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按照中国农历纪年为甲申年，按照生肖纪年，这一年是猴年。历书上说：该年“太岁方公，干木支金，纳音属水，九星五黄”。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李自成率领他那些饥饿的农民兄弟，杀回到他的老家陕西，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然后，势如破竹地开进了北京。
这一年，以崇祯皇帝吊死在皇家后花园（北京万寿山，即今日北京景山公园）为标志，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这一年，大清帝国几代人梦想了许多年的山海关，城门洞开，多尔衮率领大军在这里会合吴三桂，于一片石这个地方，打败声势浩大的李自成。从此，所向披靡地杀进中原，并迅速建立起全国政权。这个原来只有几十万人口、割据东北地方一隅的女真酋长土邦，终于成长为统治中国上亿人口达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在那山崩地裂的时刻，主导着改天换地的人物，就是刚刚当上大清摄政王七个月、时年三十二岁的多尔衮。
而事情却要从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那风雨如晦的最后岁月说起。
在大明帝国的最后十几年时间里，明清之间的对峙，在个人层面上可以看成是皇太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之间的博弈。皇太极于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九月一日继后金汗位，朱由检比皇太极晚一年，于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大明皇帝位。皇太极死于公元1643年即大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九日，朱由检比皇太极多活了半年多一点，死于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二人在位时间都是十七年。明清之间的势力消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两位最高领导者之间角力的结果。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朱由检是一位有太多小聪明，却对全局战略缺少总体把握和指导的皇帝。从个人品性上判断，他则是一位“图虚名而受实祸”的典型，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经典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直到为此丢掉国家的前途与自己的性命。
翻检现有明清关系史料，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明朝官方记载中几乎全部都是对清的战争，绝少有和谈的记录；而清朝官方史料里，则有大量希望双方讲和的实录，其中隐藏着特别值得玩味的玄机。
前清之际，东北地区地旷人稀，虽然富有人参、貂皮、东珠等珍贵山水土产，但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多数女真人不事农耕，因此，粮食布匹都不足以自给，必须依靠战争中俘获的汉人为奴替他们耕种，依靠明朝和朝鲜输入方能解决温饱问题。在辽东满汉互市有关贸易品种的记载上，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后金征服朝鲜时，特别注重抢掠与勒索粮食、布匹，也可以看出此种需求之迫切。自从后金与大明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女真人衣食两大生命线立即受到威胁，因此，必须通过战争来获取生活必需品。明清之间每次发生战争时，清军都要大量抢夺人口、牲畜，以及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甚至要将战俘和俘获的百姓的衣服剥光，其原因也盖出于此。
皇太极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篇讲话，激励自己的战士们：
“你们诸将士一定要奋勇直前，何必去争抢衣物？就算是得到一些破烂衣服，还不够一年半载穿用。如果大家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不是和我们讲和，就是败在我们手下。那个时候，就可以长久得到吃穿供应，大家就能够早日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皇太极将大清多次对明发动战争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
历史记载显示，皇太极曾经通过各种形式多次向大明帝国发出求和信息，至少十次以上。其中全部表达了希望双方罢兵息战，互相贸易，各安耕织，以享太平的愿望。经过多年战争，皇太极显然知道：通过战争抢掠，不如互市贸易；而通过互市贸易，不如迫使明朝输款供给。这是为什么明清之间每次战争都由大清挑起，皇太极又在每次战争之后，不论胜负，都主动向大明求和的最深层之原因。为此，皇太极还曾经主动降低谈和的条件与门槛。应该说，这里面不完全是阴谋与策略上的考虑。
遗憾的是，大明帝国君臣接受了五百年前“靖康之耻”后宋金议和的教训，谁都不愿被看成是秦桧的同伙。于是，在百战百败之余，硬是不肯接招，哪怕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不行，特别是袁崇焕被杀时，私下议和是一条重要的罪名。随着张献忠、李自成们的日益壮大，帝国便日益陷入腹背受敌、南北多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窘境。为此，一些有见识的官员曾经建议崇祯皇帝，以议和安抚后金，集中力量解除内忧。从当时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人对农民军作战的情形看，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不料，崇祯皇帝断然拒绝，严厉下令：胆敢言和者斩！满朝文武噤若寒蝉。
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攻下襄阳，杀死襄王。李自成则趁河南大饥荒之机，采纳李岩的建议，在起兵十几年之后第一次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结果，竟有数十万饥饿的农民踊跃加入到他的队伍之中。李自成军旋即攻下了河南重镇洛阳，俘虏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叔叔福王朱常洵。李自成下令将这位福王杀死，剁其肉，与鹿肉煮在一起，称为“福禄宴”。就此，中原战场格局发生根本性逆转。
同年八月下旬，明清之间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松锦大会战”接近尾声，洪承畴被围困在松山城内。十一月间，辽东地区下了一场大雪，运输极度困难。皇太极看到围困锦州、松山的清军粮草不继，于是，再次派人与明军接洽和谈。兵部尚书陈新甲鼓足勇气对皇帝提出议和的建议。到了这时，万般无奈的崇祯皇帝仍然不肯放下身段，他先是痛斥陈新甲，“切责良久”，然后，仍然以天朝上国之天子自居，百般玩弄辞藻伎俩，在口气和做法上都使用了很是不屑一顾的方式，用以轻蔑皇太极，结果，终于导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为此，晚明前清时期的历史学家全祖望评论崇祯皇帝朱由检说：“百战百败之后，而负气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则自取灭亡之道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明庄烈帝论）
到崇祯十五年四月，松山、锦州相继失陷，杏山、塔山、宁远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们也在中原、湖广一带闹得如火如荼。直到这时，崇祯皇帝方才征求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的意见：是否需要和清军讲和？周延儒深知自己这位皇帝的秉性，知道他从不肯为臣子们担当。何况是这种涉及江山社稷、千秋名节的大事，搞不好自己就会成为皇帝的替罪羊。于是，我们的内阁首相低着头，仿佛睡着了一样，任凭皇帝催问，死活就是不开口说话，气得皇帝拂袖而去，只好私下里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与皇太极秘密和谈。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就是自己相机行事看着办的意思，然后，再三再四地叮嘱陈新甲一定要保守秘密，“密图之”，不要让外面的人们知道。
此次议和，明朝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将近一百人。他们担心大清方面不友好接待，还特意携带了四十余车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没想到，皇太极对此次议和高度重视，他专门安排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接待规格极高，几乎是天天盛宴款待，令全体明朝使团成员大喜过望。从现有史料判断，很难说皇太极是在施展计谋。
当时，大清决策层包括皇太极都不敢相信大明朝是真心议和，认为只是缓兵之计。为此，皇太极专门请洪承畴辨认笔迹，确认大明朝的官方文件确实出自崇祯皇帝的手笔，这才十分认真地开始谈判。此时，清军正在趁松锦之战大胜之余威，进攻宁远等地，皇太极马上命令前线停火，以便为和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至此，大清高层大体以希望达成和议为主，只是在议和条件上看法不同。在这些人中，原为明朝官员，后来投降大清的张存仁、祖可法等人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他们建议皇太极，应该借此良机最大限度地谋求实际利益：在土地上以割让黄河以北为上策，割让山海关以东为中策，割让宁远以东为下策；在经济上以迫明朝称臣纳贡为上策，令蒙古各部索取旧有财政补贴为中策，互市贸易为下策。
皇太极十分清醒理性。他特地致信朝鲜国王征求意见，认为要明朝称臣纳贡根本不可能，只要能够达成和议，他愿意去掉皇帝称号，尊明朝为上国，自己愿居属国地位。他明确表示，大清征服的地盘已经巨大，足够统治，征伐战争给双方都带来痛苦，他无意继续打仗，也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只要既得地盘和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其他事情都可以以后再说。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皇太极开出的议和条件在军事上基本以维持现状为主，在政治上做了较大让步，在经济上要求通过互市占些便宜，应该算不上特别苛刻。特别是，在给崇祯皇帝的长信中，皇太极态度持平，隐隐暗示出只要大明诚心诚意讲和，自己还可以做些让步。
就这样，双方实际想法已经十分接近。若就此达成合约，大明将立即从腹背受敌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得到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后来的中国历史很有可能将就此改写。
谁知，就在此前后，大明朝廷内外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使这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就此丧失——
陈新甲秘密派往沈阳议和的代表尚未返回，朝廷中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堂堂天朝，何至于讲和输款？”就是坚决反对和清讲和的意思。
有一天，一群监察官员在朝房里见到内阁大学士谢升，大家谈起了对清关系。谢升告诉他们：“关于议和的事儿，大家不必多说了。皇帝在奉先殿里抽签，请求上天指示，已经下决心了。”说完，又叹息了一句：“皇帝太喜欢耍小聪明，才导致天下坏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帮监察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再加上大学士如此诽谤皇帝，立即义愤填膺，大家纷纷上书弹劾谢升，说他“诽谤君父”、“大不道”等等，前后达数十封。朱由检大怒，下令将谢升开除公职。
这边沸沸扬扬尚未平息，陈新甲派去谈和的人偏偏赶在此时回到了北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陈新甲竟是如此粗心大意的一位国防部长。他看完来人带回的报告后，随手放到桌子上，就出去办别的事情。他的仆人以为那是一份朝报，便让人拿去传抄，结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纷纷认为这是误国、卖国之举，络绎不绝地上书弹劾，要求严加惩治。
就在这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崇祯皇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双重重大缺陷：他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密令和谈，下严旨痛斥陈新甲，命令他悔过自新。陈新甲则认为自己一切按照皇帝的指示行事，何过之有？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他以与皇帝同样坚决的态度，拒绝承认错误。急怒攻心的朱由检下令将陈新甲抓进监狱。最后，倒霉透了的陈新甲，竟然被皇帝以私自议和的罪名，下令处死。
经过这一番波折，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没有了下文。当年十月，他第五次派遣大军讨伐明朝。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了。
而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已经由河南发展到了湖广一带的广大地区，几乎遍布中原地带。
面临内忧外患，大明帝国和它的崇祯皇帝已经大体没有了有效的制御手段。此时，距离朱由检把自己吊死在景山那棵树上，还有不到一年半时间——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这一年，大清朝发生了许多令历史无法忘怀的大事——皇太极去世，福临继位，多尔衮由辅政王晋为摄政王，大明朝也在焦头烂额之中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那位孙传庭，由于耳聋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如今，皇帝也顾不得追究他是否真的耳聋了，将他放出来重新起用，先是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同年五月，命令他兼任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并仍然兼任陕西三边总督，赐尚方宝剑。就此，至少在理论上，孙传庭成了有明一代军权最大的重臣之一。
可惜，此时他的头衔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他掌握的军队只有陕西一地的秦兵而已，而这些部队组建的时间并不长，粮草、器械、训练都不充分。因此，从孙传庭担任兵部尚书开始，不少人告诫他千万不可浪战，不可孤注一掷。
无奈，此刻的皇帝，一方面仿佛已经不是三年前抓他的那个皇帝似的，不停地给他加官晋级，另一方面则不停地逼迫他尽快出击，以便挽狂澜于既倒。皇帝似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了他的身上，以至于有人甚至当面对孙传庭说：“督师要是再不出兵，锦衣卫的人就该到了。”意思就是他可能会被皇帝再次关进监狱。孙传庭仰天长叹，说出了那句和古代名将同样绝望的话，曰：“怎么办？怎么办呐？我当然知道这是有去无回。可我能怎么办？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要再回去面对那些监狱看守吗？”
当年十月，多尔衮由辅政王成为摄政王的同时，孙传庭仓促出战，对李自成先取得了一些胜利；随后，大败；最后，在当年几乎消灭了李自成的潼关，再次与李自成决战，结果全军覆灭，孙传庭本人于激战中阵亡。
这一年，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周延儒被皇帝下令赐死。这是崇祯皇帝继杀死薛国观之后，第二次处死首席大学士，使朱由检成为整个大明帝国唯一杀死两个宰相的皇帝。
说起来，薛国观能够当上首席大学士和多尔衮还有点关系。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尔衮率军闯入大明腹心地区达七个月之久，对大明的打击空前巨大。前面曾经提到的卢象升、吴阿衡两总督之死，洪承畴、孙传庭被调离陕西前线，李自成、张献忠有了喘息之机等等，都是由这次战争所致。当时的首席大学士在此期间举措失当，从而丢掉了首辅的职位。于是，薛国观坐上了这个位子。
在帝国制度下，有三种人是轻易得罪不得的：一是皇亲国戚，二是太监，三是特务组织东厂与锦衣卫，其道理不言自明，这也是这个国家不配有什么更好命运的重要原因。谁知，这薛国观当上首辅之后，却一举把这三种人全都得罪得不轻。
有一天，皇帝和薛国观聊天，谈论起如今社会风气太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君臣之间不胜感叹。薛国观叹息说：“假如东厂和锦衣卫能够恪尽职守的话，贪官污吏们就不会如此胆大妄为！”此话一出口，站在边上的提督东厂大太监王德化便吓出一身冷汗。薛国观一言不慎，便一举把太监和东厂特务双双得罪。从此，东厂的大小特务就开始恪尽职守地严密监视起内阁首相，并不时把薛国观收礼受贿的事迹报告给皇帝。
不久，君臣二人为经济窘迫、军费没有着落发愁。薛国观便给皇帝献了一策，他建议皇帝发行“国债”，向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借钱。这家伙特意举出了一个离皇帝很远的亲戚侯爵李国瑞为例，说他拿出四十万两白银应该不难。这李国瑞是崇祯皇帝曾祖母即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的家人，素以有钱著称。当时，李国瑞正在和弟弟李国臣闹别扭。李国臣就放出风去，说他父亲死时留下了四十万两银子，自己应得二十万两，可以全部捐献给皇帝充作军费。皇帝一听大喜，立即下令勋贵们捐资助饷。
李国瑞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钱，把房子拆了，把家里的破铜烂铁统统摆到大街上叫卖，说是要换钱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朱由检听说后，怒火万丈，立命夺去李国瑞爵禄，致使李国瑞惊悸而死。崇祯妻子周皇后的父亲也是到处哭穷，周皇后为了帮助自己的丈夫，也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悄悄给了父亲五千两银子，于是，皇后的父亲勉强捐出了一万两。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后，据说，真的从李国瑞家里敲诈勒索出了四十万两白银，而在周皇后的父亲家里，敲剥出的数字是五十三万两。
就在皇亲国戚人人肉痛不已时，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生病了。据说，病中的皇五子看见自己已经死去的高祖母李太后，如今成了九莲老母菩萨。她老人家责备崇祯皇帝对外家不好，所以，先降灾皇五子，如果皇帝不痛改前非，还要让所有的皇子都死。过后，这皇五子真的死了。这虽然是太监、宫女、外戚们联手玩的把戏，却也是最有效力的把戏。崇祯皇帝大受刺激，立即册封李国瑞的儿子为侯爵，归还了所有捐献钱财，并在心中切齿痛恨薛国观。
有一天，皇帝命令薛国观为自己起草一份谕旨，薛国观交上来后，皇帝很不满意，当场将那份草稿扔在地上，并一一历数薛国观贪渎舞弊之情事，命群臣议罪。最后，薛国观被皇帝下令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薛国观在职期间敛财有术，离开北京时，装运财物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东厂特务马上报告给皇帝，皇帝遂下令将他捉拿回来处死。于是，薛国观成了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间，继洪武皇帝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嘉靖皇帝朱厚熜处死夏言后，被处死的第三位宰相职级的人物。时人与后人普遍认为薛国观罪不至死，死得有点冤。他死后，皇帝下令不许家属收尸，将尸体扔在那儿长达一个月，致使遍体蛆虫，腐烂不堪，臭气熏天。
与薛国观一样倒霉的还有“奸臣”周延儒。
周延儒是一个在帝国官场几上几下的老官僚，属于那种好事坏事都掺合着做过一些的人物。他的死，自有其取死之道，却也很有点让人不知说什么好的意思。周延儒死后，和大名鼎鼎的严嵩一道被列进了《明史》中的“奸臣传”，后世一些史学家认为有点莫名其妙，觉得此人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崇祯一朝十七年，总共使用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史称“崇祯五十相”，就是崇祯皇帝有五十位宰相还亡了国，讥讽的味道很重。
周延儒在崇祯三年九月，曾经出任过一次内阁首辅，当时，朝廷内党争剧烈，基本没有是非善恶的底线，衡量国家事务与用人的标准大体上以是不是自己人为准绳。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他的家人子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以至于他家的祖坟都被人在夜里掘毁，宅院也被人纵火烧掉。在朝中为首相的周延儒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口碑很糟。三年后，他在一场分辨不出是非善恶的官场倾轧中被罢官还乡。
八年后，崇祯十四年二月，国家局势一天比一天糟。一批东林党和复社的人投资几万两白银为周延儒活动，终于使崇祯皇帝想起了他的若干好处，于是召他回京，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此次受召的有三个人，其他两人，一个坚辞不就，另一个到京后立即告病回乡，只有周延儒喜气洋洋地前来上任。据说，他的儿子告诉父亲，自己夜里梦见去世的母亲披头散发地抱着自己哭泣，极力劝阻父亲，不要复出。周延儒表示，此次复出，自己将要竭尽全力做好事，以报效皇帝，并且报答那些寄希望于自己的人们。
周延儒复出后，的确做了不少善事，譬如减免各地历年积欠的赋税，为一些冤案平反昭雪，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等等，史称“都人大悦”。这些是导致后人为他名列《明史·奸臣传》抱不平的主要原因，却也为他后来遭祸，埋下了伏笔。帝国官场之乖戾吊诡实在令人一言难尽。
崇祯十五年元旦，文武百官朝贺完毕，崇祯皇帝请周延儒等内阁大学士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上，崇祯向周延儒深鞠一躬，说：“我以天下拜托先生。”然后，又给大学士们鞠了一躬，说：“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在大明帝国，这是臣子们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崇高礼遇。可见，崇祯皇帝对周延儒的期待有多么殷切。
然而，此时的帝国官场早就不是周延儒第一次当首辅时的模样了。现在，官员们不但以是不是自己人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而且一出手就要力图置异己于死地。周延儒在得到一批人拥护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憎恨。譬如，锦衣卫首领骆养性便是最可怕的一位。原因很简单：周延儒奏请皇帝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使这些大小特务的权限大受限制，他们无法不恨得牙根痒痒。
不久，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大清议和不成，导致清军再一次大规模进犯。一位名叫熊开元的官员当着皇帝的面，指责首辅和督抚大员们在清军入犯的问题上负有罪责。皇帝命令熊开元写一份奏疏。结果，熊开元的奏疏写得不痛不痒。当时，清军尚未退去，皇帝正为此焦头烂额，看到奏疏后极为恼火，下令锦衣卫逮捕熊开元。偏偏这熊开元是锦衣卫最高首长骆养性的同乡，骆养性遂借审讯熊开元的机会，把周延儒的隐私一一揭发出来。就此，周延儒在皇帝的心目中变成了一副怪怪的模样。
转年，即崇祯十六年三月，正是万物复苏水草丰美的时节。第五次打进关内的清军，创造了一天之内连破二十六座城池的纪录，并且就在山东莒州地区驻扎牧马。崇祯皇帝忍无可忍，他把周延儒等人招来，宣布自己要御驾亲征。周延儒慌忙劝阻，并表示自己愿意代替皇帝亲征。皇帝冷笑一声，说：“我刚算过一卦，此刻正是出师的良机。先生要是真的愿意去，就立刻出发。出宫门以后就往东走，一定不要向西转。”
周延儒的家在宫门西边，他离开皇宫后，连家也没敢回就亲征去了。
当时，共有四路地方部队赶到了北京，周延儒带着他们驻在通州。史书记载说，他们每天互相宴请，没有和清军打过一仗，却每天早晚各向皇帝报捷一次，并为“立功”将士请求封赏。一个月后，清军主动退出关外，周延儒胜利回京。据说，崇祯皇帝拉着他的手慰劳备至。
没有几天，周延儒谎报军情、欺蒙皇帝的报告便陆续送到了皇帝手中。鉴于周延儒的崇高地位，且长期任劳任怨为皇家服务，崇祯皇帝很给面子，只是将他罢免回家，还赏赐给他一百两白银的路费，他可以享受乘坐国家交通工具、免费在国家招待所中食宿的待遇。周延儒算是平安着陆了，他的儿子也为此大松了一口气。
谁知，有一天，一个可能和锦衣卫有些瓜葛的官员，有意无意地点拨皇帝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皇帝在最宠爱的田妃宫中，看到了一双制作得异常精美的绣花鞋。拿起来一看，那鞋上用金丝工整地绣着五个字，曰：“周延儒敬献”。当时，崇祯皇帝勃然震怒，将田妃呵斥了一通，吓得田妃连连叩头请罪。崇祯皇帝拂袖而去，此后，连续几个月不再理睬这小女子。经过点拨，皇帝想起了这件事，认定周延儒不但欺蒙自己，而且还犯有“通内”大罪。于是，立即命令锦衣卫将周延儒从家乡抓回京城，勒令自尽。当时，骆养性前去传旨兼验尸，他怕周延儒不死，还将一个大铁钉钉进了前首相的脑门。与薛国观比较起来，周延儒还算是幸运的，因为皇帝当天就允许家属去收尸了。
据说，周延儒知道情况不妙，临被捕时，将家中的珍宝细软全部堆在阁楼里，放火焚烧。史书记载说，由于里面有不少奇珍异宝，大火燃烧时，火焰都是五彩的。
有一次，皇帝和一个臣子聊天，谈起了周延儒。皇帝恨恨地说：“我就是恨他太使乖！”意思是说他恨周延儒太聪明、太乖巧。这位皇帝真的很难侍候。性情刚烈的袁崇焕他容不得，要杀死；性情乖巧的周延儒他也容不得，也要杀死。到周延儒死时的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我们的皇帝已经没有什么人可用了。于是——
皇帝在宫中下达了一项严厉的禁令：严禁宫中女眷们玩一种叫做“掉城”的游戏。这种游戏就是在一块正方形的布上画出一个“井”字形，分为九个方格，中间的一格为上营，四边的为中营，四角为下营。然后，在一定距离之外用银球往上抛，抛中上营受上赏，中营受中赏，下营受下赏，是宫中女眷们消遣漫漫长日的一个乐子而已。皇帝看到帝国的城池一个个落到大清和李自成们手中，便认定与这“掉城”游戏有关，遂下令：胆敢再玩者，严惩不贷。此时，已经没有人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这个帝国了。
大明崇祯十七年的元旦，对于崇祯皇帝来说，真正是个黑色的日子。
今天以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这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孙中山建立民国后改的。以前元旦就是春节，春节就是元旦，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届时，皇帝要在这一天清晨接受百官的朝贺。
谁知，崇祯十七年元旦一大早，从三四点钟开始，北京城便刮起了大风霾。古人文雅，用的词也准确，大风霾显然比沙尘暴更像那么回事儿。史书记载说，这天从凌晨开始，北京便狂风漫卷，“震屋扬沙，咫尺不见”，暗无天日，白昼如晦。崇祯皇帝早早来到大殿，坐在那把龙椅上，等着群臣前来朝贺。谁知，上朝的钟声敲响后，久久看不到一个官员上朝。可能是风声太大，等在外面的官员们没有听见，误以为皇帝还没有起身。于是，皇帝命令再敲钟，不停地敲，并打开东西两侧大门。等了好一阵，还是一个人影也不见。
大风霾，在古代的星相术士眼中，是边事刀兵大起的徵象，乃大凶之兆。元旦吉日出现这种景象，在漫天狂风沙暴中，把皇帝一个人孤零零地晾在偌大的宫殿里，推想起来，朱由检的心可能会凉透。为此占卜，占词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再占一卦，卦辞更糟，曰：“星入月中，国破君亡。”全都是大不吉之语，没有一句能够宽慰人心的。（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风变地震）相传，崇祯皇帝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位长者给了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有”字。崇祯皇帝拿给大家看，众人都说是大吉大利之兆，主“大有”、“富有天下”之意。后来，有一个会拆字解梦的人告诉他：这个字很不祥，因为“有”字拆开，就是“大不成大，明不成明”，表示大明残破不堪的意思。崇祯皇帝黯然失色，不过，他没有怪罪那个口无遮拦的家伙。此时此刻，假如他知道李自成正在西安城里为建立大顺国而忙碌的话，他心中的感受可能就真的不说也罢了。
当此时，李自成的势力在河南、湖北、陕西、山西等地迅猛发展，出兵北京的计划正在落实之中。南方地区同样烽火连天。张献忠率大军由南昌南下，连续攻占长沙、衡州，江西、广西的许多地方也相继陷落。进入甲申年后，张献忠溯江西上，进入四川，击败了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著名女将军秦良玉，一举攻占了万县等地。
此时的朱由检万般无奈。他焚香沐浴后祷告天地，请求神灵指示。结果，扶乩之后神仙的回答是：“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崇祯皇帝看后，默默无言。
正月初三，崇祯皇帝招来一位名叫李明睿的官员，询问御寇之策。李明睿请他命所有人等回避，然后直截了当地建议他：值此天下汹汹之际，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南迁。回到大明朝祖先开基创业的南京去。就当时的情形看，整个国家只有江浙一带还稍许平静一些。
朱由检沉思良久，说：“这件事关系过于重大，不可随便说出口。”然后，他用手向上指指天，意思是，不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劝他当机立断，免得事到临头后悔莫及。朱由检说：“这事儿我早就想办了，可没有人赞助，所以拖到了今天。你的想法和我很吻合，外边不愿意怎么办？此事重大，你务必保密，切不可轻易泄漏出去。否则，你的罪过不小。”
到此时为止，这“南迁之议”或是朱由检唯一一个延缓大明帝国生机命脉的机会了。可惜，这位皇帝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重大缺陷又一次在这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作用。哲人曰：“性格即命运”，信哉斯言！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该人的性格与素质决定的。揆度朱由检的一生，便是这句名言最好的、毋庸置疑的注释。他的品性表明，把自己吊死在景山下的那棵树上，可能是这位皇帝最恰当的出路。而大明帝国这朱家天下的命运，也由于有了这位皇帝，就此成为命中注定。
朱由检的皇后姓周，是一位端庄稳重的美貌女子。史书记载，看到她的人，会“瞑眩不自持”，表明她的相貌光彩照人。她为朱由检生了三个儿子，二人的感情很不错。这位周皇后自幼熟读经史，与崇祯皇帝很有共同语言。但她从不干预朝政，也不为自己的娘家人谋取什么私利。值此天下大乱之际，有一天，她特别委婉地对皇帝说：“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个家呢。”没想到，朱由检立刻声色俱厉地追问她是什么意思？追问她听谁说要南迁？吓得皇后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张嫣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皇后，是朱由检的皇寡嫂。这是明朝有名的贤后。她知书达理，对小叔子很好，曾经帮助朱由检度过了继位之初的困难时日。朱由检特别敬重自己的这位嫂子。然而，她反对南迁，认为这将损害皇帝小叔子的形象。朱由检听说后，马上怒气冲冲地前去质问张皇后，听谁说自己要南迁？张皇后知道事关人命，坚决不肯说出人名。崇祯皇帝再三逼问，最后，张皇后表示，如果皇帝一定不依不饶地逼问是谁说的话，自己可以自杀谢罪。朱由检这才悻悻作罢。
由此，给人造成了一个强烈的错觉，就是皇帝是坚决反对南迁的。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实际上，崇祯皇帝心里可能极度矛盾。一方面，他应该很清醒地知道，南京作为留都，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且有重兵驻守。在那里是有可能再图振作的。为此，他秘密命令在天津海边准备了两百艘海船和一千名精兵卫队，随时准备扬帆南行；另一方面，他特别害怕臣民认为自己怯懦，害怕丢面子，其中，可能也有害怕动摇民心的意思。为此，他犹豫不决首鼠两端。
随着李自成大军日益逼近北京，李明睿再也无法沉默，他公开上书皇帝，建议立即南迁。崇祯皇帝犹豫不决。
几天后，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皇帝自己留在北京，让太子到南京监国。崇祯皇帝犹豫不决。
见此情景，李邦华再退一步，请皇帝将两位皇子分封到太平、宁国二府，以便拱卫南北两京。崇祯皇帝还是犹豫不决。史书记载说：皇帝“拿着奏疏，绕殿徘徊，一边读一边叹气”——仍然是犹豫不决。
刑部尚书徐石麒提醒大家：“倘若观望狐疑，导致想走也走不了的话，后果就不忍说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六，徐宝摩小纪）
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位观点极端、忠君爱国、特别慷慨激昂的官员，此人名叫光时亨。他上书皇帝，激烈弹劾李明睿。这一来，皇帝又犹豫了，在朝堂上，他一反私下的主张，慷慨激奋地宣布：“国君死社稷，正也，我下定决心了。”
李明睿不理那一套，再次上书，请求一天都不要耽搁，立即南迁。光时亨也更加激烈，指出“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许多大臣觉得皇帝好像也反对南迁，于是纷纷附议，请杀明睿以安天下。皇帝的表现则是在殿堂上，当着群臣的面，又一次说了许多颇动感情的、同样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的话。退朝后，他却极度郁闷，懊恼透顶，对身边的近侍说：“光时亨真该死，我姑且饶他这一次。”这位总是在颠三倒四中杀伐决断的皇帝，偏偏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变得毫无决断。而经过他十七年的杀伐荼毒，如今，他的身边遍布贪渎庸懦、投机取容之辈，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他挽狂澜于既倒。
时机就这样悄悄地滑走了，皇帝再也不会有下一次机会了。
李自成进北京后，李邦华等主张南迁的大臣或逃走，或自杀，坚不投降。偏偏是那位光时亨，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便投降了李自成。翻检史书，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似乎特别适宜这种官员繁衍生息。每到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这种人便会层出不穷。
史料显示，李自成包围北京之后，那位刑部尚书徐石麒所预言的情形出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曾经多次试图脱出危城，逃往南方，然“欲迁不得”，均没有如愿。最后，他只能在一个太监的陪伴下，走向景山下的那棵树，走向那令他的臣子所“不忍言”的结局。
这种情形虽然令人扼腕，然而，知道了上面的故事之后，大约没有人会反对，景山，真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最应该去的地方。
在此前后发生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从西安到北京，一千多公里。李自成在他进军北京的路上，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然而，在山西代州西面的宁武关，他遭遇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代州守将周遇吉杀掉前来劝降的使者，一面加强城防，一面出兵奇袭。在城内弹尽粮绝，城外绝无援兵的情势下，他退守宁武关，居然率兵连连重创李自成大军，李自成有四员骁将战死在这里，士兵阵亡者达一万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最后，李自成凭借绝对压倒优势的兵力，经过真正的殊死战，才终于打通了这座关口。周遇吉战死，他的家人全部殉国。这使李自成十分震惊。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到了这个时刻，大明朝居然还有如此坚强的捍卫者和忠诚无畏的战士。为此，他产生了返回陕西去的念头。因为，与这里比起来，前方许多险关要塞如大同、阳和、宣化、居庸，都是著名的军事重镇，全部都有重兵防守，若是这样打下去，恐怕就剩不下多少人了。
正当李自成已经准备退兵回西安时，镇守大同和镇守宣化的大明帝国最高军事长官先后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李自成大喜过望，随后，阳和、居庸守军也开城投降。就这样，他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地开到了北京城下。到北京城下之后，李自成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话：“要是再有一个周遇吉，我就到不了这儿了。”
三月十六日，崇祯皇帝为了稳定人心，召见了三十三位考选官。皇帝询问他们“安人心、剿寇、生财足用之计”。史书记载说，召见中，皇帝忽而斟茶，忽而磨墨，忽而无缘无故地发笑，有些令人莫名其妙。中途，一个太监匆匆走来呈给皇帝一封密信。皇帝看后，脸色大变，随即起身离去。那封密信中报告说，昌平已经失守。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来到北京城下。早朝时，大臣们谁都不敢说话，有人站在那里只是默默流泪。崇祯皇帝显得有些神经质，时不时伏案写几个字，让边上的人看一眼，随即抹去，别的人谁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说他反复写的是：“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此时此刻，他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这些臣子都是在他十七年执政岁月中，被他培养、训练成这副模样的。
三月十八日早朝，只有三个官员前来朝见皇帝。大约，众人已经知道皇帝在案子上写的字了，所以，大家谁也不敢来触皇帝的霉头。当日深夜，皇帝招来太子兄弟三人，他亲手为三个儿子换上了破旧的衣服，为他们依次系紧衣带，叮嘱他们：“今天你们还是皇子，明天就是平民了。天亮以后，你们要忘掉自己的身份，隐藏好，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的姓名。见到老者要叫爷爷，见到年轻的叫叔叔。万一能活下来，要为父母报仇，别忘了今天的告诫。”史书记载说，在场者泪如雨下。
随后，皇帝将周皇后等妃嫔招来。周皇后说：“我侍奉皇帝十八年，你从来不肯听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朱由检默然无语。周皇后搂着三个儿子哭成一团，随后，命人将三个孩子送到外祖父家去，自己自缢而死。朱由检将十五岁的女儿长平公主叫来，喊道：“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随即以左手掩面，用右手挥剑，砍下了公主的左臂。据说，这位公主平素极为活泼可爱，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此时昏倒在地。朱由检手中的剑掉在地上，公主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十九日凌晨时分，朱由检在多方企图逃出城受阻后，来到景山寿皇亭旁，在一棵老槐树上自缢而死，陪伴他的只有一位名叫王承恩的司礼太监。史载，朱由检在自己的前衣襟上写下了如下遗言：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衣襟上另外还写了一行字：“百官俱赴东宫行在。”让大臣们前去拥戴辅佐太子。但是，太子已经不可能有东宫了。史书记载说，太子兄弟三人被送出皇宫后，来到周皇后父亲家。据说，这位外祖父不敢收留自己的三个外孙，将他们拒之门外。最后，三人全部落入李自成手中。
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
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朝，就此走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