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义气这玩意儿，既不是争夺江山手段的全部，也不是朱元璋的专利。对于大凡想要建立自己班底、笼络人心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必用的基本手段而已。
朱元璋最重要的对手之一张士诚也是深谙个中三昧的老手。
张士诚是泰州地区的一个私盐贩子。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开始，食盐这种基本民生用品就一直垄断在国家手里，由官府所专卖。由此，有效地培养起了一个专门从事食盐走私的行业。
贩卖私盐有利可图，却也相当危险。据史书记载，元明时期，制作精良的私盐价格在大多数时候只有粗糙的官盐价格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私盐销售仍然有利可图。由此可见官府垄断经营的恶劣程度。
惟其如此，历代王朝对此控制得都很严酷。
唐代法律规定，走私食盐一石者，即处死刑。就是说，当时的一条人命相当于一百多斤食盐；到了五代十国时，则是不论多少，抓住就杀头，比今天惩治贩毒最严厉的国家还要吓人；宋代最宽厚，取消了走私食盐的死刑；元明清三个朝代则又一次规定，走私食盐而又拒捕者，处死。
根据短缺经济学理论，不必深入考究，一个国家用如此令人畏惧的刑罚垄断一种生活必需品时，导致的后果必定包含而又不限于如下数种：
——社会在此方面的整体停滞。
——官方强迫提供质次价高的恶劣产品与交易方式。
——培育出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
——走私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
——培养出与国家和社会为敌的、贪婪的力量与社会心理。
泰州白驹场盐丁张士诚就是在这种制度之下培养出来的一个私盐贩子。
泰州白驹场的治下在今天江苏大丰。公元1353年，即元至正十三年，张士诚三十二岁。史书记载他“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意思是，此人并不拿钱当回事，时常仗义疏财，因此相当得众人心。在官修正史《明史》中，也清楚记载了他在贩私盐时，遭受官吏与富豪欺凌侮辱的情形。使我们的上述说明，部分地得到了佐证。这一年正月，他与自己的几个弟弟和贩运私盐的一帮同伴，号称“十八兄弟”，杀掉当地为非作歹的官吏与富豪，起兵造反。
从时间上看，他比朱元璋投奔造反军还晚了一年，但其起点却比朱元璋高出许多。原因可能是在充满风险与变数的贩运私盐生涯中，张士诚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人马班底与组织网络。因此，他不像朱元璋那样，以投奔别人的造反部队当一个小兵开始，而是出手便自立门户，自成一派。
这些私盐贩子精明强悍，相互间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战斗力颇为可观。
当年五月，张士诚在攻破泰州、兴化等地之后，占领高邮，称周王，从而声威大震。结果，引来元帝国宰相脱脱亲率重军征剿。
这位脱脱宰相号称能文能武。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官修正史——堂皇二十四史中的《辽史》、《金史》和卷帙最为庞大繁杂的《宋史》，都是由此人主持修撰的。这样一位人物，应该算是有元一代最高决策层高官中，受华夏文明浸润颇深的一类了。在他的主持下，元帝国恢复科举取士、太庙祭祀，变更钞法，治理黄河，史称“更化”。脱脱在元朝称得上是少见的明白人。因此，在古今中外元明史学者的口中笔下，对此人常有褒赞，并认为他是元帝国最后的希望。然而，正是这位宰相的作为与命运——如前所述，就是这位宰相曾经为自己的弟弟谎报战功——准确地预示了大元帝国的不可救药与不配有更好的结局。
公元1352年，即元至正十二年九月，脱脱率军征剿徐州的红巾军。我们知道，徐州古称彭城，乃今天鲁、豫、皖、苏四省交汇处的第一繁华之地，人口常在数十万之间，为古今兵家必争之重镇。政府军队攻破城池后，作为整个国家行政首相的这位脱脱宰相，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屠城。
明正统《彭城志》记载说，此次屠城，徐州男女老幼无一幸免，以至于十六年过后，大明帝国宣告立国，这里依然是“白骨蔽地，草莽弥望”，残砖废瓦荒草萋萋中，出没着狐鼠豺兔。
时年二十四周岁的朱元璋，就是在这一年投奔了红巾军。
两年后，公元1354年，即元至正十四年，以血洗徐州之功晋升为太师的脱脱，再次率领百万大军征剿占据高邮的张士诚。史书记载其出师盛况云：“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
这场高邮大战昏天黑地地打了三个月，外城已被攻破，内城危在旦夕，张士诚弹尽粮绝，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件发生了。
脱脱宰相在前线领兵浴血奋战，即将大功告成。谁知，京城中有一位权贵很想要这个宰相权位，于是在皇帝面前控告脱脱。大意是说：天下盗贼蜂拥而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宰相不称职导致了人民的怨恨。只要罢免脱脱的宰相职位，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此时，皇帝以为叛乱真的已经平息，也有些担心脱脱功劳太大，不好安置。听了这个指控，正合寡意。于是立即下诏，指控脱脱师老糜财，下令罢职流放。皇帝的诏书中用语极为严厉，曰：若胆敢抗命，即时处死。
结果，事情变得完全无法收拾，诏书下达高邮前线时，数十万大军无不忿恨，哭声震天，一时间溃不成军，风流云散，其中大批士兵投奔了红巾军。张士诚虽然侥幸，但以高邮弹丸之地，能够与号称百万的国家正规军周旋、对抗三个多月，也足见其顽强凶悍了。
此后，续上了一口气的张士诚，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狂飙般席卷了东南沿海一带，今天江苏、浙江、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最富庶地区尽入张士诚手中。在当时，这里便号称东南膏腴之地，以“天下赋税尽出其半”而傲视宇内。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出于此地，这很有可能是那时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从庞杂的史料中判断，张士诚生性迟重却精明能干，沉默寡言而顽强机诈，重然诺，讲义气，而且对人慷慨大度，十分宽厚。
按照中国古代人甚至现代人的标准，这是一些很优秀的品质。这种品质可能是帮助他团结了一大批战友，从而打下这片基业的重要因素。
张士诚将大本营设置在苏州，建立起了割据一方的政权之后，对与自己一同起事的老弟兄相当够朋友讲义气。他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权的高官大吏。同时，他对文人士大夫极其友善，对百姓也轻徭薄赋。同时，他还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此，赢得治下相当广泛的支持。
这一点，曾经使朱元璋极为恼火，以至于当了皇帝后还抱怨说：“当初张士诚窃据江东，那儿的老百姓至今还称呼他为张王。我为天子，那帮家伙反而只叫我为老头儿。”因此，打下苏松地区后，朱元璋曾经有过“屠其民”的念头，就是要杀光苏州、松江一带的居民。后来，勉强改为向该地区征收比以前高出十余倍，最高达三十三倍的重税，以示惩戒。这是明代为什么苏松地区赋税特重的原因，也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埋下了特别意味深长的伏笔。此是后话。
既然如此，张士诚又是如何败在朱元璋手下的呢？其中，必定有比江湖义气更为重要的东西在发生作用。
有一种说法认为，张士诚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母亲也是一位享有广泛贤良名声的老太太。后来，朱元璋攻打苏州之前，曾经专门下令给前敌总指挥徐达，让他严格约束部下，不许惊动老太太在苏州的坟墓。到了公元1964年6月，苏州要扩建一所小学，发现这位老太太的墓仍然完整无损，表明朱元璋的命令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据说，这位老太太对张士诚家教极严，致使张士诚称王之后，有一段时间，“自奉甚俭”，就是说不近女色，不铺张奢侈，表现得很有气象。
对此，张士诚感觉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与他一同起事的那些老弟兄们的心情，却显得相当痛苦，以前做私盐贩子时，要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的窝囊气，如今，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踏着多少人的尸体打下了这片锦绣江山，弟兄们也都当上了大官——不是大臣，就是大将，可是却不能痛痛快快地享受荣华富贵醇酒妇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既然如此，要这江山和权力干什么用？
此时，如果张士诚告诉他们：“天下还没有拿到手，大敌当前，任重道远，弟兄们还需努力。”他们可能还会再拼一把。可惜，张士诚自己并没有这种打算。这位私盐贩子出身的好汉毕竟目光短浅了些。他对占据了中国最为繁华富裕的鱼米之乡极感满足，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他很想保境安民，不愿再冒什么太大的风险。他甚至没弄明白，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虎狼遍地，自己已然处身于不是吃人，就是被吃的境地，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者，此之谓也。他不知道，狼顾虎视之下，想单独保住自己的一方基业，从而长享富贵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张士诚可能还真就是这么想的，他的所有“基本国策”都是围绕着这种胸无大志的想法展开的。这种远大志向与战略眼光的缺失，甚至根本称不上是一种战略的战略，可能是张士诚屡屡错失良机，并最终栽在朱元璋手中的重要原因。须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元璋的形势与实力都曾经远远不如这位张士诚。
很难说，是江湖义气妨碍了张士诚的战略眼光与心胸，还是本来就缺少雄才大略，从而使他的江湖义气被推到极致，达到了一种名副其实滥用的程度。换个角度或许也可以说，如果当初起兵时他还有一些雄心的话，那么，如今在这温柔富贵乡里，也消磨得只剩下一些已经无用、反而有害的江湖义气了——尽管这份义气曾经帮助他达到了今日的辉煌。
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恰能说明这一过程。
在张士诚“自奉甚俭”的日子里，他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们极为苦恼，他们很仗义，很希望与张士诚在有难同当之后，能够有福同享。于是，他们努力地想了很多主意，希望打开畅通无阻的道路，使张士诚、进而使他们自己能够痛快地享受生活。最后，据说他们想出了一个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对一个盛年男子来说却很难抗拒的主意：他们找来一位不但倾国倾城，而且善解人意的美貌风情女子，给张士诚布置了一个显然没有恶意的温柔圈套。结果，张士诚相当愉快地落入圈套。他那威严慈爱的高堂老母，在如今深深叠叠的庭院豪宅中，大约已经无法过分为难自己已经称王的儿子了。于是，一切都变成了既成事实。从此，张士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事实上，哪怕是纯粹虚构的都无所谓。因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反正都一样，构成了历史上无法改变的事实。
张士诚有三个弟弟。大弟士义已死，二弟士德有勇有谋，张士诚曾经把军国重任基本交给了这位弟弟。可惜，一次与朱元璋部队恶战，士德不幸战败被俘，他拒绝了朱元璋的劝降，并在监狱中带出密信给哥哥士诚，让他宁愿投降元朝廷，也要和朱元璋血战到底，最后绝食而死。张士诚的三弟张士信则是一个标准的花花公子，或者应该说，比花花公子还糟。二弟士德死后，张士诚居然就让这位差不多完全不成器的三弟当了丞相，自己则专心致志地躲进深宫里享受生活。
这位丞相处理军国大事时，看不出有多大的才干，而对于贪污受贿、昏天黑地地享乐却相当精通，而且还特别风雅。比如，此人纳娶的姬妾达百人以上，并教以天魔之舞。大约就是一个男人与一大帮女人脱光了衣服群歌群舞群交的胡舞。在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时，他都要携舞女歌姬同行，为的是品味诗酒唱和、丝竹歌舞之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意境。这种意境，与三国周郎“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境界比较起来，可是要更有诗情画意得多了。遗憾的是，此公主持的军事行动，不是错失良机，就是一败涂地，很难找到能够让他如此顾盼自雄的案例。即便如此，张士诚对自己的这位老弟仍然怜爱有加。
公平地说，张士诚并不只是对自己的弟弟才如此厚爱。事实上，他对那些跟随自己打天下的老弟兄们，基本都是义气深重。早在老母亲和士德死前，张士诚就已经不再亲历战阵，甚至不过问军国政务了。和后来那位创建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样，越姬风韵，吴娃柔美，张士诚可能越来越多地陶醉在那温柔富贵乡里，领略着生活的美好。否则，很难想象在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整天在后宫里忙些什么？
于是，跟随他一同起事的弟兄们皆大欢喜。大家纷纷占良田，筑精舍，修园林，赏古玩，广蓄歌姬美妾。醇酒妇人，各得其所。一时间，仿佛天下大定，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哪怕真的打下了天下，出现此种情形都是国家的不祥之兆。
到后来，每逢战事，这些曾经刀头舔血的将军们，便谁也不愿披挂上阵，一定要邀取了官爵田宅、功名赏赐之后，方才怏怏而出。而且，即便是置身前敌，他们也时常要携娇载姬，欢歌宴舞，书称“以酒令作军令，以肉阵作军阵”。这样的军队，若还能打胜仗，倒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了。而且，打了败仗也没有关系。据说，只要他们回到张士诚面前，痛哭一番，诉说一下自己的烦恼与委屈，哪怕再丧师失地，张士诚也会很仗义地宽恕他们。于是，上下浑然无事，相当快乐。
对此，曾经有江南名士直截了当地对张士诚提出过批评。可惜，沉浸在轻歌曼舞之中的张士诚已经听不进去这些逆耳忠言了。
此时，他只喜欢听那些好听的、他愿意听的话。中国人习惯上将这一类言辞说成是阿谀逢迎，将喜欢讲此类言辞、做此类事情的人称为佞幸小人。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说明，何以在中国此类人士特别多，几乎遍地都是？翻开历史，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历朝历代，那些拥有权势的人物，都是一些真正的寄主，他们身边，通常都会蝇集蚁附、寄生着大批量的此类人形动物。其功能，在于时刻可以令权势者们通体舒泰、身心愉悦地进入一种飘飘然状态。于是，那些缺少才略智慧的权势者们，常常就此栽倒，成为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事实上，这正是那些真正有见识的人们离张士诚远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水浒》的作者施耐庵素有才名，与张士诚是老乡，同样生长在泰州白驹场。张士诚多次想要将施耐庵网罗到自己的帐下，奈何这位施耐庵不情愿，最后不胜其烦，躲得远远的，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写他的梁山好汉。
当时，深得张士诚重用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别叫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这三人小有才情，其最大的本事则如上述情形，即特别善于揣摩从而讨得张士诚的欢心，很是为人们所鄙夷。苏州城里传唱着一首民谣，歌曰：“张王做事业，专靠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可见当时张士诚麾下的官场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形常常是真正的不祥之兆，翻遍史书，极少见到由此导入良好结局的事例。可惜，张士诚和这三位得意忘形的宠臣全都浑然不觉。于是，他们的好日子也就仅仅只有几年时间。朱元璋灭了张士诚之后，专门下令将被俘的这三位宠臣腊制成肉干，悬挂在苏州城楼上，以此显示应天迎人。
公元1367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被俘。此前，这位盐枭出身的好汉在大势已去之际，忽然振作起来，拼死搏斗，然终究是大势已去。他的正室夫人将他所有娇妻美妾聚到一个香阁里，然后举火集体自焚。张士诚则不愿受辱，上吊自杀。结果，被救活后，押解到了南京。朱元璋的首席谋臣李善长主持审问，士诚不予理睬。李善长大声叱责，士诚轻蔑地告诉李善长，不必狗仗人势。激得李善长破口大骂。于是，朱元璋亲自提审，士诚依然不理不睬。
据说，朱元璋很平易地问他，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士诚答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恼恨不已，将其处死，是年四十七岁。据说，直到今天，在苏州一代仍然流传着不少此人的故事。
这位好汉和当年的西楚霸王一样，至死也不认为除了天命之外，自己还应该反省点什么。事实上，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人的共同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今天，在我们身边的传媒上，充斥着类似的成功人士们。看看他们流星般从不可一世到烟消云散的兴衰史，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此的理解。
一般说来，成大事者须有相应恢弘的志向、器量与才略。张士诚显然不具备这种格局。这大约是他建立了割据政权之后，始终没能脱离江湖草莽黑社会式行为方式的主要原因。这位老大对跟随自己的三老四少很够意思，然而其局面也就到此为止了。既然如此，成为别人的阶下之囚，也就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还有另外一位风云人物。他的为人行事与张士诚大异其趣，却也相当了得。
他就是陈友谅。
陈友谅是湖北沔阳府玉沙县人，治下在今天的湖北省沔阳西南的沔城。此人出身渔家，从各种记载中判断，他懂经史，通武事，胆气豪壮。但是，种种情形表明，他很有可能属于那种艺不算很高胆子却极大，胆子虽然很大心并不细且很黑那一流人物。
元末天下大乱之后，陈友谅投奔到了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天完红巾军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薄书掾，大概是主管总务簿册一类的小官。随后，逐渐以军功升任为元帅。听起来这个名头很吓人，当时却并不值钱。
元帅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官职名，春秋晋文公时，就已经称中军主将为元帅。唐初开始，元帅一般由皇子亲王担任，权任极重。后来的宋朝也沿袭了这种做法，大体上只有皇子才能出任号令一方的元帅之位。比如，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时，侥幸脱出的赵构，便被困在都城里的大哥宋钦宗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到蒙古族建立了元朝时，大约是觉得这个汉语的官名很威风，于是，最开始在边疆地区，后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元帅府或者分元帅府，成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公署。为此，元末大乱时，凡是拉起一竿子人马的人，哪怕是阿猫阿狗，只要手里握有百八十个人，便都会自称元帅，有壮胆吓人、自娱自乐的意思在里面。这种情形，和民国时期，手里有几只枪就会给自己任命一个“司令”，今天满大街都是“总裁”、“董事长”的意思差相仿佛。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陈友谅不完全是虚张声势，他还真的掌握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部队。当时，天完国皇帝徐寿辉与丞相倪文俊合谋，把太师邹普胜排挤出了决策层。不久，这位丞相便大权独揽，露出不把天完皇帝放在眼里的模样。于是，皇帝徐寿辉准备重新起用邹普胜来制约倪文俊。倪文俊知道后，将自己一再提拔、如今已经独当一面的心腹陈友谅找来，商量着索性干掉徐寿辉，自己来做这个皇帝。
谁知，就在倪文俊设下圈套，发动兵变，天完皇帝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之际，陈友谅却突然临阵倒戈，以保驾勤王的名义，率精兵三下五除二便打跑并在后来干掉了倪文俊，将他手下的力量全部收编到了自己手上。陈友谅就此成为天完国皇帝之下的第一重臣，不但握有重权，而且握有重兵。
陈友谅虽然有保驾之功，但名义上相当冠冕堂皇，显然有悖于江湖道义。于是，后来便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
倪文俊召陈友谅在丞相府密议时，他的一个爱妾曾经出来招呼茶点。据说，当时已经三十多岁的陈友谅向来不近女色，因此颇受部下拥戴。谁知，见到这位女子后，陈友谅惊为天人，一时间目眩神迷而不能自己。此后一连数日神魂颠倒，不思茶饭。因此，才有了反戈一击之举。于是，兵变平息后，陈友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抢在前往丞相府抄家的兵丁之前，快马加鞭地赶到丞相府，将这位女子抢到了自己府上。后来，陈友谅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决战，兵败身死时，他的臣僚部下逃跑的逃跑，倒戈的倒戈，只有这一位女子为他自杀殉情。
这段传奇是否真实，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或许重要，对陈友谅来说却是一点都不重要，原因是此人号称“素怀大志”。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许多此类素怀大志的人士，一般都会把别人的脑袋看得很轻。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但在内心深处，“宁愿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则是他们永远最真实的信条。因此，这种人大多都很有点“笑骂由人，我自为之”的气概。他们行起事来，一般只看自己需要与否，并不在乎割下任何妨碍了他们利益的人们的脑袋。这种人在江湖上大多声名狼藉，很难存身，却常常可以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可能是“行大事者不拘小节”、“无毒不丈夫”之类成语在中国官场与名利场上特别多的原因之一。
我们无法证明陈友谅不属于此类人士。
在这一点上，陈友谅与张士诚虽然大不相同，但一时间，似乎也是很成气候。
公元1359年，即元至正十九年九月，陈友谅在干掉倪文俊两年之后，再一次同室操戈，杀掉了天完红巾军最孚众望的重要将领赵普胜。
又过了八个月，公元1360年，即元至正二十年闰五月，他以向皇帝汇报军情的名义，安排一个卫士用铁锤击碎了徐寿辉的脑袋。
由此，陈友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改年号为大义元年，以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为都城。当年，陈友谅四十岁。
认真说起来，徐寿辉不是一个富有才略的人。
我们知道，红巾军是以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等为基础杂糅混合发展起来的，主要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为号召。按照他们的教义，明王出世、弥勒下凡后，世间就会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田种，众生平等，天下太平。当时，相信这一说辞的民众相当多。他们起事时，如徐寿辉一系的红巾军，就在后背上大书一“佛”字，他们被告知这样就可以刀枪不入，无往而不胜。假如不幸被杀死，则是因为自己心不诚的缘故。中国历史上，此类梦呓性迷狂相当常见。在现象上看，此种情形的出现，常常与人民生活在某些方面变得艰难、无助、超出了他们理解与承受范围呈正相关的关系。就是说，二者之间是同比例消长的。
据说，徐寿辉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并不是因为他具有才干和威信，而是因为长得魁伟不凡，威风凛凛，很有点儿天神也就是明王或弥勒下凡的味道，于是便被推举为领袖，并受到众人的爱戴。那个怪怪的国名——天完国，可能也是出自该混合宗教教义，大约有“天赐完美之国”的含义。
一个原本不入流的角色，就这样成了叱咤风云的天完国皇帝。
然而，这位天完国皇帝手下的几位大将却相当厉害，赵普胜就是其中之一。赵普胜，江湖人称“双刀赵”，假如用《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上的说法形容，大概可以说成是“双刀舞将起来，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富有韬略，在天完国创建的过程中，战功赫赫。因此，成为陈友谅图谋徐寿辉时所必须除掉的一个障碍，加上朱元璋不断派人散布谣言，于是，这位威望很高，且对天完皇帝忠心耿耿的将军，被陈友谅轻轻地安上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便杀掉了。
《明史》在评价陈友谅时，说他“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此人很可能具有极强的组织与控制能力、好弄权术且狠辣。他不停地干坏事，其所作所为，距离一个“义”字，相去可谓远矣。然而，他却敢于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并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相当迅速地整合到自己麾下。由此，可以看出其枭雄的本事与特色。
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七月，爆发了历史上相当著名的鄱阳湖大战。这次大战，可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投入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水上大会战，也是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决定生死的大决战。大战中，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为八十万人。其中，陈友谅投入六十万人，朱元璋投入二十万人。大战持续时间近四十天。是时，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湖水为之色变。以至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湖边的人们不敢捕食湖中的鱼虾鳖蟹。
陈友谅昔日作为所累积起来的恶果，在这次大会战中显露出来了。
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杀死后，他们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郎、傅友德等许多人陆续叛投朱元璋。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赫、几乎百战百胜的将军。
而丁普郎则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义气深重的兄弟。他对陈友谅极为愤恨，发誓要一命换一命，陈友谅必须用自己的脑袋作为背信弃义的代价。因此，在鄱阳湖大战中，这位丁普郎完全是一副不要命了的打法，意思很明白，就是只要能干掉陈友谅就行，自己死活无所谓。最后，此公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呼杀贼而不退。《明史》记载说：“普郎身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意思是说，他血战到脑袋已经掉了，身体还直立着，双手操兵器，一副拼命打斗的架势，敌人大为惊骇，以为是战神下凡。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的如此战法，显然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具有极大影响。
此时，陈友谅一方虽然人多势众，号称六十万，但在史书记载中，能够见到名字的、拼死作战的将领却只有陈友谅嫡系的一两员大将。那些被强力整合进来的人们，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
一场战役，双方人数相差悬殊，一方占有压倒优势，却一开打便成了一场胶着战，上述因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胶着状态，恰恰是陈友谅应该极力避免的。因为与朱元璋准备得很不错的后勤补给比较起来，陈友谅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六十万大军，立即在茫茫鄱阳湖上显现出了组织与补给上的困难。
尤其糟糕的是，在双方胜败尚未分明的时刻，陈友谅部下的两员重要将领——左右金吾将军又先后率兵投到朱元璋的阵营。这可能使草莽气息颇重的“大汉”皇帝陈友谅顿时陷入了一种焦躁之中。于是，在随后的一次激战中，这位焦虑得已经失去镇定的皇帝掀开自己旗舰的帘障查看战况，结果，被一支不知发自谁人之手的箭矢一箭射中眼睛，并贯穿头颅，当场死亡。就这样，其统帅的六十万大军，在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只有很少一部分跑回了大本营。建国仅仅三年的“大汉”国，不久便土崩瓦解。
从众多史料的记载来看，陈友谅雄心不小，胆量极大，而且也不乏以权术驾驭部下的能力。因此，很短时间里，便迅速整合出一个在割据群雄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与兵力最多的“大汉”国，一时间相当咄咄逼人。
从投身造反开始，到自立为“大汉”皇帝，他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种顺风顺水，可能造成了他极好的自我感觉，以为自己真的是天之骄子，天命所归。于是骄横自负，甚至在处理事关重大的军国大事时，都显得相当粗疏草率。
显然，此人综合素质中的重大缺陷，是导致其毁灭的致命伤。他似乎从来没有过谋定后动、事缓则圆的深谋远虑，做起事来，常常是跟着感觉走，事到临头先干了再说。很有点儿拿破仑“先投入行动，然后再见分晓”的气概。可惜，他不是拿破仑，他没有拿破仑的政治、军事天才，好运气也不会永远笼罩在他的头上。事实上，以我们今天特别常见的事例回望历史，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或者反过来说，以这些历史返观今日，许多用常情常理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便豁然开朗洞若观火。
鄱阳湖大战之前，陈友谅曾经两次率优势兵力叫板朱元璋，结果，全部由于他的寡谋躁动、大而无当而一败涂地。
取得这两次胜利之后，朱元璋曾经在军事上走过一着绝大的险棋。这一险着如果被对手拆破，将完全可能导致朱元璋全军覆灭死无葬身之地。后人也肯定会将其讽之为军事上的巨大战略错误。可是，倘若他行险成功，则会使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均获得相当大的战略纵深与回旋空间。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当时，红巾军分为东西两系，西系是徐寿辉所领导的天完国一系。东系则以韩林儿、刘福通为首，以复兴大宋为号召，国号就叫大宋，主要在今天的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与元朝苦斗。朱元璋的部队至少在理论上、名义上是隶属于这一系红巾军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东系红巾军的纠缠，元军无暇顾及，朱元璋们才有可能坐大。因此，东系红巾军承受了元军主力的主要攻击力，成为了朱元璋的北部屏障与防火墙。
即便如此，朱元璋在整个大势中占据的位置并不是很好。他以应天府即今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东部与东南部有张士诚，西部与西南部有陈友谅。朱元璋时时处于两面夹攻的忧患之中。
此时，与西系红巾军一再内讧一样，东系红巾军也连续发生自相残杀事件，加上缺少正确而强有力的战略部署与指挥，一度相当强盛的东系红巾军，在元军的打击下日暮途穷。为此，朱元璋曾经彷徨观望了很久，甚至已经准备效仿张士诚的韬晦之计，即明里投降元朝廷，暗中保存实力。为此，他曾经多次与元朝廷和元军统帅眉来眼去。谁知，正在韩林儿与刘福通行将崩溃的时候，元朝廷内部也由于决策层内讧，导致最重要的领兵将领互相厮杀起来。朱元璋这才放弃了接受元朝廷招安封赏的计划。
然而，正在朱元璋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张士诚却突然发大军团团包围了韩林儿、刘福通所在的安丰，亦即今日之安徽寿县。刘福通一面苦苦支撑，一面派人飞赴南京，向朱元璋征兵解围。
朱元璋所走的重大险棋就发生在此时。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到三月间。朱元璋不顾他最重要谋臣刘伯温的极力反对，决定亲自率重兵救援安丰。他的理由是，失去安丰，南京就失去了屏障，救援安丰就等于保卫南京。而且，在朱元璋的部队里，人们还普遍将小明王韩林儿看作自己的教主与君上。刘伯温反对的理由则是，从政治上考虑，没有理由去救那个有名无实的“大宋”皇帝韩林儿，救他出来，反而平白给自己找来了个婆婆，今后很难处置；从军事上考虑，假如此时陈友谅乘虚而入，则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全军将立即陷入极其凶险的境地，实有不可测之祸。
朱元璋不听，执意率大军出发了。当时的情形，至少对于刘伯温来说，显得相当悲壮且令人绝望。
谁知，与朱元璋走出的险棋相比较，此时的陈友谅却走出了一步愚蠢得无以复加的、真正的臭棋。从而错过了仅有的一个机会。从此，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当此时，陈友谅已经基本完成了近乎孤注一掷的战争准备——征集了达六十万之众的庞大兵力，制造了至少一千艘以上的庞大战舰，筹集了充足的粮草军需。这时，假如他乘南京只有老弱病残守备的形势，出鄱阳湖口，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抵石头城的话，那么，朱元璋所率领的部队，将会没有任何选择，立即陷入前有强敌、后路又被更强大的敌人截断、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境地。
过去，陈友谅曾经试图联合张士诚按此方略夹击朱元璋，却由于张士诚拖泥带水，犹犹豫豫，表面老奸巨猾，实则目光短浅而夭折。张士诚的心理，很有可能和我们今天在商场上看到的一样，如果竞争对手主动提出联合起来做一件事，如果做这件事对自己有好处，但是对竞争对手也有好处的话，那就宁愿自己不要这个好处，也不能让对方得到好处。于是，我们时常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双方共同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外国的——发展起来，再回过头来将他们各个击破。张士诚可能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两面夹击朱元璋，这是陈友谅做梦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陈友谅却真的像一头蠢驴一样。
二月初二，安丰被围；
三月初一，朱元璋率大军救援；
三月十四日，被救出的小明王韩林儿下达制书表彰朱元璋的祖孙三代。
在前前后后长达一个半月时间里，陈友谅始终无所作为。
这时，从安丰回军的路上，朱元璋在情绪冲动之下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派徐达、常遇春率大军主力围攻属于张士诚的庐州，就是今天的安徽省会合肥市。结果，久攻不下，主力部队师老于坚城之下，进退两难。陈友谅对此同样视而不见。
等到四月初，陈友谅这时才开始动作了。他率领真正庞大无比的舰队浩浩荡荡、遮天蔽日地出发了。然而，方向却是完全相反的江西南昌。我们无法知道这厮到底是怎么想的，只能推测，其真实的意图大约不外如下几点：其一，北上之前，先要南下，拿下南昌，以解除后顾之忧；其二，南昌曾经是他的地盘，被他的手下投降后献给了朱元璋，他要惩治这几个家伙；其三，南昌当时叫洪都，曾经被改名为龙兴府，意思是真龙天子开基立业之地，他要把它夺回来以应“龙兴”之名。
然而，与上述时机比较起来，所有这一切理由显然全都不能称其为理由，哪怕再加上十条二十条类似不类似的理由也罢。但是陈友谅就这么干了，留下了一个让人完全一头雾水，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此后，陈友谅的大军在南昌孤城下一待就是八十五天。按照古人的说法，“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这八十五天时间里，一方面攻坚不下，已经足以将一支六十万人大军的粮草、士气消磨得差不多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则做完了自己想做的几乎所有事情。他安顿好了大将谢再兴叛变带来的麻烦，从从容容地改正错误——将徐达率领的、被拖在庐州城下达数月之久的主力部队撤回南京，做好战争准备；然后，从从容容地率领大军誓师出征，逆流而上，直入鄱阳湖。甚至还有史书记载说，在此期间，他令刘伯温做媒、自己亲自主婚，把徐达从进退两难的合肥城下召回南京举行婚礼，将该人心仪已久的一位女士嫁给了这位大将军做新娘。最后的结果是，朱元璋反断掉了坚城之下陈友谅的后路。从而，扭转了战略态势上的被动局面。
在亲自率兵救援安丰和以主力大军围攻庐州的长达几个月时间里，朱元璋与刘伯温始终处于焦虑之中，生怕陈友谅的大军从背后杀将出来，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然而，没有。陈友谅始终没有利用这一制敌于死地的良机，随着鄱阳湖大战的到来，注定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就这样，由于陈友谅的愚不可及，朱元璋的冒险失误反而变成了极为高明的一着。与陈友谅的弑主自立比较起来，朱元璋的这一手显得特别深明大义。他占尽了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好处对他的帮助太大了，直到他站稳脚跟，最后将捏在自己手里已经失去作用的傀儡皇帝韩林儿沉入江底。
相形之下，刘伯温一心为朱元璋打算的主意，反倒被衬托出一种逢人之恶的、小家子气的阴暗气息来。
在此期间，张士诚的没出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打得昏天黑地、三十六天难解难分时，加上行军路上的时间，同样给这位张王留出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而且在此之前的四月份里，还曾经发生过朱元璋手下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大将谢再兴率部叛投张士诚的事件。即便如此，这位张士诚却优哉游哉，似乎抱定了坐山观虎斗的宗旨，没有什么像样的作为。假如此刻他以自己所拥有的、无论如何都还不算弱的至少二三十万大军，出兵直捣近在咫尺的南京的话，后来的局势怎么发展就很难说了。
朱元璋与刘伯温曾经对此同样相当忧虑。
然而，虎狼就在咫尺之间，空虚的家园却平安无事，让人根本无法明白张士诚这厮究竟在想什么。事实表明，朱元璋与刘伯温的这种忧虑显然是高估了张士诚的智商与情商。此后，随着陈友谅的“樯橹灰飞烟灭”，原属“大汉”国的广大土地迅即落入朱元璋之手。张士诚立即陷入在这广大敌国土地的包围之下，变成了砧板上的肉，唯一的前途，就是等着人家拿刀来剁了。
张士诚的那位丞相弟弟张士信倒是至死都很风雅。
徐达率领大军包围了苏州城后，这位负责守城的大丞相命人在城头搭起帷帐，时不时在姬妾陪伴、诗酒唱和中，体味着笑对百万雄兵的快感。
公元1367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六月初七。这一天，对于张士信是个不折不扣的黑色日子。此日，苏州城已经被围困半年多了，全城异常困顿。他在帷幕里吃饭，餐后水果是一盘水蜜桃。他伸手拿起一个桃子刚要吃，突然一个飞炮打来，准准地在帷幕上炸响。硝烟散尽，人们发现丞相的脑袋整个被炸飞了。
心平气和地看，对于势焰熏天的这样一位风流丞相，就此风吹雨打去，可能是他最好的归宿。
从上面的事迹中，我们知道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们进行的是一场标准的中国式政治博弈。
这种博弈的名称，古人管它叫：逐鹿中原。
该游戏的规则是：不择手段。
其竞赛方法为：以暴力在肉体上消灭对手。
参加博弈的条件为：尽可能大的军事力量。
博弈的结果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博弈的筹码则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千百万将士百姓的累累尸骨，博取全中国的河山与人民。
中国人对在此游戏中胜出者的奖励，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所有国家和民族中最为慷慨的——一片万里锦绣江山从此将成为他一家一户的私有财产，凡生息在此土地上的人们全部成为这一家一户不折不扣的奴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一模一样的博弈，在中国进行了至少两千几百年。于是我们知道了诸如刘汉、李唐、赵宋、朱明等等称谓。
二百七十六年之后，当朱元璋创建的大明帝国已经土崩瓦解，他的子孙、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已经吊死在景山的树下，那位打开天下第一雄关、导引清军铁骑杀向北京的吴三桂，还在自己讨伐李自成的檄文中，义正词严地写道：“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
时在公元1644年5月。
与此相映成趣的故事，则发生在广受国人爱戴的郑成功身上。
公元1659年，即清顺治十六年七月，郑成功率大军溯江而上，直薄石头城下。在南京仪凤门，郑成功与文武官员登岸遥祭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这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挥笔写下了《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诗。
诗曰：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教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翻检世界历史，我们知道：
——由此向前推十八年，即公元1641年，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交了《大抗议书》，斥责国王的种种不法行为；
——由此向前推十七年，即公元1642年，英国革命轰然爆发，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向国王及其军队宣战；
——由此向前推十年，即公元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断头台，英国人民宣布成立共和国。
列举出这样一个参照系，并不是为了以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诚如我们所知，任何历史都是在其当时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研究这些历史，也就只能将其放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进行，分析其形势与作为，以裨益于今日。若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古人，毫无疑问是可笑的，没有任何意义。
但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或许可以通过这个对比，注意到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实，当地球上另外一个世界里，发生着将国王交给人民审判并最终送上断头台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时，我们则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跪拜到了一个新的主子面前，诚惶诚恐山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