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山顶上，估量着眼下的形势。此刻我心里并不快乐。得以逃生的欢欣，完全被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冲淡了。硝基炸药的浓烟已使我严重中毒，鸽楼顶上几个钟头的烤晒更是火上浇油。我头痛得像要裂开一样，全身衰弱得像只病猫。肩膀的伤情也十分严重，我最初以为只是点皮肉擦伤，而现在整个臂膀肿了起来，左胳膊完全不能动弹了。
我打算先去藤布尔先生家，把我的衣服等杂物要回来，尤其是斯卡德的那个小笔记本。然后往铁路干线方向走，坐火车回南部去。看来越早与外交部的瓦尔特·布里万特爵士联系上，我就越安全。我仍然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更多的证据说服他，他可能相信我，也可能不相信，但无论如何，在他手里总比落入那些狠毒的德国佬手中要好得多。我发现我开始对英国警方有点好感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满天星光灿烂，路也好找。我从哈里爵士的地图上知道这里的地形，只要往西南方向再稍微偏西一点，我就能走到遇见养路工的那条小溪附近。跑了这些日子，我从没注意过地名，但我相信这条小溪一定是特维德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估计我离那儿有三十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天亮前我到不了那儿，得停下来在哪儿躲过白天。我这副可怕的模样不能在光天化日下被人看见。我没穿上衣，也没穿背心，既无帽子，又无衬领，裤子也烂得一塌糊涂，手和脸都在爆炸中给熏得漆黑。我猜我的眼睛也一定十分可怕，充满血丝。总之，绝不能到大路上，让那些信教的老实乡民看到我的这副样子。
天刚破晓，我就到山涧里去洗了把脸，然后找到一个牧羊人的小屋，希望能找点吃的。牧羊人不在，屋里只有他老婆，方圆十公里之内再没有其他人。这女人是个持重的老妇人，也挺有胆量。她看见我虽然吃了一惊，但马上抄起一把斧头在手，防备我图谋不轨。我赶紧对她说，我摔了一跤才成了这个样子，没说别的。她看我的样子，也知道我病得不轻，就什么也没再问，端给了我一碗牛奶，还掺了一点威士忌酒在里面，又让我进屋在厨房火炉旁坐了一会儿。她说要为我洗一洗肩膀，我因为痛得厉害，没敢叫她碰。
我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我的，是个洗手不干了的盗贼？也许是吧。因为接下来，当我为了付她牛奶钱，掏出身上面值最小的一英镑金币给她时，她摇头不收，还说什么“哪来的钱，就还回哪去吧”。我听了，急忙极力地辩解，她才算是相信了我的清白。她收了钱，但又回送我一条暖和的苏格兰方格呢披肩，还把她丈夫的一顶旧帽子也一并给了我。她还教给了我怎么裹披肩，所以，当我离开她那小屋时，简直就成了彭斯[1]诗集插图中古代苏格兰人的活样板。但不管怎么说，我身上总算穿上一点东西了。
幸亏有了这个披肩。快到中午时变天了，下起了蒙蒙细雨。在小河湾处，我找到一块悬空的岩石，便躲到下面去避雨。岩石下面堆积了一大堆干枯的欧洲蕨，正好躺上去，还算舒服，我便在那里对付着睡觉，一直睡到天黑。醒来时，只觉得浑身酸困僵直，肩膀钻心一样地疼痛。我吃了那老妇人给我的燕麦饼和奶酪，天黑前又起身上路了。
那一整晚，我就在山间的泥泞之中跋涉，真是吃尽了苦头。我两次迷了路，几次栽到了泥塘里，摔得鼻青脸肿。本来直线只有十五公里的路程，因为错走了弯路，走了差不多三十公里。走最后一段路时我已头昏眼花，只有拼命咬紧牙关，才勉强挺了过来。我敲响滕布尔先生的门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四周晨雾弥漫，站在小屋门口，竟连公路都望不见。
滕布尔先生自己来给我开的门。他人显得很精神，精神得有点出人意料。他打扮得很整齐，穿了一套旧式的，但保护得很好的黑西服，胡子刮得很干净，大概是昨晚才刮的，里面还穿了一件白色亚麻硬领，左手拿着本袖珍《圣经》。他一下子设认出我来。
“你是什么人，星期天大清早，撞到我这里来？”
我已经忘了日子，原来今天是星期日，难怪他穿得这么整洁。我的头还晕得厉害，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不过他马上便认出了我，还看出我病了。
“你把我的眼镜带来了吗？”他问道。
我从裤子口袋中掏出眼镜，交还给他。
“你是来取你的衣服和背心的吧？”他说，“进来吧。噢，老弟，你这腿都要不行啦，先挺一会儿，我给你找把椅子。”
这时，我觉得我的疟疾发作了。我以前得过疟疾，身上留下了病根，这阴冷潮湿的一夜，把旧病引发了。加上肩膀的剧痛和炸药毒烟的影响，难受得挺不住了。在迷糊之中，滕布尔先生帮我脱了衣服，让我躺在了厨房墙边的一个橱柜里。
患难见真情。这位老养路工真正是我在危难中的朋友。他的老婆几年前去世了，自他女儿不久前结婚以后，他就独自一人过着日子。在我来到之后的十多天里，他无怨无悔地担负起了照顾我这病人的义务。每当高烧发作时，我就想一个人安静地睡着，等高烧退去。每当皮肤凉下来时，觉得肩膀的疼痛似乎也减轻了。
我恢复得十分缓慢。虽然五天后就能下床，但又养了许多天，才慢慢有了走路的气力。
他每天上工之前先给我弄好一天的牛奶，然后锁好门出去。晚上回来就坐在烟囱边的角落里，默不作声。附近也从不见别的人影。我渐渐好起来了，他也仍然没问任何问题来打扰我。有几次，他带回前几天的《苏格兰人》报给我，从报上可以看出，波特兰大厦凶杀案的热潮已经过去，再没人提起。报上除了一个大概是教会活动的“全体大会”而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引起我的注意。
一天，他从一个紧锁着的抽屉里取出我的皮带。“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钱，”他说，“你最好数一数，看有没有少。”
他甚至从来也没问过我的名字。我问他，我顶替他在路边干活以后，有没有人来查问过。
“噢，是的，来过一个开汽车的人。他查问那天是谁顶的我的班。我先装作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他盯住不放，我便说，也许他说的人是我那个从乡下来的堂兄弟吧，他有时来给我帮忙。那人长得一脸怪样子，说的英语我大半都听不懂。”
最后几天，我已非常焦急。所以一待身体复原，便决定马上离开。但我真离开时，已是六月十二日了。那天，正好有个叫希斯劳普的人赶牛去莫法特的集市，他早晨经过我们那小屋时进来吃早饭，并自告奋勇要带我一起上路。
我费了很大劲，才说服滕布尔先生收下了我的五英镑，作为我这些天的食宿费用。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自尊的人，我逼他收钱，他一下子变得面红耳赤，认真发起脾气来，以致最后收下钱时，连声谢谢也没说。我告诉他，我欠他的太多了。他听了，嘴里只咕哝着说了句：“善有善报。”你要是见了这告别的场面，没准儿会以为我们是吵了场架，不欢而散呢。
希斯劳普是个快乐的家伙。我们爬过山口，下到阳光明媚的安南山谷，一路上他不住嘴地唠叨。我也大侃加洛韦的市场情形和绵羊的价格，弄得他大概认定我是个什么地方来的绵羊贩子。也许真有点像吧，我身披花格呢披肩，头戴旧毡帽，活脱脱一副苏格兰乡民的样子。不过，赶牛却是件磨人的活计，我们花了整整大半天，才走完二十公里路。
如果是在平时，不这么心急的话，我会很享受这段时光的。阳光灿烂，天空晴朗，一路上，步移景换，一会儿是棕黄的山野，一会儿是绿茵的草场，满耳只听得云雀的鸣啭，麻鹬的嘁喳和溪水的潺潺。但我没有心思欣赏这初夏的景色，也没有兴趣倾听希斯劳普的絮叨。我的心思被忧虑和焦急所压倒，六月十五日这个命运攸关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要完成的任务还困难重重，看不到任何希望。
到了莫法特，在一个简陋的客栈吃了点晚饭，我便向三公里外的铁路交叉站走去。往南去的夜间快车要到半夜才到，为了消磨这段时间，我走进山里，在山坡上躺了下来。白天走路走得太累了，所以一下子就睡着了。我睡得过了头，跳起来跑回车站时，只差两分钟就开车了。三等车厢里的坐垫又脏又硬，弥漫着陈浊的烟草味，但我心情却快活了起来，无论如何，我觉得现在我又开始了我的工作，一切又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半夜一两点钟我在克鲁维下了车，等到六点钟才搭上去伯明翰的列车。当天下午到达瑞丁，再换乘支线列车深入巴克夏地区。不久，车就行驶在了草木青葱，溪水潺湲的平原地区。晚上八点钟时，我风尘仆仆，旅途劳顿，模样大概像个农工或者牧工，在一个叫做阿廷斯维尔的小站下了车。我手臂上搭着我的苏格兰黑白格子呢披肩，因为一出苏格兰边界进入英格兰，我就不敢再披着它招摇过市了。车站月台上闲散着几个人，我想了想，没敢向他们问路，想想还是等他们走了再说。
我走的这条路穿过一大片山毛榉树林，伸进一个平缓的山谷，从丘陵的绿色山坡上，可以隐约地望见远方的树林。离开苏格兰，进入英格兰之后，到处可见一丛丛的椴树。栗树和丁香正开放得花团锦簇，空气不再那么干爽、凛冽，而变得温润而芳香。
不一会儿，我来到了一座桥边。桥下夹岸雪白的水毛莨间，一条清澈的溪水缓缓在流淌。桥前方有一座水磨坊，堰槽上泄下一股清凉的流水，发出悦耳的撞击声，在宜人的暮色中回响。置身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一下子心神怡然，轻松了许多。我望着深绿的树木，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口哨，吹出了那首叫做《安妮·劳莉》的曲子。
这时，一个渔夫从水边走上桥来。他一边走近，一边也吹起了口哨。奇怪，难道音乐也有传染性？他吹的竟然和我是同一个曲调！
来人体格魁梧，穿了一件宽松的绒布衣，头戴一顶宽边便帽，肩上挂着一个大帆布包。他向我点点头，我想，我从未见过他那么聪明的眼睛，那么和善的面孔。他把他那三米长的精致鱼竿靠到桥上，站下来，和我一起看着水面。
“水很清，是吧？”他快活地说，“每有重大事情时，我总会回到这肯纳河上来。快看那条大鱼！足有两千克，一两也不会少。可惜天晚了，没法诱它上来了。”
“在哪儿？我没看见！”我问。
“瞧，在那儿！离那丛水草一米远的地方。”
“现在看到了！我还以为是一块黑石头呐。”
“是吗？”他应道，随即吹出了《安妮·劳莉》中的一个小节。
“你名叫退斯顿，对吗？”他说道，头也不转过来，眼睛仍然盯着溪水。
“不，”我答道，“哦……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是，是的！”我差点忘了，这正是我与哈里爵士约定好的假名。
“要做个好侦探，就得记住自己的名字呀！”他说道，一边咧着嘴笑，眼睛却望着一只刚从桥下暗处伸出头来的水鸡。
我直起身子，定睛看着他。他有一副宽阔下颚，笔直的浓眉，两颊皱褶坚实，一双有点古怪的蓝眼睛深邃而锐利。我立刻就认定，我最终找到的这个同伴，是一把能干可靠的好手。
突然他眉头一皱，“这真是丢脸！”他扬声叫道，“太丢脸了！你这么个手脚齐全的人，竟然也来乞讨！你可以到我厨房里去吃口饭，但甭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
我不解地抬头一看，原来正有一辆双轮轻便马车从我们身边经过。驾车的年轻人举起鞭子向老渔夫致意。等那人过去了以后，渔夫也收起了他的鱼竿。
“那就是我的家，”他指着一百米之外的一扇白色大门说，“你过五分钟再绕过去，从后门进去。”说完便走了。
我照他说的走了过去。这是一所很漂亮的农舍，房前的草坪一直通到小河边，小径两边种着一簇簇美丽的绣球花和紫丁香。
后门敞开着，一个面色恭谨的管家正在等候着我。
“这边走，先生，”他说着，引我走过一条长长的过道，从后面的楼梯上楼，来到一间很舒适的卧室。卧室的窗户俯视着前面的小河。屋子里已为我准备好了一整套衣物和所有的配饰：有一套咖啡色的法兰绒西服，有衬衫、衬领、领带、刮脸用具、梳头刷子，甚至还有一双款式独特的皮鞋。“瓦尔特爵士觉得雷吉先生的衣物可能比较适合你，先生。”管家对我说，“他总留有一些衣物在这儿，因为他每个周末都来这里。隔壁是洗澡间，我已经给你放好了热水。晚餐还有半小时，到时您会听到铃声的。”
恭谨的管家退下。我坐到印花布面的安乐椅里，愣愣地待着。这一切简直像是童话剧中的情节：上一刻我还是个乞丐，下一刻便坐在了舒适与奢侈之中。显然，瓦尔特爵士已经完全信任了我，虽然原因我现在还不太明白。我在镜子里打量自己，我的样子粗野而憔悴，脸色焦黑，胡须半个月没刮过了，眼睛和耳朵里都是灰尘，穿着俗气的衬衫和老式的不成样子的花格呢外套，没有衬领，脚上的靴子也有大半个月没擦过了。总之，我看上去十足一个流浪汉或者牲畜贩子。而就是这个我，现在却被这位一本正经的管家请进了优雅富贵的殿堂！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对我做了这一切，却连我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
我决定不再多费脑筋，且放心领受上帝对我的这份恩赐。于是，我刮了脸，奢侈地洗了个澡，穿上干净的衬衣和挺括合身的外套。待我整饬完备，镜子里的我便成了一个体面潇洒的翩翩青年。
餐厅里灯光幽暗，瓦尔特爵士在点着银烛的小圆桌旁等着我。他显得自信、高雅而坚定。脸上的神情好像在表明，他就是国家、法律和制度的化身。看到他，我心里忽然一阵胆怯，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多管闲事的外来者。我想，他大概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否则他不会这样款待我。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就这样蒙混着接受他的盛情。
“我真难以表达对你的感激，先生。但我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于是我开口说，“我虽然清白无辜，但我是个警方正在追捕的人，我必须把这一点告诉你。你要是马上赶我走，我也不会见怪。”
他露出微笑，“没有关系，别让这事影响你的胃口。我们吃完饭再谈这个吧。”
这顿饭我吃得前所未有地香甜。一整天来，除了在火车上的一个三明治外，我再没吃过一点东西。饭后瓦尔特爵士还请我喝了上好的香槟和珍藏的葡萄酒，真是对我给足了面子。我坐在那里，由管家和一个男仆殷勤地伺候着。想想我这二十多天来日子过得像个土匪，每个人都与我作对，心情便激动得无法抑制。我高兴地与瓦尔特爵士聊了起来。我说了在非洲赞比西河有一种厉害的虎头鱼，一不小心，它就会咬掉你的指头。我们还讨论了世界各地的户外活动，他年轻时经常打猎，所以这是他感兴趣的话题。
然后我们到他书房里去喝咖啡。这间书房四壁全是书籍和奖杯、银盾，又宽敞，又整洁，又舒适。我当时就下定决心：等我办完这件大事，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也要搞这么一间书房。喝完咖啡，杯盘撤走之后，我们点上了雪茄。我的主人双腿横搭在椅子一边的扶手上，舒服地躺着，吩咐我开始讲述我自己的经历。
“我这一切都是照哈里信中的指示做的，”他说，“他说我能得到的回报是，你将告诉我一些令人兴奋的故事。我现在洗耳恭听，汉内先生。”
我注意到他称呼我的真名，心中一怔。
我开始从头讲起。我讲了我在伦敦时的百无聊赖，我那晚回家在门口碰见斯卡德，他急切求助的情形。我把斯卡德后来告诉我的，所有关于卡洛里德斯和外交部茶会的事，一一告诉了他。听到这里，他撮起了嘴唇，发出了轻轻的笑声。
然后我讲到斯卡德的被杀，他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接着他又听我讲了送奶工的事，我在加洛韦荒原地区的亡命，以及我在小旅馆里破译斯卡德笔记的情形。
“笔记都在你手上？”他急切地问。见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小本子，他才舒了一口气。
我没讲那些笔记的内容。接下来我讲了与哈里爵士的会面，以及在会议厅里的演讲。听到这里，他放声大笑了起来。
“哈里讲了些废话，是不是？我想一定是的！他倒是个挺好的年轻人，只怪他那白痴一样的叔叔给他灌了满脑袋的垃圾。好了，继续讲，汉内先生。”
我那天装做养路工的事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要我仔细地讲了汽车里那两个家伙的样子。一边听，一边似乎在记忆中搜寻这两个人。听到乔普利那个白痴在我手里倒了霉，他又开心地笑了出来。
但再听我讲到荒原农舍中的那个老绅士时，他的神情又严肃了起来。他又要我仔细讲那个人的每一个特点。
“温和，秃顶，眼睑像鸟儿一样盖住眼睛……听上去像只凶险的乌鹫！他把你从警察手里救下来以后，你却炸掉了他的老巢！哈，你干得真带劲，真漂亮！棒！”
到这儿，我讲完了我的历险记。他缓缓起身，立在壁炉边的地毯上，俯视着我。
“你现在不必怕警察了，”他说，“你在这里可以完全放心，他们不会再抓你了。”
“太棒了，苏格兰场！”我欢呼道，“他们抓住凶手了吗？”
“没有。不过两个礼拜前他们就已把你从嫌犯名单中删去了。”
“为什么呢？”我惊讶地问。
“主要是因为我收到了斯卡德的一封信。我了解斯卡德的情况，他曾经为我办过几件事。这个人，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怪才，但绝对诚实。糟糕的是他有一种喜欢单干的毛病，这使得几乎所有的特工组织都没法用他。对他这样一个有特殊才能的人，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从不畏惧，绝不退缩。我五月三十一日收到了他的一封信。”
“可那时他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了。”
“信是二十三日写好寄出的。他当时显然没料到他很快会死。他的信通常要一个星期才能到我手中，总是先寄到西班牙，又绕到纽卡斯尔，然后才回到我这里。他有一种偏执，你知道，总要千方百计地掩藏自己行踪。”
“信里说了什么？”我探问。
“没有什么。只说他遇到了危险，在一位好朋友处躲了起来。还说六月十五日前我还会收到他的来信。他没告诉我地址，只说他住在波特兰大厦附近。我认为他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你开脱，以免有什么事情发生时把你牵连进去。我收到信后就去了苏格兰场，仔细检阅了审案记录，确定你就是他信中所说的那位朋友。我们对你的情况又作了调查，汉内先生，证明你是位令人敬佩的人。我想我理解你躲起来的动机，不仅是躲避警方，还有另一拨人。直到收到哈里的信后，我便猜到了其余的情形，所以这一星期来我一直在等候你。”
你可以想见，听到他这番话我多么高兴。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我又成了一个自由的人。我现在不再需要提防我自己国家的执法机构，只需集中全力对付邪恶的敌人。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那个小笔记本吧。”瓦尔特爵士说。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看完笔记。我解释了密码的解法，他立刻就明白了。他在几个地方订正了我的解读，但总体上说，我破译得相当正确。读到末尾时，他的脸色变得非常凝重严肃，一言不发地坐了许久。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说，”最后他说道，“在有一点上斯卡德说对了，就是后天要举行高级军事会议。可这消息怎么会泄露出去呢？这一点本身就够糟糕的了。至于其他的东西，什么战争啦，什么“黑石头”阴谋集团啦，听上去简直像是天方夜谭，狂想而已。说实在的，我对斯卡德的判断能力有点怀疑。他的毛病就是过于想入非非，他那种艺术家的气质，总想把故事编得比上帝的安排还高明。他还有许多古怪的偏见，譬如说，一提起犹太人，一提起金融界巨头，他就恼火，就反感。”
“还有什么‘黑石头’，”他用德文重复了一遍这个词，“‘黑石头’，简直就是廉价小说中的情节嘛。关于卡洛里德斯的种种说法，更是站不住脚的。我恰好知道一点关于这位可敬的卡洛里德斯，他一切都好，肯定会比你我活得都更长久。全欧洲没有哪一个国家想要他死。何况，他近来对柏林和维也纳极尽讨好之能事，惹得我的上司很不满意。不！斯卡德想得太离谱了。坦白地说，汉内，我不相信他说的这部分内容。的确有人在搞见不得阳光的勾当，斯卡德对此挖掘得太过火了，因而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但我敢保证，这些勾当不过是些普通的间谍活动而已。某个欧洲强国搞间谍活动成瘾，其手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是按件付钱的，所以下面的喽啰们不会只盯在一两件凶杀事件上，他们也要收集我们的海军布防情报，为他们的海事部门编辑资料。这不过是收集资料，备而不用，如此而已。”
这时管家走了进来，“伦敦来的长途电话，瓦尔特爵士。是伊斯先生来的，他要你亲自接听。”
我的主人走出去听电话。
五分钟后，他走回来，面色苍白，“我向斯卡德的在天之灵道歉，”他说，“今晚七点多，卡洛里德斯被暗杀了。”
[1] 彭斯（1759–1796），苏格兰著名诗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