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冬至后三日，云南竟然在隆冬时节“雷电雨雹风雪一时兼作”。按照古人的说法，这是千年罕见的灾祸之兆。
恰在此时，一个名叫查如龙的人来到云南昆明平西王府。这个人曾经做过南明弘光政权的官员。他呈递给了吴三桂一封血书，建议吴三桂起兵造反。血书中说：“天下军人和朝中大臣都在期待着王爷带领他们重整河山。王爷是汉人，当年的事情出于迫不得已，今天，夺取天下的关键就在王爷手边。只要您登高一呼，天下就会响应。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清朝野史大观》卷五，上平西血书）
这位自以为看清了天下大势的读书人，万万没有想到，平西王爷吴三桂竟然一根绳子把他捆送到了北京。结果，此人被朝廷凌迟处死。
他可能更加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大清云南巡抚，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大明崇祯皇帝的三太子就藏在自己身边，三十年忍辱负重为的只是这一天。他宣布脱离大清，建国号为“周”，自称奉旨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命令全军剪掉辫子，改穿大明军服，誓师直捣燕山云云。
吴三桂又一次面临水深火热的局面：只不过，前一次在山海关时，火炉上被煎熬的是他自己；而这一次，是他把他自己、他的家人部下和天下生灵一起推进了火坑。
关于康熙盛世的说法，我们已经听得足够多了。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观察，这种看法肯定是能够成立的。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政治中，大约有三百多位皇帝，就他们的文化素养、政治才干、心胸、眼光、意志力、对国计民生关注和付出的努力诸方面判断，康熙皇帝玄烨即便不是最好的，也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或者是首屈一指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康熙时期是一个完美的时代，也不意味着玄烨本人就是一位无懈可击的政治家。学者王家范先生曾经准确指出：大清仍然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缺陷、提高人民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王家范《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
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尽管康熙皇帝曾经与困扰帝国之痼疾——贪官污吏们进行过坚定的斗争，但那仍然是一个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的时代。玄烨是一位具有相当高学识素养的皇帝，他的科学知识可能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高的，但在他执政的五十多年岁月里，并没有能够开创出一个科学昌明的伟大时代，并且，仍然制造过恶名昭著的文字狱。他对于国家安宁、人民福祉付出过真诚的努力，但从全国的情形看，当时人民生活远没有后世一些学者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好。
从总体上看，应该说，康熙皇帝本来有可能远远超越于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之上，从而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但是，非常可惜，他没有做到，他没有能够完成那个升华过程，没有能够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上，给他的祖国与人民带来任何新鲜的东西，而他其实是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
有人曾经根据江南地区的棉花、粮食产量，应用现代数理方法推算该地区乃至中国的生产与经济规模，甚至计算出了康熙年间的GDP与人均收入。在统计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进行这种计算尚且存在数据采集和计算口径上的诸多风险，对三百多年前混乱不堪的数据居然能够进行如此大胆的推算并得出更加大胆的结论，作者的勇气的确令人无话可说。事实诚如王家范先生所说的那样：假如初始数据是根据收成好的年景选取出来的话，这种推算即使不能说是一堆数字垃圾，其具有多大的价值也实在令人怀疑，更不要说还有全国各地之间的巨大差异。
大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扳倒鳌拜之后不久，玄烨就命令户部，将直隶即今日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前明废藩的土地全部无偿交给老百姓耕种。我们知道，明朝中晚期，皇室、藩王、外戚、勋贵、宦官们曾经在上述地区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甚至一度出现了京师之外，除了道路之外，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兼并的局面。这种情形必定是以众多百姓失去土地的深重痛苦为代价。如今，皇帝一声令下，一千多万亩土地无偿回到了农民手中。这项政策当时叫“更名田”，是康熙皇帝玄烨真正执政后的第一项德政善举。
在此前后，满族人的圈地运动，包括几年前鳌拜推行的圈换土地政策、汉人被迫投充到满族人家为奴的现象、官府到处缉拿逃人等恶政也陆续平息下来，并最终大体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应该说，这种情形和康熙皇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据说，在乾清宫皇帝御座边的柱子上，贴着一张条幅，上面大书三件事：三藩，治河，漕运。在其当时，这是摆在玄烨面前最为紧迫的三件大事，应该说也是那个时代实现国泰民安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三藩，指的是在大清帝国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三个汉族藩王：广东的定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本来还有一个驻扎在广西的恭顺王孔有德，他们是清初著名的四位汉族藩王。这个孔有德不走运，在平定广西的战争中，碰上了张献忠余部里最能干的将军李定国，结果在桂林攻防战中，不但额头中箭，城池也没能守住。最后，他让家人点火自焚，他自己也自杀死掉了。从此，只剩下了三位汉族藩王，也就是所谓三藩。
在我国历史上，但凡大一统的中央帝制政权建立并稳定下来之后，那些手握重兵重权的地方藩王和功臣就会成为一个大麻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说法，韩信被吕后派萧何骗进大汉皇宫钟室就死前，说的就是这句话。一般说来，中国帝制传统下的君主，很难容忍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这种人的存在，与帝王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是不相容的。打天下时，为了刺激他们玩命干活，需要名位上的奖励；天下太平之后，这种人就成了威胁皇家利益、破坏安定团结的最大因素。刘邦临死前，之所以要和诸臣杀白马盟誓，不许再封异姓王，就是因为他已经勘破了其中的奥妙。
其实，不要说异姓王，到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时，为了削夺刘家子孙的王权，也都是在人头滚滚落地之后，方才实现的。到了大明朝，朱元璋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在全国各地。他死后仅仅四年，握有重兵的四儿子朱棣便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从此，大明对藩王的权限作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只许吃喝玩乐，不许拥有军队，不许干涉地方事务，甚至不许走出王府所在城市的城门等等。
大清朝立国之初，大约是还没有领教过这种势力的厉害，于是，一口气封了四位汉族异姓藩王。
事实上，在进军全国的过程中，这几位汉族藩王统率的军队，可能比满洲八旗的兵员总数还要多。说大清朝的天下有一半是他们打下来的，应该不算过分。前面谈到的那位孔有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广西地区大体平定下来以后，孔有德曾经上书皇帝，谈到自己满身如同刻画一般的伤疤，一到风雨时节，便痛不可当，几次昏死过去。且自己生长在辽东，不习惯南方水土，因此，希望解甲归田，安度晚年。皇帝不许，因为南方还没有彻底平定。结果，还真让皇帝说中了——
不久，李定国便打到了桂林城下，这位孔有德也就此丢掉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另一位王爷尚可喜也曾经两次请求激流勇退，由南方返回辽东居住，但同样因为南方战局未定而被朝廷拒绝。在这个意义上说，最后酿成三藩之乱，中央政府还真的有不小的责任，很难完全排除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嫌疑。如今，天下大体太平，于是，三藩就成了问题。特别是吴三桂，远在西南边陲，山高皇帝远，实力又发展得特别大，已经成为皇家的一块心病。
谈到吴三桂的历史，实在是头脑错乱、整个一个稀里糊涂的话题。
面对这个话题，应该感到尴尬的不单单只有一个吴三桂，还有所有愿意正视这一段历史，同时智商指数还不算太低的人。
以往，吴三桂受到了不少痛骂，这些骂声并非毫无道理。当人们把他骂成是“汉奸”、“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等等时，如果是出自晚明前清时代的文人之口也就罢了，毕竟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明朝遗民，心中藏着深深的隐痛。若是出自当代人之口，问题就出来了。在把吴三桂骂得狗血淋头时，这些人似乎已经把国家与民族利益扔到了脑后。道理很简单：假如吴三桂与李自成联起手来，将多尔衮与大清铁骑打回到山海关之外的话，中国还会是今天的中国吗？
翻开历史地理书籍和历史地图集，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大明帝国最大时，其有效控制的国土面积大约在五百万平方公里上下；到明朝末年，能够有效控制和管理的则只有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左右。大清帝国入主中原之后，其有效控制和治理的国土面积，最大时曾经达到过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即便经过晚清时节的丧权辱国，中国国土面积仍然保留下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如果不是吴三桂打开天下第一雄关，有谁能够告诉中国人——那已经烂透了的大明朝、刚刚进入北京就开始烂的李自成，还有那位差一点就把四川人杀光了的张献忠等，还会做出些什么惊世骇俗的事迹来？
如果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挑战大明帝国，今天可以被颂扬成“为多民族祖国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丰功伟绩”的话，应用这种逻辑，吴三桂的功绩可能比他大得多。因为，这种讨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而不是多重标准的胡扯八道。
其实，谈论吴三桂，可能从人性的角度入手才是最好的切入点。
一位并不是很了解吴三桂其人其事的女士，在听我介绍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直至最后身败名裂的故事后，沉默片刻，便断然评论道：“所有的女人都会渴望这样的爱情！”假如她的话真能够代表占人类总数50％的女人，我们就势必需要反省：以往，中国人在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是不是太缺少人性的考虑了？
当一种制度与文化，时不时就要把人逼到去选择是要自己合法的心爱女人还是要父亲，是要这个女人与父亲还是要地位、前程与名誉，是要活着还是要死去时，需要批判和反省的难道不是这种制度与文化吗？或者换句话说，陈圆圆被人家抢走之后，一定要吴三桂去向抢人者致敬，并鞍前马后地做这个人的马仔，才是应该被肯定的吗？显然，对吴三桂的诅咒和这个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吴三桂的问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冲突与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分裂问题，吴三桂的矛盾挣扎，是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与变迁中，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与挣扎。缺少解决这种矛盾的观念与机制，是酿成我们民族中许多出类拔萃人物命运悲剧的根源。显然，吴三桂是一个本来出类拔萃，却不幸被时势、制度与文化逼着走向了反派的悲剧人物。
可以断言的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过去历史上此类悲剧层出不穷的原因，今后，若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这样的悲剧还会层出不穷。
现在，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三藩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问题是对眼下的三藩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皇帝，他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过于复杂而重大的问题。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乾清宫中绕殿徘徊，一个人对着那张条幅发呆，犹豫彷徨，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流离，残破不堪的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一切的一切都在百废待举。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条件下，若能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实现杯酒释兵权，可能是解决三藩问题的最好办法。无奈，皇帝预备这样做，三藩却没有交出兵权、回家安享富贵的觉悟。或者，皇家翻脸无情、政治上翻云覆雨他们见得太多了，没有人敢相信皇帝的诚意。这种情形可能是酿成三藩之乱的部分心理因素。
后来，曾经有学者考证大清朝满汉开国功臣的身后故事，发现除了三藩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功臣的后代基本都生活幸福，许多人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都在安享荣华富贵。于是，感叹三藩见不及此，结果，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自己也身败名裂、断子绝孙。言下不胜嗟叹。
据说，洪承畴在平定西南、返回北京之前，吴三桂曾经请教他：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的回答是：“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刘键《庭闻录》卷三，第8页）——只要云南不安宁，他吴三桂的地位就不可动摇。此后，云南大事小事不断，不是土司叛乱，就是边境报警，搞得朝廷一年数惊，真的没人敢轻言撤兵减员了。有记载说，顺治十七年时，大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百七十五万两白银，而当年供应云南一地的官俸军饷就要支出九百多万两。到康熙十年前后，国家财政收入约两千万两左右，三藩的开支仍然居高不下。时人评论说：吴三桂挟边事自重，因为害怕兔死狗烹，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已经全然不顾国家劳民伤财了。（《庭闻录》卷四，第10页）当时，还有人说：吴三桂有向外省委派官吏的权力，以至于竟有“西选之官几遍天下”一说。（《明清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但是，不管怎样，到康熙亲政之后，昔日开国之功臣，已变成今日国家之大患。三藩问题肯定令玄烨忍无可忍、寝食难安。而吴三桂，于功成名就之后，全无家国之情怀，为一己之念，不惜将刚刚熬过半个世纪战乱、正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大半个中国再一次推入战火，就凭这一点，纵然他有千条万条理由，也够得上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了。
康熙十二年三月，七十岁的定南王尚可喜上疏康熙皇帝，请求允许他带领一批年老的部下返回辽东老家海城居住，王爵由长子尚之信承袭，继续镇守广东。康熙接到奏疏大喜，立即命令众臣商量处置办法。最后，决定借机撤藩，同意尚可喜归老辽东，并以父在不能由子承袭为由，命令全部撤回。
这个决定做出后，吴三桂与耿精忠也相继上疏，请求撤回安置。吴三桂的一位谋士建议他，不管别人怎么说，决不要自己提出撤藩，免得授人以柄。据说，吴三桂怒吼道：“我就是说了，皇帝也决不敢真撤，我就是要自己提出撤藩，消除他的怀疑。”他可能真的没有想到，刚刚二十岁的康熙皇帝竟然会断然下令，全部撤藩。皇帝的理由是：“吴三桂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现在是撤他要反，不撤他也要反，不如先发制人。”随后，正式下达撤藩令。八月二十四日，派专使前往昆明、广东、福建，命令三藩所有官兵及其家属全部北上，同时，要求各有关部门着手解决安置事宜。
吴三桂可能是在接到皇帝的撤藩诏书后，立即下定了起兵造反的决心。从史料中看，吴三桂下这个决心和他的一个判断有关——大清朝的开国雄杰已经凋零殆尽：多尔衮、多铎病死了，代善、济尔哈朗老死了，阿济格、豪格、苏克萨哈让他们自己杀死了，鳌拜在大墙里面被幽禁死了，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洪承畴、范文程老病而死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死的死老的老，即便不死，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大约也在和自己想着同一件事情……放眼天下，哪里还有能够抗衡自己的强力人物？
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常年住在北京，其夫人是康熙的姑母和硕建宁公主，实际上等于是人质。吴三桂派人秘密入京，准备接应吴应熊出京。同时，他一边假模假式地和康熙皇帝讨价还价，抱怨中央政府安置自己的土地太少；一边和皇帝特使约定起程时间；一边封锁了云南进出内地的险关要塞，一切人等只许进、不许出，违令者一律就地处死。
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吴三桂下令起兵，并杀死誓死不肯参与叛乱的云南巡抚朱国治。这个朱国治曾经在江南为官，素有酷吏之称，名声很糟。此次为吴三桂所杀，遂成就了他的忠义美名。
十二月一日，大清云南同知刘昆当面痛骂吴三桂“在明亡明，事清叛清，两朝乱贼，天地不容”，吴三桂还是率领二十万大军，揭起北伐的叛乱之旗，终于把他自己定格成了一个乱臣贼子的形象，从此，再也没有可能洗脱这个恶名。
二十一天之后，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反对撤藩的官员如索额图坚决主张杀死力主撤藩的明珠等人，“以正国法”。明珠等人惶恐无地，不知如何是好。康熙皇帝此时的表现坚定坦荡，极有担当。他对群臣说：“其他人没有罪，这是我的主张。”并说，“我从小就知道，三藩的势焰越来越大，不可不撤。怎么可能因为吴三桂造反就诿过于人呢？”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号称明君，却在“七国之乱”时，杀死力主削藩的晁错，从而铸成千古大错。如今只有二十岁的玄烨，具有如此磊落之胸襟，比较起来高下立现，的确是不同凡响。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曾经率领大军打到了南京仪凤门外。当时，玄烨的父亲福临惊惶失措，一度准备放弃北京，退回到山海关外去，受到孝庄皇太后的严词呵责。后来，顺治皇帝又拔剑砍剁御案，准备御驾亲征。当时，顺治皇帝福临已经二十二岁。如今，康熙皇帝面对的局面比当年复杂危急得多，他的表现，也比他的父亲出色得多。
据说，在大军出征的仪式上，康熙皇帝亲自将大军送出西长安门，然后，他立马久久目送，直到大军的背影消失在远方。
长达八年的平三藩战争，就此拉开大幕。
值此战云密布之际，康熙皇帝的身边又连续发生了两次未遂暴动。一次，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里。当时，一个名叫杨起隆的江湖人士，自称是崇祯皇帝的三太子，秘密集结了一千多人，准备元旦那天，刺杀康熙，并在京师举行反清复明大暴动。事情虽然被扑灭，却也搅得北京城人心惶惶。
另一次则是发生在天子脚下的京畿地区。河北总兵蔡禄是郑成功的老部下，投降后被任命为河北总兵。此次，南方烽火遍地，他便准备起兵响应。虽然这次兵变还没有发动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却足以令人心惊。
到康熙十三年四月，整个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福建六省全部落入叛军之手。全国形势异常动荡不安。
偏偏在此时，吴三桂犯了一个绝大的战略错误：他没有乘军事上连连获胜之机，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直上中原，却在长江边上勒马观望起来。从此，他再也没有能够跨过长江。后世学者谈到这个原因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吴三桂深知自己在长江以北地区名声太糟，担心过江后处境尴尬；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吴三桂担心自己逼得太紧，会断送扣在北京的长子和长孙的性命。因此，他才会放还一直扣押在手中的皇帝特使，让他们带信给康熙皇帝，表示愿意划江而治、“裂土罢兵”。
结果，吴三桂想要保住子孙性命的想法，反而断送了他们的性命。康熙皇帝接到吴三桂的书信后，立即召开会议。他不顾悲痛欲绝的嫡亲姑姑和硕建宁公主的苦苦哀求，决定公开处死自己的姑父和表哥，即吴三桂的长子和长孙，以示决不妥协、不共戴天之决心。
据说，吴三桂得到一子一孙被处死的消息时，正在吃饭。他大惊失色，推翻饭桌叫道：“想不到皇帝小小年纪竟能如此行事！事情无可挽回了！”如今，他只能和小皇帝拼个鱼死网破了。但此时，他已经错过了将战火烧到敌人土地上的最好时机，只能在已经占据的土地上展开殊死战。
对于康熙皇帝来说，康熙十四、十五两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严峻、最为难熬的时光。前一年底，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镇守平凉的陕西提督王辅臣加入叛乱，北京侧后翼的战略后方立即呈现不稳态势！更糟的是，偏偏在此时，蒙古察哈尔部的布尔尼趁八旗劲旅南下、京师防卫空虚之机，发动叛乱，帝国真正的战略后方燃起大火。据守台湾的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登陆福建，也加入了战团；甚至有消息说，属国朝鲜也想借此机会复仇雪耻，并且可能已经派出信使前去联络郑经。盛京沈阳和北京城里谣言四起，人心大乱。康熙皇帝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此时，一个措置不当，他不但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届时，就是想退回辽东的深山老林也都由不得他了。
王辅臣有一个外号叫马鹞子，是当时名气极大的一员猛将。他的臂力、武功、马术据说达到了神勇的境界，已经可以和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相媲美，号称勇冠三军，以至于当时没有哪个将军敢于和他对阵。他曾经是吴三桂的部下，深受信任和倚重。
四年前，王辅臣被康熙皇帝调离云南，提升为陕西提督，出镇平凉。在其上任前，康熙皇帝亲手把一支蟠龙豹尾枪赠送给他。这是康熙皇帝的父亲顺治皇帝留下来一对枪中的一支。康熙皇帝很动感情地对王辅臣说：“这是先帝留给我的，我每次外出必定把它列于马前，以记住父皇的恩德。你是先帝的臣子，我是先帝的儿子，其他的东西都不值得珍视，就把这枪送你一支。你见到这支枪就好像见到了我，我见到留下的一支，就好像见到了你。”当时，王辅臣跪在地上泪流满面，表示将肝脑涂地，报效皇上。如今，就连这样一个人居然也参加了叛乱。
当时，王辅臣的儿子在朝为官。康熙皇帝将其招来，让他回到父亲身边去。康熙皇帝说，他不相信王辅臣会真心背叛，自己对他将一如既往，绝不食言。据说，王辅臣听到儿子转诉了皇帝的话之后，痛哭失声,从此，首鼠两端、进退失据。他接受了吴三桂送来的军饷和封号，却并没有进攻陕西。在拿下战略要地秦州即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之后，毁掉陕甘两省交界处的凤县偏桥，然后，就返回平凉去了。
此举意义重大非凡。继吴三桂勒马长江之后，王辅臣叛而不攻，再一次给了康熙皇帝极其宝贵的从容调度时间。
这时，玄烨的老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给他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图海，是一个曾经坚决反对撤藩，但却很能干的满族官员。孝庄太皇太后告诉玄烨，用这个人，必可克敌制胜，定能打败察哈尔部的布尔尼。
布尔尼是察哈尔林丹汗的孙子。他的父亲归顺大清后，被册封为和硕亲王。后来，他几次违约背信，不按规定进京朝觐，结果被削夺王爵，软禁在北京。布尔尼便承袭了王位。此时，他听说为了对付吴三桂，北京已经没有兵力防守了，便煽动奈曼等部落谋叛，想趁火打劫，攻进北京，抢回父亲。
当时，北京确实已经无兵可调。谁知，康熙任命了图海之后，这家伙在几天之内，居然将满洲八旗人家中的青壮家奴组织成了一支三万人的大军。图海动员这支大军参战的方式，和当年努尔哈赤组织八旗铁骑时的思路一模一样——他告诉这帮家伙：布尔尼是林丹汗的孙子，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当年，大元帝国最后一个皇帝逃离北京时，把全中国最珍贵的宝贝都带走，传给了林丹汗。布尔尼的父亲归顺时，皇太极恩准他保留下了那些东西。如今，都在布尔尼手里。图海说：他早就苦于没有机会拿到这些珍宝，如今上天终于把这些宝贝送到诸位眼前来了。他向大家保证，皇帝已经同意，拿到这些稀世之宝后，将全部分给作战勇敢的巴图鲁（勇士）。
结果，这批家伙被他煽动得嗷嗷叫，恨不得立刻就找到那个倒霉的布尔尼。就这样，图海连军需粮草都不准备，就带着这帮恶虎昼夜兼程地扑向布尔尼。他们一路上统统靠抢夺经过州县的粮草维持军需。碰上布尔尼的大军之后，没有任何悬念，一仗就把布尔尼的部队打得尸横遍野。布尔尼本人只带三十余人逃出战场，又迎头撞上了科尔沁部支援大清的部队，结果一个没剩地被消灭干净了。
一般说来，像三藩之乱这样的叛乱，最怕旷日持久的相持。一旦进入这种情势，只要政府不犯错误，政府军一方广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优势就将逐渐发生作用。如今的吴三桂就陷入到了这种境地之中。
到康熙十六年，曾经来势凶猛，蔓延到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福建、广东、江西、浙江、陕西、甘肃十一省的叛乱，已经被压缩到了云、贵、川、湘、桂西南五省内，并且，在北、东、南三个方向陷入重军重围之中。吴三桂可能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初自己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热烈场面，怎么就会在几年之中，变成了一哄而散的局面？终于，他不想再等了，他要当皇帝了。
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登基称帝。他宣布建立大周国，定年号为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然后，任命了一大堆的大学士、尚书、大将军等等。此时，这位“大周昭武皇帝”已经六十七岁。
八月十六日，康熙皇帝召开军事会议，二十五岁的青年皇帝有些按捺不住自己了。他第二次提出，准备御驾亲征。第二天，大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八月十七日，吴三桂病死在湖南衡州那简陋的临时皇宫里。死前，他甚至没有来得及等到他十四岁的孙子，从昆明前来接班。
三年后，大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十七岁的孙子在昆明自杀。十一月十四日凌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京城黎明前的静谧——三藩之乱最后荡平的捷报传入北京。
在这场历时八年的大动荡中，尚可喜誓死不叛，被他的儿子尚之信软禁起来，曾经试图上吊自杀未遂，后来在忧愤中病死；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先是响应叛乱，后来又想退出叛乱，被吴三桂派兵杀死；尚之信参加叛乱后，见势不好，中途退出，叛乱平息后，被康熙皇帝下令赐死；耿精忠比尚之信更早参与叛乱，后来，和尚之信一样中途退出，叛乱平息后，与他的部下二十余人被分别凌迟处死或斩首；王辅臣只叛不攻，后来接受招抚，日夜忧惧，曾经与妻子一起上吊自杀未死。昆明被攻克之前两个月奉命进京，走到西安时死去，死因不明。
这些骄兵叛将死则死矣，没有太多人愿意关心他们的下落。倒是有一个人的生前身后，似乎牵动着所有人的柔肠，她就是陈圆圆，那个可能在吴三桂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大影响的传奇女子。关于她的下落，始终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或发现。有一种说法，比较愿意为人所接受：据说，陈圆圆坚决反对吴三桂发起叛乱，后来，见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就在吴三桂闹事之前几年，出家进了佛门或者是道观，三藩乱起后，不知去向。如今在贵州和云南地区，有不止一处此女的香冢和传说。没有人知道是真是假，却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怜香惜玉之优美情怀。
三藩之乱的平定，带来了另外一个始料不及的副产品，那就是这场大动乱催熟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
从史书记载上看，唐代以前，中国政府可能就开始了对台湾的经营。到南宋时期，台湾隶属于福建晋江，元明两代均在此设立巡检司。明末万历天启年间，荷兰人趁中国内政昏暗无暇顾及之机，占领了台湾岛。此后，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十八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与张煌言发动大规模长江口战役，先胜后败，遂于顺治十八年四月进攻台湾，郑成功敦促荷兰人“还我先人故土”，经过九个月努力，迫使荷兰人投降，夺回了台湾，并被明朝残余政权册封为延平郡王。康熙元年五月八日，正值英年的郑成功病逝，其子郑经接位。此后，郑经与清朝之间进行了十数年的博弈。
三藩乱起后，郑经立即响应，率数万大军在福建厦门一带登陆，迅速扩大战果。他并不听从吴三桂的指挥，不但抢夺清军的地盘，也抢夺耿精忠的地盘，然后，大量劫掠物资运往台湾。闹得耿精忠大为恼火，再也没有心思全力北上，反而要回过头来对付郑经。
到康熙十九年，三藩之乱已经接近尾声。郑经一样兵败如山倒，甚至一度差点儿被手下哗变的官兵擒献给康熙。于损失惨重之中，郑经仅带一千多人逃回澎湖列岛。康熙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时机，他趁重兵集中在南方之际，立即将解决台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此之前，为了休养生息，康熙不愿再动刀兵，因此多次派人与郑经接洽，主张和平解决，为此也确曾一再做出让步，答应郑经，只要剃发称臣，便可封为“八闽王”，安享富贵。郑经则坚持免削发，不登岸，仿朝鲜之例称臣纳贡，以小尊大。此议被康熙驳回，康熙认为郑经本是中国人，不可能允许他仿效朝鲜等外国属藩。到了三藩之乱平息之际，郑经也就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回旋余地了。
郑成功一世英雄，他的这个儿子却并不争气。当时，有一位居住在台湾的著名观察家记载道：这位郑经败退回台湾后，不思进取，似乎受了什么刺激似的，凡事全部交给儿子裁决，他自己“放纵于花酒，不预政事，而竟卜昼卜夜之欢”。（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八，第307页）就是说，这厮把国家大事扔到一旁，每天不分日夜地喝花酒。结果，康熙二十年正月，三藩之乱最后平定的前夕，在元宵节期间，郑经又一次行“竟夕之乐”，竟暴卒。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
此时，大清帝国的陆上武力相对强悍，水上军力很弱，在进攻金门与厦门时，甚至曾经要借助荷兰的船队。为了彻底收复台湾，康熙皇帝适时起用了精通海战的将军施琅，大力打造帝国海军。从而，收复台湾已经成了时间问题。
施琅是福建人，早在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成为福建沿海最大的走私与海盗头子时，他就追随郑芝龙纵横于海上。在此期间，郑芝龙娶了一位日本姑娘，生下郑成功，并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后来，郑芝龙接受大明帝国招安，成为大明沿海地区的重要官员。郑成功也从幼年起，便拜几位极为著名的大学者为师，其中包括号称江南文坛领袖的钱谦益，成长为一位亦文亦武的出色人物。
后来，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与父亲分道扬镳，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并一举收复台湾，成为备受崇敬的民族英雄。施琅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两代的重要战将。不幸的是，后来，郑成功与施琅之间发生摩擦，施琅逃离出去，其亲族多人被杀。因此，施琅坚持武力收复台湾，态度极为坚决。
后来，收复台湾的过程大体上可以描述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并没有多么离奇复杂。原因是，郑经死后，他的几个重臣冯锡范、刘国轩等人杀死他的长子，拥立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继位。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说来，但凡出现这种情况，也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反季节、反常规，出其不意地在台风季里对澎湖列岛发起攻击，与台湾第一大将刘国轩发生激战。从历史记载上看，刘国轩太过囿于常规，他寄希望于老天帮忙，以为会有台风来帮他吹翻施琅的战舰。于是，他下令自己的军舰全部躲进避风港，不许出战。结果，连续数日艳阳高照，风平浪静。就此，刘国轩失去战机。这一仗打下来，清军一共战死三百二十九人，受伤一千八百余人便解决了战斗。澎湖三十六列岛望风而降。刘国轩带仅剩的三十余艘船冲出港口，逃回台湾。
刘国轩回到台湾后，岛内已是风声鹤唳，军队大体失去了固守台湾的信心和斗志，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岛外逃，并且整船待发。台湾民众听说官员们已经准备逃跑，置人民于不顾，一时间民心大乱，谣言四起。岛内盛传军队要“大抢掠而去”，人们日夜惶恐不安。刘国轩见人心瓦解，事不可为，倘一意孤行，恐怕会有不可测之祸，乃力劝郑克塽、冯锡范放下武器。最后，大家终于选择了一条现实而理性的道路——求降。
公元1683年10月3日，是为大清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台湾安平港外海堤之上，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率领文武官员人等，在此迎接施琅率领的大清水师。从荷兰人占领台湾算起到这一天，时间过去了整整六十年。
除率军收复台湾之外，施琅的表现中还有一个令人称道的地方：在收复台湾的整个过程中，曾经有人担心他深蓄家仇私恨，会趁机大肆报复。从后来的发展看，他信守了以国以民为重、不计私怨的诺言，并在台湾后来的经营发展上，目光远大，表现出色，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爵，世袭罔替。
到北京后，郑克塽被授为正黄旗汉军公爵，冯锡范被授为正白旗汉军伯爵，刘国轩到北京陛见了康熙皇帝，被任命为天津卫总兵。据说，直到两百多年后，上述人等的子孙还在北京安享富贵。
这一年，康熙皇帝玄烨正值三十而立之年。台湾收复的捷报恰好是在中秋节那一天送到他手中的。为此，玄烨写下了一首对仗还算工整的七律，诗曰：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青年皇帝的文化素养、治国安邦的理想与情怀。从他一生治国实践看，应该说，他大体上是在按照这样的信念在工作着。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善于作诗、作秀的人物不在少数，一般说来，对此，历史并不买账。政治人物倘若于国于民没有功德建树，想靠作诗、作秀来赢得历史的喝彩，应该说不太容易。这可能是康熙皇帝玄烨受到当时与后世人们赞扬与尊敬的最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根据施琅的建议，大清帝国中央政府正式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首府设在今日之台南市，于府治设台湾县、澎湖列岛归台湾府直辖；于其南部设凤山县，就是今天的高雄市；于其北部设诸罗县，位于今天台南县佳里镇。宋、元时代，中央政府在台湾设治时均设在澎湖。现在，首次将台湾地方政府设于本岛。根据施琅的建议，中央政府决定，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两人，驻军八千人；澎湖设副将一人，驻军两千人。其下属编制均与内地相同。第一任台湾知府是镶白旗汉军蒋毓英，第一任台湾总兵官是正黄旗汉军参领杨文魁。
从此，台湾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当其时，在时年三十岁的青年皇帝领导下，他那庞大的帝国，在内部消除了最为重要的政治隐患，天下一统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然而，此时还远远没到欢呼盛世的时刻。
他脚下的土地疮痍满目，到处都是战争的创伤。
那条桀骜不驯的黄河，自古以来便如同悬在这个国家头上的利剑，没有哪一代帝王没有吃过它的苦头。从晚明时代天下大乱时开始，就很少有人去理会这条大河了。至康熙朝差不多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它几乎年年决堤。其时，几个县、十几个县、几十个县平地水深过丈，大地顿成泽国，人民或为鱼鳖，景象惨不忍睹。从懂事时起，康熙皇帝就知道，治理黄河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情，治理不好这条河的皇帝，就不配坐在皇帝的龙椅上。从古老得没有人能够说出年代的岁月开始，这个观念就深植进了这个国家的骨髓之中。康熙皇帝深知，治理黄河的凶险程度虽然不像平三藩那么大，其难度却是远远超过了平三藩！
然而此时此刻，他还不能全力以赴地对付这条大河。他必须全神贯注地将目光转向北方，转向白山黑水间的祖先故土。那里，闯进来了一群“来自北方的狼”。他们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并不缺少食物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在喝伏特加烈酒时，用人肉佐餐。当地的人们管他们叫“罗刹”，他们是一群效忠于沙皇的哥萨克骑兵。
事情的麻烦之处在于，他们不光闯进了北方的黑龙江流域，还在西北地区支持准噶尔部蒙古的噶尔丹，利用康熙皇帝平息三藩之乱无暇西顾的机会，得寸进尺，一步一步东向侵蚀，如今已经到了河西走廊边缘，开始威胁甘肃、内蒙古地区。
新的内忧外患正在向大清帝国逼近。
好在此时三藩之乱已经平息，台湾也顺利收复。康熙皇帝和他的大清帝国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可以也必须集中力量尽快消除这一内一外两大祸患。
康熙皇帝玄烨自幼熟读经史，此时已经继位二十二年。他可能对自己很不满意。因为，作为同样定鼎华夏的第二代君王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仅仅二十三年，却已经开创了辉煌灿烂的贞观之治，大唐盛世已经降临。而自己每时每刻还在忙于连年不断的战争。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别无选择。为了创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他必须全力以赴。
时年三十岁的康熙皇帝玄烨和他立国华夏四十年的大清帝国，在从头收拾河山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