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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12日,星期二

昨天夜里,也就是周一夜里,我们把已经不省人事的巴布从三号营地转移走。一听到我们的叫喊声,其他人立刻从帐篷里跑了出来,他们原以为会听到他的笑声,想不到听到的却是我们的呼救声。我们一帮人跪在地上,把昏迷不醒的巴布・里塔围在中间,此时的他依旧四肢张开,面部朝上。

雷吉看了一眼这个夏尔巴人太阳穴上的肿块和一大片瘀伤,便把急救箱扔给理查,然后一边用尼泊尔语给另外两个夏尔巴人下命令,一边给他们指出方向,接下来她和他们一起跑回帐篷,用多余的帐篷帆布和帐篷杆组装担架。理查蹲伏在巴布身边,小心翼翼地扬起他那血流如注的脑袋,飞快地把两个纱布垫放到巴布头皮上大量出血的部位,快速缠绕纱布绷带把纱布垫固定住。他敏捷且淡定地用他的铅笔刀剪断绷带,把绷带打成结。

“他还好吗?”我问。我的贴身夏尔巴人出意外了,我整个人,乃至我死气沉沉的语气,都表示我内疚无比,我要为这次意外负上责任。让-克洛德看上去同样很内疚。

“头部创伤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理查说。他一直轻轻抬着巴布的肩膀,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脖子和后背,一直向下摸到他的尾椎骨处,“我想他的脊柱没有受伤。我们可以移动他。我们现在能采取的最佳措施就是尽快把他运到大本营,让帕桑医生给他医治。”

“挪动他真的安全吗?”J.C.说,他很久以前告诉过我,夏蒙尼向导全都接受过训练,对于从山上摔下来的人,只要有丝毫脊柱受伤的可能,或者严重的脖颈创伤,就绝对不能移动伤者。

理查点头。“根据我刚才触摸后的判断,他的脖子没断。他的背部没问题。我觉得移动他比让他整夜留在这里危险要小。”

雷吉和尼玛・特仁带着临时搭建好的担架回来了,他们把帆布对折缠绕在两根6英尺长的帐篷杆上,并牢牢扎紧。

“我们需要人把他抬下山,”理查说,“我看得要六个人。四个人抬担架,另外两个随时替换这四个人。”

“我们来抬他。”我和让-克洛德带着哀伤和内疚异口同声道。

理查点点头。“彭巴、铎杰伊、登津、尼玛,你们四个人和两位大人一起下山。”

雷吉飞快地给三个不懂英语的夏尔巴人进行了翻译。我之前看到雷吉已经取了两盏提灯和两套头灯回来。她一直等待着,最后我们蹲伏在毫无意识的巴布身边,数了三下,极为轻柔地把他从雪地里抬到已经展开的担架上。

雪地上沾满了巴布的血,他的绷带已经被血染红了。

雷吉默默地把提灯交给彭巴和铎杰伊,然后把头灯装备交给我和J.C.。“特比!”她叫在一旁守候的夏尔巴人中个子最高的那个。我记得特比・诺盖会说英语。“你来当通信员,先行一步,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告诉二号营地和一号营地的人,我们到达每个营地的时候,可能需要新的志愿者来抬担架。不过不要在这些营地浪费太多时间,你要尽快到大本营,看看帕桑医生是不是能够上山来接抬担架的人。一定要向帕桑医生说清楚巴布・里塔头部的伤势以及他是如何受伤的。大帐篷外还有一盏提灯,出发时拿上吧。”

特比点了一下头,慢跑着离开了这道雪坡,跑过营地区域内被雪覆盖的粗糙冰碛石时一把拿起了提灯,片刻之间便消失在了冰柱后面,随后登上了冰川上的小路。

让-克洛德抬起了担架杆的左前端,我则握紧右后端。尼玛・特仁抓住右前端,登津・伯西亚和我一起抬后面。我们再一次数了三下,然后把担架抬到了及腰处。巴布・里塔仿佛没有一点儿重量。

“我们先在三号营地把明天需要背运的东西整理出来,一弄好就去追你们,”理查说,“告诉帕桑医生,我会带着所有人去一号营地或大本营。”

向冰川下方行进这段路非常累人,尤其是因为漫长的白天里我们都一直在登山。在我们爬上冰川准备下山之前,雷吉交给彭巴一整套吸氧装置和装在背物架上的三个满氧气罐。她的主意是,如果我们累了,就可以离队,吸一些“英国空气”,同时让彭巴或铎杰伊接替我们。

可我和让-克洛德都没有中途退出,我们用了整整四个小时下山,经过了几个营地,甚至就连夏尔巴人都轮流替换了对方。我俩也经历了非常难熬的时刻,比如说绕道下山来到冰川上,然后向上行进,再次翻越数道陡峭斜坡。在这样的时刻之后,有那么一两次,彭巴把氧气罩先是举到了J.C.的脸上,又举到了我的脸上,我们吸了几口丰富的英国空气,继续抬担架下山。戴着仿羚羊皮棉织物面罩的巴布・里塔看上去就和睡着了一样。

帕桑医生在一号营地迎上了我们,他让我们把担架放在几个箱子上,借着提灯的光亮,他给巴布进行了初步检查。

“我想迪肯先生说得对,巴布的颈部和脊柱没有直接创伤,”帕桑说,“不过我们要把他抬到下面去。你们还抬得动吗,得去大本营呢,或者我去找别的挑夫来?”

我和让-克洛德无论如何都没打算让别人来替我们抬起担架的这两个角。当然了,这态度挺荒唐的,因为这好像是我们在惩罚我们自己。不过当时我就在想,我们,特别是我,的确应该受到惩罚。我至今依然如此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得像两个缺心眼儿的小学生,如果我没有大喊一声“瞧好了”,然后做出那样愚蠢的行为,巴布・里塔现在应该好好地在三号营地,一边吃晚饭,一边和他的夏尔巴人朋友嘻嘻哈哈。

快到夜里11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大本营。医务室帐篷侧边的帘子掀了起来,这里的夜暖和得惊人。一丝风都没有。医务室帐篷挂着六盏煤油灯,咝咝声不绝于耳,我终于明白了为何帕桑医生希望在这里做重要的医治工作,因为这里的空气不那么稀薄,比较暖和,而且光线也比其他营地充足很多。

和我们一块下来的四位夏尔巴人回了他们的帐篷,我和J.C.则瘫倒在医疗帐篷的铺地防潮布上,与此同时,帕桑开始仔细检查巴布・里塔的伤势。我的双臂累坏了,我感觉我再也不能把它们抬起来了。

帕桑医生先是清理了巴布的伤口,换上了新绷带,然后给他做了三十分钟检查,包括量血压,测脉搏,还检查了其他生命体征,这之后他一个字都没说。接下来帕桑拿出一个氧气罐,把氧气罩放在巴布的脸上,并把流量开到最大,又把两条毯子向上拉到这个夏尔巴人的下巴下方,然后把刚才用过的其中一盏提灯和两面镜子撤走,这时候我终于开口问:“情况有多坏,帕桑医生?”

“他气息微弱,脉搏也很弱,呼吸困难,”帕桑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巴布头部撞击到砾石的部位出现了血肿,也就是说,那里形成了血块。”

“你能治吗?”让-克洛德问。我知道这位登山向导见过很多人在山上死于大脑栓塞,这些人死前都是如此,要么是受了伤,要么是出现了高空病,从而导致肺部或大脑中出现血块。对于我而言,这只是个医疗术语而已。

帕桑医生叹了口气。“氧气应该能起点儿作用。要是在正规医院,我会尽全力找到血块的准确位置,然后,如果病人无法苏醒,生命体征持续减弱,我或许会进行开颅手术。在这里,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最多能做的就是老式的环钻术。”

“有什么差别吗?”我问。

帕桑把他的大手放在巴布头盖骨缠着绷带的部位上。“做开颅手术的话,我会剃去巴布这部分头皮上的头发,然后切开头皮,没有X光机,我只能尽全力去猜测血块的位置以及该从何处切开头皮。接下来,我会在他的头盖骨上钻一个小洞,摘除一块头盖骨……我们称之为骨瓣。然后我会把所有压迫巴布大脑的头骨碎片取走,排出凝固的血块和积聚在一起的血液。如果大脑因为这次受伤出现肿胀,我或许会不把骨瓣复原,如此一来,从技术上来说,手术就变成了颅骨切除术。如果肿胀不严重的话,我就会使用小金属盘、金属线或手术缝合线把那片骨瓣恢复原位。”

“这听起来挺简单的。”我强忍着顺着喉咙而上的恶心感挤出这句话。

帕桑摇摇头。“这是现代的手术。在如今这样的情况下,借助我带来的手术工具,我只能做环钻术。”

“那是什么?”

帕桑似乎陷入了沉思中。他终于开口道:“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了环钻术。这种手术就是在病人的头盖骨上钻一个洞,露出硬脑膜,从而可以缓解大脑因伤后出血、血块或头骨碎片所导致的压力。我还真带了一个环钻来。”帕桑绕到一个装有手术设备的小箱子边,然后举起一个工具。

“这不过是个手钻罢了。”我说。

这位夏尔巴人医生点点头。“正如我所说,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这种头部穿孔工具。有时候倒也管用。”

“你怎么封闭钻洞?”让-克洛德问。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也感觉挺恶心的。

帕桑耸耸肩。“从理论上说,这样一个洞应该比骨瓣入口大,不过我可以用金属线或缝合线把这块圆形头骨缝合到原处,或者找个大小合适的硬币这种普通东西旋拧在头盖骨上。当然了,头盖骨上是没有神经末梢的。”

“你要那样做吗?”我问,“我是说,在头上穿孔。”

“除非迫不得已,”帕桑说,“在这种海拔高度做那样的手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而且这里的卫生条件也不好。况且他的头骨和头皮至少有三个部分碰撞到了那块砾石,所以我不能肯定血块的位置。我可不想在巴布・里塔的头盖骨上钻了三个孔之后还没有找到正确的位置。”

“对不起,请允许我离开一下。”让-克洛德说着走出了帐篷。我以前还真不知道我这位法国朋友这么容易恶心。

“我们观察巴布10到12个小时,”帕桑医生说,“如果他能苏醒,那我们就可以照顾他直至他可以乘坐担架出行,那之后就要尽快把他送回大吉岭。”

我不禁想到了为时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如果翻越海拔较高的山口,会有近路直接通往锡金北部地区,可这些山口非常高,而且只在夏季中开放很短一段日子。不管是穿越肮脏的西藏山城这种长途行程,还是翻过暴风雪肆虐的危险高山山口这样的近路,似乎都不适合一个脑部受伤或刚刚接受了环钻术的人。

让-克洛德带了两个大本营的睡袋回来。“我们今夜可以睡在医务室的铺地布上吗,帕桑医生?”他说。

帕桑笑了。“我们有更好的法子。医务室帐篷后面用帘子遮盖的部分有两个空床,就在昂・蚩力和拉帕・伊舍睡觉的地方旁边。我来帮你们把床搬到这片主区域来。你们今夜可以留在巴布・里塔身边。”

*

我很晚才睡着,日出之后才进入梦乡,然后突然惊醒过来,因为我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出事儿了。我从睡袋里向外看,只见巴布・里塔正直挺挺地坐着,双眼睁得老大,咧开嘴笑着。帕桑就站在附近,双臂交叉在胸前。我把睡在我旁边床上的J.C.摇醒。

“哦,杰克大人,让-克洛德大人,”巴布・里塔喊道,“太好玩了,我从前从没这样过!”

我费力地向这个夏尔巴人挤出一丝笑容。J.C.只是盯着他看。

“我太幸运了,死的时候这么靠近敬爱的札珠仁波切。”巴布・里塔接着说,脸上的灿烂笑容依旧,“我希望你们能请求绒布寺的堪布法师来决定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葬礼。”

“谁都不会死。”我开口说,可随即我就住了口,因为我看到巴布・里塔瘫倒在那张铺着垫子的诊疗床上,一整夜帕桑就是在那里观察他的病情。这个夏尔巴人挑夫的眼睛依旧张着,笑容还挂在他的脸上。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已然没有了呼吸。

帕桑医生飞快地从他的床边跑过来,在漫长无比的几分钟里,他想尽各种办法让他苏醒过来,可巴布・里塔那饱受蹂躏的身体和高贵的灵魂毫无反应。他死了。

“我很遗憾。”帕桑医生终于说。他合上了巴布那双睁得圆溜溜的眼睛。

我不能自已地看着让-克洛德。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得出来,他也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就因为我们充满孩子气的胡闹举动,就因为我们缺乏常识,我们把这个好人害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