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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4月25日，星期六
珠穆朗玛峰依旧在40英里[1]开外的地方，可在喜马拉雅山脉众多白色高峰的轮廓线之中，它依然是最显眼的一座，抬头望向天空，能看到的就是这座高峰。我怀疑理查带了一面英国国旗来，准备将它插到峰顶上。不过现在我可以看到，这座高山已经有了细长三角旗。一片白色的云雾和浪花溅沫般的飘雪，在自西向东的狂风吹拂下，滚滚翻腾着，足有20英里长；在珠峰雪顶的东面，一片白色羽状物在较低的山峰上方从右到左打着旋儿。
“我的天哪。”让-克洛德低声说。
算上帕桑在内，我们一行五人在前徒步跋涉，夏尔巴人挑夫赶着牦牛在后，我们几个爬上了庞拉山口东面一座低矮的山峰，帕桑站在我们身后几码[2]远的地方，位于山口高点之下，抓着J.C.那匹小白马的缰绳，庞拉山口上的风太大了，这匹马受了惊。过了庞拉山口，就到了绒布冰川和珠峰。此时我们四个人只能躺在砾石散落的地面上，否则就会被风卷走。
我们随随便便向右侧躺着，很像罗马人在宴会上躺在长榻上一样，理查离我最远，用右手手肘支撑身体，左手稳稳拿着军用望远镜；他旁边是雷吉，她俯在地上，靴底看起来像是倒转的感叹号，她用双手扶住一个海军式望远镜，抵在她前面一块低矮的砾石上；她的旁边是让-克洛德，他比我们几个坐得都直，眯缝着眼睛透过护目镜看着南方；最后是我，我靠着右手手肘斜撑着身体，处在他们三个人的后面。
我们几个都戴着宽边帽子，好遮挡阳光，在这样的海拔高度，阳光毒辣得要命，在前几个星期里，我被晒得快着火了，身上直脱皮，难受得不得了，显然桑迪・欧文曾经也受过这罪，我们三个男人把我们脑袋上的帽子尽可能向下拉，以便抵御狂风，而雷吉则戴了一顶非常奇怪的男士软呢帽，左面、前面和后面的帽檐很宽，右边则用纽扣扣住，帽子上有可调节的带子，绕过她的下巴，把帽子系得非常紧。她说她是在几年前去澳大利亚时无意中找到了这款帽子。
我们一个个叫出群山的名字，像是小孩子在大声说出圣诞礼物：“在西边，那座高山名叫卓奥友峰，海拔26,906英尺[3]……”“格重康峰，25,990英尺……”“那座把阴影投射到珠峰上的山峰是洛子峰，海拔两万七千……我忘了……”“27,890英尺。”“东面那里是珠穆隆索峰，25,604英尺……”
“还有马卡鲁峰，”理查说，“27,765英尺。”
“我的老天。”我又一次低声说。人们可以征服美国落基山脉的最高峰，但对于这些有着白色山尖的巍峨高山，他们或许就连山麓小丘都无法翻越。那些山坳，也就是那些鞍状山口，是连接珠峰和其他山峰之间的低点，最低海拔高度也有25,000英尺，比北美任何一座高山都高出3000英尺。
据雷吉和理查说，一般情况下，前面几支探险队队员在向西前往协格尔镇的徒步跋涉途中都能看到珠峰，特别是如果他们愿意绕道定结县以西的雅鲁山谷，向上爬一段距离，就能把珠峰看得更清楚了，可过去五个星期我们都是顶着厚厚的低矮云层艰苦跋涉，时常还要冒着冻雨和飞雪前进，因此，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庞拉山口顶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座山。
雷吉示意我向前，我趴伏在她的身边，身下是发红的泥土和坚硬的岩石，这还真是一个奇异的亲密时刻呢。她把镜筒弄稳，好让我透过望远镜往前看。
“我的老天。”这似乎是今天我唯一会说的几个字。
虽然我年纪不大，在锡金的时候我度过了我的二十三岁生日，可我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登山经验，所以我很清楚，一座山从远处看似乎无法攀爬，可到了特别近的地方或者到了山上，就能发现攀登路线，或许还会有极易攀爬的路线呢。可珠穆朗玛峰看上去……是那么巨大、那么高耸、那么白，风是那么大，而且无限遥远。
让-克洛德爬过去借用理查的望远镜。
“从这里看不到北坳或东绒布冰川的高点，因为中间有很多山挡住了视线。”理查说，“不过朝东北山脊看，能看到靠近顶峰的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吗？”
“我能看到的只有无边无际的浪花溅沫般的羽雪。”让-克洛德说，“现在东北山脊上刮的什么风？”
理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深峡谷，他们现在都称之为诺顿的大深峡谷，从顶峰三角岩下方一直向左下延伸。”
“噢，是啊……”J.C.低声说。
透过雷吉那个两个镜筒贴得太近的望远镜，我压根儿不可能看清那道峡谷是否填满了雪，是否是个雪崩随时会爆发的夺命之地。
“春季的狂风真是太好了。”雷吉说，庞拉山口上狂风大作，呼啸着，咆哮着，从砾石之间刮过，她的声音几乎被风吹散了，“风吹走了季风季节和冬季的积雪。这样我们就有更大的机会找到珀西了。”
珀西。我越来越迫切地想赶快去到那座山，开始攀登，几乎把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事儿和我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处的表面原因抛到了脑后。一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尸体就在那座难以攀登且异常危险的高山上的某个地方，而且令人无法忍受的狂风在那里肆虐，我便不由得浑身发抖。
帕桑强有力的声音自较低的地方传来。“最前面的挑夫已经快到我们后面的山口顶端了。”
又是被狂风吹，又是顶着自始至终都毒辣辣的太阳眯着眼看远处的那座山峰，我们疲劳的眼睛开始泪流不止。我们四个人不情不愿地站起来，把一层层沉重的鹅绒和羊毛衣服上的灰尘和石子弹掉，转过身，后背对着从西面吹来的大风，走向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翻越这座鞍状山口。狂风吹着我们的后背，我们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
*
锡金遍布着各式温室花朵，有一丛丛杜鹃花，空气浑浊潮湿，呼吸起来十分不顺畅，杂草丛生的山谷里热气腾腾，扎营的空地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空地。漫漫长日里，我们徒步穿越湿漉漉的植被，还要躲开驿站，到了一天结尾的时候，盐分都从我们身体里滤了出来。所谓的驿站就是英属印度设立的小平房，很整洁，每隔11英里（徒步行进一整天才能走11英里）有一个，位于一条很长的通向西藏的主路上，而这条路正好延伸到最近的一个西藏贸易市镇江孜镇。据雷吉和帕桑医生介绍，每一座驿站平房里都有新鲜的食物、床、可以阅读的书，和一名常设仆人，人称守卫。不过我们一队人要么是在驿站前1英里左右的地方扎营，要么是在过了驿站2英里处扎营，从来没有利用驿站之便，尽管这些驿站被设立在那里，就是为照顾我们这样的人。
“几支英国探险队都住在驿站里。”进入锡金的丛林后不久，我们围坐在篝火边，理查说道。
“其他几百位英国人也这样，”雷吉说，“还有向北去江孜镇的贸易代表、英属印度的官员、剥制动物标本的人、制图员，外交人员。”
“可我们不是这些人，”理查说，“看到我们的登山设备，好几英里长的绳子，那些仆从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消息传到西藏。”
“怎么把消息送出去？”让-克洛德问。
理查把他的烟斗拿开，浅浅地笑了。“先生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样，我们已经超出了所有地图的覆盖范围。即便是在锡金此地也是一样。英属印度架设了电话和电报线缆，一直向北，翻越那些高山山口，连通了江孜镇。”
“一点儿不错，”雷吉说，“我们不能离开这条南北主贸易通道，之后我们才能转向西面，向康巴镇前进，进入西藏。不过呢，不去驿站里相对舒舒服服地过夜，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扎营，我想我们唯一要对付的就是那些水蛭。”
出发时我们先从大吉岭向下前往提斯塔桥。3月26日，那些夏尔巴人在天亮之前就出发了，他们牵着马，背负着装备，我们则带着我们的背包和额外的给养坐在两辆卡车里，一辆由帕桑驾驶，雷吉则是另一辆，沿着崎岖不平的路到了第六英里石。在那里我们赶上了这些徒步前行的夏尔巴人，而司机爱德华和另外一个人把卡车开回了种茶场。然后，我们和30名夏尔巴人一起，骑着马，牵着骡子，继续沿陡峭的山路下山，跨过提斯塔河，前往噶伦堡村。
过了噶伦堡我们就扎营了，因为雷吉不愿意这么快就引起锡金总督弗雷德里克・贝利少校的注意，此人反复无常，专门搞破坏，不让珠峰委员会拿到进藏许可，这样一来，有朝一日他就有机会自己去爬那座山了（这事儿是雷吉告诉我们的）。我们进入锡金境内时遇到了一位边防人员，他是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廓尔喀士兵，只有他一个人在此驻守，他认可了雷吉的西藏通行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这位孤零零的边防人员居然冲自己喝令：“右手敬礼！”“左转！”“齐步走！”我们都被逗笑了。后来理查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长官或者军士给这些廓尔喀士兵喝令，他们就会非常高兴地把自己命令得团团转。
我们在锡金境内一共走了六天，途中两次碰到穿警察制服的棕色皮肤男人，他们截住了我们这支由夏尔巴人、骡子和白色小马组成的队伍。不过每一次雷吉都把这些官员拉到一边，私下里和他们说话，而且我猜她还给了他们钱。不管怎么样，在锡金境内没有人阻止我们，连着一个星期，我们呼吸着过分香甜的杜鹃花花香，每每涉水穿过及腰深的潮湿草地之后，就得把水蛭从我们未加衣着的身体部位上拔掉。然后，我们终于接近了加里普山口，过了这座山口，就是西藏了。离开锡金我们一点儿遗憾都没有；那里阴雨不断，没多久我们的衣服就都被浸透了；没有一天能见到阳光，晾干衣袜。我原以为自己是唯一在穿越锡金途中患上轻度痢疾的人，结果我很快发现，让-克洛德和理查也得了这病。唯有雷吉和帕桑似乎对这种令人尴尬不已的疾病免疫。
在我自己吃了好几天的鸦片铅丸之后，理查终于注意到我生了病，让我去找帕桑医生看看。我不好意思地承认我的肠道出了问题，结果这个大高个夏尔巴人点点头，轻声告诉我，鸦片铅丸对痢疾倒是有一点儿疗效，可夜里吃这药带来的副作用会比这病本身还要严重。他给了我一瓶甜甜的药，不到一天我的肚子就消停了。
一开始，我都是走在我的白马前面，背着包里大约70磅[4]重的装备，不过雷吉说服我，让我在能骑马的时候就骑马，并且让骡子驮着我的大部分装备。“你得保存体力，到珠峰上去用。”她说，很快我就意识到她说得太对了。
得了痢疾，我的身体有些虚弱，后来便开始慢慢恢复，这期间我已经适应了我们的探险队一到傍晚便停止前进这个习惯，而夏尔巴人开路小队已经搭好了温伯尔帐篷和用来做饭的大防水布帐篷，我们睡袋也铺好了，只等着我们到来；巴布・里塔和诺布・切蒂每天早晨都会给我和让-克洛德端来咖啡，我习惯一听到他们轻声说“早上好，大人们”这句话就醒来。理查在我们隔壁喝他的咖啡，而雷吉总是比我们任何人都早起且穿戴整齐，她会和帕桑一起在火边喝早茶，吃松饼。
一直到我们攀登14,500英尺的加里普山口，我才意识到在锡金患过的那场病给我的身体带来了多大的损伤。几年前，我和哈佛大学的登山好友一起在科罗拉多攀登14,000多英尺的朗斯峰，我可以飞快地登上顶峰，站在宽阔的山顶感觉激情澎湃，而且还能倒立。可现在在向加里普山口顶端攀爬的过程中，既要攀登之字形山路，还要翻越湿滑的岩石，这些石头倒是有点儿像无穷无尽的天然楼梯，我发现自己走出三步便要靠在我的长冰镐上喘大气，然后再走三步。这座山口的制高点还不到珠峰海拔的一半，所以我这个样子可不是个好兆头。
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的呼吸也有些急促，移动速度比以往稍慢了些，尽管他登顶过许多座14,000多英尺的高山。我们原本的三人组合中只有理查一人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海拔，我注意到，他依旧很难赶上雷吉徒步行进和登山的飞快步速。
我们到达了西藏的亚东县，西藏和锡金这两个地方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在加里普山口的高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亚东县，在我们向干燥的西藏高原行进的过程中，雪不停下着，狂风不住从西面吹来。走出了姹紫嫣红的锡金丛林，那里有粉色、有浓艳的奶油色，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颜色，不过雷吉和理查认出那些是淡紫色和鲜红色，我们来到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色世界，乌云低沉，仿佛就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周围尽是灰色的岩石，唯有西藏当地暗红色的土壤为这片大地增添了一点点色彩。狂风卷起红色泥土，很快我们的脸都变得脏兮兮的，而且冷风吹得我们直流眼泪，粘满泥土的脸颊上留下了一道道泪痕，流下的泪水犹如鲜红的血液。这之后我才意识到，即便是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也应该带上护目镜。
*
4月27日，星期一，这是我们徒步跋涉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狂风肆虐的小村庄初东村外过夜，转过天来，我们穿过一条18英里长的山谷，朝绒布寺进发，绒布寺距离绒布冰川的入口只有11英里远，而我们的大本营就应该设在那里。
“绒布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问。
理查可能不知道答案，也可能心事重重，所以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雷吉给出了答复：“雪之寺。”
我们在这座暴露于狂风之中的寺院停留了很长时间，请求拜见神圣喇嘛，札珠雅旺滇津诺布仁波切，也就是札珠仁波切活佛，希望他能为我们做一场赐福法式。“夏尔巴人不像藏族挑夫那样笃信这个，”在我们等待期间雷吉解释道，“不过在我们动身前往大本营之前，得到这样的赐福依然是一件好事儿，何况我们还要去攀登珠峰。”
可我们的愿望破灭了。这个名字听起来像锡罐从混凝土台阶上滚下来时发出声响的喇嘛叫人捎信来说，此时他与我们见面“不祥”。这位神圣喇嘛派来的人说，如果神圣喇嘛感觉他出现给我们赐福是吉祥的，那么札珠仁波切将召唤我们回到绒布寺。
雷吉对此感觉非常惊讶。她说，不管是绒布寺里的普通喇嘛，还是这位神圣喇嘛，她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不过当她问到一位她认识的喇嘛，为什么札珠仁波切拒绝见我们，这位光头老人回答了她，他说的是藏语，雷吉给我们翻译了过来，意思就是：“占卜结果大不利。那座山上的魔鬼已经苏醒，十分愤怒，更多的魔鬼即将到来。珠峰上的人熊雪人活跃起来，愤怒异常……”
“人熊雪人？”让-克洛德问。
“耶蒂，”理查提醒我们，“就是那些无处不在长满毛发的类人怪物。”
“……你们的布鲁斯准将三年前向我们保证，所有英国登山者都属于英国一个大山崇拜的教派，他们都是来珠穆朗玛峰进行神圣朝圣之旅的，不过我们现在知道布鲁斯准将撒谎了。你们英国人并不崇拜那座山。”那个老喇嘛一边说，雷吉一边飞快地翻译。
她用抑扬顿挫的藏语说了几句话，并鞠了一躬，包括帕桑在内的我们五个人便退出了这位神圣喇嘛所在的地方。那位老人继续转起了祈祷轮。
我们又回到了外面的大风之中，她呼出一口气：“糟透了，先生们。我们的夏尔巴人，特别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能攀登高山的老虎夏尔巴人，都非常非常希望得到这份赐福。我们现在得建好大本营，然后我会回来，努力说服神圣喇嘛，让他相信我们这次登山值得他为我们赐福。”
“如果那个老家伙不愿意赐给我们他那该死的祝福，那就祝他下地狱。”理查咆哮着说。
“不，”雷吉说着身体一晃，优雅地跨上了她的小白马，“如果我们没法为我们的夏尔巴人得到赐福，那么该下地狱的人就是我们了。”
*
那还是在三月底的时候，过了噶伦堡之后，我们扎了营，这时有一位神秘的陌生人来找理查。
我注意到帕桑医生领着一位又高又瘦的男人走进营地，雷吉和这个人聊了起来，可除了穿着传统的夏尔巴人尼泊尔式服装外，他还戴了一顶印度人的棕色无檐帽，而且这个陌生人一身棕色皮肤，留着黑色大胡子，我本以为这就是个特别高的夏尔巴人，没准是帕桑的亲戚来这里看我们。我注意到他穿着一双结实的英国徒步旅行靴，不过靴子已经穿得很旧了。
结果证明，这个人不仅仅是个白人，还是个英国人，而且是个非常有名的英国人。
在整个营地里开始窃窃私语这个陌生人的身份之前，理查的贴身夏尔巴人尼玛・特仁已经过来请我们的朋友了。“有位先生想见你，大人。”尼玛带着一如既往的灿烂笑容对理查说。
理查和让-克洛德一直在摆弄氧气罐流量开关，他闻言抬起头看我们的访客，只见此人留着大胡子，穿着尼泊尔农夫的衣服，脚上却穿一双结实的英国徒步旅行靴，他连忙跳起来，慢跑几步握住那人的手。我以为理查会把这个陌生人带到篝火边，介绍给我和让-克洛德认识，结果这两个人却去了附近的河边，那条河将会汇入我们之前横穿的蒂斯塔河，我觉得他俩真是太没礼貌了。透过一排排的树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陌生人像夏尔巴人喜欢的那样，蹲坐在那里，理查则坐在河边一块小砾石上，两人立刻便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
“那人是谁？”雷吉终于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还想要咖啡，这时候我问她。
“K.T.欧文斯。”她说。
我简直惊讶到了极点，就算她宣布那个陌生人是耶稣二度降临人世，我也不会更为惊讶。
自从我十二岁起，肯尼斯・泰伦斯・欧文斯就是我的文学偶像之一。这位“登山家诗人”是一战前英国最厉害的五位仍在人世的登山家之一，不过他还是一位更为著名的英国自由诗体诗人，与死于一战期间的鲁伯特・布鲁克和其他伟大诗人齐名，这些诗人包括维尔浮莱德・欧文、爱德华・托马斯和查尔斯・索利，也与那些为数不多依然活着书写一战题材诗歌的诗人并称，这些诗人有西格夫里・萨松和艾弗・格尼。
K.T.欧文斯在战争期间一路从中尉升到了少校，并且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但他没有写下任何关于那场战争的文字。事实上，据我所知，自从一战爆发以来，欧文斯连一篇诗文都没有写过。在这方面，他和理查很像，战前理查写了很多诗，因此名声大噪。但自从战争打响之后，他再也没有出版过一个字，抑或明显写过一首诗。欧文斯也没有像乔治・马洛里和理查（马洛里常常是在理查的陪同下一起登山）那样，再去攀登阿尔卑斯山脉，虽然在一战之前，他就是在那里成为一个如此著名的登山家。K.T.欧文斯凭空消失了。据一些报纸和文学杂志报道，K.T.欧文斯去了非洲，一个人爬上了乞力马扎罗山，并且留在了山上。还有人肯定他去了中国，攀登那些无名高山时不幸被当地的土匪杀死了。而最新的权威消息则说，K.T.欧文斯为了净化他在一战中的经历，造了一艘小帆船，想要环游世界，结果在南大西洋碰到了暴风雨后葬身大海。
我再一次透过树枝看过去。K.T.欧文斯就在那儿，身上穿的衣服很像是干净的破布，黑色大胡子有些部分已经变得花白，蹲坐在那里，正语速飞快地和理查聊天。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我站起来，拿过我的金属水壶，向那条河走去。
“迪肯先生不希望我们去打扰他。”雷吉说。
“我只是去打点儿水，”我说，“我不会妨碍他们的。”
“一定把水煮开了再喝。”雷吉说。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河边，始终保持与这两人之间隔着厚厚的树枝。我一边往我的大金属水壶里灌水，一边把身体往左边的树枝靠靠，以便偷听。我这才发现，理查说话的声音非常小，根本听不清楚，不过欧文斯的声音倒是粗声粗气的，他是个大嗓门。
“……我去了非常高的地方侦察，发现山脊上有一道非常危险的台阶，是一面约40英尺高的岩壁，就在峰顶山脊之下……在山谷中，我用望远镜就能看到，爬到……山侧凹地上……我又看到了它……”
什么意思？欧文斯似乎在为第一台阶或第二台阶提醒理查……可能是第二台阶，因为顶峰山脊就在……珠峰东北山脊上。不过我们谁都知道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虽然没有人能登上那么高的山脊去征服它们（特别是更大、看上去更陡的第二台阶），不过马洛里和欧文在他们失踪的那一天可能做到了。自1921年那次探险以来，在历届探险队所拍摄的照片中，这两道台阶都清晰可见。为什么欧文斯现在要劝理查当心这样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呢？而且，出于某种原因，他用到凹地这个词来指代北坳，而没有说山坳。对于1921年那次侦察探险以后被命名的各种地貌，没准儿这位诗人登山家有他自己特殊的名字呢。欧文斯是不是一个人去登珠峰，然后因为这些位于东北山脊之上的巨大石阶障碍而不得不退回？这两道石阶是主因，再加上山脊线上狂风大作，诺顿和其他人才不得不移动到北壁之上，尝试攀爬近乎垂直的大深峡谷。
“……用固定绳索或许……”从理查的轻声答复里我只听到这几个字。
“是，是，那或许可以，”欧文斯判断道，“不过我无法肯定在……之下有营地或贮藏补给品的地方……”
理查低声说了几句话。他可能是提醒欧文斯小声说话，因为当他们再聊起来的时候，这位著名诗人登山家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了。
“……最危险的部分几乎要算是冰瀑了……”欧文斯急切地说。
冰瀑？我琢磨着。他指的是北坳之下、东绒布冰川最上方的那面近乎垂直的冰封雪壁吗？当然了，那里的确很难攀爬，在1922年的珠峰探险中，七名夏尔巴人挑夫就是被那里的雪崩夺走了生命，可为什么那里会是珠峰探险中“最危险的部分”？毕竟两次探险都已成功登上了比那还要高的地方，甚至每天还会把沉重的物资从那面冰壁运上去。那可是登山者和挑夫时常来往的地方。去年，桑迪・欧文临时建造了一架木绳梯，以便挑夫可以更容易且更安全地攀登那里。甚至帕桑和雷吉都费力地在那面冰壁上开凿出踏脚处，自由攀登了上去，而且赶在坏天气困住他们之前，他们还到了北坳营地，甚至还向上攀爬了一段距离，当然这些是建立在她的话可信的基础下，而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带来了洞穴探险者专用绳梯和让-克洛德的新12爪冰爪，还有他那个祝玛小玩意，这样挑夫就能更容易且更安全地攀登北坳了。
*
“我排列了顺序，”欧文斯粗声粗气地说，“白色，绿色，红色。确保……让它们到高处，非常非常高，而且……”
这句话我一个字都没听懂。我一直蹲在河边偷听，突然之间，我的靴子在一块石头上一滑，这时水瓶已经装满了，然后我听到理查说：“嘘，附近有人。”
我只好红着脸，若无其事地盖上瓶盖，站了起来，尽可能表现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漫步回到了营地，也不知道理查和他那位名人朋友有没有透过长满树叶的树枝看到我。
这两人向下游走了一点点，走出了我们的视线，来到一片空地之上，没人可以蹲伏在那里还不被发现，他们俩又非常热烈地聊了三十分钟。然后理查一个人回到了营地。
“欧文斯先生不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吗？”雷吉问。
“不了，他今天晚上就回去了。希望明天晚上能到大吉岭。”理查一边答，一边非常犀利地看着我，我坐在那儿，那个暗示我偷听的证据，也就是水瓶还在我的手里。在我的脸变得通红之前我赶紧低下头。
“理查，”让-克洛德说，“你从来没和我们说过你认识K.T.欧文斯。”
“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起过这个人啊。”理查说着自在地靠在一个包装箱上，手肘放在穿着羊毛裤的膝盖上。
“我非常愿意结识K.T.欧文斯先生。”J.C.接着说，我觉得他的语气里夹杂着些许责怪。
理查耸耸肩。“肯[5]这人不喜欢与人交往。他找我谈些事，说完他就走了。”
“他住在哪里？”我努力问出这个问题。
“尼泊尔。”回答问题的是雷吉，“我想是在提扬博泽附近。就在坤布谷里。”
“我以为尼泊尔禁止白人——英国人——居住。”我说。
“并非如此。”理查说。
“欧文斯先生在战后去了那里，”雷吉说，“我想他娶了一位尼泊尔妻子，还生了几个孩子。他得到了当地的接纳。他很少穿越边境到印度或锡金来。”
理查一言不发。
那些白色、绿色和红色的顺序到底是什么？我真想问问理查。为什么那面冰壁，或者说欧文斯口中的冰瀑，会是攀登珠峰最危险的部分？为什么他会说到营地和贮藏补给的地方？在三支英国探险队都没能登上的珠峰北面，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抑或落了什么东西？
“你是在战争期间认识了欧文斯少校的吗？”雷吉问。
“是的，那时候我认识他，”理查说，“不过那之前我俩已经相识了。”他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很晚了。我们是不是去找瑟姆楚比做点儿吃的，不然今晚我们就得挨饿了？”
*
许多夏尔巴人因为没能得到赐福而怨声连连，在他们的抱怨声中，我们离开了绒布寺，他们一直嘟嘟囔囔，没完没了，结果帕桑医生冲他们大喊了几声，他们这才安静了下来。我们这三十五个人在山谷中吃力地走了2英里，穿过了一条河，朝着绒布冰川的入口走去，然后我们抵达了前三支探险队的大本营所在地，这时候距离日落还有一个来小时的时间。我们在绒布寺空等了一场，结果大喇嘛札珠仁波切拒绝接见我们，我们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我承认，在我们抵达大本营所在地的那一刻，我感觉沮丧不已。前三支探险队都以这里为大本营，这个地方在绒布冰川河谷之内，但南面一道40英尺高的冰碛石山脊正好遮挡了狂风，北面视野开阔，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而且这里有平坦的地面，可以搭建帐篷（有些地方甚至连大一点儿的岩石都没有），甚至这里还有一个融化的湖泊，马、骡子和以及我们换来的牦牛可以到那里喝水。附近有一条冰河，周围都是人畜的粪便，只有把河水煮开才能喝，但我们更喜欢用融化干净的雪煮水喝，不过呢，我们可以用河水洗个澡。
这里也有前三支英国探险队留下来的垃圾和废弃物：破碎的帐篷帆布和破帐篷杆；一片乱七八糟的废弃氧气罐和框架；低矮的石墙，在狂风的吹拂下，有些地方已经倒塌，一大堆好几百个废弃的锡罐，罐子尚未生锈，有些罐子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尚未吃过的美食，现在已经腐烂，都是前几支探险队剩下的；在主帐篷区的左边，一条平整岩石线沿线区域明显是厕所。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沟里无数风干了的人类粪便，诺顿和其他人从这里撤走的时候，既没把这个沟挖深，也没有将之填平。
还有更让人压抑的呢，在这片遍地垃圾的马洛里大本营的下坡处，有一座高高堆起的石头金字塔，是前一支探险队用来纪念死在珠峰上的亡魂的。最上面的一块圆石上涂着“纪念三次珠峰探险”几个字，这块圆石下面的一块石头上刻着“1921年凯勒斯”几个字，这是为了纪念在1921年那次侦察探险中遇难的一位医生，而理查也是那次探险队的一分子。在这两块石头下面，马洛里和欧文的名字也被刻在了石头上，同样被刻在上面的还有在1922年那次雪崩中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的名字。这座石头金字塔纪念碑似乎把整座大本营变成了一个墓地。
但不知怎么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是珠穆朗玛峰，它与马特洪峰的叠嶂山峦并不一样，那座高峰依然矗立在狂风肆虐的绒布冰川河谷上方12英里处。只有在偶尔不再飘雪、几乎常年环绕珠峰的云雾片刻散开之际，我们才可以看到珠峰的西部侧腹和山脊在夜色下闪闪发光，可即便在如此遥远的距离，这座山看上去依然是那么奇形怪状、巨大无比。珠峰并不像勃朗峰和马特洪峰一样是一座别具一格的高山，它更像是一排难以逾越的巨牙屏障之中一颗无比巨大的尖牙。从峰顶和山脊刮起的狂风此刻已经吹过了东边的地平线，不仅在附近的凯勒斯峰上方吹拂，还吹过更高而且非常巨大、非常高耸、非常陡峭、非常雄伟、非常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脉诸多山峰，而连绵的喜马拉雅山脉就像是诸神建造的一堵墙壁，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可以感觉到理查非常不喜欢在这里扎营，不过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夏尔巴人没有力气背东西再往前走了。理查一直希望我们能在河谷高处距此地超过3英里远的地方建立我们第一个大本营，在之前的几次探险中，那里曾是一号营地或前进营地。不过这片大本营营地已经有16,500英尺高了，虽比难以攀登的珠峰顶峰低了12,500多英尺，但依旧足够高到让我们大部分人在负重60磅时上气不接下气了。根据理查和雷吉所说，一号营地的海拔是17,800英尺，那里是所有珠峰营地中阳光最充足的一个，然而，从珠峰北壁横扫绒布冰川的呼啸狂风却也更为频繁地摧残那里。那里的冰比冰碛石多，而且帕桑医生也曾说过，即便是在比此地低1300英尺的下方，一旦患上了高空病，将更加难以复原。在我们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过程中，晚上扎营时雷吉提出了有力的理由说服了我们，即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第一条帐篷线，如果有人患上了高空病，就可以退到这里来，而理查似乎不再有兴趣为这件事争来争去。他打算把几乎全部高山攀登装备贮存在二号营地，也就是大本营上方6英里处。
这时他把一直背着的沉重装备卸下来，从里面拿出一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然后对雷吉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请你监督在这里建好大本营。我要去河谷上方一号营地侦察侦察。”
“简直疯了，”雷吉说，“你还没到那儿天就该黑了。”
理查把手伸进那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雷吉的电池灯皮头盔。他把头灯打开，然后关掉。“我们可以见识一下这个威尔士矿工的新发明是不是管用。如果不起作用的话，我的背包里还有一个老式手电筒。”
“你不应该一个人去，理查，”让-克洛德说，“特别不能一个人到绒布冰川上去。黄昏里，有的冰隙你根本就看不到。”
“我或许不会爬到一号营地那么远，”理查说，“我的外套口袋里倒是有些饼干，不过如果你们留给我一些热咖啡和热汤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他转身离开，身影消失在正渐渐被阴影笼罩的河谷上方。
雷吉把帕桑叫过来，几分钟之后，他们就把已经疲惫不堪的夏尔巴人挑夫组织起来，把牦牛和骡子身上的装备卸下来，并且做出决定，哪个帐篷应该搭在这片莫名忧伤之地的哪个区域。帕桑指挥着夏尔巴人把一顶温伯尔大防雨帐篷搬到一片倒塌的石墙内，把帐篷帘挂好，并宣布这是医疗帐篷。立刻就有几个夏尔巴人排队咨询和接受治疗。
我们的山谷已经陷入了黑暗之中，可珠峰却在我们上方很远的地方闪闪生辉，冰冷、强大，不受外界影响，而且与世隔绝。它太令我震撼了，我不禁望而生畏。
*
那是我们留在锡金的最后一夜，然后我们就要翻越加里普山口进入西藏，而这一天，4月2日，正是我的二十三岁生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生日是哪一天，不过肯定有人看过了我的护照，注意到了我的生日，因为他们给我办了一场庆生会。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子里扎营，村子距离古雅通有十二三英里远，我不记得那座村庄的名字了，或许那里根本没有名字，当然也没有驿站旅馆，不过那里却有被我称为摩天轮的东西，理查管那个东西叫“布莱克普尔摩天轮的缩微模型”，而雷吉则说那是“小型维也纳摩天轮”。那个东西非常粗糙，用原木制成，包含四个“乘客车厢”，只比人们可以爬进的木箱子大一点点。就算是至高处，这个“摩天轮”也无法把一个人的双脚抬高到10英尺的高度，他们哄着我坐到其中一个盒子里，而维持这个东西运转的机械装置居然就是让-克洛德在一边向下拉旁边的车厢，而理查则在另一边向上推另外一个车厢。这个奇妙的装置肯定是给村子里的孩子们搭建的，不过我们进村的这一路上没看到一个孩子，而且在第二天早晨动身之前也没见着有小孩。
接下来他们把我停在了所谓的高点之上，村子里全部八栋小茅屋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房顶只比我的膝盖高一点点，然后，雷吉、理查、让-克洛德、帕桑和几个会说英语的挑夫唱起了《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随之他们又唱了《祝你生日快乐》，歌声很不齐。我得承认，我坐在那上面，穿着羊毛袜的双腿来回荡着，而我的脸，则涨得通红通红的。
雷吉带来了做美味蛋糕的所有材料，甚至还准备了糖霜和蜡烛，她、让-克洛德和厨子瑟姆楚比用普里默斯牌便携式汽化炼油炉和石砌炉灶烤好了蛋糕，然后那晚我们每个人都享用了这个蛋糕。理查拿出了两瓶上等白兰地，我们四个人为彼此的健康干杯，一直喝到深夜才罢休。
最后，所有人都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帐篷中，钻进了睡袋里，而我则东倒西歪地走出了我的帐篷，仰头望向夜空。这是我们待在锡金期间为数不多没有下雨的几个时刻之一。
我二十三岁了。出于某种原因，相比二十二岁，这个年纪似乎老了很多，却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智慧。桑迪・欧文去年在珠峰遇难时是二十二岁还是二十三岁来着？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是二十二岁吧，我觉得，比那一夜在锡金的我要年轻。白兰地的气味令我头昏眼花，我靠在摩天轮其中一根很不结实的支柱上，眼神越过黑色的树梢，继续望着已经升到丛林上方的一轮半月。这一天是周二，再过一天，我即将踏上偏远的土地，进入西藏的高原荒野。
我想到了雷吉。她带女式睡衣来了吗？或者她既穿着日常的衣服，也穿着内衣睡觉，又或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穿宽大的睡衣裤？还是像理查一样裸睡，即便在蜈蚣和蛇经常出没的地方也不例外？
我又一次摇摇头，希望能把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倩影甩出我的脑海。雷吉最起码要比我大十岁，或许更多。
那又怎么样呢？我那被白兰地解放了的大脑这样问。
我望着那弯半月，月光如此明亮，给雨林上部的树叶洒上了一层银光，星辰慢慢悠悠地爬向它们的最高点，可在月光的衬托下，那些星星全都黯然失色，我想象着，在未来的徒步行进和登山过程中，我即将做出各种英雄行为，然后雷吉就会因此垂青于我，那时我俩之间的感情肯定更胜于我们现在的纯友谊，或者起码也是另一种不同的感情。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她早就知道我的生日，费力地运来面粉、糖和罐装牛奶，还在这个村子或者上一个村子里找到了鸡蛋，和瑟姆楚比、让-克洛德一起在用来烧饭的露天炉火上把蛋糕烘烤好。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蛋糕可口无比，连巧克力糖霜都那么好吃。蛋糕上还插了23支小蜡烛，一小簇一小簇的火焰燃烧着。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在我的初恋中，我删除了让-克洛德和瑟姆楚比对这个蛋糕的贡献，删除了理查真心的演唱和鼓掌，以及他那珍贵的礼物白兰地。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
在我放声大哭之前，我努力爬回了我的帐篷，脱掉靴子，挣扎着钻进睡袋，努力让自己只想着一件事：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并且希望这是我进入梦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可在我睡着之前，我的最后一个想法其实是，现在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我能活到二十四岁吗？
*
在珠峰大本营的第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感觉头疼欲裂，还有些恶心。这情况真让我极度失望，一个多月前，我在锡金得了痢疾，帕桑医生给我治好之后，近来我来感觉自己的体力已经完全恢复了。我一直觉得，我的年纪最轻，所以我会是此次探险过程中最健康的一个人，可事实证明，我竟然是探险队中身体最不济的那一个。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无法记起今天是哪一天，所以在我爬出我那温暖的睡袋、来到严寒中（那天晚些时候我们看了温度计，发现最高温度是零下28摄氏度）之前，我看看了我的袖珍日历。这一天是1925年4月29日，星期三。我们穿越锡金的时间落后于诺顿和马洛里所用的时间，不过后来我们一路向西，徒步穿越西藏，前往山城要塞斜格尔镇，后取道南方前往绒布，在长途跋涉过程中，我们走了雷吉给我们指出的捷径，弥补了之前在锡金境内损失的时间。在前几支探险队停留了两夜的村庄里，我们也只停留了一夜。整整一年之前，马洛里、欧文、诺顿、奥德尔、杰弗里・布鲁斯、萨默维尔、比瑟姆和其他高山登山者带着登顶珠峰的希望，在这个地方醒来，迎来了他们在大本营的第一天。
我发现让-克洛德已经钻出了睡袋，此刻正在活动，他一边点燃我们那个小普里默斯炉，一边向我说早安。他已经穿戴整齐，而且走到距离营地很远的地方取回了干净的雪，将之融化，做我们在这里的第一杯咖啡。此时没有夏尔巴人像在徒步行进过程中那样，一大早端着热饮来到我们的帐篷门前，不过厨师瑟姆楚比大概正在那个圆圆的大试验帐篷里，用最大一个多烤架普里默斯炉子给我们做早饭。这个试验帐篷是雷吉带来的，在大块防水布不足以为我们遮挡越来越恶劣的环境之后，我们便把它当普通用餐帐篷来使用。
我们这次探险一共带了三种基本类型的帐篷：较为沉重的A形温伯尔帐篷，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这种帐篷，前几次珠峰探险用的也是这种帐篷，我们计划只在海拔较低的地方用这种帐篷扎营；另一种是很轻但十分坚固的米德式A形帐篷，可用于高山营地；最后就是这种雷吉带来的圆顶试验帐篷。营地运动公司制造的一种特殊框架半球形帐篷就是以这种帐篷为原型，外壳采用双层提花布料制成。我们给这个帐篷起了个名字，叫“雷吉的大帐篷”，它有八根弧形木支柱，每一根柱子都可以从中间折叠，方便托运。这种帐篷的帐篷底防水布是和帐篷缝制在一起的。我曾经见过，在这里的严寒气候中搭建这顶帐篷时，雷吉和帕桑监督夏尔巴人铺了另一块更厚的帐篷底防雨布，雷吉说这块防雨布是飓风工作服制造公司为她特制的。这款特别的圆顶帐篷里不仅有两扇窗户——我们的其他帐篷当然只有系带式出口而没有窗户——还有系带式大门，构造相当复杂，但防风功能很强大。此外，大帐篷装有通风设备或者说是烟囱通风帽，这东西可以朝任何方向旋转，以适应风向。这个帐篷能够容纳四五个人舒舒服服地睡觉，在吃饭时间，我们轻轻松松就能挤进去八九个人。
雷吉和帕桑在我们徒步行进过程中第一次搭建起这个圆顶帐篷时，理查没好气地说这个精巧的设计还真像是个没有了冬青树枝的圣诞葡萄干布丁。
然而，事实证明，相比我们的温伯尔帐篷和米德式帐篷，无论是保暖效果，还是防风效果，这个大帐篷都要更胜一筹。在我们留在大本营的头几天，我记下了这一点：未来的探险队应该携带小型半球形帐篷，或许还要搭配四个铰链连接的弧形支柱，而不是八个，可以用来在最危险的营地里扎营，比如山上的四号、五号、六号营地，甚至是七号营地，如果这个较高的营地能够被搭建起来的话，在这些地方，只能从冰雪之中开凿出搭建帐篷的平台，或者费力把可以移动的岩石挪开。这种圆顶帐篷在山上不仅占地较小，而且今天这样的呼啸狂风只能吹过这顶大帐篷，对它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而与此同时，A形帐篷已经被风吹得来回摆动，发出的巨响像是很多支步枪在同时发射。
“天气怎么样？”我一边从J.C.那里接过我的第一杯热咖啡，一边睡眼蒙眬地问道。
“你自己看看吧。”我的朋友说。
我一面小心翼翼地端着咖啡，一面蹲伏在带子系得很紧的帐篷开口，向外看。
那绝对是一场大暴风雪。我连附近的帐篷都看不见了，甚至是中央大帐篷也不见了踪影。
“哦，该死的。”我低声说。我原本觉得我们的帐篷里已经够冷的了，可寒风不断地吹进来，吹透了我的两层长内衣和第三层我睡觉时穿的内衣，险些没把我冻死，“理查昨晚去一号营地那里探路回来没有？”
如果我们那位经验丰富的登山领队在来到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就被暴风雪困住，然后被冻死，那该有多讽刺，多悲伤啊？
J.C.点点头，抿了口咖啡。“他半夜回来的，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开始下暴雪了，狂风也更大了。他的贴身夏尔巴人登津・伯西亚说，他的面罩上结了一层冰。而且理查饿坏了。”
“我也是。”我把我的咖啡一饮而尽。我还是很恶心，头也疼得厉害，不过我相信，只要把肚子填饱了，我就会感觉好一点儿，“我马上穿衣服，如果能过得去的话，我们到大帐篷里吃早餐时见，你说怎么样？”
*
4月18日，我们仍在徒步向珠峰行进，这一天，我们与土匪狭路相逢。
到了这时候为期五个星期的徒步跋涉已经过半。我们在较大的西藏城镇定结县扎营了两个晚上，并且决定不转向雅鲁楚山谷，虽然那里可以看到珠峰，可那里气候恶劣，常年云雾缭绕，雨夹雪、暴雪和狂风天气更是家常便饭。我们沿着主要贸易通道，向16,900英尺的定结山口走去，电光火石之间，一群人骑着马咯噔咯噔地冲下山来，把夏尔巴人和他们牵引着的骡子赶到前面，和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把我们团团围住。
这些骑马的人大约有60个，全都穿着精致的皮革和野生皮毛衣服，戴着长帽檐的帽子。他们的脸、眼睛和皮肤的颜色更像是亚洲人，而不像我们在西藏这两个半星期徒步跋涉途中所见过的村民。这些强盗不是留着大胡子，就是蓄着小撮胡子，而那个土匪头子则是个大块头，胸肌发达，拳头特别大，脸上的毛发和他帽子上的毛发一样多。他们全都拿着步枪，既有看上去很像19世纪毛瑟枪的枪，也有古印度陆军用的后膛枪，更有一战期间使用的现代恩菲尔德式步枪。我知道雷吉和帕桑每个人都带了一把步枪，就在他们的枪套里，是用来打猎用的，而且在利物浦的时候，我偶然间看到理查把一把肯定是他服役期间用过的韦伯利左轮手枪放在了他的背包里，可这三个人谁也没有行动，把他们的武器取出来，而是任由这些土匪飞奔过来，在我们周围踏来踏去，像赶羊一样把我们赶作一团。
我们的夏尔巴人，特别是那些称不上老虎的夏尔巴人，看上去都吓坏了。帕桑倒是一副倨傲的表情。骡子的日常行程被打破了，不由得一阵骚动，随后安静下来。我的西藏小白马想要脱缰逃跑，可我站稳脚跟，死死抓住马鞍，把马的一半身体拉离了地面，直到马儿平静下来才松手。
土匪们骑的都是身形较为高大的蒙古矮种马，毛发粗浓杂乱，可鬃毛和尾巴都被精心交错编织在一起，相比我们这些可笑的小马，它们在体形上更为接近真正的欧洲马。
红色的尘埃终于落定，土匪们把我们分成两组包围起来：绝大多数土匪在包围夏尔巴人挑夫和矮种马，而那个匪首则带着大约12个武装土匪把我、雷吉、理查、J.C.和帕桑团团围住。这许多步枪虽说没有直指我们，但我们依然是土匪们的射击目标。我瞧着这些人，脑海里闪过唯一的念头，我们不知怎的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好几个世纪以前的过去，遇到了成吉思汗和他的一部分游牧部落。
雷吉走上前去，开始用藏语和强盗头子飞快地交谈，不过用的也可能是某种西藏方言。在亚东、帕里、康巴镇及其他很多我们路过的较小村庄里，雷吉都用藏语和领主及村民说话，主要是为了买食物讨价还价，或是为了在他们的村子附近扎营，可她现在说的这种语言听上去并不太像她之前用的那种藏语。
这位匪首露出一副坚固的白色牙齿，他说了几句话，结果他的土匪同伙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雷吉和他们一起笑，因此我只好认为那个匪首不是在占她便宜。（没准儿是在拿我、让-克洛德和理查开涮。）只要这些土匪不向我们开枪，我对此倒也无所谓，可就在我胆怯地寻思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这些强盗抢走了我们的骡子、装备、氧气罐、帐篷、食物、雷吉的和布罗姆利夫人的钱，那我们的探险也就泡汤了。
土匪头子咆哮了几句话，依旧像个疯子似的咧着嘴笑，然后雷吉给我们翻译：“可汗说，今年去珠穆朗玛不吉利。他说所有的魔鬼都已苏醒，而且非常愤怒。”
“可汗？”我傻兮兮地重复了一遍。或许我们穿过了某种时空隧道。不管什么原因，这都不像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部落包围了我们。
“吉米可汗。”雷吉说。她对这位名字古怪的匪首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过身，走回一头骡子边上，之前帕桑一直把这头骡子拴在她的白色矮种马后面。她拿着两个比较小的装货箱走了回来。她先是微微鞠了一躬，带着笑容说了几句话，然后便把第一个箱子呈送给了可汗。
他从皮带里抽出一把比阿拉伯人的半月形刀短不了多少的弯刀，把箱子撬开。箱子里有一些稻草，稻草上放着一个很有光泽的红木小盒子。可汗把装货箱扔在一边，几个他的人连忙驱赶他们的坐骑蜂拥着凑到近处，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些家伙身上散发着足以熏死人的气味儿，有马味儿，人的汗味儿，烟味儿，大粪味儿，还有马汗味儿。
可汗把刀放回刀鞘，从那个红木盒子里拿出两只美国制西式左轮手枪，枪上装有镀铬自动剥线器，配象牙手柄。子弹盒表面包裹着红色丝绒。其他土匪一齐爆发出一阵惊呼声，听上去像是又羡慕，又生气，又嫉妒。可汗骂了他们几句，他们便乖乖地不吭声了。另外一队包围着我们那些被赶到一堆的夏尔巴人，一直在密切监视他们。
雷吉用那种西藏方言说了几句话，并把第二个较大的箱子交给可汗。他又一次撬开纸板箱，这次他举起一个盒子，冲他的人喊了几句。
这个装货箱里堆着一盒盒独具风味的约瑟夫・朗特里牌英国巧克力。可汗开始把这些盒子抛给他的手下。突然之间，绝大多数土匪喊了起来，并开枪，我们的夏尔巴人只能拼命抓住那些马和骡子不松手。我再一次把我那吓坏了的小马前蹄拉离了地面。
可汗打开了第一个盒子，剥开包装纸，里面是一块精致的椭圆形巧克力，然后美美地吃了起来，而他那些脏兮兮的手指都快和巧克力一个颜色了。
“杏仁巧克力，”他用英语说，“非常非常好。”
“我希望您喜欢这些。”雷吉说，这回她也说起了英语。
“当心那些魔鬼和耶蒂。”吉米可汗说。他开了一枪，用踢马刺踢了一下他那匹毛发粗浓杂乱的马，然后这匹蒙古铁骑便朝着他们来时的东北方向疾驰而去，消失在了一片红色的尘埃之中。
“老朋友？”我们重新组成了一排长队，再次朝着定结跋涉，这时候理查问道。
“有时候会有生意往来。”雷吉说。她的脸被那些大马扬起的尘土染成了红色。我意识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都落满了尘土，下起了冰冻毛毛雨，我们身上那一层泥土很快就变成了红色泥浆。
“吉米可汗？”我听见自己提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
“他的名字承袭自他的父亲。”雷吉一边说，一边用力拉她那匹固执的小马的缰绳，牵引着它踏上一条陡峭的小路，向着海拔16,900英尺的定结山口走去。
*
我们被困在大本营的前三天里，理查简直快发疯了。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失去了理智，我担心自己就快没命了，因为这该死的高度让我的头一直疼个不停，一天至少呕吐一次，而且胃口尽失，晚上还睡不着觉。每翻一次身，我都不禁气喘吁吁，本就睡得不踏实，一喘粗气就会醒来，只能艰难地喘大气，而我躺在帐篷底下的那些石头上，到了转过天来的夜里，我的身体都对这些石头有印象了。这真是太荒唐了。大本营的海拔只有16500英尺啊。要到了北坳之上，真正的攀登才算开始，那里的海拔几乎比这个低矮大本营高一倍半。16500英尺并没有比我去年嬉戏过的一些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峰高出很多，我不停地对自己这样说。为什么在那里没问题，在这里却问题一大堆呢？
你通常在那些山峰上停留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呆子，那个有推理能力的我解释道。你可是在这里住下来了呀。
在这悲惨的三天里，我压根儿就不想听到那个该死的理性自我说三道四。我还拼命不让别人发现我的情况，可让-克洛德和我住在同一个温伯尔帐篷里，不仅听到了我呕吐的声音，我在夜里的喘息声他也听得一清二楚，甚至还看到我手脚撑着睡袋，像条病狗似的气喘吁吁。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在我们在雷吉大帐篷里一起开计划会议的时候，其他人肯定都注意到了我有些无精打采，可他们什么都没说。我能看得出来，雷吉和理查都没有因高海拔而出现不适，在留在大本营的第二天，让-克洛德轻微的高空病就消失了。
虽然这里极度寒冷，狂风大作，气候也很恶劣，可我们并没有整日蜷缩在帐篷里度过我们在大本营的头几天。在第一个整天之中，暴风雪铺天盖地，气温只有零下29摄氏度，我们还是冒着暴雪蹒跚而行，把我们的全部装备都卸了下来，并且整理妥当。这里没有草给骡子吃，所以几个夏尔巴人把它们赶回了初东村，我们把牦牛拴在了半英里外一个有遮蔽的地方，那里比较靠近我们北面的一条河，这些毛茸茸的可怜牲畜可以把爪子伸进岸边飘动的雪里，寻找到非常少的一些草料。
我们还在帐篷边上搭建了一个大温伯尔帐篷，给让-克洛德当工作室，他在那里检查氧气罐、装氧气罐的架子、普里默斯炉和我们的装备。他的工具可比一年前可怜的桑迪・欧文用的工具强多了，而那时候欧文就是用那些工具出色地完成了他那些修理和维护工作，临时建造了绳梯，还改造了吸氧装置，可让-克洛德的这套工具依旧相对落后。让-克洛德会金银锡的焊接，却不会铝和钢铁的焊接；在具备合适工具的前提下，可以拆开照相机、手表、火炉、提灯、冰爪和其他东西并把它们重新组装好，可他没有多少备用零件来做替换；他可以把金属恢复原形，可如果某些东西严重损坏到无法复原了，他并不能锻造出新的金属制品来。
很幸运，经过了两天的测试之后，让-克洛德告诉我们，我们那100个氧气罐中，只有14个漏压了，而这14个中的9个只是部分漏压。而理查告诉过我们，去年诺顿、马洛里和欧文的探险队一共带了90个氧气罐，却有30多个漏压。在抵达斜格尔镇进行盘点之际，他们那30个氧气罐里的大部分氧气都漏光了，根本成了废物。有了桑迪・欧文在去年徒步行进途中重新设计的马克五号吸氧装备，再加上几位天才的进一步改进，包括乔治・芬奇、让-克洛德和他那位曾经是铁匠现在是钢铁制造商的父亲，特别是在垫片、阀门和流量表等几个方面的改进，效果果然十分明显。就算我们此次探险没有成功——甚至就连我们要在珠峰较低处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尸体这个有限的目标也没有实现——也决不会是因为缺乏夏尔巴人口中的“英国空气”而败北。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并没有无所事事。在第二天，我们先是费力地把牦牛和骡子背驮的物资重新装到了挑夫的背篮里，其他板条箱有的放在大本营里，有的被放在一边，留待将来运到一号、二号或三号营地里，然后我们四位大人和帕桑单独在雷吉的大帐篷里开会，敲定我们的策略。
“我们登顶的日期依然定在5月17日。”这时理查开口道，我们四个人伏下身体看雷吉帐篷中的圆形铺地防潮布上的地形图和手绘地图。我们头顶上悬挂着的一盏提灯不住发出咝咝声。帕桑站在阴影之中，守卫着已经系紧的入口，以免冷不防有人闯进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珀西表弟？”雷吉问。
理查用那个冰冷的烟斗轻轻敲着他的牙齿——帐篷里的空气太浑浊了，充斥着湿羊毛的气味儿，再加上点儿烟味儿也无所谓——说：“一路上在每个营地我都会安排时间去搜索，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可你的目标依旧是珠穆朗玛峰。”她说。
“是的，”理查清清喉咙，“如果有必要的话，在登顶小队成功之后，我们可以花时间继续搜索珀西瓦尔勋爵的尸骨，一直到季风季节真的光临此地为止。”
雷吉笑着摇摇头。“我非常了解人们在这里创造了高海拔攀登记录且没有登顶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在吸氧装置失灵之后，布鲁斯犯了心脏病，出现了外伤性休克，而且被冻伤了。1922年，莫西德、诺顿和萨默维尔的身体都很虚弱，根本不能安全下山，跌向了那块突出的冰石，还是纠缠在一起的绳子救了他们的命，而且马洛里根本不可能用绳索把他们仨拴住防止他们滑落。高山攀登的挑夫不是死于大脑栓塞，就是因为摔断了腿而丧生，其他挑夫则由于严重冻伤而被遣回。去年，因为得了雪盲症，诺顿疼得尖叫了六十个小时……”
理查挥挥手，打断了她的反驳。“没有人说这座山不会让我们遭受重创。我们可能都会没命。但也有可能，即便我们在5月17日登顶了，我们中有人，或者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良好的状态下，指挥老虎夏尔巴人去寻找珀西。我们具有前几支探险队都不具有的优势。”
“愿闻其详。”雷吉说。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好奇得要命，我承认我自己也相当渴望听一听理查的解释。
“首先是氧气装备。”理查说。
“前三支探险队中有两支用的都是类似的氧气罐。”雷吉说。她的声音非常平静。
理查点点头。“的确如此，可他们的氧气罐远没那么好。而且数量也没有那么多。乔治・芬奇肯定，问题在于，包括我在内，以前大多数登山者使用氧气罐的时间太晚，用量也太少。甚至是在大本营，高空病就已经开始侵蚀我们储备的体力了。我和你能够适应这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可你也看得到，只是17,000英尺的海拔就已经对一些夏尔巴人和……其他人产生影响了。”
他的目光只是从我身上一闪而过。
“在北坳之上，”他接着说，“特别是8000米之上，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会开始衰弱。不只是累了，疲倦不堪，而是真正的衰弱。前几支探险队往往只是到了北坳之上，才少量发放氧气罐，甚至对挑夫也是如此。之后也只是在登山的时候才发放氧气罐。我计划我们从三号营地开始就使用氧气，有需要的时候，老虎夏尔巴人也要用，搭建帐篷的时候也要用。甚至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和帕桑在北坳待了两个星期，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登上了更高的地方。”雷吉说。
“整个过程中你是不是非常痛苦？”理查问。
她低着头。“是的。”
“晚上的时候，你睡得好吗……或者能睡得着吗？”
“不能。”
“即便是还有食物的时候，你有胃口去吃吗？”
“没有。”
“在你在那个海拔高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需要融雪做汤或想喝水的时候，你能鼓励你自己去取雪，并且点燃普里默斯炉吗？”
“不能。”
“你们是不是几天之后就会脱水、头疼和呕吐？”
“是的，”雷吉叹气道，“到了珠峰上就会这样，不是吗？”
理查摇摇头。“这是因为在珠峰将近8000米和以上的高度，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衰弱。虽然在夜里吸几公斤氧气无法阻止这种缓慢的衰弱过程，但它可以稍稍延缓这个过程。让我们在一定的高度多停留几天，想清楚，适当地让我们的身体机能发挥作用。”
“理查，这么说，我们从北坳向上攀登时都要用英国的空气吗？”让-克洛德问。
“是的。而且在北坳上也得用。我可不想变成傻瓜，女士和先生们，这座山让每个人都变成蠢人，还会让人出现幻觉。至少在冰瀑脚下的三号营地就会出现这些症状。1922年，我和绳子上的第四个人一起爬了两天……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是幻觉。如果能日夜使用氧气，就算流速很慢，也能减少那种致命的糊涂状况。我希望这些氧气足够支撑我们到达顶峰和找到布罗姆利的尸体。”
我看得出来，雷吉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可她有什么选择呢？她一直很清楚，理查、让-克洛德和我的主要目标就是登顶（不过病了两天，对于实现这个目标，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她只能相信我们将会竭尽全力在上山和下山途中寻找珀西，如果我们能“下山”的话。
*
在第四天早晨，暴风雪终于出现了减弱的迹象，我们在大帐篷里重新开会，仔细检查理查的行动计划。“每一支英国探险队都由军人率领是有理由的。”我们俯身围在珠峰地图周围时理查说。他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雷吉的脸上，看我和让-克洛德的次数要少很多，我知道，他这是要做最后努力，说服雷吉。“这种攻顶方式，也就是先到一号营地，然后到二号营地，以此类推，到六号或七号营地，然后尝试登顶，属于经典的军事包围战略。”
“就像‘一战’期间的围攻战？”雷吉问。
“不，”理查带着终极结论的语气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为期四年的愚蠢战壕战。为了拿下几码土地，一天内会有数万条性命白白葬送……第二天，在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下，这几码土地又会得而复失。不，我现在说的是中世纪以来的经典围攻战。就像对约克城康沃利斯将军的围攻，围攻一方是你们的将军，杰克……华盛顿……这一招是他的法国朋友教给他的……”理查冲让-克洛德点点头，“……这人就是拉斐特。在敌人无法撤退的地方将他们包围，那是在一个半岛之上，只要法国军舰能挡住英国皇家海军不去救康沃利斯和他的人，他们就插翅难逃。接下来便是炮轰。在轰炸之下，一码接着一码地向前推进战壕，一英里一英里地前进，一直前进到敌人的防区附近。随后发动最后的快速攻击……必胜。”
“可你们那些英国将军没有一个在珠峰之上，”让-克洛德说，“把他们的战壕推进到峰顶近处，然后发动最后的成功冲刺。”
理查点头表示同意，不过我能看出来他有些心不在焉。或许是雷吉那坚定目光的缘故。“1922和1924年的探险队都计划在27300英尺左右建立七号营地，却都没能实现这个目标。马洛里和欧文，以及在他们之前尝试登顶的我们其他人都从六号营地，也就是26800英尺的高度开始攻顶。”
“这之间不过只有500英尺的差距。”雷吉说着将目光移到绒布冰川和珠峰的地图上。
“在这样的海拔高度，登上500英尺垂直距离意味着需要半天时间。”理查把玩着他那个并未点燃的烟斗，“这属于无谓的付出。”
“因为挑夫筋疲力尽了，诺顿和马洛里不是没能建起七号营地？”我问。我听说过这个消息，也看过所有的报道，“他们不能把帐篷运到更高的地方去？”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理查说，“不过那些正式登山者因为在六号营地上方背运物资也全都筋疲力尽了。1922年那次我和芬奇也是如此。再说了，七号营地一直是为了在不带氧气的情况下发动最后的攻顶而准备的。在马洛里决定由他和欧文带着氧气罐进行登顶尝试的时候，再多爬500英尺的垂直距离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
“可你却觉得区别甚大。”雷吉说。
“是的。”即便她在讽刺，理查的语气也表示他并没有注意到。他把烟斗柄抵在用墨水画出的六号营地上方、北部山脊与长长的东北山脊相交处下方的一个地方，“问题不只在于那里的海拔，虽然那也足以令人感觉衰弱。越接近东北山脊，那些板岩就越陡峭，可压紧的雪会少很多，也很少有地方能开凿出够搭建一个帐篷的平台，登山者没有足够的体力去挪动石块创造出一个平台来。可最重要的是那里狂风肆虐。六号营地已经够糟糕的了，可越靠近东北山脊，大部风时间都会有狂风。就连登山者都会被卷走，更不用说帐篷了。”
“理查，你原本就打算从25,300英尺的五号营地快速攻顶的，”让-克洛德说，“我们三个登山者只带着背包、面包、水、巧克力，或许还要带着旗子插在顶峰之上。”
理查苦笑一下。
“或许还要带帐篷袋，”我说，“如果我们下山时，在爬下第二台阶或第一台阶的时候，正好赶上日落时分，就用得上了。”
“啊，有一个困难。”理查边说边搓着他那长满须茬的脸颊，刮擦声清晰可闻，“没有人能在那样的海拔高度露营一夜后还活着。在四号、五号、六号营地，待在帐篷里，带着可正常工作的普里默斯炉，想活下来非常难。所以我才决定我们必须从七号营地发起攻顶，抑或像马洛里和欧文那样，在下面的六号营地进行尝试。但要早一些出发。甚至还要像雷……像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建议的那样，夜里就出发。那些小头灯效果非常好。不过我还没有想出在天亮前或天黑后登山时，怎么不被冻死。”
“说到求生嘛，”雷吉道，“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她走出帐篷时雪吹了进来。帕桑一直待在后面，重新绑好了门绳。
理查看着我们，可我们耸耸肩。没准儿他说了什么话让她不高兴了。
几分钟之后她从她自己的帐篷里回来，把雪从她那一头漆黑的长发上抖落，她怀里抱着许多衣服，一开始我们以为她又拿来了几件芬奇鹅绒服。
“你们三个以前笑话我居然带着脚踏缝纫机徒步行进。”她说。没等我们开口，她接着说道，“不，我听到你们几个发牢骚了。你们说那可是半个骡子的负重。在徒步行进的途中，晚上我在我的大帐篷里缝纫衣服，你们能听到脚踏板的声音。我听到你们窃笑来着。”
我们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这就是我的工作成果。”她说着把那一大堆体积庞大但十分轻盈的东西递了过来。
那是三条缝纫好的鹅绒长裤。我心想，所以在种茶场的时候她才会要走了我们三个人的尺寸。
“我认为芬奇先生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她说，“通过登山者所穿的丝绸、棉和羊毛内衣与裤子，依旧会失去很多身体热量。我做的这些衣服足够我们几个人、帕桑和八名老虎夏尔巴人穿。我不能保证穿上这衣服，我们每个人都能在28,000英尺以上活着露营一夜，但这样我们至少有机会可以在天亮前和天黑后继续行动。”
“这些衣服会被扯破的。”理查说。我和让-克洛德正忙着脱掉我们的靴子，扭动着身体穿上我们新的鹅绒裤。
“这些裤子同样采用了芬奇先生制作大衣用的那种气球织物，”雷吉说，“而且，所有的裤子外面我都罩了一层蜡棉。非常轻。比你们穿的芬奇羽绒服还要强韧。请注意看你们所有人的裤子，里外都有纽扣、背带或裤裆开口部位的纽扣。和你们说，裤裆开口部位这些纽扣可是费了我很多额外的功夫。”
听到这话，我的脸红了。
“我还用最后一些气球织物做了几件带纽扣的鹅绒兜帽，搭配芬奇做的羽绒服，”雷吉说，“而且我得告诉你们，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使用缝纫机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理查使劲儿咬着冰冷的烟斗，沉着脸，“你到底是从哪里拿到的气球织物？”
“我牺牲了种茶场的热气球。”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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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让-克洛德戴着我们的三层手套，穿着芬奇的外套、雷吉的裤子、沙尔克顿防风夹克、雷吉刚刚做好的扣子鹅绒兜帽，还有非常结实的鹅绒裤蜡棉罩层，顶着飞雪，冒着零下15摄氏度的严寒，在大本营周围溜达了二十来分钟。有了我们的三层连指手套、皮制羊毛飞行员帽子、新的兜帽、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和护目镜，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下，居然感觉异常暖和。
雷吉全副武装完毕后也出来了。我心想，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她是个女人了。事实上，她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人。
“我感觉自己真像米其林轮胎先生。”让-克洛德透过内衬羊毛、罩住脸的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口部罩盖哈哈笑。我和雷吉也笑了。我曾见过米其林轮胎先生的海报和广告牌，那是一个矮胖的品牌广告形象，通身都由轮胎制成，自从1898年开始在巴黎推出。
“再背上氧气罐，”雷吉说，“我们感觉我们像极了火星人。”
“我们就是火星人。”让-克洛德哈哈大笑。
当时我猛地意识到，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里，我们或许会感觉自己不再是在进行人类的登山活动，不会再与岩石、冰雪和这个世界互动。
理查从他的帐篷里出来。他拿着他的长冰镐，穿着芬奇的羽绒服，戴着全套手套和护头装备，可腰部以下依然穿着厚实的英国羊毛提灯裤、绑腿和皮制登山靴。
“反正我们也都出来了，而且看来今天天气会变晴。”他说，“我们三个人运一些温伯尔帐篷到一号营地去，然后查看一下那里的冰川情况，你们说怎么样？这样连冰爪和短冰镐都用不到。”
“不带老虎夏尔巴人？”雷吉说。
理查摇摇头。“就让这第一次侦察只有登山者参加吧。”
我们回去取了更大的背包，一些绳子和长冰镐。在理查的监督指导下，我们每个人都负重40磅到50磅，包括帐篷零件、支柱、更多的绳子、单个氧气罐、普里默斯炉和一些罐头食品，就连雷吉也背了全部负重。帕桑只穿戴着他在大帐篷里时穿戴的棉袍和围巾，双臂抱在胸前站在外面，满脸怒容，一副不赞成的样子，盯着我们四个人顶风冒雪，步履蹒跚地走出我们的岩石屏障，登上了遍布砾石和冰雪的绒布冰川河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