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应该而且也可以了解下面这一组数字了。这组数字部分告诉我们，明清之际，中国人为了争夺皇帝这个宝座，或者用正式术语讲，中国人为了实现政治权力更替所需要付出的人口成本是：
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前后，中国人口大约在6069万左右。（胡果文《论清代的人口膨胀》，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2期）
大清入关七年后，大清顺治七年（公元1651年），中国人口总数为1063万（数据出处同上）。这一年，多尔衮病死。
按照孟森先生根据食货志考据的数字，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经过十余年休养生息，中国人口总数为1920万。（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75页）
就是说，有80%左右的中国人，为这次权力转移、改朝换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假如有人告诉你，历史上，我们曾经是一个富有政治良知与智慧的群体，我想，你完全可以和他急。这些数字和上面所看到的一切就是理由。而在我们的历史上，这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
大清帝国前期到乾隆皇帝时为止所制造的文字狱，从绝对数量上看，可能比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总和还多。自打入关以来，从顺治年间开始，康熙、雍正一代比一代严酷，到了乾隆时期达到顶峰。乾隆皇帝弘历制造的文字狱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中最多的一个。不必怀疑，在人类文化史最龌龊、最耻辱的那一页上，此人有资格与希特勒比肩。
乾隆真不愧是雍正的儿子，他绝对是一个制造文字狱、制造冤假错案和毁灭文化的专家与高手。在他手中，以文化工程——修四库全书的名义，毁掉的书籍，可能超过秦始皇烧掉的书籍一百倍也不止。他应该是需要为近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全面落后，以至于到愚蠢程度负责的第一人。
看看他所做的那些浑账事儿，你决不会怀疑这是一个真正的心理变态者，假如同时再看看那些无耻文人对他的赞美，你必定会明白迫害狂和被迫害狂、施虐狂与被施虐狂是多么完美的组合、多么亲热的一对儿。使人无法怀疑，中国文人士大夫具有一种已经成瘾成性的阉割和受虐情结。没有人阉割他们时，他们就自己阉割自己，没有人虐待他们时，他们就自我虐待或相互虐待。
那是中国人做了奴才还要赞美奴才生活美妙的时代。
譬如纪晓岚。
自从汉武帝以后，中国还没有哪一个浑账皇帝敢于公开地、丝毫也不掩饰地对自己的臣民说：对于你们，我不过是像对待娼妓那样，像豢养畜生一样养着而已。乾隆皇帝就敢如是对纪晓岚说。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纪晓岚，则诚惶诚恐，叩谢天恩。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文人士大夫中的许多人，的确比大多数宠物还要可爱，获得主子的怜爱常常是他们的终身事业、终身的光荣与梦想、终身的奋斗目标；而乾隆皇帝也凭借上述作为——那些应该是足够了——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暴君。
这个时代理应受到永远的憎恶与诅咒。
假如一定要在以往的世代里，说出哪一个时代更好一点的话，我宁愿这样表达：那些帝制之下的时代，没有更好，只有比较不坏一点而已。而对雍正培养出来的儿子乾隆，我只能使用“更坏”这个词汇。
为此，那些为所谓“康乾盛世”和“乾隆大帝”欢呼的人，没有理由不受到蔑视。
就这样，大清帝国政治制度由军事贵族共和制向集权专制的转变，由努尔哈赤埋下伏笔，由皇太极发端，由多尔衮、顺治、康熙加快了脚步，由雍正皇帝完成，并在雍正与乾隆父子手中，以最终取消八王——王公大臣议政制度为标志，与帝王政治传统完全合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真正的专制暴政。
从此，这个王朝发生的故事，和历朝历代比较起来，在政治上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恰如米兰·昆德拉所说：这里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只会变得更可笑了。看一看鸦片战争前后发生的故事，对此，应该很难有什么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