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跌坐进一张圈椅，感到一阵阵眩晕和恶心。过了好几分钟，心头又袭来一阵恐惧，我不禁浑身战栗不已。地上那张惨白的脸和直瞪着我的那双眼睛使人无法忍受，我便赶紧起来找了一块桌布把它盖了起来。接着我踉踉跄跄地扑到酒柜前，抓起一瓶白兰地，猛灌了几大口下去。我以前也不是没有见过凶残的杀人场面，我自己在马塔贝尔战争[1]中甚至还亲手杀过几个人，但哪一次也没有眼前这桩入室凶杀案更残忍、更冷血瘆人。我费了好大劲，才使自己慢慢镇定了下来。看了看腕上的表，时间是十点半了。
突然，我心头一动，想起一件事，便赶紧起身，把几个房间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没有人，也没发现有人来过的明显痕迹。我放下百叶窗，把所有窗户的插销都插好，又走过去把门链也闩上。这时，我的脑子才慢慢清醒过来，可以想事情了。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理清头绪。我想，我现在不用太慌忙，除非那些杀手们再窜回来，不然直到明天早晨六点之前，我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好打算。
首先，一件事情非常明显：我已经引祸上身了。我现在对斯卡德的故事已经一点也不存怀疑了，他盖在桌布下的尸体就是证明。那些知道他发现了他们阴谋的家伙终于找到了他，并用最彻底的办法封住了他的嘴。是的，他永远沉默了，但是他在我家待了整整四天，他的敌人们知道这个，他们肯定会想到他已向我透露了一切。所以，下一个必须除掉的就是我了。可能就是今晚，也可能是明天或后天，总之，我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继而又想到了另一种办法：我现在就去向警察报案，或者我先去睡觉，留着让帕多克明天早晨发现尸体后去报案？可是，我又怎么对他们讲清斯卡德的事呢？在斯卡德的事上，我已对帕多克撒了谎，现在，整个事件更是疑云重重，恐怕再也瞒不下去了。而如果我坦白承认，把斯卡德说给我的一切都如实告诉警察，他们肯定不会相信，只会嘲笑我一顿。看来，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我会被控以谋杀，而且依现有的证据，就足以给我定罪，并判以绞刑。我在英国不认识什么人，更没有什么好朋友能挺身而出为我的品行作保。说不定，那些杀人的家伙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了吧？他们真够狡猾的，每一步都算计好了：借英国警察之手把我抓进监狱，一直关到六月十五日之后，不是比他们亲手来解决我更省事儿吗？
再说，就算发生了奇迹，警方竟然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那我岂不仍然是帮了敌人的忙？卡洛里德斯待在国内不来伦敦，这不是正中了他们的下怀吗？说不清为什么，一想起死去的斯卡德的那双眼睛，就让我心潮起伏，相信他所做的事是正义的。现在他走了，但他把事情托付给了我，我现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把他的事业继续下去。
也许你觉得我很荒唐，自己的性命难保，竟还想再去冒险。但这正是我的意愿。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勇敢，但我无法容忍好人被残害。斯卡德和他的事业不能就此被一把刺刀所终结，我要代替他，继续与敌人周旋！
我花了一两个小时才把事情想透，最后做出了决定：我必须马上躲起来，一直躲到六月的第二个周末。到那时再设法与政府人士接触，把斯卡德告诉我的情况报告给他们。现在我才意识到：要是斯卡德当时对我再多说一些，或者我多注意听一点，该多好啊。我现在虽然大概了解一点，但具体情节全不知道，所以很可能到了最后，英国政府也不相信我，那事情就更危险了。但这个险非冒不可，只能指望到时有什么情况出现，能向他们证实我说的都是实情就好了。
我眼下的头一件事，就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不停地逃跑，不断地更换藏身地址。今天是五月二十四日，这就是说，在我冒险出头去找政府当局之前，我要躲藏整整二十天。我料定在此期间有两拨人要追捕我：一拨是杀了斯卡德的那些敌人，他们要除掉我；另一拨则是警察，他们要捉拿我归案。这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一场殊死的搏斗。奇怪的是，我此时此刻却因为抱着必胜的信念而心情怡然地等待着它的来临。大概是我闲散得太久了，以至于出了任何新鲜、刺激的事情都会令我兴奋。我决定，与其坐在斯卡德的尸体旁静候命运的发落，像一只可怜的蚂蚁一样被碾死，毋宁铤而走险、靠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挽救我自己的生命。
我接着想，斯卡德会不会留下些文字之类的东西，可以给我提供进一步的线索？于是我掀开盖在他身上的桌布，在他的各个口袋里搜寻。这时我已不再害怕他的尸体了。他虽然刚被杀死不久，但面容已显得非常安详。他胸前口袋里没有什么东西，下边的口袋里，只有几枚硬币和一个烟嘴。裤子口袋里有一把小刀、一些银币，外套侧袋里装着一个鳄鱼皮制的旧烟盒。哪儿也找不见他那小黑皮本，就是我见他往里记东西的那个。看来一定是被那几个凶手搜走了。
我不经意地抬起头，发现写字台的好几个抽屉都被拉开了。斯卡德是个很整洁的人，绝不会把抽屉就那样开着，一定是有人搜寻过什么，或许就是在找那个记事本？
于是，我又在整个套房里转了一圈，发现整个房间都被搜查过了。书页中间，抽屉，酒柜，箱子，甚至衣橱里的衣服口袋、饭厅里的碗柜都一一搜查过了。哪里也没看见那个记事本。看来敌人没从斯卡德身上搜到，但很可能从别处找到了那个记事本拿走了。
我找出一本地图，翻到一张大幅的英伦三岛图仔细察看起来。我的想法是逃到某个荒僻的地方躲起来，在那种地方，我在非洲的生活经验会有用武之地，而在城市里，我则像笼子里的老鼠，只能坐以待毙。
我觉得苏格兰是最合适的地方，因为我就是苏格兰人，我可以像一个普通的苏格兰人一样在那里到处走来走去。我也想到扮成一个德国游客，因为我父亲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合伙人，我从小就跟他学会了说流利的德语，更别说我还在德属达乌拉兰德勘探过铜矿，在那里待过整整三年。但后来再掂量了一下，觉得还是扮作一个苏格兰人好，在那边比较不招人注意，也不易引起警方的怀疑，因为他们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绝想不到我会是个苏格兰人。我决定去加洛韦[2]一带，就我所知，这是离伦敦最近的苏格兰荒原地区。从地图上看，那儿的人口也不太稠密。
我查了一下火车时刻表，有一趟早上七点十分从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开出的火车，傍晚就能到达加洛韦地区各站。这趟车很合适，但困难的是我怎么才能到圣潘克拉斯车站去呢？斯卡德的敌人肯定在门外监视着我。我琢磨了一会儿，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办法。于是便先上床去休息。我睡得很不安稳，但还是勉强眯了两个小时。
凌晨四点钟我就起来，打开卧室的百叶窗。外面是一个晴美的夏日清晨，朦胧的曙光刚爬上天际，麻雀开始嘁嘁喳喳。我的心情忽然一下子改变了：你真是个傻子，有谁关心你要做些什么啊？就让事情顺其自然，听任英国警方对这个案子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处置吧。但是，当我把整个情势又想了一遍后，我发现，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推翻昨天晚上的决定，于是撇嘴苦笑了一下，决心继续实行我原来的计划。我现在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畏惧，但也不想招惹无谓的麻烦，我希望你能懂我的意思。
我找出一件穿旧了的粗花呢外套，一双结实的钉靴，还有一件带衬领的法兰绒衬衫，又在不同的口袋里分别塞上一件备用的衬衫、一顶布帽、几条手绢和一把牙刷。两天前我从银行里提出了一大笔钱，都是金币，以备斯卡德不时之需的。现在我从中取出五十英镑，都塞进一条我从非洲洛德西亚带回来的皮带里，我想这些钱够我用了。然后我洗了个澡，并把我下垂的八字胡须剪得只剩下了短短的胡茬。
现在该进行下一步了。帕多克通常是七点半钟准时到达，然后用一把开弹簧锁的钥匙自己开门进来。但在六点四十分的时候送奶工就该来送牛奶了。他一来，就是一阵瓶罐哐哐啷啷乱响，因为每天清晨被他这样打扰，就记住了他来的时间。我有几次出门乘早班车，曾在门口碰见过他。他是个跟我差不多一般高的年轻人，唇上留着乱糟糟的胡须，身穿一件白大褂。我现在就只有在他身上赌一把了。
我走进昏暗的吸烟室，晨光刚刚从百叶窗的缝隙间透进来。我从酒柜找出一些饼干，就着威士忌苏打水吃了下去，算是解决了早餐。这时快到六点钟了，我把烟斗装进衣袋，并从壁炉台上的烟草缸里掏烟草往我的烟袋里装。
当把手伸进烟草里时，我的手指碰到了一样硬硬的东西，拿出一看，竟是斯卡德的那个黑色的小记事本。
唔，这倒是个好兆头。我掀起斯卡德身上盖着的桌布又看了看他，他脸上所显露出的安详和尊严叫我惊讶而感动。“再见了，老伙计！”我轻声说，“我将为你尽我最大的努力。祝我好运吧，无论你在哪里！”
然后我待在客厅里，等候送奶工到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这真是最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了，好几次我都几乎憋不住要破门而出。六点三十过去了，六点四十到了，他还没有来。这家伙怎么偏偏今天迟到呢？
到六点四十五，又过了一分钟，终于听到了门外面牛奶罐子的撞击声。我一把拉开前门，正是那牛奶工。他正在一面吹口哨，一面从他那一大堆奶罐中取出给我的一份，见我猛地出来，吓了一跳。
“你进来一下，”我说，“我有话跟你说。”接着便把他让进了饭厅。
“我看你也像是个爱玩儿的人吧？”我说，“所以我想请你帮点忙：把你的白大褂和帽子借我用十分钟。这儿是给你的一英镑。”
一见到金币，他眼睛都睁大了，咧开嘴笑着问道：“是什么游戏啊？”
“打赌！”我说，“现在没时间给你解释。要赢的话，我就得当十分钟的送奶工。你只要待在这儿等我回来就行了。耽搁你一小会儿，不会有人抱怨的。这一镑金币就归你了。”
“行！”他高兴地叫道，“我当然不能扫你的兴嘛！给你，这是衣服，先生。”
我戴上他的蓝色平顶帽，套上他的白大褂，拎起一筐牛奶，随手撞上门，便吹着口哨下楼去了。到了楼下，管电梯的人冲我吼了一声：闭上你那嘴巴吧！看来，我装扮得还算成功。
起先我以为街上没人，但马上就看见一百码外有一个警察，接着又看见一个闲逛着的人从街的另一头踅了过来。我心里一动，抬眼望了望对面的房子，发现二楼的窗子后面有个人影，那闲人走过来时朝楼上望了一眼，我想那一定是他们在交换信号。
我口里吹着轻快的口哨，学着送奶工的模样，大摇大摆地穿过街道，走进了侧面的第一条小街，一直走到向左拐弯，上了另一条穿过一片空地的街道。到了这条街，只见四处无人，我便把牛奶筐子一下子摔进路边的垃圾箱，然后把帽子和大褂也摔了进去。我刚把我自己的布帽子也扔进去时，一个警察恰好从街角上转过来。我连忙问了他一声早上好，他也随随便便地回应了我一声。这时，附近教堂的大钟敲响了七点。
再也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我一拐进尤斯顿街，撒腿就跑。尤斯顿车站大钟的时针已指向七点过五分。跑进圣潘克拉斯车站时，已没有时间去买票了，何况我还没有想好要在哪里下车。一个搬运工告诉了我站台的位置，待我跑进去时，列车已经开动了。两个车站工作人员拦住了我的去路，我一闪身躲开他们，再一纵身，便跳上了最后一节车厢。
三分钟后，当火车呼啸着穿过北方一个个山洞的时候，一个怒气冲冲的列车员堵住了我，盘问我要到哪里去。我报了一个忽然想起来的地名，他便给我开了一张去牛顿-斯图瓦特的车票，并把我从我藏身的头等车厢带到了一个可以吸烟的三等车厢里。
吸烟间里坐着一个水手和一个带着小孩的胖女人。列车员骂骂咧咧地走了之后，我便用手指抿抿眉毛，操起我那口音浓重的苏格兰话，开始对我的两个旅伴抱怨起赶火车有多难之类的事。这样，我就正式进入我的角色了。
“这列车员太可恶了！”那女人愤愤地说，“该、该找个会说苏格兰话的人把他换掉！这家伙，一会儿说我小孩没、没票，一会儿还、还骂我带了鸡上车……还不让这位先生往地上吐、吐口水……”
水手阴沉着脸附和着她。于是，就在这样一种抱怨和反抗权威的气氛里，我开始了我令人刺激的新生活。说来也叫人难以置信，就在几天前，我还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单调得教人没法过活。
[1] 1893年至1897年间，英国殖民者在南非津巴布韦与当地土著马塔贝尔人之间的两次战争。——译者注
[2] 在伦敦西北约500公里，甫进入苏格兰，隔海与北爱尔兰相望的苏格兰高山苔原地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