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社会中，战争都是一种可以创造传说的经历。然而，在东欧、中欧和南欧，战争不断为一些生动的、往往极其可怕的合法叙述提供着素材。关于“二战”期间，集体的、民族的殉道史的记忆（确切来说，是一些符号），对于波兰社会在20世纪的自我认知至为重要。每座城镇都有纪念恐怖行动受害者的“圣地”，每个家庭都有其关于处决、监禁和流放的可怕故事。我们要如何将波兰—犹太关系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融入这幅图景中？毕竟，耶德瓦布内案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尽管它可能是所有波兰人残杀犹太人事件中最极端的案例之一（人们一定希望它就是最极端的，没有之一）。这就促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拥有独特的集体身份认同的群体，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在后现代世界中，此类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当然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集体经验的问题，已经有了类似的答案。当同盟国最终攻下德国，并“发现”了集中营，他们努力地对抗每一个了解纳粹暴行的德国人，这成为他们去纳粹化运动（denazification campaign）的一部分。德国公共舆论对此做出的回应出人意料：“可怜的德国”（Armes Deutschland）。这就是德国在战时犯下罪行的消息在德国社会中产生的回响：世界将会因为纳粹党的所作所为而痛恨我们。德国民众中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受害感”（victimization），因为这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会减轻他们对战争和无数受难者所遭遇之痛苦的责任。
但是，这种对互相矛盾的叙述的堆砌，往往会引起冲突和争辩。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特别留意德国发生的一场持久的公共论战，那次论战因一个关于犹太大屠杀中的德国国防军（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1941bis1944）的摄影展而起，该展览由汉堡社会研究所主办。每个适龄的德国男性都应服役于国防军，（根据目前公众的共识）这支军队本不应该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显然，德国历史学家都知道这支军队参与了这些暴行，因此也在他们的研究和著作中如实记录了。尽管如此，广大民众并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这些完全颠覆了他们固有认知的证据。波兰公众对自己在“二战”期间的受害者身份深信不疑，其“受害感”已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从容地、自然地接受波兰人也该为那段时期各种恶行负责的事实吗？
战后身处德国难民营（displaced persons camp）的犹太人—据我们所知，1945年后有20万犹太人逃离了波兰，大部分都去了这些难民营——曾经说过，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对他们做的事。我们想知道，同样的模式，是否也适用于解释战后波兰的反犹主义情绪？或许这种解释会比人们常常提起的一些斯大林主义时代的著名犹太裔共产主义领袖的名字（以雅各布·伯曼[Jakub Berman]和希拉里·闵克[Hilary Minc]为代表，他们的恶行被认为导致了波兰公众对犹太人的负面态度）更具说服力？战后，波兰民众对犹太人的反感迅速蔓延，且充满了攻击性，但这种现象是否源自在波兰国内盛行的一种对战后政治格局的冷静、抽离的分析？这点我们很难证明。我们的评估不能以某些过于敏感的回忆录作者所记录的对话为基础，也不能以对某人视角的主观回应或是一个随意的评述为基础。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思考一个社会现象：工人的罢工运动。大量民众毫无疑问自发地参与到这种持久的、危险的政治示威中，以表明他们不容置疑的信仰。
优秀的研究著作《1945—1948年间发生在波兰的工人罢工》（Workers’ Strikes in Poland in the Years1945-1948）出版于1999年，作者武卡什·卡明斯基（Łukasz Kamiński）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这部作品就是当一位勤奋的学者接触到所有与他研究议题相关的材料后的产物。该书巨细靡遗地记载了战后那段岁月里席卷了波兰的所有工人抗议浪潮。那个时期的波兰曾发生过许多抗议活动。共产党当局不断削弱自治的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势力，其中包括工会和具有悠久传统的大型政党，比如当时由齐格蒙特·茹瓦夫斯基（Zygmunt Żuławski）领导的波兰社会党（PPS）和由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ław Mikołajczyk）、斯坦尼斯瓦夫·梅日瓦（Stanisław Mierzwa）及斯特凡·克日邦斯基（Stefan Korboński）领导的波兰农民党（PSL）。及至1948年，波兰的自治机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已经大致完成了。这些机构或被共产党支持的组织吞并，或被彻底查禁，其领导人都被拘捕、流放或禁言了。事实证明，在这期间，波兰的工人阶级放下手中的工具，继续进行罢工示威，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自身的温饱问题，仅有一次除外：那一次是为了抗议波兰报纸上登载对凯尔采屠杀案的联名谴责声明。这起大屠杀发生于1946年7月4日，在凯尔采，一名波兰暴徒在一天之内杀害了42名犹太人。
乍看之下，这起罢工事件很难理解。因此，容我简单地引用一段卡明斯基著作中的话：
[1946年]7月10日，罗兹（Łódź）的许多工厂都召开了会议，为的是谴责凯尔采屠杀案的罪犯。人们很不情愿地在公开谴责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尽管如此，这些谴责声明还是在第二天被登载在了各大报纸上。这导致了多起抗议罢工。首先发起罢工的是罗兹线厂的工人们，紧随其后的是舍布勒（Scheibler）和格罗曼（Grohman）工厂的工人，之后布勒（Buhle）、齐麦曼（Zimmerman）、瓦日塔（Warta）、坦波 -拉斯科（Tempo Rasik）、霍弗里赫特（Hofrichter）、甘佩（Gampe）、阿尔布雷赫特（Albrecht）、古特曼（Gutman）、迪泽尔（Dietzel）、拉德兹耶夫斯基（Radziejewski）、维雅赫（Wejrach）、金德曼（Kinderman）、沃岑卡（Wólczanka）工 厂，以及两家切割工作坊的工人也加入了他们。一开始，罢工的工人们要求报纸更正其登载的错误信息[关于工厂工人联名签署谴责声明这件事]；随后，他们又要求释放那些被谴责的罪犯[根据庭审记录所示，14人在这起案件中被判死刑]。抗议者们骚动不断；若是有人提出复工，则会被施以暴力……对这个国家的民众而言，工人们会做出这种反应并不反常。许多工厂的员工都拒绝对谴责屠杀案罪犯一事进行投票表决。在卢布林（Lublin），为此事召开了的一次有1500名铁路工人参加的大型集会，会上许多人都叫嚷着“打倒犹太人”“真可耻，他们竟然维护犹太人”“贝鲁特[时任波兰总统]绝不敢判他们死刑”“维尔诺（Wilno）和罗夫（Lwów）必须是我们的土地”。
在那些年里，有许多抗议共产党管制波兰的声音。但是，这显然不是凯尔采大屠杀之后波兰人掀起罢工潮的根本原因。这些罢工事件如果是为了抗议某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犹太教公社”（Judeo-commune），那是说不通的，但如果把它们看作波兰人对自身挫败感的一种表达，就很好理解了：波兰人再也不能义正词严地从犹太人的“魔爪”下保护无辜的天主教儿童了。这类抱怨是一名在1945年8月克拉科夫屠杀案中受伤的犹太妇女无意中听见的，当时她正在被送往医院急救室的路上：
在救护车里，我听到了护卫队士兵和护士正在谈论我们，他们称我们为“犹太渣滓”，他们不得不救，但他们不应该救我们，因为我们谋杀儿童，我们所有人都该被枪毙。我们被送往科佩尼卡街（Kopernika Street）上的圣拉撒路医院。我是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手术之后，一个士兵来了，他说，手术结束后，他会把所有人都关进牢里。他殴打了一个正在候诊的受伤犹太人。他握着一支竖起的枪，看守着我们，一口水也不许我们喝。过了一会儿，两个铁路工人来了，其中一个说：“一个波兰人要是连揍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的胆子都没有，绝对会遭人耻笑”，说着他就打了一个受伤的犹太人。一个医院的病人用拐杖打了我。女人们，包括护士，都站在门后，威胁我们说，她们都在等着手术结束之后把我们五马分尸。
换言之，战后的反犹主义情绪蔓延广泛，且先于共产主义势力在波兰的崛起，因为反犹主义早已因为波兰人对中世纪时犹太教祭祀谋杀的偏见而根深蒂固了。这种情绪也嵌入了他们的战争经验。
为什么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当初非逃离自家的农场不可？“赫谢尔，你还活着？”—当赫谢尔·皮卡兹（Hershel Piekarz）从他在树林中的藏身之处现身时，他听到有人用怀疑和轻蔑的语气这样问他。同样，人们有这类反应并非因为他们相信有什么传说中的“犹太教公社”，也不是因为得到苏联援助的共产党管制波兰（这得到了犹太人的支持）让他们愤怒。赫谢尔·皮卡兹以及其他和他一样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维日考夫斯基一家以及其他和他们一样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犹太人藏匿的英勇波兰人，在战后都不得不继续对他们的邻居掩饰这些事情——他们遭人痛恨、惧怕，并不是因为人们将他们看作秘密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波兰人对犹太人所犯下罪行的目击证人，这点才最令人难堪。他们的存在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仍在继续享受这些罪行为他们带来的非法物质利益。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谴责，尖刻地质问着人们的良知，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