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五月里[1]的一个下午。我从伦敦城里回我的寓所，一路上情绪十分低落，心里满是对这段生活的嫌恶。当时，我来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只有三个月，但已经对这里感到十分厌倦了。如果一年前，有人说我会对英国有这种感觉的话，我一定会对他大加嘲弄。然而现在，这却全都成为事实了。这里的天气就叫人心烦，周围英国人的言谈更叫人听着恼火。我得不到足够的体育锻炼，而伦敦人的其他娱乐活动，就像太阳下面晒久了的汽水一样，淡而无味。“理查德·汉内，我的老伙计，”我开始反复对自己说，“你这下可是跑到阴沟里来了。赶紧爬出来，逃到别处去吧！”
想起最近这几年在布拉瓦约[2]时设想好的人生规划，我不由失望得直咬嘴唇。那时，我已挣了一些钱，不是很多，但足够我花了。所以我盘算好了种种享乐，准备好好享受一下。我六岁时父亲就把我从苏格兰带了出来，再也没回过家。所以在我想象中，英国就像天方夜谭的故事那样神奇。我打定了主意要回到那儿，在那里度过我的下半辈子。
可想不到，一到英国，我就大失所望了。才一个星期，我就厌倦了再去各处观光。不到一个月，就对饭馆、剧院和赛马、跑狗之类的地方失去了兴趣。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好朋友，我想这大概是我感到烦闷的真正原因吧。倒也有不少人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但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对我并没有什么兴趣，偶尔问你一两个关于南非的问题，然后便转头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还有许多热心于大英帝国[3]声威的女士，也邀我参加她们的茶会，去与从新西兰来的中学校长或从温哥华来的编辑们会面，但这些活动也都是再沉闷、乏味不过的了。就这样，在这里，我一个三十七岁的男子，身强力壮，有大把的金钱可花，但却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成天哈欠打个不断……简直成了整个英国最无聊、最心烦意乱的人。于是，我开始下决心，要从这里脱身，回到我先前生活过的南非草原上去。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与我的经纪人商谈我的投资问题。我这样做，也不过就是找点事儿，让我的头脑活动活动罢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去了我的那家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其实更像是个酒吧，吸纳的会员都是从英国各殖民地回来的人士。在那里，我一边慢慢啜酒，一边浏览晚报。报纸上全是关于近东地区争端[4]的消息。其中有一篇关于希腊首相卡洛里德斯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从各方面看，此人似乎是这场国际事件的主角，他表现得光明磊落。而别的“演员”就远远不能这么说了。看得出来，他在柏林和维也纳的那些敌手们对他恨之入骨，而我们英国人则很推崇和支持他。报上有一篇文章甚至称他作“欧洲和平与战争间的最后屏障”。记得我当时就想，我能在这些事件中起点什么作用呢？去阿尔巴尼亚大概是个好主意吧？在那儿我可能会有点事干，不会像在伦敦这么无聊，这么闲得整天打哈欠吧？
大约六点钟，我回到家里，穿戴整齐，去皇家饭店吃了晚饭，然后去了一家歌剧院。当晚的戏目很无聊，台上就一群忸怩作态的女人和尖嘴猴腮的男子。我没坐多久就出来了。外面的夜空爽朗而清新，我便步行着回我在波特兰大厦租住的公寓。我走在人行道上，一群群行人簇拥着从我身边挤过，向前赶去。他们喧闹着、扰攘着，匆匆忙忙地好像都有什么重要事情去做，这使我心中油然生出一股羡慕之情。这些女店员、男职员们，光鲜时髦的男女，还有警察，他们好像都满怀激情，这让他们能够快快活活地生活下去。路边有一个乞丐，正无聊得张大了嘴打哈欠，我停下来给了他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也算是“同病相怜”吧。走到牛津广场时，我站住脚，抬头仰望着春意浓浓的天空，做了一个决定：我再在英国多待一天，看看会怎么样。如果情况依然如故，那我就抬脚走人，乘下一班轮船前往南非开普敦。
我住的公寓套房在二楼，是在兰哈姆大厦后面的新区里。大楼里有一个公用的楼梯，门口有一个开电梯的工人和一个门房。楼里没有餐厅之类的设施。公寓之间都隔得很开。我不喜欢家里住着仆人，所以只雇了一个白班男仆来招呼我。他每天早晨八点之前来，一般晚上七点前就早早走人，因为我从不在家吃晚餐。
我刚把钥匙插进门上的锁孔，就发现有一个人紧贴在了我身后。我没注意到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他的突然出现吓了我一大跳。这是个消瘦的男人，褐黄的短须，有一双细小然而锐利的蓝眼睛。我认出这是住在顶层公寓的一位客人，白天在楼梯上打过照面的。
“能跟你说句话吗？”他说，“我可以进去一会儿吗？”他努力镇定着自己的声音，手却紧张地攥住了我的胳膊。
我推开门，让他进去。一跨进门槛，他就一下子冲进我的里屋——我一般在那里吸烟或写信——巡看了一遍，然后又蹦了回来。
“门锁好了吗？”他紧张地问，一边伸手把防盗门链闩上。
“实在对不起，”他低声地说，“我这实在是太过冒昧了。可是，你看来是个可以理解我的人，所以自从我撞上麻烦后，这一星期以来我一直想找你。请问，你能帮我个忙吗？”
“先说你的事儿吧，”我说，“我只能先答应你这一点。”心里觉得这人神经兮兮的，有点不大正常。
身边的桌子上有个盛着酒类的盘子，他伸手给自己兑了一杯烈性的威士忌加苏打水，两三口喝了下去。把杯子放到桌上时，哐啷一声，杯子被撞碎了。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今晚太紧张，太狼狈了。你知道，就现在，我已经是个死了的人了！”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嘴里调侃着，心里认定我面前的是个疯子了。
一丝苦笑掠过他拉长的脸，“我没疯，还没有。你知道，先生，我一直在注意你。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是个可靠的人，并且必要时不怕果断出手帮人，所以我要向你说出我的秘密。我现在非常非常需要帮忙！我想知道，我能指望你吗？”
“说你的事儿，”我说，“然后我会告诉你。”
他似乎努力着，让自己鼓起劲来，然后便絮絮叨叨地讲出了一番让人难以置信的话来。开头时我听不大懂他在说些什么，不得不止住他，问他问题，后来就慢慢听懂了他说的大概意思。
他是美国肯塔基州人。大学毕业后，混得还不错，后来便开始去周游世界。他干过写作，为一家芝加哥的报纸做过战地记者，在欧洲东南地区待过一两年。他说他通晓多种语言，所以对那一地区的社会情况相当了解。他如数家珍地提到许多人的名字，都是我曾在报纸上读到过的。
他告诉我，他一直在追踪政治新闻。先头是对政治有点兴趣，然后就变得身不由己、欲罢不能了。我听得出，他是一个精明、不知疲倦的家伙，凡事都要刨根问底，有时竟会刨过了头，让自己惹上大麻烦。
下面就是他讲给我的故事，以及我自己对事情的理解。
原来，在某些国家的政府和军队的背后，都还有大规模的地下间谍活动，由一批包藏祸心、极其危险的人物在操纵、运作着。他很偶然地发现了这些间谍活动，觉得好奇、蹊跷，于是追踪了下去，然后就陷在里面，脱不出身了。据他说，参与这个阴谋活动的多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总想制造动乱，发动革命。除他们之外，还有一拨儿想借此发财的金融家。这些聪明人在世界大乱、市场崩溃时总能获取丰厚利益。显然，欧洲各国火拼起来，打起仗来，正符合这两拨人的目的。
他告诉了我一些奇怪的事，恰好解释了许多一直困惑我的问题——譬如不久前发生在巴尔干战争[5]中的一些事：有些人为何突然消失不见了，一些国家怎么突然间占了上风，同盟国和协约国是怎么组成、又怎么分裂的，战争的根源又在哪里，等等。他还说，整个一系列阴谋的目的，都像是要挑拨俄国跟德国打起来。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样就会为他们创造机会。一打起来，整个欧洲就会变成一个大炼狱，一个新的世界就可能从中应运而生。而那批资本家们，则可乘机大捞一把，靠战争造成的烂摊子大发其财。他说，资本是没有祖国、也没有良心的。还有，所有这些的背后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是恨透了俄国的。
“你觉得不可理解吗？”他提高了声音，“犹太人三百多年来一直受着压迫和摧残，现在正是他们翻身的机会。现在到处都有犹太人，不过你得深入到内部，到最隐秘的地方，才能见到他们。比方说，随便哪个条顿公司，这是德国人的大公司，如果你要去与它打交道，你见到的第一个人可能会是一个叫什么冯·亲王之类的年轻人，说一口英国伊顿公学或那劳公学出身的地道标准英语。但这个人其实无关紧要，只是个一般雇员。如果你的生意足够大，那你就可能会见到他后面的一个人。这个人将会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人，这人眉毛下垂、下巴前突，一副粗鲁的做派。这该是一个能够拍板，在你的商业文书上签字、画押的德国商人了。但是，如果你的生意的确非常重大的话，那你就一定会见到真正的老板了。十之八九，你会被带去见一个矮小的、面色苍白的犹太人。他坐在浴盆似的椅子里，眨动着响尾蛇似的眼睛。是的，先生，他就是一个当下控制着世界的人，他手里的刀子正架在沙皇俄国的脖子上，因为，或者他的姨妈被他们凌辱过，或者他的父亲曾被鞭笞、流放在某个离伏尔加河不远的地方……”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说，他这种犹太商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联手发动战争的说辞，有点过时了吧。
“是，也不是。”他答道，“他们的确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但驱动他们继续这样做的，是比金钱更重要的、用金钱买不来的东西，这就是人类争胜好斗的根本天性。你去打仗，会被打死，于是你就发明出‘旗帜’和‘祖国’之类的东西，说你是为它们而战，为它们而死的。你没被打死，活下来了，你当然就更迷上打仗了。那些愚蠢的士兵们在目前的战争中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这些愚妄的东西。这当然并不是柏林和维也纳的那些家伙们想要的，不过我们的这些‘朋友’出于长远的考虑，现在还没有打出手中最后的一张牌。他们的这张王牌正藏在袖筒里，如果我不能再活一个月去制止他们，他们就会打出这张牌，从而赢得胜利。”
“你刚才不是说你已经死了吗？”我插嘴道。
“‘死亡乃通往永生之门（MORS JANUA VITAE）’嘛！”他微微一笑，（我听懂了他用拉丁语说的这句谚语，我就只懂这么一丁点拉丁语）说，“我待会儿再解释这个。在这之前，我得先让你明白许多其他的情况。你是常看报纸的，我想你听过康斯坦丁·卡洛里德斯这个名字吧？”
我一下坐起了身子。这正是我今天下午刚读到的名字。
“是他一直阻挡住了他们阴谋的实现。在这场国际间的斗争中，他不但高瞻远瞩，而且也是最为胸襟坦荡的人物。所以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批阴谋家们一直在跟踪、监视他。我发现了这件事。当然，这也不难，连傻瓜现在也猜得到。可我还发现了他们想要暗杀他的具体计划。这对他们是要命的事，所以我现在非死不可。”
他又喝了一杯酒，这次是我亲手给他调制的。我开始对这个前来求助的人产生了兴趣。
“他们没法在希腊搞掉卡洛里德斯。因为他有希腊北部依庇洛特人组成的卫队，非常勇猛凶悍。可是六月十五日卡洛里德斯要到伦敦来。英国外交部要在这里举行一系列国际茶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定在六月十五日这一天。卡洛里德斯将是这天的主客。如果我的那些‘朋友’——那些阴谋家们——在这里得手的话，卡洛里德斯就再也回不到爱戴他的同胞中去了。”
“不过，这不是很简单吗？”我说，“你只要通告他，让他待在国内不出来不就行了吗？”
“这不就正中对方的下怀了吗？”他尖锐地问，“如果他不来，那他们就赢了，因为现在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扭转乱局的人。他现在自己还不大知道六月十五日的干系重大。如果通报了希腊政府的话，他可能真就不来了。”
“那英国政府呢？”我问，“他们总不能让自己的客人被暗害吧？跟他们通报一下，他们就会采取额外的保安措施的。”
“不行。他们就是给全伦敦派满便衣侦探，把警力增加一倍，卡洛里德斯仍然会必死无疑。那些家伙们不是随便玩玩的，他们要制造一个轰动事件来吸引全欧洲的目光。事后将有消息说，卡洛里德斯是被一个奥地利凶手杀死的。还会有很多‘证据’证明这个阴谋得到了柏林和维也纳的高层的默许。当然这都是卑劣的谎言，但全世界的人却都可能相信。我不是在故意耸人听闻，我的朋友。我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才获知了这件阴谋的所有细节。我可以告诉你，这宗暗杀可以说是自历史上保尔加斯家族[6]以来，策划得最为周密的阴谋了。但是，要是有某个知道这事细节的人在六月十五日能活着出现在伦敦的话，这个阴谋就不可能实现。而这个人，就是本人，福兰克林·P·斯卡德！”
我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小个子了。他下颚紧合，一双锐利的眼睛里闪耀着战斗的光芒。看得出来，他是个说得出来也干得出来的角色。
“你是从哪儿挖出这些事儿的？”我问。
“最先，我是在奥地利亚琛希湖边的一个小旅店里发现了蛛丝马迹，于是便追查了下去，陆续又在布达佩斯的一家皮毛店、维也纳的一家外国人俱乐部、莱比锡的一个小书店里收集到了更多的线索。十天前，在巴黎找到了最后的证据。详细情形我就不细说了，因为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反正，当我心里完全明白了这件事的时候，我知道我马上要做的就是赶紧躲藏起来。于是我改名换姓，兜了个大圈子才来到了伦敦：我先是扮成一个时髦的法裔美国人离开了巴黎，又装成一个犹太珠宝商从汉堡乘船上路；到了挪威时我又变成了一个收集学术报告资料的英国易卜生学者；而从挪威的卑尔根出发时，又成了专拍滑雪影片的制片人；最后到了伦敦，我又是从利斯来的生意人了，口袋里揣着一大沓木材纸浆造纸的计划书，准备登在伦敦的各家报纸上招商。一直到昨天，我都很得意，觉得我的行踪隐蔽得很成功。然而……”
说到这里，他神色变了，抓起杯子连喝了几口威士忌。
“然而，昨天我发现一个人就站在这个街区外面的街上。我平常总是整日闭门不出，只在天黑后才溜出去一会儿。我从窗后注意观察了他一阵子，觉得我在哪里见过他。这人找我们的门房打听过我，昨天晚上我从外边散步回来时，在我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名片，我看了浑身一震：上面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怕见到的名字！”
他眼中的神色、脸上真切的恐惧，让我确信他说的都是真实的。我问他准备怎么办时，我自己的声音也变得激动而高亢了。
“我这才知道，我已经像罐头咸鱼一样被他们封死在这儿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只有去死！只有追捕我的人知道我已经死了，他们才会罢手。”
“那你怎么办的呢？”
“我先告诉我那个仆人，说我病得非常厉害，再装成一副要死了的样子。这并不很难，我还是很会伪装的。然后我弄到了一具尸体——在伦敦只要知道路子，你总能弄到——搁在一辆四轮车顶上的大箱子里拉了回来，找人帮忙抬到了楼上我的屋子里。当然，我还得弄出各种假象，以便对付事后警方的调查，所以便先躺到床上，叫我的男仆给我配好一杯安眠剂，然后打发他回家。他还说要给我请个医生来，我毅然谢绝，说我最怕医生来搞什么用蚂蟥放血之类的把戏了。他走了之后，我便起来开始伪装那具尸体。这个死人身材和我一样，看上去是酗酒过度而丧命的，所以我便弄了许多酒洒在他身边。这人的下巴跟我的完全不像，会是个破绽，于是我用手枪开了一枪，把他的下巴轰掉。我也想到，明天也许会有人作证说听见了枪响，但我这一层楼没有邻居，所以冒这么一次险也罢。我把尸体套上我的睡衣，搬到了我床上，再把手枪搁在床单上，把四周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我穿上一套准备好的应急衣服。我没有刮脸，怕留下痕迹。我想，试图离家到街上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整天都想着你，因为我除了求你帮助而外，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从我的窗户里瞅着，一直到看见你回家，才溜下楼来见你。就是这样，先生，现在我的情况你全都知道了。”
说完他坐着，像猫头鹰似的眨动着眼睛，看上去精神紧张而又非常镇定。到这时，我已差不多完全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了。他说的事儿的确是太可怕、太离奇了，但我这一辈子听过不少离奇的事，结果倒往往却是真的。而且，我已养成了一个习惯，做判断时，主要看这个人怎么样，而不是听他说什么。何况，如果他只是想在我这里住下来，然后得空割断我的喉咙的话，他何必要把故事编得这么吓人呢？
“把你的钥匙给我，”我说，“我要看一眼你那具尸体。原谅我的谨慎，我总得多少证实一下。”
他为难地摇了摇头，“我也想到过你可能要查看，但我没带钥匙来，我把它留在梳妆台上那一大串钥匙里了。我必须把它留在房里，以免留下任何疑点。追杀我的那些人都是些眼明心细的家伙。今天晚上你只好先听信我一回，到明天你就能得到那具尸体的充分证据了。”
我想了一会儿，便说：“好吧，今晚我姑且信你这一回。但我得把你锁在这间屋子里，钥匙我拿着。还有一句话，斯卡德先生，我相信你是诚实的，但如果你不老实的话，我警告你，我开枪打人可是毫不迟疑的。”
“那当然！那当然！”他答道，欢快地蹦了起来。“我还没有请教您的尊姓大名，先生，不过，我能看出你是一个忠厚的人……还有，能借把刮脸刀一用吗？太谢谢你啦！”
我把他领进我的卧室，就让他在那儿自行活动。半小时后，他再出来时，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简直都认不出来了，只有那双眼睛仍是那么炯炯有神，那么热切。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从中间分开，眉毛也修剪整齐。举止变得好像曾经受过军事训练似的，脸色微黑，活脱脱一副在印度长期服过役的英国军官的样子。眼上还夹了一个单片眼镜，说起话来一丝美国口音也没有了。
“呵！斯卡德先生——”我惊愕得有点口吃了。
“不是斯卡德先生，”他纠正道，“是塞奥菲勒斯·迪格拜上尉，属驻印第四十廓尔喀团。现正回国休假。请记住这些，拜托了，先生。”
我在我的吸烟室里给他支了一张床，然后就回自己的房间去睡觉，心里是最近好几个月来没有过的兴奋。是呵，世上毕竟还能碰上刺激的事情，即使在伦敦这个被上帝遗忘了的都会里亦是如此。
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听见我的仆人帕多克在敲吸烟室的门。我和帕多克在津巴布韦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当时帮过他不少忙。这次我一回到英国就把他雇来做了我的仆人。他少言寡语，伺候人也并不是一把好手，但我看重的是他对我的忠心耿耿。
“别敲了，帕多克。”我说，“里面睡的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我一下子想不起那个假名字来，“你先去弄两份早餐来，然后来见我，有话跟你说。”
我后来对帕多克编了一大套故事，说我这位朋友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最近劳累过度，身体几乎弄垮了，所以必须绝对静养，卧床休息。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在这儿，不然他就会被从首相府和印度事务部送来的公文埋起来，那他在这里的疗养就彻底被毁掉了。我不得不承认，斯卡德出来吃早餐时，表现得还真像那么回事似的。他戴着单片眼镜逼视着帕多克，活像一个英国军官，还问了他一些关于布尔战争[7]的情形，又不时编出一些人和事来，与我高谈阔论。帕多克本来一直学不会称我为先生，现在被斯卡德蒙住了，一口一个“先生”地赶着叫，好像不这样就活不成了似的。
我给斯卡德留了一盒雪茄、几份报纸，便下楼到城里去了。回来时已是午饭时分，一进门，碰到电梯工，只见他一脸凝重。
“今天早上出大事儿了，先生！十五号房间的那位先生自杀了。刚把他抬到停尸间去了，警察们都在楼上呐。”
我上楼进了十五号套间，几个警察和检察官正在做调查。我装糊涂问了几句，就被赶了出来。我又找到伺候斯卡德的男仆，旁敲侧击地打探了几句，发现他心里没有一点怀疑。这人一副哭丧脸，嘟嘟囔囔地抱怨个不停，我给了他半个克朗，他就转而面露喜色了。
第二天我参加了听证会。一个出版社的合伙人在会上作证说，死者生前给他递交过一份木浆制纸的建议书，所以他相信死者是一个美国商家的经纪人。最后陪审团认定，这是一桩精神异常引致的自杀事件。死者的遗物交由美国领事馆处理。会后，我对斯卡德详细地讲述了整个过程，他听得很兴奋，还说，要是他自己能参加这个听证会就好了，那该是像自己读自己的讣告一样，又刺激，又好玩哩。
随后的两天我们两人都待在里屋里。他显得轻松而自在，读读报，抽抽烟，在记事本上不断地写东西。每天晚上都跟我下盘象棋，每次都把我“杀”得落花流水。我想他前一段日子过得实在紧张，现在正好松弛一下精神，好好调养调养。可是，到了第三天，我发觉他又开始坐立不安了。他在纸上列出了一个单子，把直到六月十五日的日子都一一列出来，然后每过一天就用红铅笔钩掉一天，并在边上迅速记录下一些东西。不止一次我见他静静地坐着，眼神空洞，陷入沉思默想。而每在这样出神之后，他就显得心灰意懒、萎靡不振的样子。
接着，他又变得急躁而神经过敏，听到一点响动就非常紧张。还不断追问我，帕多克是不是可靠。有一两次他甚至发起脾气来，不得不事后向我道歉。当然，我并不怪他，我完全能理解，他的处境实在是过于艰难而危险。
我也知道，他担忧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他计划中的大事能否成功。这人虽然消瘦矮小，但却意志坚定，浑身是胆，从不示弱。
这天晚上他显得非常严肃。“你看，汉内，”他开口对我说，“我想，我应该让你对这件事了解得更多、更深一些。我不能不把这件大事交付给另一个人就跑出去，这样，如果我被杀了，还有你来继续和他们干，完成这件任务。”
接着他便仔细地给我讲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而之前我只知道个大概轮廓。开头我并没有很认真地听他讲，因为我当时只关心他的冒险故事，而对他的“宏大”政治追求没有兴趣。我觉得什么卡洛里德斯之类的事情都与我无关，留给他自己去关心就行了。结果他所讲的许多事都像耳边风，听过就忘了。我只记得他非常明确地说，卡洛里德斯只有在来到伦敦之后才会有危险，而且这个危险来自非常高的高层，以至于人们都很难会怀疑到是他们干的。他还提到过一个女人——名叫朱莉娅·捷切妮，也和这个暗杀阴谋有关系。我记得他说这个女人将演一出美人计，勾引卡洛里德斯离开他的卫队，等等。他说到一个叫“黑石头”的人和一个说话结巴的男人，他还特别详细地说到一个人，这人年纪大了，嗓音却很年轻，眼睑能像老鹰一样垂下来盖住眼珠，一提起这人，他就浑身颤抖。
他又谈到了死亡，谈了很久。他极其渴望能完成这次任务，即使冒了生命危险也在所不辞。
“我想，死，大概就像是你在累极了时的安然入睡一样。你醒转过来，发觉是一个美好的夏日清晨，从窗外正飘来阵阵春草的芳香。许久以前，在我那芳草如茵的堪塔基故乡，我就每每为有这样美好的清晨而向上帝感恩不尽。我想，我这次死后，在约旦河的彼岸[8]醒过来时，我将会再次向上帝谢恩。”
第二天他显得心情好多了，大部分时间都在专心读石墙·杰克逊[9]的传记。我出门与一个采矿工程师一起吃晚饭，因为我们有工作要谈。我回来的时候大约十点半，正是睡觉前与斯卡德下棋的时间。我记得我嘴上衔着雪茄推开了吸烟室的门，灯黑着，我心里有点奇怪，斯卡德已经睡了？
我扭开电灯开关，屋里没有人。忽然，我看见远处墙角里有个东西，一下子惊出一身冷汗，雪茄也掉落到了地上……
只见斯卡德手脚伸开，仰面朝天躺在那里，一把长刀穿透他的心脏，把他钉在了地板上。
[1] 指1914年5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个月。——译者注
[2] 布拉瓦约，非洲南部的城市，在今津巴布韦。——译者注
[3] 大英帝国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新西兰和加拿大均属英联邦成员。——译者注
[4] 指当时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两次战争。这些战事导致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下文中的阿尔巴尼亚，即是在两次巴尔干战争间，于1913年各交战国间妥协所建立的新国家。——译者注
[5] 1912—1914年发生于巴尔干半岛上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与土耳其、奥匈帝国之间的两次战争，是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译者注
[6] 15—17世纪罗马教皇家族，以其成员在追逐权力过程中的罪恶和阴谋著称于史。——译者注
[7] 英国与荷兰、葡萄牙后裔布尔人之间争夺南非殖民地的两次战争，第二次发生在1899年至1902年间，以英军取胜结束。——译者注
[8] 这里指冥界之河。彼岸即是冥界。——译者注
[9] 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军将领托马斯·杰克逊。因防守顽强，获得“石墙”的绰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