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19日，星期二
午夜过后，我们五个人——理查、帕桑、雷吉、让-克洛德和我——坐在雷吉的大帐篷中我们各自的睡袋里。大帐篷搭建在五号营地的倾斜石板上，每个人都紧紧抓住帐篷内的一根支柱，奋力不让越来越大的狂风把帐篷帆布撕裂，或者把我们抛到山下。我们特别特别累。
我感觉很难过，那天下午我们并没有花时间埋葬乔治・马洛里。我看了看表，这才意识到那已经是昨天下午的事儿了。现在是5月19日，距离理查计划中的登顶日已经过了整整两天。狂风越来越大，夜幕降临之后，一整个早晨都在珠峰峰顶盘旋的荚状云已经下降到我们头顶之上，带来了打旋儿的暴风雪。如果我们继续和马洛里的尸体留在北壁之上，那么就得再用一两个小时劈砍冰冻的岩石，得到足够的石块掩埋他的尸体。暴风雪就要来了，即便是最薄的一层石冢，也会比平常耗费更多的体力和时间。因此，我们仔细地检查了马洛里的尸体，记录下他跌落的位置和周围的特征，并且记下了地标，以便在必要之际我们可以找到马洛里的最后安息地。做完这些之后，理查就宣布是时候自西向东以横切攀登方式长途跋涉回五号营地了。我表示反对，说虽然天快黑了，风也越来越大，可马洛里当然值得被妥善埋葬，这时候还是雷吉说了句话：“在大雪、烈日、月亮和星辰之下，他已经在这里躺了差不多一年了，杰克。再多等一夜也无妨。我们明天再回来。”
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说到做到。
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可结果证明我们的返回绝对是明智之举。到了下午2点，狂风已经大到掀翻了五号营地一顶小米德帐篷的部分系泊索具的程度。在陡峭的山坡上，只剩下了乱糟糟一大堆倒塌的绿色帐篷帆布及折断的帐篷杆，帆布上还覆盖着冰雪。我们本应该把这顶帐篷重新搭建起来，或许要使用冰镐当支柱，可我们懒得费力气了。另外一顶米德帐篷被掉落下来的小块岩石砸破了，这些落岩就像是榴霰弹一样，把帐篷壁和顶部都砸裂了。要是那些岩石跌落的时候有人待在帐篷里，肯定当场就没命了。更糟糕的是，我们还要在漫漫长夜里忍受越来越大的狂风和更多从山上疾速滚下的岩石。
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全都挤进了雷吉的大帐篷。昨天（我更正，因为我想起来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所以应该说是周日），理查和帕桑背运装备到五号营地，他们在一块倾斜的砾石顶上搭起了大帐篷，不过边上两块更大的砾石形成了一道崩岩保护屏障。理查和帕桑不仅用大块石块压住了帐篷边缘，把德国钢制岩钉凿进坚硬的岩石里，作为帐篷桩，而且把整个帐篷拴紧了，他们用20码长的高强度新绳索以Z字形来来回回地绕在帐篷圆顶的顶尖，然后把绳索拴系在比帐篷低的大块砾石上和上坡处的大巨石上。
雷吉的帐篷大得很，足能容得下我们五个人一起坐着吃饭，可是躺下睡觉就是个难题了。
尽管没有时间开凿被冻住的岩石埋葬马洛里，可我们还是冒着严寒，在北壁之上簇拥在他的尸体边上一个小时。即便我们在他的衣服里找到了标签，上面写着“G.马洛里”，可理查还是希望确认这个死者的身份。尸体的左边被冻住了，于是我们三个人用小刀把这一边的碎石一点点拨开，最后我们终于可以把他抬起来一点点，看到了尸体正面和脸部。
抬起尸体的过程真像是抬起一根经过漫长寒冷的冬天被牢牢冻在地上的木头。
最后，还是理查躺下来，一点点接近尸体，挪到被抬起来的僵硬尸体下面，并且停留了很长时间，以便可以看清这个死人的脸。
“是马洛里。”理查说。
“你还看到了什么？”帕桑问。
“他的双眼闭着。脸颊和下巴上长着须茬，但胡子没有长长。”理查的声音非常疲倦。
“我是说有没有明显的伤痕。”帕桑说。
“右边太阳穴上有一处可怕的刺伤，贯穿了他的眼睛。”理查说，“或许在跌下来的途中他撞到了石头上，也可能在他自我防滑的时候，冰镐的镐头发生了反冲，刺到了他。”
“那个伤口有没有贯穿他的头骨？”帕桑问。
“是的。”
“我们现在能把他放下来了吗？”我一边喘粗气一边问。为了执行搬尸任务，我们几个人都把氧气罩拉了下来。仅仅是费力搬抬一具部分内脏已被掏空了的尸体就差不多让我受不了了。
“是的。”理查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然后从尸体身下滑了出来。然后，他用几近耳语的声音说道，“永别了，乔治。”
*
我们检查了马洛里的口袋，拨开了他挂在胸前的一个帆布袋。正如我说过的，这具尸体上没有背与氧气罐配套的金属吸氧装备，也没有背包，只有一个小手提袋被压在他的胸前和一只手臂下，他的口袋里卡着几样东西。
在他的诺福克夹克口袋里有一个测高仪，和我们带来的这种仪器差不多，最高可测量到30,000英尺，不过这个侧高仪的石英玻璃表面在坠落过程中已经摔坏了，指针也不见了。
“真糟糕，”雷吉说，“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和欧文是不是登上了顶峰。”
“我想他们肯定带了几架相机，”理查说，“泰迪・诺顿告诉过我，马洛里本人就带了一部柯达袖珍相机。”
在可以伸进手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小袋子向外拉，我用只戴着内层手套的手摸索了一番，摸到了里面一个硬邦邦的金属物件儿。“我想我们找到相机了。”我宣布。
可那并不是相机，而是一大块坚硬的东西，包括一大盒天鹅维斯塔斯牌火柴和装在金属锡罐里的肉糖锭。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回了原处。我们在马洛里的口袋里找到的其他金属物都是各种个人日常用品，仿佛马洛里只是在冬日里出门到海德公园里散步：一小截铅笔、一把剪刀、一个安全别针、一个小金属剪刀套、一条可分离皮带，用于连接氧气罩和他的皮摩托头盔。我之所以认识最后这个东西，是因为当时我的下巴底下也系着这样一个带子。
我们把肉糖锭、火柴和其他东西都放回他的袋子和口袋里，继续把别的东西翻出来：一块非常旧的素色手帕，似乎是擦鼻涕用的，手绢里面有一管凡士林膏（我们知道这凡士林是用来涂抹在皲裂的嘴唇上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管来，连牌子都是一样的），还有一条更漂亮的手帕。这块软绸手帕上有精致的交织字母印，印着G.L.M.[11]三个字母，有蓝色、深紫红色和绿色的图案，还包着几张纸。理查仔细看看这些纸，不过这似乎都是私人信件，除了信封上的致敬语和其他字迹他没看其他内容（其中一封是寄给乔治・莱・马洛里先生的，由西藏雅隆英国贸易代表转交）。这些只是私人和探险事务基本信函，没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不过在一封信的空白处，有用铅笔潦草写下的一串奇怪数字，这封信并不是他妻子写给他的，而是来自于某位女士。
“这是氧气压力度数，”让-克洛德说，“或许记的就是最后一天凭借氧气他们可以走多远。”
“这里只有五组氧压度数，”雷吉说，“我想他们离开四号营地的时候带了不止五罐氧气。”
“确实如此。”理查说。
“这么说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死因了，”雷吉说。
“或许吧。”理查说，他把每封信都重新折叠起来，放回相应的信封里，用那块有交织字母印的手帕将它们整齐地裹好，又把手帕放进死者的口袋里。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拿，我依旧感觉自己像个盗墓的。我以前可没翻过尸体的口袋。理查做这样的事儿似乎驾轻就熟，我意识到，在西方战线上，他当然这样做过，或许都做了几百次了。
我们在马洛里的其他口袋里只找到了他的折叠小刀和护目镜。
“这非常重要，”雷吉说，“他的护目镜还在他的口袋里。”
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白个中原因，那时候我正忙着咳嗽呢，可让-克洛德说：“没错。他们摔下来的时候要么是黎明时分，要么就是天黑之后……在马洛里出发的前一天，他已经见识过了诺顿的雪盲症。所以他绝对只会在太阳落山之后才摘下护目镜。”
“不过，在他们其中一个或两个人都掉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在向上攀登，还是在下山？”帕桑问。
“我觉得是在下山。”理查说。
“他们带手电筒了吗？”雷吉问。
“没有，”理查说，“奥德尔在他们六号营地的帐篷里找到了手电筒，并带了下来。他们并没有带上他们唯一的手电筒这个事实只能说明，他们是在日出之后离开六号营地的。还说明乔治・马洛里是个健忘的人。”
“请不要说死人的坏话。”我一边咳嗽一边说。
“这可不是坏话，”理查说，“这是事实。在前两次我和他一起参加过的探险中，乔治这人总是丢三落四的，他的袜子、剃须工具、帽子、卷装厕纸等等。他这人就这样。”
“可是……”我说了这两字，然后发现接下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理查把手掌搭在眼睛上方，在打着旋儿的暴风雪中尽可能望向斜坡高处。自从我们头顶上乌云密布以来，我们全都摘下了护目镜，以便能看得清楚。“没有手电筒、提灯或蜡烛等任何照明装置，在黑暗之中，从黄色地带下方第一台阶这一面下的沟壑区域下来非常困难。”
我们都抬头看这面山壁低处上方远处的岩石山脊和沟壑。“鉴于他的身体完好无损，而且在快要停下来时他显然还有意识奋力自我防滑，所以，马洛里并不是从东北山脊这么高的地方跌下来的。”理查说，这确认了我刚才的猜想，“而且也不是从黄色地带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很可能他是从其中一道沟壑或者更下面比较接近我们这里的较小岩石带上跌落的。”
“这么说，桑迪・欧文的尸体或许就在上面‘等’着我们呢。”雷吉说。
理查耸耸肩。“没准是欧文第一个掉下来的，把马洛里拖下了他的立足点。除非我们也找到欧文的尸体，否则我们永远都没法知道真相如何。”
你的意思是，在这之后，我们还要接着搜索？疲惫不堪的我心里琢磨着。
就在这个时候，理查生硬地命令我们，暴风雪已经来了，趁现在狂风尚未变得更大、能见度尚未继续降低，立刻返回五号营地。
*
“所以说，在乔治・马洛里的尸体上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他和桑迪・欧文到底有没有登上顶峰，”雷吉说，“马洛里的手表和侧高仪都摔坏了，指针也没了。”
“或许正是失落的东西给了我们最好的线索。”理查说。
我从肮脏的鹅绒睡袋深处微微抬起头。“柯达相机？”
“不是，”理查说，“是一张马洛里妻子露丝的照片。我和诺顿及其他几个人聊过，他们都说马洛里从四号营地开始就带着那张照片，他曾经答应露丝，他会为了她把那张照片放在顶峰之上。当然了，没有人在四号营地找到过那张照片，在更高的两个营地里也没有。”
“也可能是在他们回转之前落在了某个高处的地方呢，只有老天知道这地方在哪儿。”J.C.说。
理查听了这话点点头，咬着冰冷的烟斗杆。
“照片没了，也不能证明他登顶了。”雷吉说。
“当然，”理查表示同意，“或许只是他把它丢在什么地方了。或许正如让-克洛德所说，放在了他回转之前的最高处……谁知道那是哪里呢。”
“那个丢失的相机最吸引我。”帕桑说。他深沉的声音一如既往地轻柔与从容不迫。
“为什么？”我问。
“什么时候一个人会把相机给别人？”这位高个子夏尔巴人问。
“在请别人给他拍照片的时候，”雷吉说，“在顶峰上，给欧文拍照后，马洛里或许把柯达相机交给了那个年轻人。”
“纯属推测而已，”理查说，“如果有希望可以明天继续搜索，那么我们有的或许就不是推测了，也许我们能发现真相。我们现在得睡一会儿了。”
“说得容易，”我边咳嗽边说，“在这该死的海拔高度，我就是没法睡得着。”
“注意你的措辞，杰克，”理查说，“现在可有女士在场。”
雷吉翻翻白眼。
“我带了安眠药来，”帕桑说，“吃下去，至少可以睡上三四个钟头。”
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安静了下来，我以为大家都在想我正在琢磨的事儿：在狂风把我们的帐篷卷下悬崖的时候，我们几个没准儿都还在呼呼打呼噜呢。
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可雷吉抬起手掌，示意我噤声。“嘘，大家都不要出声儿，”她轻声说，“有人。我听到有人在尖叫。”
我的前臂上起满了鸡皮疙瘩。
“是风吧？”理查说，“不可能有人在叫。四号营地在我们下面，距离太远了，而且……”
“我也听到了，”帕桑说，“有人在黑暗之中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