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玄烨在位六十一年。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七岁时继位，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九十一岁去世，他在位的实足时间已经接近六十二年。在中国历史上，他是所有帝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
康熙一朝，气象万千，开启了我国帝制社会最后的繁荣兴盛。诚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如影随形的阴暗也着实不算少，可能是这种政治制度最后的回光返照。
或者换个角度，说不定可以这样思考：仅仅因为外面的世界变得很精彩，而且越来越精彩，面对这种情形，帝国显得很无奈，于是，才会有回光返照一说。否则，拜帝王政治和孔孟之道所赐，我们大约可以在朝代轮回中永远地轮回下去。如果不信，看看洪秀全及其奋发有为的同志们，曾经何等意气风发，他们建立短命政权太平天国之后，在南京城中、天王宫里的作为，大体能够让我们明白那轮回的力量有多大。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对康熙皇帝玄烨的很多政治行为艺术做了匆匆巡礼。现在，我们应该尽可能贴近这个人，做一番稍微细致一点的近距离观察。
十七世纪即康熙皇帝成长与生活的时代，正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是人类科学在与愚昧的较量中走向昌明的时代。随着新航道的开通，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使这种视野变得无限高远而又深邃。
公元1662年，是大清康熙元年。
这一年，伦敦成立了大英皇家学会，人们听取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上最新研究成果的报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由他支付法国科学院院士们的年金，伊萨克·牛顿爵士成为这个科学院的外国名誉院士之一。当牛顿爵士在英伦三岛约克郡的苹果园里，俯下身子捡起那只红彤彤的苹果时，遥远东方的紫禁城里，比牛顿小十二岁的康熙皇帝可能正在为那神秘的天空而如醉如痴。
事情发生在康熙七年十一月底。当时，在帝国钦天监里工作的外国传教士南怀仁和钦天监最高长官杨光先发生激烈争吵。原因是，南怀仁认为，在杨光先支持下编制的《康熙八年七政民历》中，有许多误差，而杨光先等官员坚决不承认，导致南怀仁上疏皇帝予以揭露，杨光先随即上疏反驳，双方在康熙皇帝面前激烈论辩。
在那一堆堆天文、历算的术语面前，康熙皇帝如坠云里雾中，完全无法判断谁是谁非。
于是，十四岁的小皇帝采用了最为简单也最为聪明的办法予以裁决：他下令，让争论的双方，用实测的方法证明自己结论存在的理由。为了保证实测的公正性，他派遣内阁大学士等二十名高级官员临场监督。一个月之后，到第二年正月，他们分别检测了立春、雨水、月亮、火星、木星，结果很不幸，杨光先一派采用我国传统方法所做的测算是错误的，而南怀仁采用西法做的预测几乎分毫不差。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皇帝命令双方在紫禁城的午门外广场上，用日晷针测试阳光在正午时的位置。这一天，所有朝臣齐集午门之外，所有人都很关心事情的结果，大家瞪大双眼盯着那两根日晷针影。随着太阳的移动，针影向事先算好的刻度逼近，恰在正午时分，南怀仁所划的刻度与针影重合，而杨光先所划之刻度尚差几分。至此，任何辩驳都无济于事。杨光先受到申饬，皇帝命令南怀仁担任钦天监副长官，参与天文历法的测算与编制。
事情并没完，因为这场争论，涉及了发生在几年前一场更大的事件。
就如表现出来的那样，杨光先自己对天文历算懂得的很有限，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情形和今天互联网上的那些激进民族主义“愤青”很相似：对当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各国情势所知甚少，在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他们具有超人的勇气对自己不懂的事务发表评论。杨光先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对西式天文历算发起攻击并成功入主帝国钦天监的。
晚明前清时代，我国曾经产生过一部伟大的天文历算著作——《崇祯历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说：这是一部“包括当时所有科学知识的不朽巨著”。这部巨著，就是在徐光启所推荐的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等人帮助下完成的。
邓玉函（SchreckTerrenz）是德国传教士，本人是山猫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在世界科学史上成就斐然，与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天文学家开普勒是好朋友，曾经向开普勒介绍过我国的古代典籍《尚书》、《诗经》、《春秋》及《尧典》中对日食和星辰方面的记载。他是在北京去世的，对我国晚明前清近代天文历算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邓玉函死后，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汤若望了。他对推动晚明时代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极大影响。那时，天文历算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个官职。中国官员非常讨厌这个有可能抢夺他们官位的洋夷，因此，汤若望曾经受到过士大夫们的猛烈抨击，使他受到多方排挤和难堪。崇祯四年，徐光启奏请崇祯皇帝批准，安排汤若望和一批中国天文官员，同时观测一次日食，结果，汤若望的计算与观测分毫不差，那批龌龊官员则丢尽脸面。梁启超认为，欧洲历算学的输入，是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一笔的大事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几乎都出现在那同一个时代。
大清入主中原之初，表现得颇有气象，只要是好东西就敢拿来用。汤若望编制的崇祯历，没有造福大明帝国，却便宜了大清朝，并且一直使用了将近两百年。就此，汤若望受到顺治皇帝的尊敬，威望很高，致使汉族士大夫们十分不安。
但在当时，没有人敢用“华夷之辨”这种意识形态来排外，因为在汉人心目中，皇帝和满族也是“夷”，这使他们很难受。到顺治十六年五月，当时只是江南省歙县秀才的杨光先开始发难，他不太明白西洋历算，对中国历法也所知甚少，但他懂政治。他认为，爱西洋历法十分危险，就像爱虎豹美丽毛皮而将它们豢养在卧室里一样，使用西洋历法就等于让我大清失去了上天赋予的正统地位，就等于奉西洋为正朔。因此，他明确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当时，顺治皇帝很喜欢汤若望，也就没人理睬这位忧心忡忡的爱国者杨光先。
顺治皇帝死后，杨光先再次上疏，受到四位辅政大臣的支持，结果，康熙三年发生了“历法狱案”，第二年，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南怀仁等一批传教士被流放充军，五位支持汤若望的中国官员被处死。而这位杨光先尽管不懂天文历算，却也顺利登上了帝国钦天监最高长官——监正的位置。幸好，此时偏偏恰到好处地发生了一场地震，汤若望方才逃过这一劫。被关了小半年的汤若望，气息奄奄地走出监狱，一年后，死在东堂，位置在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北大街路东。
这件事情可能给康熙皇帝的影响特别大。许多年以后，他曾经说过：就是因为这场官司，令他发愤苦学。偌大一个帝国，连一部好历法都没有，实在不是件体面事儿。康熙八年，鳌拜等辅政大臣回家玩儿去以后，南怀仁上疏皇帝，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无缘无故地冤枉汤若望意图谋反，并以同一罪名冤杀五位中国官员。议政会议讨论后，认为这杨光先的确罪大恶极，情节特别恶劣，建议处死，并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康熙认为，杨光先年纪不小了，驱逐回安徽老家算了。结果，杨光先病死在半道上了。
此后，康熙便迷上了天文历算、数学和几何。他在养心殿附近专门辟出一间教室，里面摆满了最新的科学仪器。除传教士们进献的之外，他还让人仿制了许多，用来学习这些知识，几位有科学根底的传教士几乎每天进宫为他上课。
几年后，当他已经成为一位准天文学家时，曾经下令：“从今以后，不懂得新式即西洋天文历算者，不许在钦天监做官，做了官而对此道不熟练者，不许升迁。”（《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五六）此时，他也完全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基米德几何学，他可以在野外，根据星座的位置熟练计算出准确的时间和方位；可以用简单的器具，测量出远处的准确高度与距离。多年以后，他曾经在水利工地上，亲手教他的儿子和水利官员们，如何使用器具测量地形、地势与距离，令众多官员们叹服莫名。
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数学家名叫梅文鼎，著有数学方面的专门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数学成就。老先生曾经预言：这门学问将来会大行于世。康熙通读全书，在上面做了大量圈点批阅，然后，得出结论是，此书没有大毛病，但算法不够完备。在南巡路过梅文鼎家乡时，将梅文鼎请到他的御舟上，连续讨论三天数学问题。最后，很遗憾老先生年纪太大，无法请他出山。一年后，康熙下令把老先生的孙子召到北京大内去研习。年轻人读了皇帝学过的数学著作后，认为康熙的造诣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清史稿》梅文鼎传及文鼎孙谷成传）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科学素养最高的皇帝。
中国以农为本，从很久远的年代，便将重农轻商、崇本抑末定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可能从汉代时开始，每年开春时节，皇帝都要率领百官来到京郊，举行躬耕大典，就是在钟鼓齐鸣中，由皇帝亲自扶犁，耕下春天第一犁，以示对农业的重视和劝勉。到后来，和我国许多形式化的东西一样，大体成为象征性的假模假式。
满族人以渔猎立国，对农耕所知甚少。入关以后，满洲八旗会种庄稼的人很少，圈占的土地主要由汉族农民替他们耕种，偏偏康熙皇帝特别喜欢种庄稼。据他晚年自己说：他自幼时起，就特别喜欢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这应该不是夸口。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里，确实有一块皇帝自己耕种的农田。而且，他还亲手选育成功了一个水稻优良品种，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过不小的贡献。若在今天，他的这个成果可是能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的高级别奖项。
康熙皇帝自己写过一本书，名叫《几暇格物编》，其中谈道：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他在自己的稻田边上散步，发现一株稻十分奇异，不但比别的稻子高，而且应该九月成熟的稻穗，在六月已经接近成熟。他遂将这株稻穗收藏起来，作为种子。第二年，这些种子播下后又在六月成熟。以后，他连年播种，越收越多。于是，康熙将这些种子拿到承德避暑山庄里试种，仍然大获丰收，并可以在白露前收获。据说，康熙每年到承德避暑山庄时吃用的稻米，都是他自己种的，且有富裕。于是，康熙皇帝决定在江南地区试种。
在南京和苏州地区试种的结果是：由于生长期短，加上江南无霜期长，这个品种一举做到了一年两种两收，亩产平均增长五成左右。书上描述说，这种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这就是以前在南方地区曾经广泛种植的“御籼稻”、“百日种”优良稻种的来历。此稻后来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迅速普及，两百多年间一直是当地水稻的当家品种。据说，《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御田胭脂米”，就是此物。
在江浙一带巡视时，他发现往来船只上，载着很多猪毛、鸡毛，便询问船家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船家告诉他，福建地区的水稻田时常引山泉水灌溉，山水寒凉，用这些东西可以使禾苗生长正常且早熟。康熙回到北京后，立即在西山的玉泉山下实验，“果然早熟且丰收”。他还注意到：江浙一带稻田大多使用池塘水灌溉，池水不寒，所以不用这个办法。
从史料中，还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研究深耕、除草、合理密植、治旱、治涝、治蝗等等心得。他认为，冬天利用农闲时节，深翻土地，可以把虫卵冻死，是治蝗最好的办法。虫子繁殖时收拾易，长成后收拾难；小时候收拾易，长大后收拾难；在地上跳时收拾易，能飞以后收拾难。到今天，这都是符合治蝗规律的真知灼见。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这位皇帝受到人们尊敬的部分理由。有学者譬如孟森先生曾经感叹说：假如康熙皇帝能够在他所学到的天文历算、数学、几何、园艺中，升华出一般规律，然后，以他的巨大权力和威望，在全国大力鼓吹与提倡的话，说不定中国就会与同时代的欧洲一道步入科学昌明的时代了。
可惜，假设对历史没有意义。
这位科学素养很高的皇帝，终究没能超越他的时代。
当时，以及直到后来很久很久，中国的读书人仍然认为，科学技术是旁门左道，是奇技淫巧，只有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才是终极真理。有一位学生，向孔老夫子请教农业技术问题，他老人家很没有好气。这位学生离开后，孔丘很恶毒地咒骂他是不可造就的小人。在这位颇有点儿势利眼的圣人心目中，只有做官才是正道，是君子之道。遂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饱尝了一百多年不懂科学的苦恼与耻辱，直到今天，还在苦苦追赶与挣扎。
据康熙说，他学习天文历算、数学、几何，是因为自己不懂这些东西，无法在臣子们打架时判断孰是孰非，因此，发愤苦读。如此想来，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钻研大约也有这种动机，除了好奇心、求知欲之外，他肯定不愿意被汉族臣子看成是只会骑马射箭、杀人放火的粗野夷虏，自尊心会要求他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在个人修养上也都成为胜利者。到后来，当他深切而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时，必定会令他自觉地将这种东西当成一个君主治国平天下的立身与立国之本。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三藩之乱尚未平息，他就写道：“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表明他特别清楚地知道，儒家意识形态的道统与他帝王统治的治统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苦心研读四书五经之类，就此超出了自身的欲望，成为他现实政治的需要。“天不变，道亦不变”，出自先世大儒之口，说得真好。他要让那些汉族士大夫知道，除了皇家的姓氏之外，天没有变，道也没有变，一切都不会变。这应该是他学习那些儒家经典的最深层动机。
康熙初年，曾经一度废除了八股经义取士，改为策论，要求应考的学子们针对社会问题，在命题范围内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唐宋时期实行多年的科举考试方式。康熙亲政后，将这种有助于活跃思想的方式再次废除，又改回到了那种僵死的经义和八股之中。由此，我们就会知道此人的大体思路——一切以维护皇家的权威为基本前提，任何可能的背离都在不能允许之列。并且，也就能够明白，在他手里是不可能实现什么科学昌明了。
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同样在康熙皇帝身上，为什么会有截然相反的另外一面。
从各种史料中判断，康熙的文化素养还不错。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福临有一股狠劲儿，在刻苦钻研那些古代典籍时，曾经累得吐过血。玄烨和他的父亲一样，据说也曾经在废寝忘食的学习中“咳中带血”。有资料说，为了练习书法，他临摹的大家手卷有万种以上，手书寺庙匾榜多达千余。高士奇等当时和后世的书法家称赞康熙的书法“深得古人之意”，应该不仅仅是在拍马屁。还有一种说法，对康熙就大为不利了，说是在宫中档案里，发现了一些康熙写的亲笔信，字迹拙劣得就像低年级小学生，由此认为他那些冠冕堂皇的书法作品可能都是别人代写的。若果真如此，大清朝皇家作假的本事可就太大了。在有更加令人信服的研究出现之前，我们姑且存疑。
至于康熙写的那些诗文辞赋就真的不好说了，基本看不出什么古意来，像大红大绿金碧辉煌的北京故宫紫禁城，满眼俗不可耐的暴发户气息，很少能够读出才华灵气，能让人记住的东西不多。可能是害怕别人说他没文化，所以康熙拼命堆砌华丽辞藻和古僻典故，使很大劲头抡高档形容词，声嘶力竭地加重语气。结果，因为太使劲儿，反倒露了馅，透出一股子小家子气。就像今天读书没读通的文化人，写出文章来，通篇没人能看懂的生造词汇，仿佛患了精神上的消化不良，吃什么拉什么。不过，和他号称“十全老人”的孙子弘历——乾隆皇帝比起来，他又强出了许多，他毕竟还说过不少人话。那位据说一辈子写过五万首诗词的乾隆皇帝，才真正是制造文字垃圾的高手，在他那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御制诗文中，几乎没有一句是让人能够记住的人话。除了炫耀权势富贵、显示滥情纨绔之外，至少在诗文方面，这位智商极高的乾隆皇帝，大体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为老不尊的老花花公子。若非如此，他也没有本事把父、祖几代人留下的大好基业，糟蹋成鸦片战争之前的那副凄惨模样。
康熙做的另外一件事儿，倒是颇有古意。他大约很想将宋仁宗君臣在后苑赏花钓鱼的佳话再现于当世。于是，在三藩之乱平息后的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把侍从文臣和部院重臣们召集到瀛台，让他们使用事先备下的小舟、渔具，在皇家花园的亭下桥边任意游玩捕钓，并可以将钓到的鱼带回家去，与家人共享。他可能举办过很多类似的活动，可惜，也许是刻意的成分太重，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美谈。
另外一个时代的因素，肯定也在起作用：宋仁宗一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制度到皇帝本人的秉性，仁慈宽厚是真的，由此，才会在四十年间出现那么多鼎鼎大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大清朝在血肉横飞的凶残之基上立国，康熙皇帝本质上十分专横。他的所谓仁慈宽厚，基本可以理解成是为政治目的做作出来的。他太想博得这样的名声了，与汉文帝、宋仁宗大体是两回事。于是，六十年间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仅有的一个纳兰性德还夭折了。由此可知，玫瑰花的美是自然而然的，若是这朵花每天嚷嚷着让人们来欣赏自己美貌的话，大概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愿意挨近它。
与此相关，大清朝的臣子已经蜕变成了奴才——禽兽补子马蹄袖，脑袋后面拖着根难看无比的猪尾巴，官帽上插着根孔雀毛，全身都是皇家犬马、家养宠物的装扮，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官员们形容成是彻头彻尾的衣冠禽兽。他们只能秉承主子的旨意行事，全无自己的思想灵性。因此，除了曹雪芹之外，整个大清朝三百年没有产生一位放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叫得响的一流历史文化人物，原因端在于此。而曹雪芹之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大约也是拜没有跻身官场之赐。
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皇帝出于仁慈宽厚、出于对汉族士大夫的尊重与推崇、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大力推行孔孟之道并礼遇士大夫。这种说辞固然会为康熙所欣然接受，但很有可能不是事实。在现实中活不出个人样的中国文人，喜欢沉浸在白日梦里意淫。有众多证据表明，康熙皇帝鄙视满洲人与汉族士大夫诗文唱和的情趣追求，特别讨厌他们学习汉族文化，坚持骑射武功为满族之根本国策。
他多次训谕自己的儿子们，“我们这些上等人，要时时训诫，防止沾染汉族习俗。历史上，金、元时代，渐渐汉化，竟变得像汉人一样，我对此深深警鉴，并屡屡告诫你们，这实在是我朝最首要的事务。对此，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庭训格言》第95、52页）对满族大臣，他说得十分坦率：“为国家长治久安考虑，满洲人决不可学汉人”，“文臣中许多人希望我学习汉族习俗。汉族文化有什么难学的？一入汉俗，便大违祖宗明训，我誓死都不会去做”，“我身边的这些儿子，若有人沾染汉族习俗的话，我决不会饶过他，有祖宗成法在，就是想姑息也难”。（《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页）
在这种心态之下，他的确只会推行孔孟之道，来维护他一家一族的利益，而不会为这个国家民族的长远考虑，去提倡什么科学。
对于汉族士大夫，他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可能也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有多少宽容仁慈的成分，实在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疑问。康熙十八年，他曾经痛骂汉族官员：“大小汉官凡事推诿，满族官员做的好事，他们都要归功于自己，事情搞砸了，就推给别人。满汉官员在一起谈论事情，往往不能和衷共济。汉官总说满官偏执，若汉官真能出以公心，满官岂有不从之理。”（王先谦《东华录》卷二十四，康熙十八年八月）
最能表达他真实体会的，应该是康熙五十五年八月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康熙与他的子孙之间，因此特别坦率。当时，康熙已经六十三岁，他告诫自己的子孙：“汉人人心不齐，不像我们满人、蒙古人那样数千万人一心一意。我治理这个国家多年，深知汉人之所以难治，都是因为他们不能齐心的缘故。国家太平的日子久了，你们一定要居安思危。”（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五十五年八月）
皇太极时代，文臣在内廷办公的地方称为“书房”。康熙皇帝亲政后读书的地方，叫“南书房”，位置在乾清门内西侧的朝房里。康熙皇帝先后选拔了一大批文臣入值南书房。表面上，这里只是皇帝读书写字、讨论经史的地方，实际上，有着很深的政治考虑。
当时，诸王贝勒推举皇位继承人的制度已经在事实上废止，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还在发挥作用，在许多国家事务的决策上，对皇帝仍然具有钳制作用，这可能使康熙皇帝很不爽。于是，当这些文臣入值南书房之后，便成了他事实上的机要秘书班底。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通过皇帝直接下发诏旨的方式，避开了王公大臣议政制度的牵制，使皇帝逐渐向独操权柄方向靠近。而那些心有灵犀的文臣，也兢兢业业地帮助皇帝暗度陈仓。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陆续被皇帝提拔为部院甚至内阁重臣，致使入值南书房，成为当时汉族士大夫最高的政治追求与梦想。
最后，南书房终于过渡为雍正朝及其后来的军机处，并最终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在事实上被废止。就此，大清朝终于蜕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极权专制政体。这些，都是在康熙皇帝仁慈宽厚的政治秀中，逐步实现的。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在康熙皇帝指导下，发生了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少年时代就以才识过人而闻名乡里。康熙亲政后，戴名世只是个秀才，曾经被破格任命为知县，他没有接受，自己卖文为生。他为人坦诚，说话直率，一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有点儿怕他那张嘴，也就自然有些恨他。康熙四十八年，已经五十七岁的戴名世参加会试，结果一举考中第一名，并在殿试中仅次于状元，成为当年的探花郎。于是，进入翰林院，授职编修。
戴名世进入官场之后，不改书生本色，仍然不大会看人脸色，实话实说，出语惊人。当时，老先生已经快要六十岁了，一辈子就这样过来的，实在是要改也难。结果，他成了官场上特别不受欢迎的另类。偏偏此人名气太大，寻常拿他没什么好办法。于是，大家便“力挤之”，希望把这个不受欢迎的同事挤出朝廷，让他回家玩儿去。
这些人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戴名世政治上反动的证据——
三十年前，戴名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是记录几个南明政权垮台的历史。既然是写这一段历史，他自然就使用了那些政权的年号。结果，被这些小人翻腾出来，指控他妄图否定大清朝的正统地位。这戴名世生在清朝，长在清朝，考的是清朝的官职，他的文章里，只是意图写出那些南明政权，是如何由于“乱贼误国”而导致垮台的史实，希望以此警示后人，的确看不出反清复明的意思。他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生在盛世，居然要为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获罪。他更加没有想到，仁慈宽厚的康熙皇帝竟然会为没影的事儿而雷霆震怒，把他视为禽兽不如的乱臣贼子，下令要彻查严办。
就这样，先后有一百多人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来。刑部官员经过几个月的严刑追逼，确定这是一桩相互勾结的大逆不道罪案，属于十恶不赦范围内之大罪。于是，拟定了许多人分别凌迟处死、斩首示众、发配为奴的处理意见。
到康熙五十二年，经过一年多的反反复复，终于最后定案：戴名世从宽处理——斩首，已经死去的一位学者开棺戮尸，其他一百多人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为奴的为奴，最轻的三十二位官员，也都受到了降级撤职等处分。由此，为雍正和乾隆两朝愈演愈烈的、文化上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的黑暗时代，开启了恶劣的先例。
就在戴名世一案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刻，江南乡试——高考作弊案又闹得沸沸扬扬，读书人从大闹学宫开始，一直闹到两名最高地方官员互相弹劾。这是当时最有名的两位封疆大吏，他们之间的纠葛，涉及当时最敏感的问题，到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程度。一时间，全国为之震撼，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康熙皇帝，希望知道皇帝会怎样处理如此棘手的难题。
事情是从一桩考试作弊案开始的。
当年九月九日，江南乡试放榜后，引起一片哗然。原因是，中榜者大多是盐商或官宦子弟。苏州考生近千人，只录取了十三名，除一人之外，其他入选者都十分可疑。随后，有消息说，其中至少有五人是给考官送了钱的。当时，主考官是都察院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是翰林院编修赵晋。考生们写了一副对联，曰：“左丘明有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国家考试场所的大门上，有人将“贡院”两个字增减笔画，改写成了“卖完”二字；扬州考生将左必蕃的祠堂拆毁，以发泄愤怒。九月二十四日，终于发展到了顶点：上千名考生抬着财神像浩浩荡荡来到教育管理机构，将财神爷像和孔圣人像放到了一起。
康熙皇帝在收到的报告上批下了五个字：“可羞之极矣！”遂派出钦差大臣前去查办，并命令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会同查办。
谁知，案子刚刚开始查，就演变成一督一抚两位封疆大吏之间的殊死战。原因是，案子牵涉了两江总督噶礼。
当时，通过复试，查出确实有被录取者作弊，作弊者不但文理不通，就连卷子都是枪手代考的。审讯中，作弊者供认了行贿作弊的过程。结果，发现有三百两行贿的黄金下落不明。继续深究时，一个叫李奇的家伙当堂招供说，那三百两黄金是行贿给了两江总督噶礼，会同办案的主审官一下子成了犯罪嫌疑人。当着钦差大臣的面，噶礼怒不可遏，下令将李奇乱棍打死。就在衙役们抄起大棍时，江苏巡抚张伯行坚决制止，会审公堂一时几乎变成全武行。随后，在那李奇家里搜查出银两。李奇大叫“陷害”，坚决予以否认。至此，案子变得扑朔迷离，复杂万分，显然已经无法继续往下查了。
几天后，噶礼和张伯行的奏疏分别到了康熙皇帝手中。张伯行弹劾噶礼，在此一案中收受贿赂五十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几千万元人民币。张伯行说那噶礼“卖官、卖法兼卖举人”，可谓罪恶累累。噶礼则弹劾张伯行“猜忌糊涂”，眼下正在查办的戴名世《南山集》在苏州就印了三千册，张伯行并不查办等等。弄得康熙皇帝也不识就里，只好下令将二人一起停职，以便钦差大臣放手查案。
结果，没有几天，从江南织造曹寅那儿，送来了秘密报告，说是被牵连进案子里的两个县官，一个翻供，一个上吊自杀，江南人民纷纷传说是杀人灭口。那两位钦差可能是害怕案子拖久了不知还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于是便草草结案，建议皇帝将涉案人员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流放的流放，该抄家的抄家。对于噶礼和张伯行则是这样判定：二人互参，查无实据，是属虚妄。张伯行无端弹劾总督，导致二人互参，所以，噶礼降一级使用，张伯行革职流放。
这个报告还没送到皇帝手上，江南地区已然是群情激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两个钦差大臣根本就是一对浑账，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曹寅在给皇帝的秘密报告里告诉康熙：此次，钦差大臣在江南地区的名声受到极大损害，人人都认为这个判决是糊涂徇私的结果。眼下，已经有大批士子、百姓聚集在江苏巡抚衙门，为张伯行申冤请愿。
康熙皇帝随即发布指示，斥责钦差大臣草率，认为必须将一督一抚的互相弹劾一案彻底查清。朝中重臣们开会商量后，建议皇帝仍然让二人继续审查。皇帝认为不可，此二人已经不堪信任，另派两名重臣前去审理。
这两位重臣在盛夏时节，来到江南，于挥汗如雨的酷暑之中，走马灯一般审理案情，煞有介事。大家一看，觉得挺像那么回事儿，应该是有一个公正了。谁知，判决一出来，竟然比前一个判决惹出的众怒还要大。原因是，这次判决中，对考场舞弊一案的涉案者一律从严从重处理，然后判处噶礼与此案无关，张伯行诬陷帝国重臣，应该撤职查办。
此时，皇帝两派钦差，历时一年，查办的结果，除了噶礼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没有天理，甚至认为，根本就是康熙皇帝在袒护贪官。
曹寅又一次紧急呈递秘密报告，称：江南地区民心不服。第一次判决时，张伯行从扬州返回苏州，数万扬州民众担心张伯行被人谋害，沿江列队保护，苏州人民则扶老携幼携带瓜果饭食沿途奉献兼作保护，场面极其壮观感人；如今这第二次判决下来，张伯行回苏州候旨之际，整个苏州家家焚香遮道，为张伯行祈福，从枫桥到葑门，张伯行经过之沿路二十余华里，人山人海，拥挤不可行。谁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颠倒黑白的判决，人们认为不是皇帝袒护贪官，就是贪官勾结蒙骗了皇帝，否则，不会有这么离奇的判决。
其实，百姓们的判断很有道理，事情还真的和皇帝有关。两拨钦差大臣捣糨糊、弄出一本浑账，原因特别简单——皇帝态度暧昧，他们摸不清楚皇帝的底牌，只好委屈张伯行，做出有利于噶礼的判决。原因同样特别简单：噶礼是满洲勋贵的后代，皇帝对他比对张伯行要亲近信任得多。
这噶礼不是一般人，他的曾祖父是努尔哈赤时代赫赫有名的开国五大臣之一何和礼。噶礼本人也极受皇帝赏识，因为在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正当前线军粮不足，即将影响军心士气时，噶礼及时将粮草送到了前线，从而保证了战事的顺利进行。此事，给皇帝留下至深之印象，认为他勤敏能干、忠诚可靠，很快就将他提拔为山西巡抚。从此，这家伙贪赃枉法，纵容部下盘剥百姓，把山西人民坑得不轻。《清史稿》说他：“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就是说，这厮主政山西几年，山西老百姓被他搜刮得痛苦不堪。
康熙四十二年，皇帝西巡太原、西安。噶礼驱赶着山西百姓一直迎接到了河北省的望都县，花了三十多万两白银——约合五六千万元人民币，为皇帝修建行宫。迎接到康熙以后，他进献了四位美女给皇帝。康熙揶揄噶礼说：“怎么着，想给我使美人计是不是？把我当什么人了？”（李光地《榕树续语录》卷十八，第828页）康熙虽然没有收下这些美女，有证据证明，从此以后，皇帝对噶礼是更加信任了。此后，凡是弹劾噶礼的监察官员，不是报告送到皇帝手中便没有了下文，就是不让继续追查，甚至还曾经将几位弹劾噶礼的官员撤了职。随后，大约是觉得山西太穷，不方便噶礼施展的缘故，在屡屡被弹劾“贪酷无比”之后，康熙皇帝将他升迁为两江总督，调到了天下最富庶的膏腴之地——江南，让他来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的鱼米之乡大展拳脚。
张伯行则是康熙一朝最负盛名的清官之一，其名声之大，差不多可以和汤斌、于成龙比肩。他比噶礼晚半年被派任巡抚江苏，在此之前，他是福建巡抚。其离开福建时，曾经发生了数万福建百姓拦住马路，哭着挽留他的景象。
来到江苏之后，张伯行很快就意识到，和这位噶礼在一个省里共事实在不好玩，于是，上疏皇帝，以年老体衰的名义，请求退休，求皇帝放归田里。皇帝批示说：“我知道你操守清洁，江苏重地，不得以衰病辞。”把他的请求驳回。就在张伯行进退两难时，发生了这场考场大案，把他身不由己地卷了进来。
十月五日，钦差大臣的判决结果送到朝中复议。帝国重臣复议的结论是：张伯行撤职，噶礼免议。报告呈递皇帝后，皇帝终于正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了：他先是把噶礼和张伯行各打五十大板，认为此二人互参是出于私心，实在可耻。随后，话锋一转，他认为钦差大臣担心噶礼权势显赫，所以不敢较真，害怕给自己招祸，也很可耻。再往后，皇帝明确指出：张伯行的操守天下第一，断不可参；这个判决，是非颠倒，同样可耻。皇帝下令，重新审议再报。
这回，帝国重臣们终于知道皇帝的底牌了。第二天，重臣会议后对皇帝说：皇上的评议极为精辟，天下臣民无不心悦诚服。但如何处理，重臣们还是没有定论。皇帝很英明地指示说：“张伯行居官清廉，天下共知，噶礼的操守，我没法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在江苏，噶礼有本事把江南的一半装进自己口袋。我自幼饱读诗书，要是这样的清官都不能保全，那么数十年读书有什么用！你们这些重臣明明知道张伯行是清官，为什么一言不发！如今，我说出来，你们才表示赞成，晚啦！”
十月十二日，全体朝官一致决议：将二人同时撤职，张伯行是否革职留任，请皇帝定夺。皇帝下令：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
就这样，号称操守天下第一的张伯行，好好地做着官儿，却无端地被贪官牵累，受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成了此案中的输家之一。
噶礼明明天下贪渎第一，却仅仅是被革职。而且，还不再追究其罪行。这简直是贪官污吏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好出路了，从此，他算是安全着陆，再也不必提心吊胆，他可以用他那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银子，幸福地享受生活了。于是，噶礼成了事实上的赢家之一。
而最大的赢家则毋庸置疑是康熙皇帝。
史书记载说，皇帝的圣旨下达到江南时，江苏百姓欢声如雷，人们纷纷书写条幅贴在大门上，上面大字书写道：“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在宣读圣旨时，曾经出现了数万人拜谢皇恩，齐声欢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壮观场面。半个月之内，有数万苏州百姓手持香火，集体跪在畅春园外，愿意每人各自减寿一年，献给皇帝，愿吾皇长命万年。
据说，福建百姓也出现了万众欢呼万岁的场面。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无法得知皇帝的反应如何。无法知道，面对此情此景，他心中是不是会泛起一丝不安？或者，他可能会一笑，说：这帮人，真是天下最好的百姓！他们真够可以的。
这里面，最叫人牵挂的，其实是噶礼的命运。《康熙起居注》记载说：这厮回到家里，享受了一年半的幸福生活。忽一日，他的老母亲竟然来到皇宫门前叩阙告御状，说自己养了个忤逆不孝的儿子。原来这厮派人在老太太的饭菜里下毒，要毒死他妈。悲愤的老人家还揭发了儿子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劣行。刑部报告皇帝：依大清律，噶礼需抄家后凌迟处死。康熙大怒，以至于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曰：“噶礼断不可留。当官就不是个好东西，又不孝，还有这么多劣迹。问问九卿，九卿虽然被问，谁敢说这家伙该杀？能这样说的人本身就是该撤职的人。满洲人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凡满洲应共杀之！”（《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随后，皇帝命令宽大处理，将凌迟处死改为赐令自尽。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康熙五十年前后，是个真正的多事之秋。两废两立太子发生在此期间，给康熙朝带来恶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在此期间。江南考场案和噶礼、张伯行互参案发生在此期间。在处理这些无穷无尽烦恼的同时，康熙皇帝受到后世无穷赞美的著名仁政——“永不加赋”也发生在此期间。
所谓“永不加赋”，并不是指永远不增加赋税，而是说，从康熙五十一年起，新增加的人口不再征收人头税。原话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而，在未来的岁月里，引发了雍正皇帝一项意义极为深远的赋税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巨大深远影响，至今还在发生极为重大的作用。目前，尚看不清后面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康熙皇帝有多少妃嫔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说清的话题，有名号的大约是六十七位。这个庞大的女性群体，为皇帝生出了五十五位子女。其中，有三十个儿子，二十五个女儿。就目前所知，在中国的高产皇帝中，宋徽宗赵佶以六十五个拔得头筹，唐明皇李隆基以五十九个位居第二，康熙皇帝的五十五个，只能屈居第三。
《清朝外史》第二篇关于康熙朝的记载中谈道：康熙的大学士张英备受皇帝宠信，他的一个儿子就是后来雍正与乾隆朝大名鼎鼎的张廷玉。张廷玉的弟弟也是朝廷重臣，据说，其夫人乃国色天香。一次，太后过生日，贵戚命妇进皇宫朝贺，他的妻子，出宫后虽然服饰依旧，却面目全非，被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原因是，康熙大帝对这位美丽女子一见钟情，他自己留下享用了。据说，汉族命妇不允许进宫朝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可能是为了维持皇家的尊严，保护皇帝的体面。于是，也就有了“脏唐，臭汉，鼻涕宋，邋遢清”一说。
在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往山坡上抛洒金银钱儿，为的是看那些脚踩花盘底高跟鞋的妃嫔宫娥前仰后合地争抢，以此作乐。
曹雪芹的祖先曹寅留下来的档案资料表明，到康熙皇帝晚年时，他还在江南搜罗美女以充实后宫。皇帝的大儿子四十多岁时，皇帝的小儿子们还在陆续出生。
曹雪芹说得没有错，盛世当中，除了门前那一对石狮子，干净的东西真不是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