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酣睡了整整八个钟头，一点梦都没做。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吃早餐，见瓦尔特爵士正在一边吃松饼和橘子酱，一边解读一封加密电报。他昨天健康红润的脸色，因为一夜忧虑，变得有点憔悴而晦暗了。
“昨晚你去睡了以后，我打了整整一小时的电话。”他说，“我让我的上司向海军第一大臣和陆军部长作了报告。他们决定要求法国的罗伊尔先生提前一天来伦敦开会。这封电报说的就是这件事。罗伊尔今天五点钟抵达伦敦。”
他一边示意我吃热菜，一边继续说：
“我不觉得这有多少用处。既然你的那些‘朋友’聪明得能够发现我们的前一个军事部署，那我们现在做任何改变，他们也仍然能够发现。所以我更重视的是查明到底是哪里走漏了消息。我相信，在全英国只有五个人知道罗伊尔的来访。在法国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处理这种事，他们比我们强。”
我低头吃着，他就这样不停地说，把许多机密都说了出来。我为他对我的完全信任感到意外。
“难道现有的海军部署不能改动一下吗？”
“当然也可以，”他说，“不过我们尽量不改。因为这个部署是经过周密思考才制定的，任何改动只可能改得更差，何况在某几个方面是根本无法更改的。当然，如果绝对必要，我们还是可以在某些方面做些改变，但极为困难。这你也可以理解，汉内。我们的敌人当然不会蠢到直接到罗伊尔口袋中去掏，或者用其他小儿科的手段来窃取新的情报，因为这必然惊动我们，使我们加强戒备。他们的打算一定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窃取新部署的详情，让罗伊尔回到巴黎时还确信一切都依然密不透风，平安无事。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是失败了。因为他们明白，一旦引起我们的怀疑，我们就会把一切重新改变的。”
“我们必须一刻不离身地保护好这个法国人，直到他安全地回到巴黎。”我说，“要是他们觉得能在巴黎搞到这份情报的话，他们早就会在那儿想办法了。我是说，他们肯定在伦敦这边有一个很周密的行动计划，而且认为他们一定能得手。”
“罗伊尔将与我的顶头上司共进晚餐，然后到我家，与海军部的惠塔克、我、阿瑟·德尤爵士，以及温斯坦利将军四个人会面。海军部第一大臣阿洛亚因病已去了舍伦翰，不能参加会议。在我家里，惠塔克将把海军部署的新文本亲手交给罗伊尔。然后用汽车把罗伊尔送到波特茅斯，那里有一艘驱逐舰在待命，将把他送到法国的哈弗利港。他的这趟使命太重要了，所以不能乘普通的火车和邮轮。在他安全踏上法国土地之前，必须对他实行严密保卫，身边一刻也不能离人。对惠塔克也将实施相同规格的保卫，直至他见到罗伊尔为止。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大限度的努力，也很难设想还会出任何纰漏了。但我承认，我现在仍然非常紧张，因为卡洛里德斯遇刺，全欧洲各国的高层都人心惶惶。”
早餐后他问我能不能开车，我给了他肯定的答复。“那好，那你今天就给我当司机，跟我一起走。你可以穿上哈德逊的衣服，你个头跟他差不多。你已经卷入到事件中来了，所以我们不能冒险再把你留在这里。那批家伙都是些亡命之徒，断不会对我这老头的乡间别墅手下留情。”
刚到伦敦时，我买了一辆汽车，开着它在英格兰南部转悠过，对这儿的地理和交通早有所了解。我载着瓦尔特爵士走巴斯大道进城，一路上走得很快。这是六月的早晨，天气晴朗无风，但下午可能会变得闷热。一路上开着车经过一个个小城里刚洒过水的道路，穿过泰晤士河谷里一座座夏日的花园，倒也十分惬意。十一点半，我准时把瓦尔特爵士送到他在安妮女皇拱门内的家里。管家带着行李和什物，已乘火车先期到达。
瓦尔特爵士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去苏格兰场。在那里见我们的是个警官，他穿着整齐，脸刮得干干净净，样子像个律师。
“喏，我给你把波特兰大厦命案的凶手带来了。”瓦尔特爵士这样介绍我。
那人苦笑了一下，“这要是真嫌犯就好了，布里万特。我想您就是里查德·汉内先生吧？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确对您很感兴趣。”
“你们现在仍然会对汉内先生有兴趣的，他有很多重要情况要告诉你。但今天不行，我们现在有更紧急的事情，得等二十四小时后才能对你说。我敢保证，你一定会觉得他的故事很有意思，甚至大受启发。现在，我要你向汉内先生保证，他不再会受到警方任何为难和盘查了。”
警官立刻就对我做出了保证，并说：“您可以继续您先前的正常生活了。”还说，“您的公寓您恐怕不想再住了吧？但它还是您的，一切完好如初。您的仆人也还在。由于从来没有对您提起过公诉，我们想，也就没有必要再公开地为您恢复名誉了。这一点，当然，还要请您多多谅解啦。”
“我们以后还可能要找你帮忙，麦克吉利夫雷。”我们离开时瓦尔特爵士说，然后他便任我自由活动了。
“明天你再来见我，汉内。我不说你也明白，你要绝对保守秘密。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去睡觉。你肯定已欠了很多觉，需要好好补一补了。注意千万别张扬，要是你的哪个‘黑石头’朋友发现了你，那就麻烦了。”
事情到此，一下子轻松了下来，我倒觉得有点怪怪的。再次成了自由的人，又可以无所顾忌地到处走动，自然很快乐。我在警方的追捕下躲了一个月，真是已经受够了。我去了诺维饭店，美美享受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抽了他们店里最上等的雪茄。但不知为何，我心里仍然觉得紧张。每当有人打量我一眼时，我就惴惴不安，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想着波特兰凶杀案。
饭后我叫了辆出租车，往伦敦北边开了几公里，然后下车步行回来。一路上走过田野、乡间小道、梯田，又穿过城里的贫民窟和穷街陋巷，走了近两个小时。一边这样信步走着，心里的不安却愈来愈强烈。我想到，就在此刻，一些与国家命运攸关的大事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而我作为这些事件的一个关键人物，竟然置身局外，在街上闲逛。此刻，罗伊尔正抵达多佛港，瓦尔特爵士正秘密地与几个英国官员制订作战计划，“黑石头”也正在暗处紧张地大肆活动。我感觉到深重的危机和迫在眉睫的灾难，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唯有我才能力挽狂澜，只有我能够化解这场灾难。然而我现在却在局外，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都是内阁部长、海军大臣和将军，他们能让我这么个人参加他们的军事会议吗？这时候我真的开始想，我要能碰上“黑石头”中的哪一个就好了。那样的话，我就能参与事情的进程了。我迫切希望现在能和这些家伙狠狠地干上一仗，拼个鱼死网破就好了。就这样，在这种无奈而又紧迫的处境下，我的情绪急剧地恶化，变得激动而焦躁。
我也不想回我的公寓。我迟早是要回去的，但眼下我身上还有足够的钱，所以等明天上午再说。今晚且去旅馆住一晚。
我走进杰尔明街一家饭馆吃晚饭。整个晚饭过程中我仍然十分急躁不安，没有什么胃口，好几道菜碰也没碰，倒是喝掉了大半瓶勃艮第红酒，但这也没能提起我的兴致来。一种难于忍受的焦躁不安盘踞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我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智慧和才能，但我却深信这件事情必须有我才行，少了我，事情就会一败涂地。我也试图说服自己：你这样想其实很可笑，人家这里有四五个聪明绝顶的人物在运作，又有整个大英帝国的国家机器做后盾，哪里会就缺了你一个？但是，我仍旧说服不了自己。我耳边好像总有一个声音在说：快点行动起来，快点行动起来，否则你一辈子都会后悔莫及！
到九点半左右，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到女王安妮拱门那里去找瓦尔特爵士。我想，很可能他们根本不让我进门，但我去了，努力过了，至少事后可以少一些后悔。
我在杰尔明大街上往前走，走到杜克大街拐角时，迎面走来一伙年轻人。这些人身着晚礼服，看来刚在哪儿吃过晚餐，正在去往剧院的路上。我一眼看见，那个莫丢克·乔普利就在其中。
他也看见了我，马上停下脚步。
“天啊，凶手！”他大叫道，“在这儿，大家快抓住他！他就是汉内，波特兰大厦杀了人的凶手！”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其他人也一哄而上，围住了我。我本不想惹麻烦，但在烦躁情绪支配下干了傻事：当时一个警察走了过来，我把实情告诉他就好了，即使他不相信，我还可以要求上苏格兰场，或邻近的警察局。但当时我觉得我对任何一点时间耽搁都无法忍受，更别说乔普利那张白痴似的傻脸了。于是我脱手甩出一个左钩拳，打得乔普利那小子躺到了水沟里，心里别提多痛快了。
接着便是一场混战。那些家伙一齐冲上来，警察也从背后揪住了我，我重重地挨了好几拳。要是公平点，一对一，让我放手打，我非把他们都揍扁不可。可我被那个警察从背后拽死了，还有一个家伙用手掐住了我的脖子。
在昏天黑地的狂怒中，我听到那警察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乔普利被打掉了牙的嘴漏着风，扑哧扑哧地说我就是那个凶手汉内。
“呸，胡扯！”我吼道，“叫这家伙闭嘴！我建议你别动我，警官先生，我的事儿苏格兰场全知道。你要是干扰我，事后要受到上级申斥的。”
“你得跟我走一趟，年轻人。”警察说，“我亲眼看见你先动手的，你打了那位先生一拳，打得很重，他什么也没干。我认准你了，还是乖乖跟我走吧，免得我收拾你。”
我恼怒至极，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使我浑身产生一股牛劲，一甩身子就把那警察掀翻在地，同时把掐着我脖子的那人也摔倒，撒腿便沿着杜克大街拼命逃跑。只听见身后警笛大作，一伙人紧紧追了上来。
我本来就跑得很快，那天晚上更像是长上了翅膀，一转眼我就跑过了派尔商场，接着向圣詹姆斯公园跑去。在王宫大门口我躲开警察，穿过商场入口附近的车马和人群，朝大桥跑了过去，这时后面追我的人已被我远远抛在了马路对面。在公园里开阔的大路上，我加快速度冲刺。还好，周围没有多少人，更没有人来阻拦我，我便拼尽全力一直跑到了安妮女王拱门。
我跑进拱门里面寂静的大道时，周围静悄悄的。瓦尔特爵士的家就在大道变窄的地方，门外停着三四辆汽车。我放慢速度跑了几步，迅速地走到门前，心里非常紧张：要是管家不让我进去，甚或门开得迟了一点，我就完了。
很幸运，他一点也没有耽搁，我刚一按门铃，门就开了。
“我要见瓦尔特爵士，”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有非常要紧的事。”
这管家真了不起，他脸上肌肉纹丝不动，拉开门就放了我进去，然后又马上把门关了起来。“瓦尔特爵士正忙着，先生。他有指示，不得放任何人进去。你恐怕得在外面等着了。”
这是一座老式的房子，两边各有一个宽敞的大厅和许多房间，走道的尽头是一个壁龛，里面有一部电话，还有几把椅子。管家让我就坐在这儿。
“是这样的，”我压低声音说，“我现在惹上了点麻烦，但瓦尔特爵士了解情况，我是为他工作的。如果待会儿门外有人来找我，你就骗他们说我不在这儿。”
他点点头。紧接着，便听到门外街上人声嘈杂，接着门铃大作。管家神情镇定得叫人叹服，他面无表情地打开门，像一尊雕塑一样冷冷地站着，等候门外的来人发问。然后他一一作答。他告诉他们这是谁家，主人给了他什么指示，等等，一下子就把那些人呛在了门外。我躲在壁龛中看了整个这一出表演，真是比任何戏剧都精彩。
没过多久，门铃又响了。这一次管家毫不迟疑，立刻拉开门，让了一个客人进来。
当这个客人脱下外套时，我认出他是谁了。当今之日，你只要打开报纸或杂志，大半就会看到这张面孔——修剪得铁铲一般的花白胡子，坚实有力的嘴唇，粗大的鼻子，以及锐利的蓝色眼睛。我认出了，他就是第一海军大臣阿洛亚。有人说，是他缔造了新的英国海军。
他从我坐着的壁龛前走过，被领进大厅后面的一个房间。房门打开的片刻，我听见里面低声说话的声音。门关上了，我又一个人待在了外面。
我在那里坐了二十多分钟，想不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我心里仍然坚信这件事情需要我的帮助，但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去帮助。我不停地看我的手表，时间到了十点半钟。我心想，会议该快结束了，再过一刻钟，罗伊尔就将乘坐汽车，奔驰在去普特茅斯港的路上。
我正想着，忽然听见铃响，管家应声迎了出来。会议室的门打开，第一海军大臣走了出来。他从我身边走过时，向我这边瞟了一眼，我也回看了他一眼，我们不经意地互相对视了一瞬。
就这一瞬，足以使我心脏狂跳起来！我从未见过这位大人物，他也没见过我。但就在我们对视的一瞬间，他眼睛里微光一闪，表明他认出了我，毫无疑问！就是他眼睛里的这丝火花，这眼神的些微异样，表明他有某种重要的内心活动。所有这些东西的出现都是下意识的，而且转瞬即逝，他继续走了过去。我头脑一片狂乱，在迷惘中，只听得大门在他身后关闭的声音。
我抓起电话簿，查到了第一海军大臣家的号码。电话立刻就接通了，我听见是一个仆人的声音。
“阿洛亚爵士在家吗？”我问道。
“爵士半个钟头前回家的，”电话里的声音说，“他已经睡了，今晚他不大舒服。您要留言吗？”
我挂掉电话，几乎摔倒在椅子里。真是千钧一发！敌人的阴谋几乎得逞，幸亏被我及时发现。
情况紧急，刻不容缓！我大步向后面的会议室走去，门都没敲，推开门就闯了进去。
圆桌旁坐着的五个人抬起头，惊讶地望着我。他们分别是：瓦尔特爵士；陆军大臣德尤，我认出了他，因为见过他的照片；一位清瘦的老人，大概是海军上将惠塔克；还有一位是温斯坦利将军，他前额上的一长道伤疤十分显眼；最后是一个浓眉的矮壮男人，留着铁灰色的胡子，这一定是法国人罗伊尔了。我进来时，他的话正说到一半。
瓦尔特爵士望着我，面露惊异和不快。
“这是汉内先生，我对你们提到过的。”他对大家抱歉地说，然后对着我，“汉内，恐怕你来得不是时候。”
这时我已恢复了冷静。
“那也还不一定，爵士！”我说道，“我觉得现在就是时候。看在上天的分上，先生们，请告诉我，几分钟前从这儿出去的人是谁？”
“是阿洛亚爵士。”瓦尔特爵士说，脸都气得胀红了。
“不，那不是他！”我大吼道，“那家伙只是长得极像，但他不是阿洛亚爵士。这人刚才认出了我，我上个月见过他。他刚出了大门，我就给阿洛亚爵士家里打了电话，那边说，爵士半小时前就回家了，而且已经上床睡觉了。”
“那，那这个人是谁……谁呢？”有人嗫嚅着问。
“黑石头！”我叫道，然后在那人刚空出来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环顾四周，只见这五位高官面面相觑，震惊得话都说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