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
致丹・西蒙斯先生：我想读者肯定知道当高筒靴不再是男装风尚的时候，尾声（epilogue）”——特别是这个词以非常少见地“ue”两个字母为结尾——就已经很少出现在小说中。然而，我的确想要说一说与1925年开始的故事无关的几件事情，与你分享一些很短的题外话。同时我还相信，你应该已经读了我那厚厚一摞笔记本，如果你与别人分享我的故事了，并且发现这篇尾声使人厌烦或毫无意义的话，你会把它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
1925年秋天，我回到了美国，这之后又过了几年我才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继续登山。当我终于再次登山的时候，我选择留在科罗拉多落基山脉，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西部的山区里，我找了一份开荒的工作，一共干了两年，那里几座最高的山峰位于海拔14,000英尺的山脉之中。随后我去了大特顿山，那里的一座座尖锐山峰或许堪称美国最美的山。我在杰克逊霍尔遇到了查理和他的妻子，要到很久以后，杰克逊霍尔才成了有钱人和名人的度假胜地。我们三个人都很喜欢滑雪。
20世纪20年代，我再次开始攀登美国以外的高山，于是我去了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那里有很多人类尚未涉足的顶峰。如果我想到哪个国家登山，我就会到货船上当一级水手，或者到有钱人的游艇上工作，而且正是因为这个背景，我才找到了那份我们见面时我提到的那份工作，让我和海军上将伯德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南极待了两年。
可就在1929年，我收到了一张来自尼泊尔的明信片。那时，离开珠峰差不多整整四年了。
首先，我应该说一说，1928年后，要想得到进藏许可或攀登珠峰的许可越发困难了。在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那支探险队之后，第一支成行的英国探险队是1933年由休・拉特利奇带领的。他们攀登到了非常高的海拔高度，找到了桑迪・欧文的冰镐。从前我把那把冰镐留在了第一台阶之下的一块砾石上，不过他们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把冰镐当成一个指向山下桑迪・欧文尸体的箭头。或者在当时，在我们留下欧文尸体——他冰冻的双手依旧交叠着，夹在紧紧冻在一起的膝盖中——的地方，松散岩石又向下滚动了很长距离，或者他的尸体都已经滚下了山。
不论如何，1933年在休・拉特利奇领导下的第四支英国珠峰探险队甚至都没有攀登到1924年泰迪・诺顿登上的海拔高度。1935年艾瑞克・希普顿领导的探险队走的是与拉特利奇相同的路线，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更多耶蒂的脚印并且拍摄了照片。1936年和1938年，包括艾瑞克・希普顿和比尔・蒂尔曼等人在内许多相同的登山者又回到了珠峰。1936年的登顶尝试就和理查在1925年时给我们策划的一样，只是采用“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不过希普顿、蒂尔曼和他们的人却因为糟糕天气只能止步于低处。
然而，在西藏对外国登山者关闭的同时，尼泊尔则敞开了大门。
说回那张尼泊尔来的明信片。小小的卡片上贴着极具异国情调的尼泊尔邮票，大多数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没见过，不过上面贴满了印度和英国邮票，因为这张明信片由新德里和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官员转寄给我，而在明信片的背面有一段简短的手写字迹——
杰克——
希望你一切安好。昆布谷的农场十分富饶多产，我们都很开心。小查尔斯和露丝-安向你问好。
你永远的朋友们
结尾语的后面没有留下名字。昆布谷的农场？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住在尼泊尔并在那里务农的西方人就是K.T.欧文斯，不过在1925年他来锡金的营地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而且当然不会在问候语的最后写下“你永远的朋友们”（还是复数）。
除了理查和雷吉还会有别人吗？如果“小查尔斯和露丝-安”是我两位朋友在1925年5月末在那座山上消失后生下的孩子，那么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把那个男孩子叫作查尔斯，因为那是曾经在一战中严重受伤的雷吉的表弟，即珀西的大哥的名字。可露丝-安呢？许多年以后，我查找伦敦的旧档案，发现理查・迪肯有一个妹妹，名字就叫露丝-安，这个女孩在1899年出生后的一个月就夭折了。
因此，我至今都相信雷吉和理查结婚了，又或者他们两个生活在了一起，并选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和40年代远离俗世，生活在尼泊尔。可理查真能冷眼旁观与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他已经受够了军旅生涯。
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还去了很多地方登山，特别是我和我的朋友查理一起去登山。1933年，我到阿拉斯加探险（与另外一位哈佛校友布拉德・沃什布鲁恩结伴而行），攀登了克利伦峰，1934年我又去了阿拉斯加，攀登弗拉基尔峰。20世纪40年代末，我第三次进阿拉斯加探险，和另外四个人在17,900英尺的一个小雪洞里被困了九天。其中两个人因为低体温症而送了命。我很幸运，因为冻伤只失去了左手的最后两根手指。
在结束与伯德等人的那次南极探险之后，我于1936年第一次返回了喜马拉雅山脉，当然我并不情愿这样做。那是一次对楠达德维峰的勘察探险，楠达德维峰是一座非常美丽的高山，周围是由无可攀登的悬崖峭壁环绕的禁猎区，那是一次令人惊奇的经历，同行的还有我的朋友查理、比尔・蒂尔曼、艾迪・卡特等人。1938年，我还和一些哈佛登山俱乐部的校友勇闯世界第二大高峰——28,251英尺的乔戈里峰，而且，在我看来，这里比珠峰要危险得多。（我相信我曾经提到过，我在那里求学期间，这个俱乐部尚没有正式成立）那一年没有人登顶。
我还提到过，二战期间我还曾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过，我不会再说更多细节来烦你了，我只想说一件事：我曾经利用机密渠道寻找任何关于雷吉和理查・迪肯的只言片语，或者关于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科特・梅耶和布鲁诺・西吉尔的信息，可没有找到丝毫新的线索。
1953年，我以五十一岁之龄和我的朋友查理踏上了我的最后一次喜马拉雅山脉探险之旅，在他们第二次尝试攀登乔戈尔峰的时候充当登山支援者。那一年也没有人能登顶，相比珠峰，乔戈里峰可以说像是一个更为无情的女子，一直死死守着她的秘密。不过我的确碰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亲眼看到彼得・斯科恩宁用绳索拉住了在陡峭冰坡上失足摔落的四位登山同伴（包括我的朋友查理医生）。据我所知，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保护四个人，并救了他们的性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很不幸，我们的一个同伴阿特・基尔凯在下山的时候受了伤，而在我们把基尔凯抬下山的过程中，穿越一片非常危险的地带时，其他几位登山者——后来被查理称为“绳索上的兄弟”——把基尔凯裹在睡袋里，然后牢牢拴在一道陡峭的斜坡上。可是，要么是因为我们谁都没有听见的雪崩，要么是基尔凯本人（出于未知的原因）从我们拴系他的坚固锚固点滑了下来，反正他最后摔死了。
以前我就说过，从高山上这样摔下来绝不会一滴血都不流，摔下来的人几乎总是会留下一道道血痕，血肉模糊，衣服被扯破，四肢扯断，脑浆迸裂，等等。在我们下山的那几个小时里，查理一路上看到的都是他好友的血和支离破碎的肢体，而且这以后他不曾从这次的经历中真正恢复过来。多年以后，查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幻觉症，总认为他汽车前面的高速公路上都是鲜血。在很久很久以后，也就是1992年，他的这种病被医生称为“创伤后精神紧张症”。
在第二次乔戈里峰探险和阿特・基尔凯死后，我就和喜马拉雅山脉永别了。
不过我忽略了在那几十年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就是这个命了，只能写写尾声了。
1948年，我去了柏林，执行战略情报局盘问纳粹军官的任务，有一次我看德国报纸——战争期间我学会了德语——偶然注意到了一篇文章，读过之后，我不禁放下啤酒，出神了好几分钟。
四位德国一流登山者在冬季尝试攀登艾格尔峰，他们选择的是与海因里希・哈勒第一次成功攀登艾格石壁时的相同路线，也就是攀登异常危险且堪称登山者夺命地的艾格尔峰北壁，北壁上有一个地方被命名为“蜘蛛”，在这个地方的最上方，他们发现了一具孤身登山者的冰冻尸体，这个地方的下面是那片白色网状垂直致命雪地，上面就是冰裂出口，过了冰裂出口，就是这座海拔13,022英尺夺命高山的最后顶峰山脊了。
这位登山者的年纪在五十五至六十岁之间，似乎对于攀登艾格尔峰而言过老了。很显然这个人碰到了横扫北壁的可怕暴风雪，因此没能登上最后几道斜坡。他独自一人在一道6英寸宽的岩架上露营时，被暴风雪困住了，天气恶劣，他上下不得，最后被冻死。这人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钱包或者其他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东西，附近的村庄或艾格尔峰北壁脚下山谷里的克莱纳谢德格旅店里都没有人记得此人从他们那里路过。那篇文章还说，那几位德国登山者称，在这位被冻死的中年登山者脸上，有一抹淡淡的笑容。
1948年的冬天，理查・迪肯五十九岁，在这样的年纪尝试攀登任何危险山壁都是疯狂之举，更不要说是孤身一人去登山，更更不要说攀登的对象是艾格尔峰了。虽然尸体的身份永远也不能得到证实（而且不可能再见到那具尸体，因为在1948年夏末第二次尝试登顶的登山者到达那个高度之前，尸体就已经被雪崩卷走了），而且那几位德国登山者发现尸体时身上也没带照相机，我却可以清清楚楚地想象到理查的脸。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暴风雪令他止步于与顶峰如此接近的地方，低体温症开始出现，那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他必定不会责怪那座山。
他经常说，他命中注定要死在艾格尔峰北壁。
理查的那次孤身登顶尝试——如果那人真是理查的话（没有证据支撑这一点，我只是在心里肯定是理查无疑）——是不是在雷吉死后或返回印度后他才出发，又或者是不是她一直在等着他从那座山上返回尼泊尔，我无法肯定。我无法想象她会允许他在冬天一个人去尝试攀登艾格尔峰，而且是在欧洲的那场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不过我同样无法想象，在理查打定主意之后，会有任何人与事能够阻止他。据那几个德国人称，那个人头发斑白，不过他那具冰冻的尸体看上去则是顶尖的运动员体形，那可以说是一具优秀登山者的尸体。
我最后要说的是，自从我和帕桑医生在1925年分开之后，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络，并且我两次去印度看他，一次是在1931年，另一次是在1948年的夏天。我第二次去见他主要是为了给他看那年冬天死在艾格尔峰上那名孤身登山者的报道。
帕桑是全印度平民中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财富。布罗姆利夫人于1935年去世，所以来自前布罗姆利大吉岭种茶场的财富就都归帕桑和他的家人所有了。他有七个子女，而且长大成人后都很成功，包括一名女儿在内的三个孩子都在印度议会里任职。帕桑把他的大部分财富都用于帮助印度百姓，把钱捐给医院、救济院、诊所和奖学金基金会，并且资助怀揣医生梦的年轻印度学子。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研究医院至今依旧享有盛名，长盛不衰。
帕桑于1973年去世。他的名字和他的遗赠不仅在大吉岭而且在全印度都受人尊敬。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的通信时断时续，却充满了回忆和感情，而且我已经留言把我们之间的通信随着那些笔记本和那个柯达袖珍相机一并寄给你了，丹。
啊，是的，那架相机。乔治・马洛里的相机。从1925年的珠峰之旅中，我带回了两件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理查的韦伯利左轮手枪，二战期间我在希腊群岛和其他地方都用过，另一个就是马洛里的小柯达袖珍相机。1925年5月的那一天，在珠峰27,000多英尺的地方，我们在桑迪・欧文的尸体上找到了那架相机。
我始终没有把相机里的胶卷冲洗出来，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把胶卷从相机中取出来。不过几年前，我想应该是1975年，一位柯达公司的研究人员和我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进行简单的攀登，这时候我和他聊了聊，问他如果有这样一架被遗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相机（我只告诉他相机遗落的位置“海拔非常高”，此外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那里面的胶卷是不是还能够冲印出来……胶卷上是不是还有影像。
“当然可以，”那位专家说，“特别是，相机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寒冷干燥的空气中，这就更加没问题了。”然后他神神秘秘地眯起眼睛看着我，说：“我敢打赌，你说的准是乔治・马洛里失踪时带的那架从来都没有人找到过的柯达袖珍相机，对不对？虽然你没说起过，不过我知道你曾经去过喜马拉雅山，你攀登过乔戈里峰，对不对？你想知道如果那架相机能找得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恢复马洛里和欧文在顶峰上的照片……来呀，杰克，承认吧。你想的就是那架相机，不是吗？”
我不好意思地承认了我的确如此。我并没有说起那架相机就在我在阿斯彭的小公寓里，距离我们当时登山的地方只有一两英里远。
现在我把乔治・马洛里的柯达袖珍相机交给你，丹・西蒙斯，并且我很遗憾没有让它一直留在28,000英尺、零度以下这种对于胶卷而言更为适宜的环境中。我承认我很好奇冲洗出来的照片会有什么样的影像，不过我又没有特别好奇，所以在我有生之年并没有把它们冲印出来。对于马洛里和欧文是否登顶，我有着自己的看法，正如对于理查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在马洛里和欧文尝试登顶的一年后是否登顶，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样。我一直不喜欢把纯粹的猜想和不争的事实相混淆。
我很抱歉，我的手稿那么长，在你阅读这几十本笔记本中潦草的字迹时肯定会感觉眼睛十分疲劳。不过我发现，在得癌症和其他方式的死亡判决下达之后，在人生的最后六到八个月里，人们往往能够集中精神辨认出哪些人与事在他们的人生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及哪些人与事无关紧要。我很幸运，因为我这一生有过很多经历，而且认识了很多人，在当时而言很多经历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总是会有人离我而去，不过那些经历与我结识的那些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在这些潦草的文字中写到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非常重要，那些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名字的勇敢夏尔巴人也同样重要。
这篇带点儿外行味道且多愁善感的文字既是“尾声”也是写给你的信，我承认，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感觉非常难过，所以现在我要用简单的文字作为结尾——
你的朋友
雅各布（杰克）・佩里
1992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