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这个词组是保利娜·普赖斯（Paulina Preis）在她的著作《极权官僚主义》（Biurokracja totalna，Paris：Instytut Literacki，1969）一书中生造的。
想要了解关于作为“掠夺政府”（spoiler state）的极权主义，可参见拙作 Revolution from Abroad: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Belorussi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的终章。
2.Hannah Arendt,“Organized Guilt and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in Essaysin Understanding,1930–1954(New York: Harcourt,Brace,and Co.,1994),p.126.
3.1940年10月24日，贝当（Pétain）与希特勒在蒙图瓦尔（Montoire）会面之后，公开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collaboration”这个词首次出现。年迈的法国元首在广播中向他的同胞呼吁：“合作是两国之间的设想……（Une collaboration a été envisagée entre nos deux pays）我在原则上是同意的（J’en ai accepté le principe）。”(Gerhard Hirschfeld,“Collaboration in Nazi Occupied France: Some Introductory Remarks,” inCollaboration in France: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1940–1944,ed.G.Hirschfeld and P.Marsh[Oxford: Berg,1989],p.2)参考词典编纂者们留下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词如此褊狭的定义（受到“二战”时期德国侵占波兰的情况的限制）几乎直接成为在各种不同语言中的这个词的概念。《牛津英语词典》在战前的最后一个版本（1933）中，“collaboration”的词条下，并没有出现如今最吸引我们兴趣的那个意思。在这个版本中（2：613，1961年再版）的定义是“与其他人共同工作，尤其是在文学或艺术等类似创作的过程中”。罗伯特（Robert）在1953年编纂的辞典对“collaboration”（这个词在法语中的含义通常也与艺术追求有关）的一个特殊含义做了如下说明：“德军侵法时期（1940—1944），法国曾希望与德国共同合作以振兴法兰西。（Mouvementdes Francais qui durant occupation Allemande[1940–1944]désiraient travailler auredressement de la France en cooperation avec l’Allemagne.）”（p.819）巴塔利亚（Bataglia）在1964年编纂的意大利语词典中，将“collaboration”的第四个含义（3:279）定为与占领军当局有所勾连、合作，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德军之间的协作。（“per lo più con riferimento alperiodo d’occupazione tedesca durante 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1970年版的《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ockhaus）对这个词的定义也主要是指涉法国贝当政府在战时的做法；尽管这部百科全书的印刷量很小，但它也告诉读者，这个词可以在更广泛的语境下使用。
4.见我的文章“Themes for a Social History of War Experience andCollaboration,” in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ed.Istvan Deák,Jan T.Gross,and Tony Jud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32。
5.Istvan Deák,“Introduction,”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p.4.
6.Heda Margolius Kovaly,Under a Cruel Star: A Life in Prague,1941–1968(NewYork: Holmes and Meier,1997),p.45.
7.想要了解关于相关主题的一般讨论，参见我的著作 Polish Societyunder German Occupation—Generalgouvernement,1939–1944(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79)。
8.Norman Davies,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82).
9.在此前的一部研究著作中，我已质疑过在波兰史学中对这个主题的普遍的刻板印象，参见 Upiorna dekada.Trzy eseje o stereotypach na tematŻydów,Polaków,Niemców,i komunistów(Cracow: Universitas,1998)。本书有英译删节版：“A Tangled Web: Confronting Stereotyp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between Poles,Germans,Jews,and Communists,”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p.74–129。因此，在此我只言简意赅地提几个要点，以引导读者理解，接下去的叙述，是为了对这种传统观点引发的疑问做出回应。
10.“敲诈者”（szmalcownik）是波兰语中一个非常明确的咒骂之词。它尤其指涉那些在“二战”时期的德据波兰，以敲诈勒索试图“逃”往雅利安地区的犹太人为专职的人。这种出逃在当时是会被德军当局判处死刑的罪行。“szmalcownik”这个词本身来自“szmalec”，字面意思是猪油，但在口语中也用作“现金、战利品”之意。
11.我在 Upiorna dekada 一书中对在这一问题上的普遍立场和观点做了批判分析。
12.在此我指的研究是 Raul Hilberg,Perpetrators,Victims,Bystanders: TheJewish Catastrophe,1933-1945(New York: Aaron Asher Books,1992)。当然，其中的区别，长久以来在大屠杀研究中都有明确的呈现。然而，希尔伯格（Hilberg）用心良苦地让我们去注意大屠杀发生的情境（situationalcontext）。引号里的这句话引自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给他最近为“重写历史”书系编辑的一册书所写的导言：The Holocaust:Origins,Implementation,Aftermath(London: Routledge,2000),p.8。
事件梗概
1.这份日期为1949年1月24日的报告目前与其他“控制—调查”档案一起，藏于位于比亚韦斯托克的国家安全部(Wydział Ewidencji iArchiwum Delegatury Urzędu Ochrony Państwa,后称为 UOP)档案室内的沃姆扎公共安全办公室(Urzad Bezpieczeństwa Publicznego w Łomży)中。我们从中还得知，除了在耶德瓦布内被捕的15人，“还有7人未被拘捕，因为他们藏身于未知地点”。
2.这个表述转引自一部先锋性的研究著作：Christopher Browning,Ordinary Men: Reserve Battalion101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New York:Harper and Collins,1992).
3.从一份油印刊物 Głos Jedwabnego 的1986年6月号刊上，我们得知，1949年，该镇与卡耶塔诺沃（Kajetanowo）、考萨基（Kossaki）、比茨基（Biczki）三镇郊区的总居民数共2150人。
4.我在本书中引用了两起庭审案件的档案，这些档案都由危害波兰国家犯罪行为调查主委会（Główna Komisja Badania Zbrodni PrzeciwkoNarodowi Polskiemu,此后称为“MC”）的档案室保管。该机构在2000年并入了新建立的国家记忆研究所（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资料被归档于编号为 SOŁ123的目录下；约瑟夫·索布塔案—1953年审理，也与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相关—的资料被归档于编号为 SWB145的目录下。在这些档案中，是一页接一页的工作表（而非像书籍内页那样的左右纸页），都是人工编号的。这里引用的句子来自 MC,SOŁ123,p.3（在之后的注释中，我会用123/3来表示同一资料来源）。
我要向安杰伊·帕茨考夫斯基（Andrzej Paczkowski）教授致谢，在主委会并入新近（1999）建立的国家记忆研究所之前整理打包之际，是他让我有机会进入他们的档案室。我还要感谢他和他在华沙的波兰科学院政治学院（ISP PAN）的现代后期（Najnowszej）波兰历史实验室的同僚，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展示和讨论我在研究中的初期发现。
5.在一份名为“关于案件调查起始的报告”（Meldunek o wszczęciurozpracowania sprawy）中，我们发现了下面这些信息，在红字“发起调查的历史”（historia wszczęcia rozpracowania）之下：“犹太妇女卡尔卡·米格达夫（Calka Migdał）向司法部寄了一封信，这名妇女在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发生时逃离了，她亲眼看见了1941年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所有事，也参与其中。”但她的信并没有被收入这些档案中，我们不知道它是在何时被寄往司法部的。这些档案中还有一份材料，日期为1947年12月30日，提醒安全部注意战时在耶德瓦布内的犯罪行为。该材料题为“报告”，其内容如下：“我在此报告德据时期沃姆扎郡耶德瓦布内镇居民、镇长卡罗拉克·马里安的情况。他的外貌：体格魁梧，圆脸，曾经是深色头发如今几乎灰白，约六尺高，面部干净，无明显疤痕。在他仍为德方工作时期，他被德国当局拘捕，据我所知是由于他私占犹太人财产，没有平均分给德军。他被释放后又被德军逮捕，之后便消失了。最近，即1949年12月1日，我在华沙的格罗肖夫斯卡（Grochowska）区亲眼见到卡罗拉克·马里安走在街上。他一看到我，就消失了。我想向民警或其他机关报告他的行踪，但当时没人在那条街上……”（UOP）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安全部都没能找到并拘捕卡罗拉克。
6.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JHI)in Warsaw,collection no.301,documentno.152(301/152).在翻译这段证词时，我试图保留所引原文件中语法、拼写的错误。犹太历史研究院的第301号卷宗，名为“个人证词”，收录了超过7000份证词，都是由当时建立的犹太历史委员会在战后立刻从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处收集而来的。因为这些证词几乎是事件发生同时代搜集的，因此对大屠杀时期波兰研究而言，它们可能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犹太历史委员会在很多当时有犹太人居住的大城镇（即波兰的各个省会）都设有支会。因此，比如说，瓦瑟什塔因的证词就是1945年4月5日在比亚韦斯托克的犹太历史委员会被记录下来的。在这页资料的底部，我们发现了一条补充注释：“证人施姆尔·瓦瑟什塔因，由 E.什特曼（E.Sztejman）笔录；省犹太历史委员会主席 M.图雷克（M.Turek）；由 M.瓦特尔（M.Kwater）从意第绪语即兴翻译。”我们还应该注意，许多人都留下了数份记录他们经历的证词，这些证词的细节可能互相矛盾。比如，瓦瑟什塔因的另一份证词，收录在犹太历史研究院301/613中，该资料提到，15名年轻的犹太人在墓园里被杀害，共有18名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7.该影片于2000年4月在波兰国家电视台播出，得到了众多影评人的好评。在时长为63分钟的纪录单元中，耶德瓦布内事件只占了2分钟。我想要感谢阿格涅丝卡·阿诺德让我有机会阅读她在耶德瓦布内所做采访的文字稿，也要感谢她没有反对我用“邻人”作为本书的标题—她一直想用这个标题来命名她拍的关于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纪录片。
资料来源
1.这些报告的标题为“苏联事件报告”（Ereignismeldung UdSSR），由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RSHA）发行的日报在1941年6月22日公开。目前被收录于位于科布伦茨的德国联邦档案馆中，编目 R58/214下。这些报告的节选 ：The Einsatzgruppen Reports,ed.YitzhakArad,Shmuel Krakowski,and Shmuel Spector,(New York: The Holocaust Library,1989)。戴维·恩格尔（David Engel）和克里斯多夫·布朗宁（ChristopherBrowning）都是那个时期德国档案的专家，但二人都对耶德瓦布内这个镇名不甚熟悉。
2.维克多·涅瓦维茨基（战后他定居于以色列，并改名为阿维格多·科哈夫）从大屠杀中幸存，之后，他假装拥有波兰裔背景，加入了一支反纳粹游击队。1944年，他与两名战友从游击队返回比亚韦斯托克省。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了耶德瓦布内的路牌，他的同伴想起，1941年他在华沙看的一部德国新闻纪录片中，曾出现过这个镇名。他记得，这部纪录片展示了，在苏德之战打响，德军侵占该镇后，波兰人是如何谋害当地犹太人的（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此外，在拉莫托夫斯基案中，我们在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之后我会更详细地引用她的证词）的证词中发现了如下句子：“德国人只是站在一旁，拍了些照片，其后他们向世人展示了波兰人是怎么杀犹太人的。”（MC,SOŁ123/630）联系涅瓦维茨基陈述的语境，我认为她的意思肯定是，德国人之后将小镇中大屠杀的影像公开了，而不是，比如说，办了一次摄影展。
3.不少前耶德瓦布内犹太居民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仍然健在，我与他们聊了战前小镇内的犹太生活，以及1941年7月大屠杀的情境。他们是：雅各布·贝克（皮卡兹）拉比，他在1938年离开了耶德瓦布内，也是多亏了他，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纪念册才得以出版；他的弟弟赫舍尔·贝克，他因躲在耶德瓦布内附近而幸免于难；阿维格多·科哈夫（维克多·涅瓦维茨基），他来自维兹纳，在1941年7月10日身处耶德瓦布内；米特克·奥歇维克，他也从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中幸存，是之后得到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帮助的七个犹太人之一；他当时的未婚妻埃拉·索斯诺夫斯卡（Ela Sosnowska），以及另一名女子蕾雅·库布若赞斯卡（库布若恩），两人也受到了维日考夫斯基一家的帮助才得以藏身；施姆尔·瓦瑟什塔因（逝于2000年2月9日）。我还与以下人士进行了谈话：安东尼娜·维日考夫斯卡太太（她的孩子亲切地唤她为安托莎）；来自沃姆扎的杨·茨特里诺维奇（JanCytrynowicz）先生，他的家族战前在维兹纳转信了天主教；来自耶德瓦布内的亚当奇克太太（Mrs.Adamczyk）。我在耶德瓦布内拜访了许多镇上老一辈的居民，他们如不是不记得大屠杀当日的场景，就是那天碰巧不在镇上。
4.目前藏于华沙犹太历史研究所的林格本档案（The RingelblumArchive），是在诺沃莉彭基街（Nowolipki Street）68号的华沙犹太区的废墟中被发现的一系列档案。1946年9月，在赫尔谢·瓦塞尔（HerszWasser）所提供情报的引导下，装有档案第一部分的10个金属盒子被挖掘出来了。赫尔谢·瓦塞尔是这本档案集汇编组的成员之一。四年后，即1950年12月，修复工作进行期间，档案的第二部分被找到了，它们被藏于两个很大的金属牛奶罐中。被埋于希维托耶斯卡街（Świętojerska Street）34号的档案第三部分丢失了，可能永远无法找回。
林格本档案中包含近6000份档案（有些是一式两或三份），主要以波兰语、意第绪语和德语写成。它们是一个名为“犹太区档案”（秘密名称为“安息日聚会”[Oneg Shabbat]）的地下机构留下的遗产，在1940年秋季至1942年夏季这段时间内被汇编而成。艾曼纽·林格本生于1900年11月，在1944年3月遭纳粹杀害。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教师、社会及政治运动家。“安息日聚会”小组是他成立的，其工作由他协调管理，这不仅仅是一个档案记录中心，他们还会利用现代社会研究手段做调查、收集信息。这个机构的目标是：建立关于“二战”时期波兰犹太社群灭亡的全景和过程的全面、综合的档案。
5.拉莫托夫斯基案最终的判决如下：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马里安·日卢克、切斯瓦夫·劳丹斯基、文岑蒂·高希茨基、罗曼·扎瓦兹基（Roman Zawadzki）、亚历山大·沃耶夫斯基（AleksanderŁojewski）、欧根纽什·希里维奇（Eugeniusz Śliwecki）和斯坦尼斯瓦夫·歇拉瓦被判无罪；卡罗尔·巴登被判死刑；耶日·劳丹斯基被判15年有期徒刑；齐格蒙特·劳丹斯基、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和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被判12年有期徒刑；斯坦尼斯瓦夫·泽耶尔和切斯瓦夫·利品斯基被判10年有期徒刑；尤瑟夫·日卢克、安东尼·涅布日多夫斯基、瓦迪斯瓦夫·多布若夫斯基（Władysław Dąbrowski）、费利克斯·塔纳茨基和罗曼·高尔斯基（Roman Górski）被判8年有期徒刑。
档案记录中包含了一些令人费解的矛盾之处，这些分歧点都是关于究竟有哪些人出席了庭审。在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庭审记录中，我们发现了一份手写的《主案调查书》（Protokół rozprawy głównej），是一位法庭速记员姆罗茨考夫斯卡（Cz.Mroczkowska）在1949年5月16日整理出来的。在这份文件中，我们读到了这句话：“庭审期间，所有被告人都在场。”这句话后紧跟着一个20人的名单，包含每个被告人的个人信息（MC,SOŁ123/200—202）。另一方面，在沃姆扎安全部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关于庭审的进行与结果的报告》（Raport o przebiegu i wyniku rozprawy sądowej），该报告的递交日期正是《主案调查书》日期的后一天，即1949年5月17日，由沃姆扎地方递交给更高一级的机关，比亚韦斯托克省安全部。这份报告只列出了16个被告人的名字。除此以外，这张名单提到了亚历山大·亚诺夫斯基（Aleksander Janowski），此人仅作为证人出庭过（他起先于1949年1月8日被捕，但随后从防御性拘禁中释放）。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份文件结果是有所重叠的—对于谁被判有罪，获判多少刑期，这两份文件所提供的信息是一致的。
对于如何解释这些分歧，我感到很茫然。于我而言，一份公开备案的庭审记录应该比一份秘密警察报告更可信。到头来，这种信息上的矛盾可能只是又一个暗示：耶德瓦布内屠杀案的审判只是走走形式，安全警察只是草率对待，因此他们并没有在意这些细节。
在此也应该简略一提约瑟夫·索布塔案。在拉莫托夫斯基案审理期间，索布塔已经在接受调查了，但他没作为被告出庭，是因为他当时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疗。很显然，沃姆扎安全部（UB）不想延后开庭时间，因此在1949年3月24日告知检方，索布塔一出院，他们就会逮捕他。
索布塔的精神病很有可能是装出来的。出院之后，他并没有被捕；相反，他在沃兹市（Łódż）定居，在那里经营一家商铺，后来他因试图贿赂国家公务人员而被判罚12个月的劳动改造。1953年，两位精神病医生鉴定了他的精神状态，评估他是否有能力出庭。在医学鉴定的过程中，索布塔无法说出他先前被控告的罪名。当被问及他何时离开劳改营时，他答道：“当大门打开的时候”，因此总体上给人留下了一种他精神受损的印象。但两位医生认为他有能力出庭（MC,SWB145/205）。在他接受调查的过程中，他照例坚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但对有一件有可能让他陷入严重危机的事—许多证人指出，在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期间，他是摧毁列宁纪念碑的主要煽动者—他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谎言（MC,SWP145/267—270）。基于索布塔案和1949年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多份证词，我很确信他是那次集体迫害行动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但他为何被判无罪了？
1953年，索布塔面临着两桩起诉。他被控“参与将耶德瓦布内中几百名犹太人活活烧死，此举也说明他在1941年6月22日至1944年6月期间协助了德国希特勒政权；他还被控为德国宪兵队指认了民兵组织的一位工作人员、波兰共产党的一位成员，谢斯瓦夫·克鲁品斯基（Czesław Krupiński）（或姓库比茨基[Kupiecki]），后者后来遭德国宪兵杀害”（MC,SWB145/199）。比亚韦斯托克省的调查官维克多·乔姆奇克（Wiktor Chomczyk）在1953年10月2日得出调查结论：无理由以“为德军指认谢斯瓦夫·库皮奇，一名苏据时期（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耶德瓦布内属于受到苏联统治的波兰领土）的前民兵”为罪名起诉索布塔。在此之后，整个案子立刻失去了推进力，索布塔也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MC,SWB145/274）。很显然，如果没有更恶劣的罪行，在战时“参与将耶德瓦布内中几百名犹太人活活烧死”，并不是一个值得斯大林主义司法机关提出正式控诉的罪名。
6.为什么被告人早前会说漏嘴，而不去，比如说，将罪名推给德军？首先，一个人在被抓时总会感到震惊，在被警察盘问时也总会感到惧怕。其次，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并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因为大屠杀已成为一个公开的、公众的事件，人人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们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向沃姆扎安全部的调查官说谎，后者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胆敢说谎，调查官肯定会殴打他们。因此，他们自然只能尝试淡化自己在这起事件所扮演的角色。但这起事件的总轮廓是无法被否认或恶意歪曲的。
7.MC,SOŁ123/2.
8.MC,SOŁ123/296.
9.我想到的不仅是苏联所谓的“大清洗”（Doctor’s Plot），或捷克斯洛伐克的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ý）案的反犹背景，而是从那时开始自莫斯科辐射出去的意识形态浪潮。尼古拉斯·韦特（Nicolas Werth）在他发表于《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比较历史与记忆》（Stalinisme et nazisme.histoire et mémoire comparées）的一系列精彩论文中，曾论及此主题。“在1939年至1949年的这10年中，随着领土扩张、战争、占领地的苏维埃化的发生，共有约320万人民被驱逐出境。
大部分人是因族裔背景而被驱逐的，而不是像‘去富农化’（de -kulakization）时期那样按阶层筛选被驱逐者。”我要补充的是，那段时期中，很大比例的被驱逐者，是波兰裔的。“显然，敌人在第二次斯大林主义浪潮[即战后]中改变了他们的外表。这段时期的特征即不合时宜的、倒退性的蒙昧主义，比如反犹主义（在第一代布尔什维克领袖中，这种思想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以及仇外心理，这种情绪在对‘伟大祖国俄罗斯’的赞颂这种形式中以各种不同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个时期，人们以族裔为标准，来定义共产主义的主要敌人”（Nicolas Werth,“Logiques de violence dans l’URSS stalinienne,” in Stalinisme etnazisme,histoire et memoire comparées,ed.HenryRousso,[Brussels:Editions Complexe,1999],pp.122,123）。
10.在这一点上，被告人对宽大处理和假释的申诉显得格外有趣。
在这起案件中，这类要求非常多，因此沃姆扎地方法庭在1954年4月2日给比亚韦斯托克省法庭寄去了一封信函，要求由他们保管档案：“因为本案中有11人被判长期监禁，所以地方检察院有责任监督刑罚执行情况；且犯人常常提出申诉以求宽大处理、假释或其他。”（MC,SWB145/786）。
战前
1.Łomża,topographical map of Poland no.N -34-105/106(Warsaw:Wojskowe Zakłady Kartograficzne,1997),verso.
2.Kazimierz and Maria Piechotkowie,Bramynieba: bóżnice drewniane naziemiach dawnej Rzeczypospolitej(Warsaw: Krupski i S - ka,1996),pp.231—232.关于耶德瓦布内的历史以及战前犹太社群生活的信息主要有两个资料来源。其一是 Yedwabne: Historyand Memorial Book，ed.Julius L.Baker and Jacob L.Baker(Jerusalem and New York: The Yedwabner Societies in Israel and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1980)（下文简写为 Yedwabne）。其二是亨里克·梅耶茨基的一部未命名打字稿，梅耶茨基是比亚韦斯托克的国家档案馆前馆长，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写了许多关于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历史的著作。正如梅耶茨基所写，“关于耶德瓦布内战时历史的文献少之又少。镇政厅和社区办公室的档案都没有被保存下来，镇上各种社会机关或地方学校的档案也是一样。没有任何关于这段时期耶德瓦布内的回忆录，耶德瓦布内先后所属的科诺郡和沃姆扎郡的档案馆也没有保存任何资料。”
3.Yedwabne,p.8.
4.同上书，p.20。一位在1998年仍然住在镇上的年迈的波兰药师回忆道，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之中，“没有任何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intelligentsia）。所有人都是工匠、只会某种简单技能的工人或马车夫”（电影《我的哥哥该隐去哪儿了？》中采访脚本[Gdzie jestmój brat Kain?,unpublished script]，p.489）。
5.在我们于纽约的谈话中，他以爱称“弗兰内克（Franek）和斯塔舍克（Stashek）”来称呼希拉瓦兄弟。这二人在瓦瑟什塔因所提及的最恐怖的刽子手之列。斯坦尼斯瓦夫·希拉瓦是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被告人之一。希拉瓦家的小妹妹所提及的“土豆皮逸事”，可参见Yedwabne,pp.55,56。
6.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p.489.
7.民族民主党是战时波兰最大的（从入党人数上看）政党，其政策方案有很强烈的反犹倾向。
8.格申·戴维·洪德特（Gershon David Hundert）写过一部非常有趣的著述，关于18世纪阿巴托（Opatów）的犹太社群，在该书中，他提供了关于1728—1784年间犹太社群支付这类特殊“礼物”（基金）的详细信息：The Jews in a Private Polish Town: The Case of Opatów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p.98-104。
9.沃姆扎郡及附近地区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在政治立场上与民主民主党格外一致。塔德乌什·弗拉切克（Tadeusz Frączek）在他最近完成的博士论文中（“Formacje zbrojne obozu narodowego na Białostocczyźniew latach1939-1956,”WojskowyInsty tut Historyczny[Military Historical Institute],Warsaw,file no.76）写到了，沃姆扎的主教斯坦尼斯瓦夫·乌考姆斯基（Stanisław Łukomski）在1928年4月，恰逢一次重要的选举前夕，给他的教区居民写了许多私人信件，告诉他们“不要投票给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所谓的农民党支持者”。选举结束之后，他禁止那些支持农民党的教区举行复活节巡游活动（pp.36—37）。
苏联占据时期（1939—1941）
1.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ed.R.J.Sontag(Washington,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4),7:247.
2.1939年9月，超过一半的波兰领土被苏联军队占领后，波兰迎来了为期20个月的苏联战区时期，在此期间，数十万波兰民众被驱逐、流放至苏维埃境内。接着，在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滞留苏联的波兰民众被“赦免”，一支波兰军队在苏联领土上成立了。1942年，约12万人—新组建的军队士兵及他们的家人—被疏散至伊朗。其中许多人都接受了采访和调查，讲述他们在苏联政体下的经历。采访这些流亡者，搜集证据的想法来自新上任的波兰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Stanisław Kot）教授，这个想法当时得到了波兰东部军指挥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Anders，该军队在民间被称为“安德斯军”）将军的全力支持。许多问卷被发放给了士兵和他们的家人。调查顺利进行，之后，调查结果由波兰东部军的独立历史部编汇，之后又由所谓的档案办公室（Bureau of Documents）完善。1943年4月，完成的问卷应该移交伦敦的民政当局保管，波兰流亡政府当时就在那里。约1.2万份调查书被送往在伦敦成立的一个研究部，该部门由维克多·苏基尼奇（WiktorSukiennicki）教授主持领导。
如需更详细的描述，或要了解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所做的苏联占据研究，可参见拙作《来自城外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road）。在该书中，我提到了苏基尼奇教授的员工整理的沃姆扎郡报告，关于耶德瓦布内的情况，可见 pp.14,45,99。波兰的郡报告和个人调查问卷藏于加利福尼亚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归档于两个卷宗内：波兰政府编汇和安德斯编汇。
3.雅内克·诺伊马克曾于1939年在德据地区被捕，他在耶德瓦布内仍在苏联治下时回到该地。他回忆道，当他意识到苏军没收了很多财产并拘捕了许多犹太人时，心中满是失望。（Jedwabne,p.112）
4.Majecki,typescript,p.56.作者没有写明他是从什么文献中得到这个信息的。另有一份几乎相同的名单（剔除了马维歇[Małyszew]，加上了阿法纳西·费多罗维奇·索波列夫[Afanasi Fedorovich Sobolev]），可参见 annex no.3,“Wykaz obsady kadrowej radzieckich władz terenowych wregionie łomżyńskim w latach1939–1941,” in Michał Gniatowski,W radzieckichokowach.Studium o agresji17wrzeçnia1939r.i radzieckiej polityce w regionie łomżyńskimw latach1939-1941(Łomża: Łomżyńskie Towarzystwo Naukowe im.Wagów,1997),p.296。
5.如需阅读关于这种刻板印象的分析，可参见拙作“ATangledWeb,”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6.Where Is MyOlder Brother Cain?,pp.158,159.
7.同上书，p.491。
8.Krzysztof Jasiewicz,Tomasz Strzembosz,and Marek Wierzbicki eds.,Okupacja sowiecka(1939-1941)wświetle tajnych dokumentów(Warsaw: ISP PAN,1996),p.212.斯得泽姆鲍兹还写了一篇长文，在其中引用了一些20世纪80年记录下来的访谈的片段，访谈对象都是这些时间的参与者或目击者，见“Uroczysko Kobielno,” Karta,no.5(May - July1991):3-27。吉亚托夫斯基（Gniatowski）也描写了这个地下组织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铲除的过程（W radzieckich okowach,pp.125-127）。
9.我很感谢达留什·斯托拉（Dariusz Stola）博士为我理解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建议：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科比尔诺地下组织之后，他们逮捕了很多人，因此当地的精英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都被肃清了，以至于在1941年7月，在这个地区里，已再无人有足够的权威能组织反犹暴力的发生。这个假设可能已经比较接近真相了。然而，来自拉兹沃夫的芬克什塔因的证词（我在下文会引用）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地的精英人士是否真的会坚决反对该地区内的反犹暴力。
10.鲍拉瓦斯基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兄弟住在耶德瓦布内。由于瓦瑟什塔因的原证词是意第绪语的，其中提及的一些名字的音译后都不太准确，因此瓦瑟什塔因所提到的波洛夫斯基兄弟和波罗夫维克兄弟也许就是相同的人。
11.Jan T.Gross and Irena G.Gross,eds.,“W czterdziestym nas matko na Sibirzesłali...”(London: Aneks,1983),pp.330-332.
12.受到斯得泽姆鲍兹采访的人给出了另一些可能是线人和叛徒的人的名字，其中没有一个是犹太名字（Strzembosz,“UroczyskoKobielno,”pp.10,11,12,15,16,19,21）。马雷克·维日比茨基（MarekWierzbicki）在他关于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波兰—犹太关系的著作中写道：“1939—1941年，在波兰民众之中给也有公开谴责的现象，尤其在比亚韦斯托克省西部那些主要是波兰裔居住的地区。”（MarekWierzbicki,“Stosunki polsko-żydowskie na Zachodniej Białorusi(1939-1941).Rozważania wstępne”[manuscript,1999-2000],p.15）吉亚托夫斯基引用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中的许多数据，以说明在这个地区的波兰地下组织中并无犹太成员（W radzieckich okowach,p.120）。
Jasiewicz,Strzembosz,andWierzbicki,Okupacja sowiecka(1939-1941),pp.238-241.也见 Gniatowski,W radzieckich okowach,p.127。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拉兹沃夫大屠杀
1.与维克多·涅瓦维茨基的对话。涅瓦维茨基在16岁时从耶德瓦布内逃往维兹纳，德军入侵维兹纳后，立刻在那里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导致许多平民丧生。
2.如需阅读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广泛的论述，可见本书“通敌”一章。
3.卡罗尔·巴登的个性比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其他被告人更鲜明。在一定程度上，这和他的写作能力有关：相比其他被告人，他能更有效地传达自己的意思，他写的材料也比其他人多。但我认为，他也比其他人更善良；他表达了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痛悔，而且在他生命中许多关键的转折点上，他似乎都“很倒霉”。在本案的所有被告人中，法院对他的判罚最重，但在案发当日他显然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我甚至倾向于相信他的说法：那天他几乎都没有出现在镇广场上。他最终获判死刑，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在服刑了—他因自1942年起加入德国宪兵而获判六年有期徒刑。
他一开始会倒霉是因为他来自西里西亚（Siliesia），且自幼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出于这个原因，他自然就成了德国人和耶德瓦布内当地居民之间的“媒介”，并最终加入了德国的警察机关。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个钟表匠。老巴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效力于奥匈帝国军队，之后在钟表厂里做机械工学徒，工作时有时无，直到1936年，他定居在了耶德瓦布内，在那里的机械工厂工作。1939年3月，老巴登又丢了工作，当时他有七个孩子要养活。（MC,SOŁ123/496-499）
4.MC,SOŁ123/499.米奇斯瓦夫·吉尔瓦德提供了类似的证词：“德国人接管了这片地区后，切斯瓦夫·库比茨基被当地居民毒打一顿并交送给德国宪兵队；他们把他和一些其他犹太人一起枪毙了。我不知道具体是谁殴打和揭发了库比茨基，因为当时我不在场，我是事后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这些细节的。”（MC,SWB145/34）当时还是个小男孩的尤利安·索克沃夫斯基（Julian Sokołowski）说：“我看见库比茨基举着双手站在一堵墙边，德国人用橡胶警棍打他。有一些波兰人和德国人在一起：卡利诺夫斯基也打了库比茨基。前者后来因为加入某个帮派被安全部（UB）枪毙了。”（MC,SWB145/193）也参见最高法院对拉莫托夫斯基上诉的裁决：MC,SOŁ123/296。
5.Voivodeship Jewish Historical Commission in Białystok,14.IV.1946,testimony by Menachem Finkelsztajn,“Zagłada Żydów w powiecie grajewskim iłomżyńskim w lipcu1941r,”ŻIH.芬克什塔因提供了多份证词，描述他的经历以及他对这个时期拉兹沃夫周边所发生的事件的了解。我之后会大篇幅引用他第二份证词中的内容，该证词的标题为“在拉兹沃夫被毁灭的犹太社群”（“Zburzenie gminy żydowskiej w Radziłowie”）。
6.ŻIH,301/974.芬克什塔因的意第绪语证词被收录于格拉耶沃郡犹太人纪念册中，在这份证词中，他描述了一些不太一样的细节；他在证词最后写道：拉兹沃夫的犹太人首先被召集到广场上，遭到毒打，其中一些被杀害，之后剩余的人都被带往某个姓米特考夫斯基（Mitkowski）的人家的一间偏远的谷仓中，并在那里被烧死。（Grayeveyizker-bukh,ed.G.Gorin,Hayman Blum,and Sol Fishbayn[New York: Aroysgegebnfun Fareyniktn Grayever hilfs - komitet,1950],pp.228-231）芬克什塔因提供的关于屠杀过程的描述如下：首先是广场上的犹太人群遭到惨无人道的殴打，接着所有犹太人，大约“60个几代同堂的家庭，包括孩子、父母和祖父母”被赶进一间谷仓被烧死。这段描述在安杰伊·卡琴斯基对一位匿名的波兰人的采访中得到了证实，见 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我要感谢胡赛·古斯坦（Jose Gustein）律师，他是拉兹沃夫犹太家族的后人，感谢他为我翻译了芬克什塔因的意第绪语证词。
7.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
8.Yedwabne,p.100.涅瓦维茨基的一个舅舅（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也和犹太代表团一起去了沃姆扎。这种事并不是没有先例。1941年夏天德军入侵利沃夫（Lwów）之后，大屠杀席卷了这个小镇。当地的犹太教拉比拜访了镇上希腊天主教堂的主教麦乔珀利特·安杰伊·谢普提奇（Metropolite Andrzej Szeptycki），恳求他阻止这场屠杀。
准备
1.在索布塔案的庭审期间，他本人坚持他在镇政厅不担任公职，只是偶尔去那里做一些修理工作。但不少证人称他为卡罗拉克的“副手”，或是镇议会的“书记”（比如，可参见拉莫托夫斯基和吉尔瓦德的证词，MC,SWB145/217,226）。索布塔被判无罪，如前文所解释的，是因为无法将他与库比茨基的死扯上关系。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在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中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他的名字屡屡出现在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证人和被告人的证词中，如拉莫托夫斯基、高尔斯基、涅布日多夫斯基、劳丹斯基、米茨尤拉、赫扎诺夫斯基和东布罗夫斯基等人的证词。（MC,SOŁ123/610,611,615,618,653,655）
2.茨诺维奇兄弟和奥尔歇维奇的父母都忽略他们孩子和侄子发出的警告。老一辈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世界末日随时可能降临的事实。年轻人藏在田野中度过了这一夜，清晨时分，他们看见农民步行或乘坐马车进入了镇子，一种只有在赶集日才会出现的景象。一段时间以后，大屠杀就开始了。（Yedwabne,p.100;conversation with M.Olszewicz,October1999）
3.MC,SWB145/218.
4.MC,SOŁ123/665.
5.MC,SWB145/506.
6.“欧根纽什·希里维奇（Eugeniusz Śliwecki）当时是副市长，他和市长一起与盖世太保签了一份协议，要烧死犹太人……关于市长和副市长签协议这回事，我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MC,SWB145/213）我想特别指出，1941年7月10日犹太大屠杀的情况，是镇上居民时常谈论的话题。因此，人们对他们并未亲眼所见的细节也十分了解。比如，亨里克·克里斯托夫奇克就写道：“当地居民常常谈起在希里维奇谷仓里发生的犹太大屠杀，他们会告诉彼此谁在这场屠杀案中表现得最积极。”（MC,SWB145/235）即便是今天，在耶德瓦布内的酒吧，我们依然能听见人们（大多数是战后出生的）谈论这些事件（也见 Andrzej Kaczyński,“Całopalenie” in Rzeczpospolita,May5,2000）。我认为，如果在一个小村庄里，人们不断告诉彼此谁以什么方式谋杀了多少犹太人，那么他们恐怕就再无暇谈论其他话题了。因此，耶德瓦布内的镇民仿佛受到了“点金术”（Midas touch）的诅咒：犹太人和大屠杀永远萦绕于他们的记忆中（而他们想要彻底摆脱的恰恰是犹太人的身影）。安托莎·维日考夫斯卡说，战争结束多年之后，当她再次造访这个小镇时，她的内心仍然充满恐惧。
7.关于瓦瑟什塔因和格劳多夫斯基证词中提到的对话（他们只是重复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在场），我们只能推测其中的一点，即德军究竟有没有提出放一些犹太工匠一条活路的建议，以及他们有没有被布罗尼斯沃夫“波兰人的工匠够多了”这样的说辞说服。涅瓦维茨基在去谷仓的路上从犹太人群中逃脱了，他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根据他的版本，德国人是在谷仓附近提出这个建议的。据说，在那里，波兰组织者许诺将让所有德军将来可能会用上的劳动力为他们效力，而这些劳动力将全部都是波兰人（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在亚当·威尔玛（AdamWilma）所做的一次采访中，一个年迈的波兰农民列昂·兹兹克（LeonDziedzic）也证实了这个故事（不过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见Gazeta Pomorska on August4,2000。
8.这个数字是巴登提供的，他曾在德国宪兵站工作，后来也成了一名宪兵。据涅瓦维茨基估计，镇上的警力在10人左右（MC,SOŁ123/505;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
9.MC,SOŁ123/621.10.MC,SOŁ123/607.11.MC,SOŁ123/612.12.MC,SOŁ123/619.13.正如约瑟夫·达诺夫斯基在1953年安全部安排的一次他与索布塔的对质中所说：“德国人也参与了行动，但他们只是发号施令，或者对波兰人所做的各种决定表示许可。”（MC,SWB145/265）。
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1.MC,SOŁ123/685.
2.MC,SOŁ123/727.
3.MC,SWB145/218.
4.MC,SOŁ123/630.
5.MC,SOŁ123/631.巴登（见下文）、涅瓦维茨基和库布若恩确认了，当时身处德国宪兵站的犹太人都保住了性命（Yedwabne,p.107;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涅瓦维茨基还做证，大屠杀过程中没有枪支被使用，对犹太人痛下杀手的人中未见身穿制服之人。
6.MC,SOŁ123/210.
7.“退伍老兵”部队“进入了耶德瓦布内镇。当地的民兵前哨站被迫展开自卫。在此期间，‘退伍老兵’的人洗劫了当地的公司、镇政厅和邮局。在这些行动中，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对耶德瓦布内的居民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呼吁他们反抗政府”。（Henryk Majecki,Białostocczyzna w pierwszych latach władzy ludowej1944–1948[Warsaw: PWN,1977],p.181）
8.战后，许多反德游击队仍然活跃，他们如今将矛头指向了共产党支持的政府机关。民族武装部队（NSZ）、民族军事组织（NationalMilitary Organization，简称“NOW”）以及民族军事联盟（NationalMilitary Association，简称“NZW”）在这片区域最为活跃，他们杀了无数犹太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他们认为有害的人。弗拉切克的博士论文（“Formacje zbrojne obozu narodowego na Białostocczyźnie w latach1939-1956”）—我在前文曾引用过—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些游击队的战后活动的信息。（见 pp.150—151,187,194,254,297）我们得知，在这些游击队的杀戮受害者中，有尤利娅·卡罗拉克（Julia Karolak）及其女儿，前者是镇上一家店铺的店主。1945年9月24日，她们被一支由代号“秃鹫”（Sęp）之人所领导的部队杀害。（p.385）这究竟是打劫不成而谋财害命，还是一次有预谋的清算，我们目前还无法断言，但这个小镇上的每个居民在战后必然都感觉到了，反共地下组织想要施行“惩罚”，其中也包括“死刑”。正如托马兹·斯得泽姆鲍兹所写，“在这片土地上，……战争所持续的时间并不是5年或6年（1939—1949，1939—1945），而是10年甚或13年（1939—1949，1939—1952），在某些地方甚至更长……在离别布扎（Biebrza）河沿岸和耶德瓦布内不远处有一个小村庄，耶兹奥克（Jeziorko）；1957年，一个比亚韦斯托克地区游击队的模仿者（代号为“鱼”[Ryba]）在那里被杀害。”（Strzembosz,“Uroczysko Kobielno,” p.5）
9.MC,SOŁ123/309.巴登在他写于1952年的自传中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个片段。他写道，此事是在傍晚时分发生的，当时谷仓已经被点燃了。突然之间，在宪兵队的院子里“出现了三个我不认识的平民，是22岁的青年—一个夺取了其中一个犹太人的柴刀，并把他强制押往广场；另外两个刽子手分别去抓另外两个劈柴的犹太人。前哨站的指挥官阿达米听到院子里传来尖叫声，冲了出来，对这些暴徒说：‘所以说，八小时还不够你们对犹太人为所欲为，居然敢跑到这里来。滚出去！’他将这些凶杀犯赶出了前哨站，两名劈柴的犹太人得以留下，但另一个已经被带走了。”（MC,SOŁ123/504,505）
10.在这段话之前，巴登写道：“我一整天都与多姆布罗夫斯基（Dombrowski）在院子中工作，我并没有看到任何陌生的宪兵或盖世太保。”（MC,SOŁ123/506）
11.指尤瑟夫·索布塔和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八个被告人。
12.比如，一位名为切斯瓦夫·利品斯基的人告诉我们：“我手里拿着一根木杖[ 在广场上 ]坐了差不多15分钟，但他们杀人的场景令我不忍直视，因此我回家了。”但他在回家的路上肯定在哪里停下脚步，也参与到那天发生的暴行中了，因为在这起案件中，不可能有人仅仅因为拿着“一根木杖”在广场上坐了15分钟就获判了10年刑期。（MC,SOŁ123/607）
13.MC,SOŁ123/655.
14.MC,SOŁ123/668.
15.MC,SOŁ123/726.
16.MC,SOŁ123/620.
17.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p.490.一位老妇人布罗尼斯沃娃·卡利诺夫斯卡在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证人席上陈述道：“1941年，德国侵略者的军队踏上耶德瓦布内镇的土地上之后，当地民众就开始谋杀犹太人，而且他们折磨犹太人的方式实在不堪入目。”（MC,SOŁ123/686）阿达姆茨克太太（Mrs.Adamczyk）在事件发生时还是个小女孩，那天家人让她待在家里。我与她谈话时，她以一种非常夸张的姿势抓着头，努力回想那天窗外传来的凄惨叫声，以及焚烧中的尸体发出的恶臭。（也见前文提及过的文章“Całopalenie,” in the May5,2000,issue of Rzeczpospolita）
18.Adam Wilma,“Broda mojego syna,” Gazeta Pomorska,August4,2000.
谋杀
1.对小镇居民在这种境况下会做出何种行径的阐释，可见下面这本书中“1942年4月13日”一节：Zygmunt Klukowski,Dziennik latokupacji zamojszczyzny(Lublin: Ludowa Spółdzielnia Wydawnicza,1958)。作者写道：“在犹太人之中恐慌蔓延得更快。从那天早晨开始，他们就在等待宪兵和盖世太保的到来……各类下层阶级的人都从小镇附近探出头来了；许多马车从乡村驶来，他们一整天都在等待，等待他们可以开始掠夺的那个时刻的来临。我们从各方得到消息，得知了波兰民众那些可耻的行径，以及他们抢夺犹太人住宅的事实。在这种事上，我们的村子肯定不会落后于别人。”（p.255）若要了解“屠杀的浪潮”这一现象，可见 pp.235-236注释1，它解释了1919年席卷了考布肖瓦（Kolbuszowa）区域的一次屠杀浪潮。若要了解同一群人接连参与不同的屠杀行动的现象，也可见芬克什塔因关于拉兹沃夫事件的证词。
2.我这里所引用的是达诺夫斯基在1953年8月提供的证词。（MC,SWB,145/238）在1952年12月31日的证词中，他描述了镇政厅前分发伏特加的事。从庭审档案中我们可以得知，达诺夫斯基是个酒鬼。那么，免费的伏特加的确很可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MC,SWB145/185,186,279）
3.Yedwabne,p.102.人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知，他们的房屋如果无人照管，很可能会被人闯空门。比如，涅瓦维茨基那天逃进田野之前穿上了他最好的两条裤子和两件衬衫，因为他认为等他回去，他家一定已经被洗劫了。我们还从劳丹斯基那里得知，波兰人是打着做清洁工作的幌子把犹太人聚集在广场上的。
4.同上书，p.103。
5.MC,SOŁ123/503.
6.MC,SOŁ123/734.
7.MC,SOŁ123/503.
8.MC,SOŁ123/503,504.
9.MC SOŁ123/683.
10.MC,SOŁ123/675.
11.Yedwabne,p.103.
12.ŻIH,301/6.
13.MC,SOŁ123/675;ŻIH,301/613（这是瓦瑟什塔因的第二份证词）。我问涅瓦维茨基当他被带到广场上时他观察到了什么，他告诉我，他当时没有环视四周，而是试图挤进人群的中心，因为犹太人群被一圈手持棍棒和钝器的人紧紧围着，他们会殴打任何试图向外走的人。（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被我引述过证词的不少证人都记得在广场上犹太人所遭遇的惨绝人寰的殴打，他们都说这个场景“不堪入目”。
14.MC,SOŁ123/681.
15.ŻIH,301/613.
16.MC,SOŁ123/686.
17.MC,SOŁ123/614.
18.MC,SOŁ123/653.
19.MC,SWB145/255.关于这个片段，除了亚当·格拉波夫斯基（Adam Grabowski），还有其他一些证人以及犯罪者也提供了类似的描述。尤里安·索克沃夫斯基说：“我记得，犹太人被赶[ 向谷仓 ]的时候，索布塔把自己手里的棍子给了拉比，命令他把他的帽子挂在棍子上，还要同时大喊：‘战争因我们而起，战争是为了我们’。”（MC,SWB145/192）；也见耶日·劳丹斯基的证词（MC,SOŁ123/665）；斯坦尼斯瓦夫·达诺夫斯基的证词（MC,SWB145/186）；齐格蒙特·劳丹斯基的证词（MC,SOŁ123/667）。
20.MC,SOŁ123/666.
21.Yedwabne,p.103.
22.MC,SOŁ123/618.巴登也参与了将煤油从仓库“运出”的工作，他可能曾经在那间仓库里做过机械工。但他在证词中表示，他派涅布日多夫斯基去运送煤油是出于“技术目的而不是为了要烧死一谷仓的人”。（MC,SOŁ123/505）
23.Yedwabne,p.113.
24.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
25.MC,SOŁ123/685.也见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的证词，他说：“从很远的地方，我只能看到约瑟夫·考布日涅基，他当时正在谷仓边上点火。”（MC,SOŁ123/655）
26.MC,SOŁ123/684.
27.MC,SOŁ123/734.
28.MC,SOŁ123/506.
29.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
30.Adam Wilma,“Broda mojego syna,” Gazeta Pomorska,August4,2000.
掠夺
1.MC,SOŁ123/631,632,675,676,677,682,683.
2.MC,SWB145/168.
3.MC,SWB145/164,165.
4.MC,SWB145/253.索布塔当然否认了自己侵吞犹太人财产的行为。“在犹太大屠杀之后，我占用了一间遗留的犹太公寓，因为我自己没有房子。我搬进那间遗留的犹太公寓时，里面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其他东西，因此我就这样住下了。所有犹太人遗留的财物都被交至镇政厅了，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东西的。”（MC,SWB145/267）
值得注意的是，挪用、侵吞他人财产的现象催生了相应的语言。波兰语中很快出现了“pożydowski”和“poniemiecki”这样的词，波兰人很快就明白其意思是“犹太人遗留的”或“德国人遗留的”财产。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用“poangielski”或“pofrancuski”这样的词，波兰人会认为用这种词的人犯了个错误—更为确切地说，是把波兰语俄语化了—正确的词法应该是“po angielsku”或“po francusku”，意思是“英语的（或法语的）”。人们不能用这两个词组来形容英国人遗留的或法国人遗留的财产。简而言之，由于历史的机缘，只有犹太和德国这两个民族的财产能被波兰人侵吞、占用。
5.MC,SWB145/165.
6.MC,SOŁ123/728.
7.想要了解关于卡罗拉克的更多信息，可见本书【209—210（译者：原书页码）】页的注释5。题为“波兰人民共和国华沙中央委员会”（“Do Komitetu Centralnego P.P.R.w Warszawie”）的文件中提到了劳丹斯基一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央控制委员会（Central Control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于1948年10月2日收到了这份文件，之后毫无疑问将其被转交给国家安全机构。这份文件目前归于沃姆扎安全部（UOP）的“控制—调查”档案中。
8.2000年5月19日，在《波兰共和日报》—波兰境内发行量第二大的日报（仅次于《波斯卡报》）—上，安杰伊·卡琴斯基用这句话结束了他关于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精彩的第二份调查报告《纯化的记忆》（“Oczyszczanie pamięci”）。
私人传记
1.MC,SOŁ123/718.
2.MC,SOŁ123/712.
3.MC,SOŁ123/498.
4.MC,SOŁ123/273—274.
5.这一大段对耶日·劳丹斯基的刻画出现在一份题为“档案信息表‘卷宗’中的反国家犯罪嫌疑人”（Arkusz informacyjny ‘dossier’ napodejrzanych o przestępstwa przeciwko Państwu）的文件中，该文件目前与沃姆扎公共安全部的其他材料一起，藏于沃姆扎安全部的比亚魏斯托克档案处。
6.MC,SOŁ123/809.
7.MC,SOŁ123/702.
不合时宜
1.比如，这里就有一段描述，是写“1919年春在前加利西亚省的东部地区爆发的一系列事件。大量惨无人道（potężne i bestialskie）的反犹农民运动发生在那片地区，让人想起在1846年春由雅各布·谢拉（Jakub Szela）领导的一次运动中，此地所经受的‘屠杀与掠夺’。”我引用的这段描写来自科尔布肖瓦镇（Kolbuszowa）的一位历史教师和地方爱国者所写的文章，这位作者并没有对犹太人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大群农民一时之间聚集起来，男人、女人、青年；他们手持短棍，乘驾马车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殴打犹太人，掠夺他们的财务，洗劫他们的店铺和家……在那段时间，波兰的天主教徒相信，”作者继续写道，“那些讨厌天主教徒并称他们为‘外邦人’的犹太人，会在制作逾越节薄饼时往里面加一点天主教儿童的血……没人知道这种观念是怎么出现的，但天主教徒母亲那时常常以这种传说来教训、吓唬调皮捣蛋的孩子，告诉他们，如果不乖乖听话，犹太人就会来杀掉他们。（我记得我就被我奶奶教训过，她过去常常说，如果我不学乖，吉卜赛人就会来把我抓走。）在格利尼克（Glinik），一个小女孩失踪之后，一群农民就开始攻击犹太家庭，殴打甚至杀害犹太人，还洗劫了他们的店铺和房子。这种骇人听闻的传闻（即犹太人为了制作逾越节薄饼杀了一个女孩儿）迅速在许多地区的乡村居民中扩散开来，导致农民发起了大量具有攻击性甚至十分残忍的行动（olbrzymiei agresywne,niezmiernie okrutne,akcje chłopskie）自（1919年）5月1日起，大批持短棍、斧子、草耙和其他类似工具的人群袭击了犹太人的居所……这最终演变成大型的屠杀和掠夺行动。”（Halina Dudzińska,“Kolbuszowa i kolbuszowianie w okresie narodzin II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iwalki o ustalenie jej granic,” Rocznik Kolbuszowski,no.3[Kolbuszowa,1994]:129）
2.这场大屠杀持续了几乎一整天（1946年7月4日），有数百名凯尔采居民参与其中，导致42名犹太人丧生。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年轻男孩在其父亲的怂恿下，编造了一桩指控，称他被抓进凯尔采犹太幸存者和归乡者居住的大楼，被关在大楼地下室数日（想必是为了用他的血在仪式上献祭）—顺便一提，这幢大楼根本没有地下室。一队公民民兵（Citizens’ Militia，简称“MO”）被派遣去搜查房屋，调查此事，接着大屠杀就开始了。民兵和穿制服的士兵都参与了杀戮。安全部队在应对不断恶化的事件时显然有许多玩忽职守或逾越职权的行为，可能还有违规的暴行。波兰历史学家和记者在描写这起事件时（虽然他们可能只是隐晦提及，因为在共产主义统治时期，这起事件是被视为禁忌的存在）产生的主要矛盾在于，这场暴乱是不是安全警察刻意煽动的。关于凯尔采大屠杀的最佳研究，可见 Bożena Szaynok，Pogrom Żydów w Kielcach4VII1946r.(Warsaw:Wydawnictwo Bellona,1991)。如需阅读关于克拉科夫大屠杀的详细研究，可见亚捷隆大学的一篇未发表文科硕士论文：Anna Cichopek,“Z dziejówpowojennego antysemityzmu—pogrom w Krakowie11sierpnia1945r.”(Cracow,1998)。
3.1946年8月，谢斯托肖瓦（Częstochowa）的犹太委员会主任布雷纳（Brener）写道：“近来，11岁的天主教孩童与他的母亲一同走在加里鲍迪大街（Garibaldi Street）上，很多犹太人都住在那个街区，他指认了一栋房子，据说犹太人在那儿将他关押了两天。此时，天主教居民认为他荒谬无稽，将他赶走了……即便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人们的心灵渐渐平复，这个小插曲仍然在我们街区留下了糟糕的影响。人们开始关闭店铺，锁上房门，打算逃离此地。逃去哪儿呢？没人知道，没人说得出。”（Głos Bundu,no.1[Warsaw,August1946]）也见Upiorna dekada,pp.104,105。
人们记得什么？
1.Aharon Appelfeld,“Buried Homeland,” New Yorker,November23,1998,pp.48,51,52.
2.同上书，p.54。
3.1947年出版了一本书，是从“二战”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个人证词，在霍赫贝格·玛丽安斯卡（Hochberg - Mariańska）为该书所作的导读中，我们读到，不少在战时帮助过犹太人的波兰人都希望保持匿名，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他们在战时所做的事被公开，会招致来自他们自己族群中的敌意。（Maria Hochberg-Mariańska’s introductionto Dzieci oskarżają[Cracow: Centralna Żydowska Komisja Historyczna w Polsce,1947]）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比如，也见 Nechama Tec 的回忆录Dry Tears: The Story of a Lost Childhoo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主题—为什么那些应该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的人，会如此恐惧他们自己的邻人发现他们在战时曾帮助过犹太人？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害怕被抢劫。在大众想象中，犹太人总是与钱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坚信，那些在战时庇护犹太人的家庭必然得到了物质上的好处。但还有一个原因。日后的“国际义人”在战时的行为突破了社会公认的准则，说明了他们与其他人都不同，因此他们对社会而言是一个隐患。他们的存在对他人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就是证人。他们可能会告诉当地犹太人曾经发生了什么，因为—不论从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从他们不合作的态度来看—他们不属于对这起事件保持沉默的共同体。
4.正如本书第【229，原书页码】页注释8中所解释的，地下组织在战后仍然存在，且其行动已远超出对德军的袭击。
5.维日考夫斯基家的侄子，雅罗斯瓦夫·卡尔沃夫斯基（JarosławKarwowski）于1962年5月2日在米拉努韦克（Milanówek）写下了这份证词。（ŻIH,301/5825,conversation with Wyrzykowska,October1999）
集体的责任
1.Richard Breitman,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New York: Alfred Knopf,1991),pp.171-173.
2.“玛利亚得去打个电话。我们走进一家小点心店，因为她觉得那里有一台电话。然而，事实上那家店里并没有电话。在这种情况下，玛利亚决定把我留在店里几分钟，她给我买了一块点心，选了一张在黑暗角落里最不显眼位置的桌子，然后告诉我她打完电话就回来。
她对给我们上菜的人也说了同样的话，毫无疑问那人是店主……我吃着点心，那些女人（店里没有男人）在聊什么我并不在意。但过了一会儿后，我无法不去注意，她们已经炸开了锅。毋庸置疑，我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些妇女—有服务员，也有食客—围着那个店主，交头接耳，同时刻意地瞟我。作为一个到处躲藏的犹太儿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事，因此立刻就明白这情况意味着什么，预示着什么……
“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他们注视的目光……那些妇女死死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可怕的怪兽，我的存在违背了自然的法则。仿佛他们马上就会决定要怎么处置我，因为他们不能就这么放任我在这里存在……我听到他们说：‘一个犹太人，绝对不会错，一个犹太人’……
‘她肯定不是，但他—一个犹太人’……‘她让他混在我们之中’……那些妇女仔细地思考如何处置我。店主打开通往里间的门，里面应该是厨房，然后叫道：‘赫拉，赫拉，快过来看看。’过了一会儿她口中的赫拉出现了，她穿着沾满面粉的围裙，很显然刚刚是在工作中。她们等待她的评断，很显然她们都很期待她的看法。可能在点心店的范围内，她在很多事上都是权威，甚至可能是个种族问题的专家，而这家点心店于我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平和安静的地方了。不论如何，审视我的眼睛又多了一双……
“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处境愈发糟糕。那些妇女已不满于仅仅从远处观察我……也许她们想要得到确认，想要一个能促使他们达成最终决断（很可能她们已经达成了）的评判。因为我听见其中一人说：‘我们得报警。’
“对这件事的讨论显然激起了这群女人的好奇心，她们慢慢走近，靠近我坐的位置。接着她们开始盘问我。第一个人问了我的姓名。我有伪造的身份证件，我也熟记自己伪造的身份—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另一个人对于我与带我来这儿的女人的关系很好奇—我也回答了，不过这次说的是实话……她们的问题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我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从哪里来，我最近去过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等等。她们努力地以温和的态度发问，有时甚至很温柔。
然而，她们的伪善的语调骗不过我，因为要听出这种语调背后隐藏的怒气和攻击性，并不困难。她们像对一个小孩那样对我说话—但转眼间又像对待一个被告人甚至一个公开的罪犯那样。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如今我不认为她们这种举动是出于单纯的怨或恨。相反，她们是对凭空出现在她们面前的‘问题’感到恐惧，她们做了要做任何事来尽快解决问题的准备—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
“那些女人问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已经不再做出回答，只是偶尔嘟哝‘是’或‘否’……但我听到的不仅是向我提出的问题，还有那些女人在一边轻声做出的评论，好像这些评论只是说给她们自己听的似的，但它们仍然会钻入我的耳朵。她们最常说的具有威胁性的词就是‘犹太人’，但更可怕的是她们不断重复的句子：‘我们得报警’。我很清楚，报警等同于宣判我的死刑……那些女人并没有被无法控制的憎恨支配……这是一群正常的、平凡的、以她们自己的方式保持着机敏和体面的妇女，她们吃苦耐劳，毫无疑问也曾在战时的艰难岁月中努力地照顾她们的家人。我也不会否认，她们可能是模范母亲和妻子，可能非常虔诚，德行出众。她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可能会引来麻烦和威胁，因此她们想要直面形势。尽管她们没有想过，直面这个处境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或许这超出了她们的想象范围—尽管她们肯定知道如果她们真的‘报警’，事情会如何收场—又或许只是因为这是不在她们的道德思考的界限之中。”（Michał Głowiński,“Kwardans spędzonyw cukierni,” in Czarne Sezony[Warsaw:Open,1998],pp.93-95;translated by Marci Shore）
3.Michał Cichy,“Polacy - Żydzi: czarne karty Powstania Warszawskiego,”Gazeta Wyborcza,January29-30,1994.
对资料的新诠释
1.1987年，一位杰出的文学学者杨·布翁斯基（Jan Błoński）发表了一篇令人深思的散文，题为“可怜的波兰人望着犹太区”（影射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的诗歌《可怜的基督徒望着犹太区》）。在文中，布翁斯基认为，对于犹太人所遭遇的种族清洗，波兰人也应承担责任。但他特别指出了一个区别，即他公开否认了波兰人曾参与种族清洗的暴行。他写道：“一个人可以在不参与一桩罪行的情况下对其负有责任。我们对其负有责任，是因为我们退缩不前，我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制止悲剧发生。”这篇文章发表于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周刊《普世周刊》（Tygodnik Powszechny），一经刊登就收到了来自读者的雪片般的抗议信，因此周刊编辑部不得不刊登了由一位著名律师的来信《对杨·布翁斯基的回应》。该律师曾经在多起政治案件审判中为反对党人士辩护，并于20世纪50年代被一个斯大林主义法庭判决死刑。他感到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有义务捍卫自己同胞的“好名声”，他认为布翁斯基在其阐述中给他的同胞们贴了个集体标签。杨·布翁斯基和瓦迪斯瓦夫·西瓦 - 诺维奇（WładysławSiła-Nowicki，即上文中的律师）的文章、《普世周刊》之后陆续刊登的一些回应布翁斯基的文章，以及一年后在耶路撒冷的一次会议上展开的关于此事的讨论，都被收录进一本英语文集中：“My Brother’sKeeper?” Recent Polish Debates on the Holocaust,ed.AntonyPolonsky(London: Routledge,1990)。
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1.参见拙作“A TangledWeb,"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
2.Atina Grossman,“Trauma,Memory,and Motherhood: Germans and JewishDisplaced Persons in Post - Nazi Germany,1945-1949,”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38(1998):215-239。尤其可以参考该书的序章“Introduction: DifferentVoices on ‘Armes Deutschland,’” pp.215-217。也见汉娜·阿伦特早期的一篇文章：Hannah Arendt,“The Aftermath of Nazi Rule,” Commentary,October1950,pp.342-353。
德国民众普遍怀有“受害感”还有一些其他理由，比如苏联红军士兵强奸德国妇女的事件在德国国内普遍、反复发生，再比如来自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地区（the Sudetenland）的难民和被驱逐者所遭遇的命运。见 Norman 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Press,Belknap Press,1995)。
3.如需了解关于“老共产党人”的详细介绍，尤其是雅各布·伯曼（1901—1984）和希拉里·闵克（1905—1974），见 Teresa Torańska,Oni: Stalin’s Polish Puppets(London: Collins Harvill,1987)。伯曼和闵克二人都出身于犹太家庭，战时身处苏联，并在共产党机关中升迁为高层领导。20世纪40年代晚期、50年代早期，他们在波兰共产党政治局中任职，伯曼司掌安全机关，而闵克负责社会经济的控制。
4.Łukasz Kamiński,Strajki robotnicze w Polsce w latach1945-1948(Wrocław:GAIT Wydawnictwo s.c.,1999).
5.本书【236—237，原书页码】页注释2有关于凯尔采大屠杀情况的简短笔记。
6.Kamiński,Strajki robotnicze w Polsce w latach1945-1948,p.46.
7.转引自 Gross,“A Tangled Web,”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p.111。
8.Yedwabne,p.98.
通敌
1.如需阅读关于“通敌”这个概念之应用语境的简史，可见拙作“Social History of War and Occupation in Europe,”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p.23-32。
2.Krystyna Kersten,Narodzinysy stemu władzy.Polska1943-1948(Paryż:Libella,1986),p.172.
3.这两段引用都来自1948年一个回忆录写作竞赛的参赛文章，该竞赛由波兰齐特尼克出版社主办，他们邀请读者来稿讲述“二战”那10年，在他们的村子里发生的故事。25年后，所有的参赛文章都被集结成册，编成四卷本，以“波兰农村，1939—1948”为题出版：Wieś polska1939-1948,materiały konkursowe,ed.Krystyna Kersten and TomaszSzarota(Warsaw: PWN,1971)。我所引用的这两个片段被波兰国家审查局（Censors’ Office）删节了，因此没有出现在成书中。我通过该书编辑托马什·沙罗塔教授的关系，读到了未删节版的参赛文章。1945年之后，沙罗塔教授在波兰科学院担任波兰历史实验室的主任，这些资料就藏于该科室。我非常感谢他提供的帮助。
顺带一提，1948年，普通百姓会将自己的回忆性文章寄往官方机构，其坦诚和开放令人惊讶，因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与当时官方对时事遮遮掩掩的态度截然不同。上文中引用的片段摘自 manuscriptsno.20(931),p.4,and72(1584),p.5。
另一个资料来源，即一个以德国国防军在波兰东部边境参与犹太大屠杀为主题的著名摄影展的目录（The German Army and the Genocide,ed.Hamburg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9],p.81），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一张漂亮的照片，照片中是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德国士兵，四周围着一群微笑的年轻女子，正给他递去食物和饮料。
照片的说明文字写道：“乌克兰女人在提供点心。”这个画面和苏维埃当局力图描绘的场景非常相似，他们曾试图用图画、照片表明，1939年9月苏联红军在“解放”这些地区时，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款待。
关于1941年夏天德国国防军在这片区域行进中得到友好接待一事，在吕特·贝克尔曼（Ruth Beckermann）执导的纪录片《战争之东》（East of War）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记录。上文提到的摄影展巡展至维也纳时，贝克尔曼去看了，她用摄影机录下了她对一些在展馆中遇见的年长者的采访。这些人大多都是德国国防军的退伍老兵，他们告诉了她一些有趣的故事。
4.比如说，这里有一段摘自《苏联事件报告》第21号，1941年7月13日条目下的文字，特别提到了比亚韦斯托克的情况：“‘灭绝战争’一直在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声势却并没有减弱。波兰民众非常配合、支持德国安全局的行动，他们不断揭发犹太裔、俄裔甚至波兰裔的布尔什维克党人。”（Einsatzgruppen Reports,p.23）
5.我关于这个主题做过更为全面的论述，见“A TangledWeb,”in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6.Eric Voegelin,Hitler and the Germans(Columbia: Universityof MissouriPress,1999),p.105.
7.KazimierzWyka,Życie na niby.Pamiętnik po klęsce(Cracow: WydawnictwoLiterackie,1984).
8.这两段引文来自比亚斯托克省：“我们村子以及周围的居民在战争的九年里都彻底道德沦丧了。人们不再工作，嘴边常常挂着一句新的俗语：让愚蠢的人去工作，我会为了生计不择手段[ja będękombinował]。他们于是酿了几千升的烈酒。”另一个农民回忆起耶德瓦布内的邻村，格拉耶沃郡的克洛肖夫卡村（Kroszówka）在苏联治下的岁月，他大致描述了当时村上的邻里关系：“嗜酒的风气在村子里蔓延开来，随之而来的是斗酒、打架、抢劫。人们一旦和别人发生争执，或者有旧账要算，就会跑到安全局去‘告发’别人，说别人在战前‘有政治倾向’。当局于是开展了逮捕行动，人们非常恐惧，不知自己会为何原因而被捕。”（Kersten and Szarota,Wieś polska1939-1948,materiałykonkursowe,pp.125,66）
9.ŻIH,301/579.
10.Klukowski,Dziennik z lat okupacji zamojszczyzny,p.299.
11.在1939年12月8日从苏联占据地区寄往伦敦的一份报告中，我们读到：“在苏联占据期间，犹太人不断地迫害、压迫波兰人和一切与波兰有关的东西……因此一有机会，波兰人，哪怕是老幼妇孺，就会对犹太人进行凶狠的报复，这种报复是任何反犹分子都无法想象的。”（Gross,Upiorna dekada,p.92）作为对现实的描绘，这个文本显然存在很大的错误，但作为对之后所发生事件的预测，它无疑很有先见之明。
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1.关于这一点，让我再引用一次沃格林的话：“我们的问题是，社会的各个阶层，哪怕是最高位置上，都有一些无用之人……因此我建议用一个中立的词语‘乌合之众’来形容这些人。乌合之众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既不是精神（spirit）领袖，也不是理性（reason）
权威，在理性或精神出现指引、警醒他们时，他们也没有能力对其做出回应……要想理解为何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极其困难。但它确实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Hitler and the Germans,p.89）
2.关于战后犹太幸存者从小城镇或偏远地区逃往大型的城市中心，可参考 Gross,Upiorna dekada,pp.102,103。
3.在1968年所谓的“三月事件”前夕和期间，波兰共产党的活跃分子曾公然发动一场反犹运动，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 Rakowski）在他的著作《政治日记》中对该事件做了完整详尽的同期记录。（Dzienniki polityczne,1967-1968,Warsaw: Iskry,1999）拉科夫斯基当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苏联集团最好的舆论周刊《政策》（Polityka）的主编。因此他真的可以获得关于1967—1968年被官方称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事件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