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记得，一切开始于7月10日早上的召集会议—所有波兰成年男子都被召集于耶德瓦布内的镇政厅。但早于那时，关于谋划攻击犹太人的谣言就传开了。否则，载满邻镇居民的马车就不会自当日凌晨起就源源不断地驶入镇子。我怀疑，从其他地方赶来的人中，有一部分已经参与过发生在邻镇的屠杀行动。当“屠杀的浪潮”席卷某些区域时，除了本地人会参与其中，一群核心的“掠夺者”也会不断迁移，参与该区域每一个地方上发生的案件，这种模式是很典型的。
“某天，在卡罗拉克和索布塔的要求下，几十个男人在镇政厅前集合，德国宪兵队和卡罗拉克及索布塔给了他们武器：鞭子和棍棒。接着卡罗拉克和索布塔命令这群男人把耶德瓦布内所有的犹太人都带到镇政厅前面的广场上去。”在一份较早记录的证词中，证人达诺夫斯基（Danowski）为他的叙述补充了一个细节，虽然没有其他人证实其真实性：他指出人们当时还得到了伏特加。
差不多在波兰人被召集到镇政厅的同一时间，犹太人也被召集到广场上，去做据说是清洁任务的事情。丽芙卡·福格尔（Rivka Fogel）记得她本来打算带一把扫帚。由于犹太人之前就被迫做过这种下等的清洁工作，我们可以想象，一开始波兰人只打算进行一个惯常的“羞辱项目”。“我丈夫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去了那儿。我在家多待了一会儿，打算把家务都打理好，关好门窗。”但是，很快人们就明白，那天的情况与往常不太一样。福格尔太太没有跟着她丈夫和孩子去广场上，而是与她的邻居普拉福德太太（Mrs.Pravde）一起躲进了附近一位贵族的庄园的花园里。过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听到那里传来了一个小伙子的惨叫，那是约瑟夫·莱温（Joseph Lewin），波兰人把他活活打死了”。
因为机缘巧合，我们从卡罗尔·巴登的证词中得知（他在片刻之后恰好路过附近），莱温被乱石砸死了。我们记得，巴登当天早上正在德国宪兵队的前哨站修理一辆汽车，他必须去那位贵族的庄园的工具棚（上面两名妇女正是躲在这个庄园的花园里）。“在工具棚附近的铸造车间的拐角处，站着耶德瓦布内的一个居民，维希涅夫斯基……维希涅夫斯基叫住了我，我走近他，他指给我看一个信犹太教的小伙子被杀害后的尸体，那个小伙子22岁，名字叫莱温。维希涅夫斯基告诉我，太太，看啊，我们用石头砸死了这个狗娘养的……维希涅夫斯基给我看了一块重12到14千克的石头，说：‘我用这块石头狠狠地砸他，他再也爬不起来了。”这件事发生在大屠杀刚刚开始的时候。正如巴登所写的，在他去工具棚的路上，他看到只有约100名犹太人在广场上，而当他返回时，人数已经大大增加了。
在镇子的另外一角，文岑蒂·高希茨基（Wincenty Gościcki）刚从守夜的岗位上回到家中。“早上，当我正打算上床睡觉时，我的妻子来把我叫了起来，她说有坏事发生了。在我们家附近有人正在用棍子殴打犹太人。于是我爬起来，走到屋子外面去一探究竟。接着我听到厄巴诺维斯基（Urbanowski）叫我，他和我说，看看都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带我去看了四具犹太人的尸体。这些人是：菲什曼（Fiszman）、斯季雅考夫斯基斯（Styjakowskis）[？]家的两个人和布鲁伯特（Blubert）。于是我立刻躲进了屋子。”
那天一早，犹太人就明白了他们正处于致命的危险中。许多人想要逃进邻近的田野中，但只有一些人成功了。要逃出镇子而不被发现，实在很难，因为周围有许多由农民组成的“义务警察”队伍在巡逻，试图搜捕逃走或者躲起来的犹太人。十几名少年抓住了涅瓦维茨基，屠杀行动开始时，后者已经在田野里了，他本想偷偷穿过田地，逃往维兹纳。涅瓦维茨基遭到了殴打并被带到了广场上。无独有偶，奥尔歇维奇（Olszewicz）也在田野里被年轻的农民抓住、毒打并带回镇上。大约有100—200人成功逃脱、躲藏，活过了那天——正如我们所知，其中有涅瓦维茨基和奥尔歇维奇。但其他很多人都在他们被抓时就立刻被“就地正法”了。在巴登去工具棚的路上，他看见“在庄园的田地上，道路的左边，一群平民[作者标记为重点]骑在马上，手中拿着粗重的木棍”，正在那片区域巡逻。一个骑马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躲藏在田地中的人并追上他们。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在劫难逃。
在这一天，暴力的阴霾笼罩了整个小镇。人们无组织却不约而同地极尽残忍，对于这一切，卡罗拉克和镇议会仅仅做了一般的监督和管理（例如，我们记得，他们在广场上招募看守犹太人的人）。后者控制了整个过程，并在关键时刻激化了这场集体迫害的最终目标。不过就算他们不这样做，民众肯定也会极尽所能地为所欲为。
当天的晚些时候，当巴登再一次去工具棚时，他偶然发现维希涅夫斯基还在原地，即莱温的尸体旁边。
我知道维希涅夫斯基是在那儿等什么。我从工具棚拿了所有我需要的东西，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今天早上我第一次去工具棚时就看到过的两个小伙子[他后来指出这两个人是耶日·劳丹斯基和凯诺夫斯基（Kainowski）]。我知道他们是去莱温被杀的地方找维希涅夫斯基，他们还带着另一个名叫赫什·卓耶夫维奇（Hersh Zdrojewicz）的已婚犹太人，他是一间机械厂的工厂主。我在1939年3月以前一直在那间工厂里工作。他们用胳膊夹着他，血从他头上汩汩流下，流到他的脖子和身上。卓耶夫维奇对我说：“救救我，巴登先生。”因为很害怕这些杀人犯，我回答他：“我什么也帮不了你。”然后我就走了过去。
因此，在小镇的另外一隅，劳丹斯基伙同维希涅夫斯基和凯诺夫斯基，用石头砸死了莱温和卓耶夫维奇；在高希茨基的房子前面，四名犹太人被其他人乱棍打死；在沃姆兹斯卡街（Łomżyńska Street）附近的池塘里，“一个名叫瓦迪斯瓦夫·伍巴（Władysław Łuba）的人……溺死了两个犹太铁匠”；在另一处，切斯瓦夫·梅热耶夫斯基（Czesław Mierzejewski）奸杀了瑞德·伊布拉姆（Judes Ibram）；镇上玛拉梅德（melamed，犹太学校的教师）最小的女儿，美丽的吉特蕾·纳多尔尼（Gitele Nadolny）——每个人都认识她，因为他们要在她家跟着她父亲学习——被砍了头，我们得知，那些刽子手后来还把她的头颅踢来踢去；在广场上，“多布若赞斯卡（Dobrzańska）问他们要水喝[那天是个炎热的夏日]，接着就晕倒了，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帮她，她母亲因为试图拿水给她而被杀害；[与此同时]贝特卡·布若佐夫斯卡（Betka Brzozowska）和她怀里的婴儿一起被杀了。”犹太人一刻不停地遭受着毒打，而在同一时刻，他们的家也在被掠夺。
在多起独立案件发生的同时，许多有组织的犯罪也在吞噬着犹太受害者，后者被成群地赶往墓地，成群地杀害。“他们把比较健康的男人赶到墓地，命令他们挖坑，等挖好之后，他们用各种方式残杀犹太人，用铁锹打死一个，用小刀捅死一个，用棍子打死一个。”“斯坦尼斯瓦夫·歇拉瓦（Stanisław Szelawa）用铁锹打死了一个，还用匕首捅一个人的肚子。证人[即施姆尔·瓦瑟什塔因，我现在正在引用的就是他在犹太历史委员会留下的证词 ]当时躲藏在灌木丛中。他听见了尖叫声。他们在同一个地方杀死了28个男人，这28人是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中最强壮的。歇拉瓦带走了一个犹太人，割掉了他的舌头。接着就是一阵漫长的沉默。”那些刽子手越来越兴奋，杀人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越来越疯狂。“我站在普若兹图斯卡街（Przytulska Street）上，”一位名叫布罗尼斯沃娃·卡利诺夫斯卡（Bronisława Kalinowska）的老妇人说，“耶德瓦布内的居民耶日·劳丹斯基正沿着街狂奔，他说他已经杀了两三个犹太人；他看上去非常紧张地跑走了。”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用这么“原始”的方法，一天之内肯定杀不光1500人。因此这些暴徒决定将所有的犹太人一次杀光——把他们一起烧死。几天以前，在拉兹沃夫发生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中，波兰人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段。然而，因为某些原因，这个方案没能提前实施，因为人们对实施地点意见不一。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Józef Chrzanowski）的话证明了这一点：“我到达广场的时候，他们[索布塔和瓦西莱夫斯基]叫我把我的谷仓腾出来，用来当作烧死犹太人的场地。但我立即恳求他们不要用我的谷仓，后来他们同意了，只叫我帮他们把犹太人赶到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里去。”
这些刽子手下定决心要在夺取犹太受害者的生命之前，先羞辱他们一番。“我看见索布塔和瓦西莱夫斯基从人群中挑出了几十名犹太人，命令他们做一些可笑的体操动作。”在犹太人踏上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从镇中心广场到他们的葬身之所谷仓——之前，索布塔及其同伙发起了一个“余兴节目”。在苏军占据时期，他们曾在主广场旁边建造了一座列宁雕像。因此“一小群犹太人被带往边上的小广场，去推倒列宁像。当雕像终于被打破，他们又命令这些犹太人将雕像碎块放在一些木板上，拖着这些木板到处走。他们让拉比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上面挂着他的帽子。所有人都被迫一路高喊‘战争因我们而起，战争是为了我们’。包括这些拖着雕像的人在内，所有犹太人都被赶到了那个谷仓里。谷仓被汽油淋透，接着被点燃。1500名犹太人就这样灰飞烟灭”。
我们记得，在离谷仓不远的地方，一大群人开始殴打、推挤已然遍体鳞伤、惊恐万分的犹太人，试图将他们推进谷仓中。“我们把犹太人赶进谷仓里，”后来切斯瓦夫·劳丹斯基（Czesław Laudański）在报告中写道，“我们命令他们往里走，犹太人不得不进去。”
关于谷仓里所发生的事，我们听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米哈乌·库洛帕特瓦（Michał Kuropatwa）的马车夫的，他早前曾帮一位波兰官兵逃过了苏军的追捕。当这场屠杀行动的所谓的“领导者”在犹太人群中发现库洛帕特瓦后，他们把他叫了出来，并告诉他，因为他曾经帮助过一位波兰官兵，所以他现在可以回家了。但库洛帕特瓦毅然拒绝，他选择与自己的族人同生共死。
接着，谷仓被浇上煤油。煤油来自安东尼·涅布日多夫斯基（Anotoni Niebrzydowski）的仓库，他把东西给了他兄弟耶日·卡利诺夫斯基（Jerzy Kalinowski）和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他们带着我给他们的八升煤油去了现场，将其浇在挤满了犹太人的谷仓上，并把它点着了。接下去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我们知道接下去发生的事——犹太人被活活烧死了。在最后一刻，雅内克·诺伊马克（Janek Neumark）逃出了这个地狱。一股炙热的空气顶开了谷仓的门，诺伊马克、他姐姐和她五岁的女儿当时就在门口。斯塔歇克·希拉瓦（Staszek Sielawa）手持斧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但诺伊马克奋力击落了他的武器，他们三人成功逃走，躲进了墓地。他在谷仓中所看到的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已被火舌吞噬的老父亲。
火势应该不是均匀地向外发展的，它实际上是根据风向而由东向西蔓延的。事发之后，在谷仓里的东侧，人们发现了一些焦炭状的尸体；但在中心位置，有更多的尸体，而在西侧，死人甚至堆成了山。在尸堆上层的人都是被烧死的，但那些在最底下的则是被压死或窒息而亡的，很多人的衣服甚至都还完好无损。“他们彼此交缠得太紧，以至于尸体都无法被分开。”一名年长的农民回忆道。他当时还是个小男孩，在事发之后和一群当地的男人被一起派去掩埋死尸。他还补充了一个细节，无意中证实了瓦瑟什塔因那令人不寒而栗的证词：“尽管事发之后已经一片惨状，这些人还是要去搜刮死者身上的财物，因为这些犹太人生前可能会将值钱的东西缝进衣服里。我摸到了一个布罗林牌（Brolin）鞋油的盒子，它叮当作响。我用铁锹将盒子撬开，一些闪闪发光的硬币掉了出来——我想应该是一些沙皇时期的面值为五卢布的金币。人们立刻聚拢过来捡这些钱，这也引起了德国宪兵的注意。他们搜查了每一具尸体。如果有人试图把找到的财物放进自己口袋里，他们会立即将其夺过去，并给那个人一铁锹。但有些人把找到的东西藏在鞋子里，就没有被发现。”
整起事件中最恶劣的刽子手，恐怕是一个姓考布日涅茨基（Kobrzyniecki）的人。也有一些证人告诉我们，他才是点燃谷仓的人。“后来人们说，大多数犹太人都是被一个姓考布日涅茨基的人杀死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证人爱德华·斯莱辛斯基回忆道—当天，正是在他父亲的谷仓中，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被赶尽杀绝。“他一个人至少杀了18名犹太人，还参与了放火烧谷仓。”家庭主妇亚历珊德拉·卡沃夫斯卡（Aleksandra Karwowska）从考布日涅茨基本人那里得知，他“用刀杀死了18名犹太人。他是在我的公寓里告诉我这件事的，当时他正在生炉子”。
那是7月里一个极其炎热的中午，被烧死和在火中窒息而亡的受害者尸体必须尽快被掩埋。但在镇上，已经没有更多的犹太人了，波兰人没法再指使任何人去完成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文岑蒂·高希茨基回忆道：“晚上，我被德国人带去掩埋那些烧焦的尸体。但我实在做不了，因为当我看到眼前的景象时，就开始呕吐，于是他们就放我走了。”很显然，他不是唯一一个被派去做这项工作的人，因为巴登告诉我们：“在屠杀过后的第二或第三天，我和卡罗拉克镇长正在离耶德瓦布内的德国哨兵前哨站不远的广场上，阿达米走了过来，他语带强调地问镇长：所以说杀人放火都是你指使的，是吗？但没人想要埋掉他们，是吗？到明天早上之前，所有尸体都必须被掩埋！听明白了吗？”当地宪兵队指挥官突然爆发的怒火迅速成为镇上热议的话题。60年后，耶德瓦布内附近小镇普热斯德泽雷（Przestrzele）的居民列昂·杰齐茨（Leon Dziedzic）仍能一字不差地引述他的话：“‘你之前坚持说自己能处理好犹太人[̇że zrobicie porządek z Żydami]，但我看你对怎么处理根本一窍不通。’他[德国宪兵]担心会爆发传染病，因为天气非常热，而野狗已经开始吃[尸体的腐肉]了。”但正如列昂·杰齐茨在另一个访谈中进一步强调的，这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堆积成山的犹太受害者的尸体彼此交缠，“像一棵大树的根茎。有人提出，我们应该把尸体都弄成碎块，再扔进挖好的坑里。他们带来了干草叉，我们极尽所能地肢解尸体：这儿有一个头，那儿有一条腿”。
7月10日之后，德方不再允许波兰人在耶德瓦布内随意屠杀犹太人。德国占领军当局重新定了规定。一些幸存者回到了镇上。他们在镇上待了一段时间——有一些在宪兵前哨站工作——最终都被纳粹抓进了沃姆扎的集中营。大约有12人一直活到了战后，其中7人一直躲藏在附近的雅恩切沃村（Janczewo），受到维日考夫斯基一家的照料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