抓了起来。
秋瑾没有抵抗。
清兵抓了秋瑾，押到贵福的面前。
贵福冷冷一笑，命令将秋瑾押往县衙。
秋瑾被带走后，李钟岳拿起了桌上的纸，那上面是秋瑾写下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需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拜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这首绝命词可谓字字诛心，李钟岳每读一字，心就疼痛一下，好似有一把刀横在了心上，正随着词句一刀一刀慢慢地切割……
抓捕了革命党的重要人物，实乃大功一件，若能从秋瑾的嘴里挖出更多的信息，那功劳就更大了，日后升官发财，自然不在话下。打着这样的算盘，贵福在秋瑾被捕的当晚，便亲自到县衙大牢里审讯秋瑾。
贵福一口气问了不少问题，但秋瑾始终一言不发。等到贵福问累了，靠着椅背喘气时，秋瑾才终于开了口。
“我认得你，”秋瑾斜视着贵福，语气森然，“你来过学堂，还送过一副对联。”
这句话犹如平地惊雷，惊得贵福后背一寒。
贵福的思维猛然间转过弯来。秋瑾接办大通学堂后，曾邀请他参加学堂的开学典礼，他不仅去了，还送了一副亲笔书写的对联以示道贺。既然秋瑾还记得他，那当日典礼上的其他革命党人，多半也还记得他。这一点，让贵福不免心惊胆寒。这些年革命党人制造了不少轰动全国的刺杀案件，远的不说，就说几天前，安徽巡抚恩铭刚刚在巡警学堂被徐锡麟刺杀身亡。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眼前，如何不让贵福担心？
顺着这个念头继续往下想，如果秋瑾由他审结定罪，最后杀秋瑾的就是他贵福，将来革命党人要报仇，自然一个个都会冲着他而来。
这样的想法一冒出来，贵福便不敢再审下去了。
原本立功心切的他，竟然如逃跑一般急匆匆地离开了县衙大牢，转而命令李钟岳来审讯秋瑾。
翌日，天阴雨湿，凄风动幕。
山阴县衙的花厅里，公堂已经设好，李钟岳将在此审理秋瑾。
秋瑾被带上堂来，李钟岳破例设座，让秋瑾坐于椅上。
李钟岳看着秋瑾，沉默了好一阵，才问道：“你是革命党人？”
秋瑾朗声回答道：“是。”
李钟岳又问：“为什么要闹革命？”
秋瑾没有回答，反而盯着李钟岳，问道：“我所主张，是为男女革命，并未触犯法网，你为何逮捕我？”
昨天第一个冲进秋瑾办公处的人，正是李钟岳，听到秋瑾这样质问，李钟岳不禁长叹了一声。
李钟岳一直仰慕秋瑾的才情，此时却官犯有别，要在公堂之上审讯秋瑾，这令他的情绪十分低落。两句话问完，他就不知道该问什么了，索性将记录供词的纸张笔墨交给了秋瑾，道：“听说你文理尚优，那就随便写点东西吧。”
秋瑾也不推迟，提笔落墨，先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秋”字。微作停顿后，她一挥而就，又写下六个字，随即掷笔于地。
李钟岳取过纸来，只见七个刚劲逸丽的墨字落在纸上：“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连而成诗，与堂外风雨映衬，令李钟岳心中更加悲怆。
李钟岳再叹一声。他仍不知道该问什么，默然了片刻，夸赞秋瑾的书法写得好。
片刻间的接触，秋瑾已经感觉到，眼前这个老人虽也是满清的官员，却和贵福等人全然不同。
秋瑾的语气温和了许多，说道：“没见过帖，字实不能写，文章倒是能作几篇。”
于是李钟岳便让秋瑾作文。
秋瑾道：“素不工书，不惯用毛笔，还请赐钢笔一用。”
李钟岳命人取来钢笔墨水，交予秋瑾。
秋瑾提笔疾书，写下千余言词，陈述她生平经历。
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了一个时辰之久，花厅内寂静异常，形同会客，哪里有半分审讯犯人的样子。
秋瑾写完后，将供词交给李钟岳。
李钟岳阅完供词，下令将秋瑾还押，然后拿着供词去见贵福。
一进入府衙，李钟岳还没开口，贵福便气势汹汹地责问道：“为什么不用刑讯，反而待秋犯如上宾？”县衙里早就有人将审讯的过程悄悄报告给了贵福。
李钟岳回答道：“秋瑾是女子，又是读书人，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怎能用大刑逼供？”
贵福知道李钟岳是在故意袒护秋瑾，再这样审下去，肯定审不出什么结果。但贵福害怕革命党人报复，又不敢亲自审讯，左思右想之后，他命下人备马，然后亲自赶赴杭州府，面见浙江巡抚张曾扬。
贵福向张曾扬禀报了审讯的情况，谎称秋瑾已经承认密谋革命。张曾扬急于完成端方交代的任务，不加复查，立即拟写了“就地正法”的手谕。
贵福连夜赶回绍兴府，召见李钟岳，向其出示了巡抚手谕，命其立即处死秋瑾。
李钟岳大惊失色，愤然质问：“供证两无，焉能杀人？”
贵福冷哼一声，说道：“这可是抚台大人的命令，你敢抗命不遵？”
李钟岳辩道：“案情尚未弄清就处死刑，人心必然不服，还望大人三思！”
贵福训斥道：“你还反了不成？！”又怒目瞪住李钟岳，厉声说道：“今日之事，杀，在你，不杀，也在你，总之与我无关。该怎么办，是你的事，你好自为之！”将巡抚手谕扔给李钟岳，丢下这句话，贵福拂袖而去。
李钟岳怏怏返回县衙，思索良久，始终想不出两全的法子。
渐渐子夜已过，到了丑寅之交，执刑任务已不容再缓。
李钟岳没有搭救的办法，只能命人将秋瑾带到公堂上，向秋瑾出示了巡抚手谕，说道：“我本想救你一命，但上峰必欲杀你，我只恨位卑言轻，无力挽回。杀你实非我本意，还请你原谅……”李钟岳越说越悲，不禁泪随声堕。
秋瑾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也知道李钟岳一直试图保护自己，说道：“李公盛情，秋瑾深为感戴，今生已矣，愿图报于来世。”
说完这话，秋瑾微微一笑。
这一笑之间，已是看淡生死，已是无悔无怨。
贵福派亲兵前来催刑，李钟岳被迫押秋瑾来到了轩亭口。
行刑之前，李钟岳问秋瑾还有什么要求。
秋瑾提出不要枭首、刑后勿剥衣服等要求。
李钟岳一一答应，再问秋瑾有没有遗言。
秋瑾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寅时，鉴湖女侠秋瑾在绍兴闹市轩亭口赴刑。
秋瑾死后，李钟岳命人购买棺材盛殓，后来秋瑾的友人徐自华和吴芝瑛闻讯寻来，李钟岳悄悄将棺材转交，由徐吴二人将秋瑾移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
李钟岳在审讯过程中想方设法袒护秋瑾，触怒了贵福，被贵福告到了张曾扬处。秋瑾死后不到三天，李钟岳即因“庇护女犯”的罪名被朝廷革职。
被革职后，李钟岳离开了绍兴府，来到了杭州府。
在杭州府的寓所里，李钟岳终日闷闷不乐，常在家人面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两句话，也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取出，对着“秋雨秋风愁煞人”七个字注视默诵，甚至为此泣下。
在痛苦和内疚的轮番折磨中，李钟岳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最终在寓所里悬梁自缢。李钟岳自缢时，距秋瑾被害尚不足百日。
秋瑾遇难，李钟岳自尽，社会各界顿时一片哗然。
处死革命党人虽然有过先例，但秋瑾身为女子，还从来没有过女子因革命而被处死的事发生，何况此案证据不足案情未清便对秋瑾秘密处以极刑，因此各方舆论一时耸动，所有的责难都对准了绍兴知府贵福和浙江巡抚张曾扬。
贵福自知民怨太大，不敢继续留在绍兴府，遂请调浙江海运京局总办，嗣改任安徽宁国府知府，后以漕运劳保道员在任。张曾扬同样不堪舆论谴责，调任江苏巡抚，但仍为民情所不容，又改调山西巡抚，最后在社会各界的声讨中忧郁成疾，不得不托病辞官回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