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大概可以想象，我是怎样拼命地开着这辆四十马力的汽车，在那阳光明媚的五月早上，飞奔在荒原里干硬的道路上。我不时地回头，又在车子转弯时紧张地往后张望。我半闭着眼睛，瞄着前面的道路，迷迷糊糊地往前开着，心里则苦苦地琢磨着从斯卡德笔记本上发现的新情况。
原来，斯卡德这小个子对我说了一大堆谎话。他说什么巴尔干战事，什么犹太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要发动战争，什么外交部茶会，还有什么卡洛里德斯，统统都是障眼法。当然其中亦有真实情况，这你以后就会知道。我一直完全相信他的话，把一切都赌在了上面，也把自己弄到了现在的危险境地。可现在他笔记本上的内容却与先前所讲的完全是两回事。但说来也怪，虽然他骗过我一次，但现在对他笔记本里的内容我却仍然坚信不疑。
这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笔记本里的故事听上去非常真实，而先前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仍可以说是真实的，我希望你理解我的这层意思。六月十五日将是非常重要、非常可怕的一天，比谋杀希腊首相更重要。事情是如此之重大，以致我并不怪罪斯卡德，不怪罪他将我排除在局外，而由他一人单干。很清楚，这就是他的真实意图。他告诉了我一些听上去很重大的事，而实情却要更严重得多。他发现了这些秘密，并决定不告诉任何人，一切都留给他自己去解决。我不能责怪他，毕竟，他留给自己的事，不是什么私利，而是可能要搭上性命的冒险使命。
整个故事都在他的笔记本里。其中有一些不连贯的地方，这不难想见，而且这些地方的内容，他肯定都记在心中了。他还把他的上司们分了类，用一种特别的办法给每个上司打分，然后把分数加起来，所得数值便代表他故事中每一段的可信度。他写在本子里的那四个人名都是他的上司。其中有一个叫做达克洛斯内的，他得了满分5分；另一个叫阿莫斯福特的人，只得了3分。故事的梗概都在这个记事本里了。除此之外，本子里还有一个特别的词组，先后在括号里出现了五六次。这个词组是“三十九级台阶”，它在笔记本里最后一次出现时，整句话是这样的：“三十九级台阶，我自己数的——满潮时刻：下午四点十七分。”我完全不知所云，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我从笔记本里弄明白了的第一件事是：战争已无法避免，战争注定要到来，就像圣诞节每年一定要来临一样确定。照斯卡德的说法，一切在1912年的二月份就都已安排停当了。暗杀卡洛里德斯的事必然发生，他已上了生死簿，必须在那个五月早晨之后两个星期零四天，也就是六月十四日那天“交账”。斯卡德的笔记上说，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他以前对我所说的什么依庇洛特人卫队会保护他什么的，也都是一派胡诌。
第二件我弄明白了的事，是战争将在英国人还蒙在鼓里的情况下突然爆发，英国将会举国震惊，茫然失措，毫无准备。敌人的主意是，先让卡洛里德斯的死引起巴尔干各国相互打斗，继而维也纳便借机介入，提出最后通牒。接着德国便会出来表面上充当和事佬，暗中却火上浇油，直到有一天突然声称发生了某件事由而挑起争端，扩大冲突，然后在五六小时内向我们发动猛烈攻击。就这样，他们表面上甜言蜜语，笑脸相迎，但暗地捅刀，企图置你于死地。当我们现在还在大谈德国人的好心和善意时，他们已在我们沿海海域里悄悄布满了水雷，他们的潜艇已瞄准了我们的每一艘军舰。
上面所有的事都在等着将在六月十五日发生的第三件事情而定。我是凑巧遇到了一个法国参谋部军官，才得知这件事情。这位法国参谋部的军官当时刚从西非回来，他对我谈了许多事情。他对我说，尽管议员们在国会里说的大都是些废话，但在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之间还是在进行着一些实际有效的合作的。两国总参谋部的人员经常定期会晤，一同制订一旦战争爆发时两国的共同作战计划。现在，六月十五日，从巴黎要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来的目的是取回一份英国本土舰队战时布防计划，或类似的作战文件。总之，是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机密文件。
然而，六月十五日那天还有另外一些人要来到伦敦。究竟是些什么人，我只能猜测。斯卡德在笔记中把他们统称为“黑石头”，并说，这些人不代表我们的盟国，而是我们的死敌。他们将会把这份本来只交给法国的舰队布防计划窃取到手，并利用这份重要情报，配置好他们的巨型大炮和高速鱼雷，在一两周后某个月黑天高的夏夜，对英国发动突然袭击。
这，便是我在乡村旅店那个临着小菜园的屋子里破译出来的故事。当我驾驶着那辆旅行车飞快驶过一个又一个峡谷的时候，满脑子里萦绕着的就是这个故事。
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给英国首相写一封信。但继而一想，这没有用。谁会相信我的说法呢？我得拿出点东西，一些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来。可是，天晓得，我能拿出什么来呢？何况，我自己还必须不停地躲藏、逃命，直到时机成熟时才能采取行动。这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想想看，整个英伦三岛的警察们都动员起来在大张旗鼓地追捕我，还有那些杀人的“黑石头”们也在暗中悄悄地扑上来，迅速地逼近我。
我没有明确的逃跑目的地。记得从地图上看，如果往北去的话，将会进入人口稠密的工矿地区。于是我便根据太阳在天空的位置，转动方向盘，把车往东开去。我开出了荒野，横穿过一片河滩地，沿着一个公园的树篱开了很远。在经过树木的空隙时瞥见一座巨大的古堡。沿途看见一个又一个村落，村里散乱着古老的茅屋。看见宁静的低地溪流，还有一个个盛开着艳红山楂和黄色金莲的花园。四周都深深地浸沉在祥和宁静之中，叫人难以相信，身后此刻就有追杀我的敌人。也真叫人不敢相信，除非我万幸地成功，否则在一个月之内，这里淳朴的人民将横遭劫难，英国大地上将陈尸遍野。
中午时分，我的车开进了一个屋舍零落的村庄。我本打算在这里稍事休息，吃点东西，但忽然看见路前方有个邮局，门口台阶上一个警察和女邮局管理员正在埋头读一份电报。见我的车开过来，他们抬起头，那警察跨前一步，手一扬，要我停车。
我差一点犯傻把车停了下来。但脑子忽然一激灵：那份电报该不会正是抓我的？小旅店里的那两拨人是不是达成了一致，想联合起来把我抓住再说？对他们来说，往我经过的这几十个村子发出电报，说一下我和车子什么样子，太简单不过了。于是，我马上松开刹车，一轰油门，冲了过去。那警察只来得及在我引擎盖上抓了一把，便被甩到了一边，眼睁睁地看着我开着车跑了。
我看到这大路不是好地方，便拐进了岔道。可没有地图，也有危险。弄不好，开进乡间小道，撞进个鸭塘或马圈什么的死胡同，那就要耽误时间，就麻烦了。我开始意识到偷这么个车子，也是干了一件蠢事，开这么大一个绿色的家伙在开阔的旷野里跑，本身就太显眼，太不安全。就是现在马上把车子扔了走路，过不了一两个小时车子也会被发现，我也跑不出多远就会被抓住。
眼下能做的，只有尽量把这车开到僻背的地方去。于是我便把车开进一条大河的支流，开到一个四周陡峰壁立的峡谷，沿着一条曲折的小道一直爬上山口。那里倒是不见人迹，可是太靠北了。于是我又向东开，沿着一条路面很差的小道，一直开到了一条复线铁道边。铁道下面又是一个平缓的山谷。我琢磨，开到山谷那边，或许能找到个僻静的旅店过夜。这时天快黑了，我已经饥肠辘辘，因为从早饭后，除了几个在路边买的小面包外，我就没有吃过任何正经东西。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天上有点响动，抬头一看，啊，又是那架该死的飞机！它飞得低低的，正从南边十几英里的地方迅速朝我飞来。
我心里马上想起那天在空旷的荒原上，人无处可躲、完全受飞机摆布的困境。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到河谷里的树荫下去。于是我开着车，像闪电一般冲了下去，不时担心地回过头来，看那可恶的飞机在哪里。不一会儿，我就上了一条两边都是树篱的大路，一路下坡，朝深谷中的一条河流驶去。
突然，左前方传来一辆汽车的嘀嘀声，我大吃一惊，原来我正驶近左边的几个大门柱，一条私家车道从里面出来，在我车前面汇入大路。我急按喇叭，喇叭发出一声难听的哀号，但已经迟了。我又急踩刹车，但车子冲力太大，停不下来，便眼睁睁看着那辆车子挡到了我前面。再有半秒钟，就要相撞，车毁人亡！
我情急之中猛打方向盘，把车子往右边的树篱撞去，指望着篱笆后面有什么柔软的东西能兜住我的车子。
但我想错了，只见我的车子像刀切奶油一般穿过树篱后就猛往下掉，毫无阻拦地冲向前方，然后一头向山下栽了下去，速度相当快，使人眩晕，恶心。我一看不好，起身跳上座位，准备往外跳。一根山楂树干把我当胸杈了起来，吊在了空中。那沉重的汽车则从我身下滑脱，连滚带翻，轰轰隆隆地坠落到下面五十多尺深的河床里，摔得粉碎。接着，我从树上慢慢掉了下来，先掉到树篱上，然后又滚到荨麻丛里。当我挣扎着爬起身来时，有人伸手从我臂上扶了一把，并用吓坏了的声音关切地问我摔伤了没有。
我定睛一看，面前是一个戴着护目镜，身穿皮大衣，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他一面连连祷告上帝，一面不住向我道歉。而我自己呢，回过神儿来之后，心里与其说是觉得倒霉，倒不如说是有点窃喜：这未必不是一个甩掉汽车包袱的好办法。
“是我的错，先生。”我答道，“还算侥幸，没弄出人命来。我这趟苏格兰自驾游也算完结了。万幸，命还在！”
他掏出表看了看，“你来得正好，”他说，“我这儿还能匀出十五分钟来。我家离这儿就两三分钟，我带你去换件衣服，吃点东西，再躺一会儿。还有，你的行李呢，都跟车子滚到河里去了？”
“都在我衣袋里，”我说，随手掏出把牙刷挥了挥，“我是从殖民地来的，到哪儿都是轻装，没什么行李。”
“从殖民地来的！”他叫了起来，“哎呀，你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人啊！老天保佑，你是自由贸易派吗？”
“是的，是的。”我漫然应道，其实对他说的是什么一点也不明白。
他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匆忙把我拉进他车里。三分钟后，车开到了一幢松树围绕的小屋前。这是一座狩猎时用的房子，看上去很舒适的样子。他引我进门，带进一间卧室，给我拿来六七套衣服让我挑选，因为我身上的衣服已经弄得脏破不堪了。我挑了一套宽大的蓝色毛哔叽外套，穿上去显得花哨惹眼，与我自己的衣服大不一样。我又借了他一件衬领，也穿了起来。然后他便把我拉进餐厅，指着桌上剩下的饭菜，说我只有五分钟，先吃一点垫一垫，“你可以拿一点装在衣袋里路上吃，等我们回来再好好吃晚饭。我们得在八点钟之前到达共济会大厅，不然我的代理人就要发火了。”
我喝了杯咖啡，吃了点凉火腿。他在壁炉边等着，一边说着：
“我现在正忙得焦头烂额，先生……噢，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呐……什么？退斯顿？那你和六十年代的老汤米·退斯顿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事情是这样，我是这个地区自由党的候选人。今天晚上我在布拉特勒本有一个集会，这地方是我的主选区，但也是我的对手保守党的大本营。我本来请好了殖民地的前任首相克朗·普莱顿今晚来为我作助选演讲，我们已经贴海报、发广告，弄得几乎全区人人皆知了。可今天下午那位先生却给我来了电报，说他在布拉克普尔得了感冒，来不了啦！这样一来，我就得一个人来应付整个局面。我原先打算只讲十分钟，现在就非得讲满四十分钟不可了。我今天下午费了三个多小时，绞尽脑汁想榨出点东西来，但还是没法讲那么长。现在你来了，你得行行好，帮我这个忙！你不是说你是自由贸易派吗？那你就对选民们讲一讲殖民地的一揽子贸易保护法是怎么回事。你们那儿人人都有讲话的本领——上天保佑，我要是有这点本领就好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帮忙的！”
自由贸易是怎么回事，我一窍不通。但我现在没办法推辞，我有求于他啊。我这位年轻的绅士朋友也真是急昏了头，竟荒唐到要我——一个刚刚死里逃生，又毁掉了价值一千英镑名车的陌生人马上为他作助选演讲。而我有求于他，也容不得我再想这有多荒唐，无法再推三阻四了。
“好吧，”我于是说，“我演讲可不怎么行，不过，我可以给他们讲一讲澳大利亚的情形。”
这话一出，他立刻如释重负，高兴得连连向我道谢。他借给我一件驾驶服，也没问我怎么开车旅行也没自备一件，就开车上路了。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他絮絮叨叨地对我讲述他经历的种种琐事。他说，他是个孤儿，是叔叔带大的，他好像没讲他叔叔的名字，只说他是内阁里的官员，在报纸上可以读到他的讲话，等等。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就去周游世界。后来因为无事可做，他叔叔便建议他从政。他好像并不倾向于任何一党，“两个党里都有好人，”他轻松地说，“也都有不少坏蛋。我是自由党，因为我的家族一直都是辉格党人。”其实他对政治并不很热心，却有很多其他的爱好。他发现我懂一点赛马，便喋喋不休地说起如何在赛会上投注。他还有种种计划，要提高他的射击水平，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单纯、正派，而又稚嫩的年轻人。
我们的车子开过一个小镇时，两个警察示意我们停住，还用手灯照了照我们。
“对不起，哈里爵士。”其中一个说，“我们接到指示，要查找一辆汽车。说的样子和你们的车有一点点相似。”
“没事儿。”我的主人答道，我心底里却在感谢上帝，保佑我碰巧躲过了这一关。这以后他就没再说话，看来一门心思在琢磨着他晚上的讲演。他嘴巴咕哝着，目光呆滞，一副失神的样子。我都开始担心，今天可别再出第二次车祸。接着，我也开始想我今天该讲些什么，发现我的脑袋也僵得像块木头一样。待我醒悟过来，车子已停到了街上一扇大门前。一伙佩戴着玫瑰胸饰的绅士们出来，喧喧闹闹地把我们迎进了大厅。大厅里已经坐了有五百多人，大半是女士，有不少秃顶的男人，还有十几二十个年轻人。大会主席是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牧师，一副猥琐的样子。他先是为克朗·普莱顿的不能到会向大家表示了歉意，说他不巧得了感冒什么的。然后便介绍我，说我是什么“澳大利亚思想界公认的领袖人物”。大门边上站着两个警察，我暗想，他们要能把这些对我的介绍记录下来就好了。接着，哈里爵士的演说便开始了。
我从未听过如此糟糕的演讲。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讲话。他手里拿了一大堆笔记和纸条，就照着念起来。一旦离开笔记，他就长时间地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会儿想起几个背下来的句子，就挺起身子，像亨利·欧文[1]那样激昂慷慨地朗诵出来。再过一会儿，又再弯下腰，从稿纸上咕咕噜噜地照本宣科。不仅如此，他所讲的内容也是一派胡言乱语。提到当前所说的“德国威胁”时，他竟说这都是保守党人的臆想，是他们“发明”出来愚弄穷人、剥夺他们的权益、阻挡社会改革浪潮的舆论。而“组织起来的劳工”已识破了他们的伎俩，对他们报以“轻蔑和唾弃”。他说他完全赞成削减英国的海军力量，以证明我们的诚意。同时也向德国发出一个通牒，要求他们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否则我们就要把他们“扫进垃圾箱”云云。他说如果不是保守党人的话，英国和德国就会是缔造和平和推进改革的好伙伴。听他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口袋里的黑色笔记本，那就是斯卡德的“朋友”正在推进的“和平与改革”！
然而说来也奇怪，我倒也有点喜欢他的演讲。我看出他是个好人。除了填鸭式教育所灌输给他的那些糊涂观念外，他身上也闪现着宽厚的人性光辉。除此之外，他的演讲也大大减轻了我的思想负担，我虽然不是什么讲演家，但绝对比他哈里爵士强一百倍。
轮到我的时候，我讲得还很不赖。我把我道听途说的那点澳大利亚的情况全都讲了（但愿听众中没有澳大利亚人）。我讲了澳洲的劳动党，讲了那里的移民政策，还有全民服务，等等。我大概忘了提自由贸易的事，但我说了澳大利亚没有保守党，只有工党和自由党，这在听众中引起一阵欢呼。最后我才提醒他们了解一点关于当前的战争危险。我对他们说，如果我们团结一致，竭尽全力，我们大英帝国就能完成粉碎敌人战争阴谋的光辉业绩。
总之，我觉得我讲得很成功。但那位牧师好像并不满意我。他在最后建议大家向演讲者致谢时，称哈里爵士的演说“具有政治家的风范”，而我的讲演却只有“一个移民代表的口才”而已。
我们再坐进汽车时，我的主人极其兴奋，因为他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你讲得真是棒极了，退斯顿。”他说，“现在你跟我回家，我就一个人。你要是能多待一两天的话，我带你去参加一次很棒的钓鱼活动。”
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我正求之不得。而后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红色吸烟室，坐在噼啪作响的木柴壁炉边喝酒。我觉得这是把我的“底牌”亮出来的时刻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
“听着，哈里爵士，”我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是一个好人，所以我也对你实话实说。你今晚说的那些害人的无稽之谈，究竟是从哪里听来的？”
他脸色都变了，“我讲得真那么糟吗？”他丧气地问道，“也许内容有点单薄，不过我都是从《进步杂志》和我的代理人寄来的小册子上摘引来的。但是，你当真认为德国人会跟我们打仗吗？”
“不出六个月，你就不需要再问这个问题了。”我说，“给我半小时，注意听，我这就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现在还记得那间敞亮的大屋子，墙上挂着鹿头和旧照片，哈里爵士神色不安地站在壁炉前的石板上，我则靠在躺椅上，向他徐徐述说。这时我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一侧倾听着我自己的声音，仔细掂量着我的故事是否真实可信。这是我第一次把我了解的全部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别人。当我把心里藏了许久的秘密全部讲出之后，浑身感觉无比地轻松。我没有隐瞒任何细节，我对他讲了斯卡德，送奶工，那个小记事本，以及我逃往加洛韦地区等等所有的情节。他听得激动了起来，在壁炉前不停地踱来踱去。
“现在，你知道了，”末了，我说道，“你带回家里来的是一个波特兰谋杀案的逃犯。你现在有责任赶快去报警，把我交给他们，这样我也就活不了多久了。我被抓起来一两个小时后，就会出现什么‘意外’，我就会被一把刀当胸刺死。当然，不管怎样，这都是你作为一个守法公民的责任。或许一个月后你会感到后悔，但你现在没有理由去想这个，对吧？”
他用明亮镇定的眼神看着我，“你以前在罗德西亚是做什么的，汉内先生？”他问。
“采矿工程师。”我答道，“钱挣得光明正大，工作也很有意思。”
“看来，这个工作没把你的神经搞得脆弱不堪，是吧？”
我笑了起来，“呵，没有，我的神经坚强得很。”说着，我从墙上取下一把猎刀，学着马绍纳人的古老把戏，把刀子抛到空中，又用嘴接住。证明我的神经相当稳定。
他看了我的表演，接着说：“我不需要你的证明。我也许在演讲台上是个外行，但我看人还是很内行的。你既不是杀人犯，也不是傻瓜，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情。我决定支持你。你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首先，我要你写一封信给你叔叔。我必须在六月十五日前设法与政府人士接触。”
他捻了捻胡须，说：“这可能不行。你这是外交部的事，我叔叔管不着，而且你也绝不可能让他相信你。不过，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来给外交部的常务秘书写一封信，他是我的教父，也是最恰当的人。信里要说些什么？”
我让他坐在桌边，按我口授写下来。信的大意是说，如果六月十五日前有一个叫退斯顿（我想我还是用这个假名为好）的人来找他，请给予热情帮助。还说了，这个退斯顿会说出“黑石头”这三个字，并用口哨吹《安妮·劳莉》[2]这支曲调做暗号，来表明身份。
“很好，”哈里爵士说，“这个办法很妥当。还有，我教父的名字是瓦尔特·布里万特爵士。你得在圣灵降临节前后到他的乡间别墅去见他，就在肯兰纳河上靠近阿廷斯维尔的地方。好啦，就这样了。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你身材跟我差不多高，把你最破旧的花呢外衣借我一件吧，什么样儿的都行，但一定要与我下午车祸中毁掉的那件完全不同。还有，请给我找一张本地的地图，给我讲讲这儿的地理位置。最后，如果警察到这儿来找我，你就领他们去看我那辆摔坏在峡谷里的汽车。要是“黑石头”那一拨人来了，就说我见过你以后便上了特别快车往南去了。”
他给我拿了衣服和地图，余下的事也答应一一照办。我把剩下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穿上了老旧的混色毛呢套装。从地图上弄清了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又弄清了另外两件事，第一是从什么地方可以坐上去南方的火车，第二是附近最荒僻的地区在哪里。然后我和衣躺在吸烟室的椅子上睡着了。
两点钟时哈里叫醒了我，把睡眼蒙眬的我领了出去，走进了满天星光的黑夜。又从工具棚里找出一辆破自行车，交给了我。
“先一直骑到那片枞树林边，再向右转，”他嘱咐我，“天亮时你就应该到山里了。把车子扔到沼泽里，然后徒步往草原里走。想办法混在牧羊人堆里，待一个礼拜都不成问题，就跟你在新几内亚[3]一样安全。”
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骑上陡峭的砂石山路，直到东方发白，天将破晓。到晨雾散尽，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到了一片宽阔的绿色高地。放眼四望，都是向下延伸的峡谷，更远的地方是蔚蓝色的地平线。人在这高处，至少有一点好处：我可以早早地发现从任何方向前来的敌人。
[1] 亨利·欧文（1838-1905），英国著名的戏剧演员。——译者注
[2] 著名的苏格兰歌曲。词作者William Douglas。曲调有多种版本，这里的可能为John McCormack所作。——译者注
[3] 在太平洋南，澳洲之北。是距离英国本土最遥远的英属殖民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