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努尔哈赤算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在他向大明帝国挑战时，他和他的敌人都不知道，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实际上是差了整整一个时代。努尔哈赤和他的战友们使用的全部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刀矛弓箭等等，而大明帝国已经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近代意义上的枪和炮。努尔哈赤的幸运之处在于，掌握这些枪炮的是大明帝国军队。否则，如果碰上一支懂得如何正确使用这些火器的政府和军队的话，譬如，就像西班牙人对付美洲土著那样，努尔哈赤们可能早就死上一百回都不止了。
从现有资料判断，西洋枪炮传入我国的时间，最早大概是在大明正德初期，用公元纪年则大约为公元1510年前后。时人称之为佛郎机炮，原因是这种火器由葡萄牙人传入，当时中国人称呼葡萄牙人为“佛郎机”。不久，荷兰人又带来了红夷大炮，当时广东福建一代沿海民间称呼荷兰人为“红毛番”，写成文言谓之“红夷”，他们使用的大炮就很自然地被叫成“红夷大炮”。后来，中国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进口了一批西洋人制造的这种大炮，被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披红挂绿宣示于人，就被北方民间亲热地误称为“红衣大炮”。这些大大小小的枪炮和倭寇带来的鸟铳枪，大体上都属于西洋火器之属。
到努尔哈赤发起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的1618年，西洋枪炮引进中国已经一百多年。翻检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袁崇焕之前，偌大的一个中国，似乎只有三四个人曾经很认真地对待过这种将要改变整个世界的武器。这些人是戚继光、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著名的军事著作，其中相对详尽地研究了那些当时最为重要的枪炮火器。这些枪炮火器在后来的世代里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和烦恼。而透过戚继光的这些研究，我们则大体上可以窥见这位常胜将军面对这些先进武器时也曾经有过的无穷烦恼。
譬如，由于帝国君主臣民特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一言难尽的管理制度，这些先进武器的制造过程，时常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之中。其制成品在材料使用、枪身长短、口径大小、枪管薄厚、内壁光滑与否等等技术指标上，没有统一标准，基本是各行其是：
——选用材料时，没有统一的质量要求，来自各省的材料是好是坏，由验收的官员决定。如果这位官员觉得好，从地方上解运东西来的人便可以顺利交差；如果这位官员认为不好，来人的麻烦就大了，其损失可能是多方面的，从时间、金钱，到政绩、仕途。于是，彼此心照不宣，东西好坏是次要的，只要能够搞定这位官员，将东西顺利入库，便大家都是好东西，从而万事大吉；
——制作过程则大体由每一位工匠掌握，自己看着差不多就行了；决定性的因素，大概要根据工匠工作时的情形决定，如心情好或者坏，工作时正巧想认真做点儿事情或者刚好没有心情做事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到上述的技术质量等等指标；
——制成品的验收入库则由专门的太监机构负责，其运作原理和前面谈到的材料选用大体一致。只是这里需要搞定的人，由政府官员变成了宦官太监。
制作的随意使这种杀人利器在实战应用时的效果大成疑问。其最显著的后果是，使用这种武器的士兵不知道这东西什么时候会在自己的手中爆炸。
有记载说，为了对付努尔哈赤，天启皇帝在位时，曾经郑重其事地督促有关部门，仿造西洋样式制造了一批枪炮。制作成功后，专门举行献宝典礼向皇帝报喜，并在皇帝面前表演其威力。结果，为保证一次试射成功而千挑万选出来的枪，在天启皇帝兴致勃勃地注视下，轰然爆炸在那位射击的战士手中。那士兵伸在前面托枪身的手立即被炸飞到了天上，一时间，血肉模糊。
徐光启是大明帝国晚期名臣，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位大科学家之一，大名鼎鼎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是由他推荐给崇祯皇帝，并从而进入中国历史的。天启皇帝在位时，徐光启官居礼部侍郎，崇祯皇帝继位后他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其职权大体相当于今天兼管宗教、教育、外交、外贸工作的内阁副首相。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徐光启发挥过重大影响，同时，他极力主张引进西洋枪炮并大力吸收发展之。为此，他和他的学生孙元化多方奔走，以便推动最新技术的引进。他曾经黯然神伤地谈到过：由于时常受到工匠们的欺瞒，有关部门督造的枪炮经常炸膛，事故发生时，每每伤害极惨，使之变成让人闻而色变的危险物件。
同一时期，还有更加让人悲伤的记载：在帝国官场的倾轧角斗中，有人将制作试验这些火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利器，为了加害政敌，故意制造或留下隐患，在试枪试炮时引发枪膛或者炮膛爆炸，从而，有效地将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转化为虽然不知道敌人之所在，却无比阴狠地、真正看不到硝烟和充满血腥气息的战争。
在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一干人的坚持努力下，帝国终于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式引进了第一批西洋人制造的枪炮，结果，在外籍军事人员试射时，发生炮膛爆炸，当场将帝国聘请的外国军事教官和数名助手炸死。帝国决策层中对于是否引进这些武器装备和技术，发生激烈争论。好在这种争论没有得出愚蠢的结论，于是又先后两批引进这种大炮。而第一批一起进口后、试射炸膛余下来的大炮，则由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然后全部被孙元化督运到了宁远，在袁崇焕的手中，于著名的宁远保卫战中发挥正常且威力巨大。（《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九，天启六年三月；《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九，天启六年三月甲子）后来，一直有人认为，那门试射时炸了膛的大炮，根本就是因为讨厌天主教和徐光启的政敌做了手脚所致。
就这样，引进了一百多年的一种先进武器和技术，竟然在帝国制度下被运作成了这副模样。在这个悲惨的过程中，我们也就完全可以明白，在一种开始时无需理喻、后来无法理喻、最后变得无可理喻的制度下，把喜事办成丧事就是这样成了一种状态，而如何将丧事化成喜事也就自然成了帝国官员们所必备的技艺与才能。
上述情形在戚继光的时代已经是普遍现象，到袁崇焕时，几十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不止一种史料包括戚继光的著作中都有记载说，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些枪炮会不会炸膛和在什么时候炸膛，因此使用它们的士兵们便只好尽可能地离那玩意儿远一点。譬如，本来应该双手将其托举在胸前，瞄准后施放，但为了减少危险，只好用一只手抓住离枪膛尽可能远的部位，然后，扭过身子，将枪朝后远远伸出去射击。至于是打到天上还是落到地下，已经无法顾及。
这些早期铳枪只能单发，临战阵时填充弹药是个麻烦。因此，典型的西洋战法是：枪手排成方阵，第一排采用卧姿射击，第二排为跪姿，第三排为立姿，射击后迅速与后排战士交换位置，退到后面填装弹药，如此轮番射击，形成密集的杀伤火力。与此时代相差无几的西班牙殖民者就是用这种战法杀进了南北美洲。可能是因为帝国文武自我感觉过好的缘故，似乎从来没有成建制、成系统地引进过这些，在零星引进这些武器时，也没有同时引进与之配套的军事理论。于是，这些武器与诸葛八卦阵杂糅起来，自然成了一团乱麻。结果，本来是对付骑兵最好的利器，如今却变得还不如烧火棍。因为一排枪放完后，大家乱糟糟地填充弹药时，旋风般的骑兵已经把马刀挥舞到枪手头顶上了。那时，这些铳枪就真的没有烧火棍顺手了。
戚继光的伟大在于，他经过苦心钻研，居然设计出了与西洋战法相差无几的战术，而且和可以作为屏障的战车结合起来之后，威力大增，简直就成了蒙古骑兵的天敌和克星。事实上，戚继光的研究、训练与实战心得，已然成为我国后冷兵器时代及近代最先进的军事与战术思想。除了俺答封贡之外，这可能是戚继光坐镇蓟门十六年，蒙古骑兵从不来犯并转去辽东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倘不是制度因素作祟，中国人实在不需要在西洋人面前为自己在器械制造和战争方面的智力感到惭愧。中国人事实上最需要检讨和惭愧的，恰恰是那个一到关键时刻就要出来作祟的——制度。平心而论，在此方面，中国人大约很难为自己的智慧感到骄傲。
因此，戚继光始终没有能够解决枪炮质量问题。事实上，这已经是帝国制度层面的问题了，远非一个戚继光或者张居正所能解决的。
而更加令人痛苦万状、从而只能扼腕叹息的是：
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所谓十三副遗甲起兵，同时，因为清算张居正的缘故，张居正的亲密战友与部下戚继光被调离蓟门，冷处理、边缘化到了广东；
大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在长白山脚下的偏僻小镇费阿拉称王，同时，戚继光在郁郁寡欢中默默无闻地死在岭南。
在后来近四十年岁月里，当努尔哈赤先是持弓仗剑、后是率领八旗铁骑横行天下时，戚继光在蓟门练兵中证明对付骑兵最为行之有效的这些战术思想，却被废弃和遗忘了。原因是，皇帝不喜欢张居正和戚继光，因人废言与因言废人是此时政治文化中的两大传统，除了皇家的尊严和权力，这个政治文化体系不认为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是值得珍视的。
就这样，戚继光死后没有几天，在偌大的大明帝国里，很快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将屏障、火炮和铳枪组织起来后，经过训练，是可以有效地将骑兵大兵团打趴下的。
大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萨尔浒之战开始，明军在每次战役中都携带并使用过枪炮——火器，但是，似乎并没有给努尔哈赤造成过什么困扰。而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中曾经缴获过大批火炮和铳枪，好像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或者，他说不定还很奇怪，不明白大明军队千里迢迢地带着这些笨重家伙是什么意思。于是，双方也就自然而然地谁都没有意识到彼此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明军将士显然没有认为，在武器装备上，自己比尚处于冷兵器时代的对手是领先了整整一个时代的。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袁崇焕的出现。
袁崇焕是否直接受益于大科学家徐光启，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肯定受到了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的极大影响。
当年，袁崇焕坚持帝国防守应该在宁远而不是在山海关时，就得到过孙元化的鼎力支持，后来，在孙承宗经营辽东期间，孙元化与袁崇焕都是孙承宗的部下，他们差不多是同级别干部。孙元化专门负责各个军事要塞包括宁远炮台的建设，宁远枪手和炮手的组织、训练与他都有密切关系。后来，这两个人的命运很相像：辽东巡抚袁崇焕惨死在崇祯皇帝的手中，两年后，登莱巡抚孙元化也是在没有特别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被崇祯皇帝杀死。随着孙元化的冤死，他的老师徐光启也在第二年黯然离世，师生二人矢志编练一支近代化新军的理想，亦随风而逝。否则，我国编练现代化新军的历史，可能会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之时，至少向前推二百七八十年。
但不管怎样，他们活在世上时，确实曾经在宁远保卫战中，充分发挥了西洋枪炮的威力，令努尔哈赤吃了一次不小的苦头。
袁崇焕对于胜利的总结则大体只有六个字：凭坚城，用大炮。这六个字表明，袁崇焕已经与戚继光之军事思想心有灵犀了，只要向前再走一步，他就尽得戚继光思想之精髓。到那时，两军在野战中相遇，八旗铁骑如秋风扫落叶般横扫大明朝军队的情形，将一去不复返。情势可能会变得如戚继光在世时对付蒙古骑兵一样：凭借屏障的保护，大明帝国军队将八旗骑兵变成了大炮和铳枪的移动靶子。
可惜，命运没有给袁崇焕留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这一年，在后金汗国悲喜参半的同时，它的死敌——大明帝国那儿，也发生了许多让人一惊一乍一喜一忧，从而令历史无法忘怀的故事。
宁远城头的大炮在令后金汗国一片愁云惨雾的同时，也给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年未有过的欢乐。对金开战八年以来，这是大明帝国第一次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皇帝诏书、文书报告中获得的胜利。本来，当努尔哈赤倾全国之兵进逼宁远城时，帝国朝野内外，除了袁崇焕和宁远城里的一伙人之外，几乎没有人相信宁远城能够守得住。兵部尚书为此召集紧急御前军事会议，讨论宁远战守局势，讨论结果是既无善策，亦无对策，只能听天由命。辽东经略高第和总兵拥重兵于山海关上遥遥观望，不敢出关门一步前去驰援。就在举国上下惶惶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时，宁远前线却突如其来地传来捷报，一时间举朝举国大喜过望，袁崇焕被立即擢升一级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即时成为举国瞩目的中流砥柱。高第和那位拥兵关上的总兵则被撤职查办。
到此时，情况似乎很好，而其实并不太好，甚至很不好。原因是，此时的魏忠贤已经完全掌控了帝国权力中枢。前一年，魏忠贤的助手们已经干掉了特别著名的几位东林名臣如杨琏、左光斗等，酿成史称“六君子案”的著名政治谋杀案。如今，就在袁崇焕激战于宁远城头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尽，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已经拉开序幕，并在苏州、常州激起大规模民变，有消息说，魏忠贤甚至一度准备在上述二地大开杀戒。
进入三月份以后，开始对宁远保卫战的有功人员实行封赏：袁崇焕官升一级，任命巡抚辽东、山海。据说，这场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魏忠贤运筹帷幄、调度有方所致，又因为他是太监，帝国制度中没有偌大的官职和爵位可以赏赐，所以他的一个侄子被封为肃宁伯。此后一路封赏，到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继位的八九月间，魏忠贤的这位侄子已经由伯爵晋为侯爵，又晋为宁国公爵，累计共进九级；魏忠贤本人则晋爵为上公。
当年八月，就在努尔哈赤死去的同时，大明帝国浙江巡抚请求中央政府，鉴于魏忠贤对浙江人民的深恩厚德无法报答，因此请求允许当地人民出钱出力，在杭州为魏忠贤修建生祠。意思是，在这个去了势的东西尚且在世时，为他修活人纪念堂，以资感念恩德并祈福。这个请求立即得到批准，皇帝还亲自为这座魏忠贤纪念祠堂赐名曰：普德祠。
该祠堂坐落于西子湖畔，位于关帝庙和岳飞祠中间。据说，这是一座壮丽无比的纪念堂。与这么个被阉过的破玩意儿比邻而居，而且让他位居中间之上位，不知那英雄一世的关公和岳武穆在天之灵会做何感想。
此后，为魏忠贤建生祠、立牌坊蔚然成风，春风般吹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如火如荼的景象，人们争先恐后地向魏忠贤表达着敬爱之情。就连刚烈的袁崇焕，都要在众人的劝说下，挤出本来就不宽裕的军费，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为那个还活着的去了势的太监各建一座纪念祠堂。
最后，帝国知识分子们出面了。他们很恳切地认为：魏忠贤的功德与孔老夫子差相仿佛，即便略低于孔老夫子，但肯定略高于孟老夫子。因此，应该在帝国首都北京的国子监西侧，为魏忠贤建祠堂，并比照大成至圣先师的祀典，于春秋两季予以祭祀。帝国天启皇帝朱由校立即批准了这个郑重的请求。并且在此前后，从皇帝开始，没有人再用魏忠贤这三个字称呼叫这个名字的人了。此时，人们叫他：“厂臣”、“元臣”、“上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九千九百岁”等等。
从上述情形中，人们大体可以知道帝国制度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政治怪胎、帝国官场与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的程度，也大体应该知道，当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们普遍呈现的是这样一种面貌时，在生机勃勃的后金国面前，这个国家是否还应该有更好的命运？
当年五月，大明帝国首都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件事在历史上不算大，在当时却绝对重大——就是王恭厂大爆炸。
这次爆炸发生在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就是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一点之间。已是仲夏时节的北京城，天气应该有些热了。突然，从京城东北方到西南角涌起大团灰黑气，并响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随后，整个北京城暗无天日，白昼如夜。王恭厂一带地方房屋倒塌一万多间，男女死亡三千余人，炸起的破衣烂衫一直飘到了西山上面。当天夜里，北京和附近州县还发生了地震。
这是一次至今无法解释清楚的爆炸。当时，被人们看成是灾祸降临之前的天象示警。一时间，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心浮动。
此后不久，八月份，陕西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这是一次很小的暴动，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拿它当回事儿。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此刻距离掀起淹没帝国的滔天巨浪，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距离李自成成为闯将，还有不到三年时间；距离张献忠自称“八大王”，还有不到四年时间。
不过，稍微敏感一点的人们，应该在皇帝过于热心地钻研木工手艺、太监拥有过于庞大的政治权力、士大夫们过于失去廉耻感上，感受到历次亡国之前都会充斥在空气中的不祥气息。这时，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悠游岁月，全无惶惶不安之感的话，大约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眼前境遇实在太过美好，或者就是天性真的很迟钝。
天下大乱就在眼前，哪怕是白痴弱智，都应该觉出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
此时，皇太极继承的后金局势同样糟糕。努尔哈赤多年推行的愈来愈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也在此时显示出日益严重的恶果：
辽东汉族士绅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越来越多的汉族人一变而沦为满洲军人的奴隶，不堪忍受时，再变就沦为“逃人”。原来主要依靠汉族人耕作获得的粮食，如今，随着“逃人”的日益增多，土地被大量撂荒，粮食棉布等等已经明显出现短缺。女真人游牧渔猎的传统产品，如貂皮、人参、东珠之属，也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危机：一是青壮年大多从军打仗去了，一次出征抢掠回来的财富，可能比一年游牧渔猎的收获还丰，致使人们对于深山老林里的渔猎生涯已经开始渐渐失去兴趣；其二，也是因为战争的缘故，那些珍贵的土产已经没有大明朝的商人前来收购了，若换不来金银、布匹、粮食的话，那些东西固然珍贵，却是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的。
此时，后金汗国的军队总数，可能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人左右，需要填满这十五万张嘴的粮饷，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支军队和历史上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军队一样，必须依靠不断地打胜仗，才能通过战争掠夺，取得高于游牧渔猎的收益，才能既维持住本身高昂的士气，也维持住那些归顺过来的蒙古部落的忠诚。要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这种缺少意识形态支持的游牧渔猎部族的士气和忠诚，全部需要定时、定量并不断加大的赏银，方才能够维持长久。这是后金汗国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两代人手上，需要不断发动战争，并且特别难以承受战败后果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宁远城下的战败，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才变得特别难以接受。
现在，筹措这些人吃马喂的粮饷，已经成为难度颇大的工作。辽东汉人此起彼伏的暴动，驻扎在朝鲜境内的明军毛文龙部队的不断骚扰，加上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后金汗国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后世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此时的后金汗国远比大明帝国危险，一个措置不当，分崩离析之势将会立至。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汗国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七日，皇太极继位之后的第七天，袁崇焕派来的代表团到了沈阳。
以前，大明帝国将后金国视为叛逆，除了征伐之外，连知彼知己方能够百战百胜的常识都忘到了脑后，致使任何与后金国互通音讯的举动，都变得充满难以预测的凶险后果。首鼠两端，已经不仅仅是可笑。如今，袁崇焕竟然派来了一个三十四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据说是前来吊唁老汗王的死，并祝贺新汗王继位。
皇太极当然知道，袁崇焕不是来上香，而是来气老和尚的。于是，针锋相对。你不是想来收集我的军政情报、摸我的底吗？好，我热情款待，慷慨大方，好吃好喝好招待，让他们每个人都嘴巴光光肚儿圆圆。足足吃了一个多月，玩儿了一个多月，让他们参加自己的大军凯旋仪式，参观自己的军容之盛，赏赐给这代表团的头头儿一峰骆驼，五匹马，二十八只羊。临走，还派人携带丰厚礼品，前去回访袁崇焕。
由此，彼此其实已经都很清楚，情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双方都不是那么好惹的。从此以后，双方开始了和平谈判。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在拿自己开涮，却又都一本正经地把游戏玩得跟真的一样。
原因对于这二位一模一样：他们两人都实在太需要时间了。
皇太极需要稳住袁崇焕，好腾出手来，去收拾那个一直冷冷地站在自己后面的朝鲜。前有强敌，片刻不敢松懈；后面，又总是被人不怀好意地盯着后脑勺。这样的感觉实在太糟，皇太极已经忍无可忍。
袁崇焕则需要赶快在单薄的宁远城外，把蒙古人还回来的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杏山、连山诸要塞真正变成城堡，变成具有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只要互为犄角、结成相互呼应的网状体系，袁崇焕就真的不怕这个皇太极了。
他们两个人虽然不能完全知道对方想干什么，但他们各自都争取到了自己想要的时间，也做完了各自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皇太极和袁崇焕才一拍即合，开始了充满尔虞我诈的和平谈判。
由于双方各怀鬼胎，因此，皇太极接待袁崇焕的使团时，表现得特别热情。史书记载说：大明使团吊唁时，后金汗国“诸贝勒皆叩首谢吊”，并盛情款待。同样，当后金汗国答谢使团来到宁远时，袁崇焕也表现得煞有介事。史书记载说：后金汗国使节在袁崇焕面前极为恭顺，就像昔日入贡受赏时一样，行三步一叩首之礼，跪拜如仪之后，再口呼“老大人”，跪呈书札。整个情形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被打服了前来低头认错的属夷。皇太极需要的是时间，袁崇焕需要的同样也是时间。于是，以来书行文不合规矩的名义，将使节打发走了。第二次使节来访时，袁崇焕又以语言称呼不合规矩的说辞，将来使又一次打发回去。在此期间，皇太极已经完成了所有进军朝鲜的准备工作，并开始大举进攻；而袁崇焕则迅速出兵恢复了对锦州、大凌河、小凌河与右屯四城的控制，并加紧施工，抢修上述四城被毁掉的城防工事与设施等。
不久，朝鲜国王和驻朝明军毛文龙部双双告急求援，朝廷命袁崇焕出兵救援。袁崇焕派水师往援毛文龙，并派遣朱梅等九将官率军九千来到三岔河即今日辽宁省盘山县西南边境线上，虚张声势，以为牵制，实际并未投入战斗。随后，朝鲜臣服，这支部队便撤回原地。就此，帝国朝臣猛烈抨击袁崇焕连唇亡齿寒的道理都不顾，坐视朝鲜和毛文龙遭受攻击。袁崇焕上书抗辩，清楚表达了他利用和谈之机，抢修锦州、大凌河、右屯、小凌河四城的战略规划。他表示：这些城池的修筑是必需的，只能趁后金汗国攻打朝鲜的机会完成这项工作，这样，即便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只要三座城池修建完毕，那时的战守就远在山海关外四百里以外了，如此，山海关金汤益固矣。
平心而论，我们很难在将近四百年后的今天，评说袁崇焕此举的利弊得失。譬如，说袁崇焕缺少战略头脑和大局意识，导致大明帝国在后金汗国侧后翼失去了朝鲜这个极端重要的钳制力量和最坚强的盟友。这的确没有错，可能也真的是事实。但是，换个角度，从袁崇焕的视角看过去的话，想法可能会有所不同。此时，袁崇焕手中可以直接指挥的山海关外的部队大约有六万人左右。皇太极派去进攻朝鲜的部队大约为三万人，后来陆续增援的部队约一万五千人，留守在沈阳周围的部队约十万人。就算袁崇焕想打一次抗金援朝战争，他是否有这个实力也实在是大成疑问。他需要投鼠忌器的地方太多太多——比如，魏忠贤掌控下的中央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支持？他接手不到一年的六万军队，能否对抗皇太极的十万铁骑？凭坚城用大炮打败了努尔哈赤，若远离坚城，和八旗骑兵野外作战是否能行？等等。此时此刻的大明帝国已经从上到下都失去了从容调度、指挥若定的风采，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袁崇焕就是有心杀贼，他也无力回天了。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三四月间，出师朝鲜的大军凯旋之后，在沈阳举行的盛大庆功宴会上，皇太极方才得到情报，知道在对付朝鲜期间，袁崇焕修城筑堡、屯垦自给、选将练兵的计划进行得卓有成效，显然志不在小。事实上，袁崇焕所做的一切，已经对后金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皇太极很快决定，趁明军在凌锦地区立足未稳，立即准备出兵扫荡明军新近抢修的大、小凌河右屯和锦州，消除这一威胁。然后再趋宁远，为老努尔哈赤报一箭之仇。
就这样，从去年九月至今，袁崇焕利用和谈，总共为自己争取到了半年左右时间。而在这来之不易的半年里，帝国朝局已经又有变动——
如今的魏忠贤，已经从千岁进到九千岁，再进到九千九百岁；帝国省级官员中，他已经有了不止一个干儿子；那些有幸能够见到他的帝国官员，有人开始在他面前行三拜五叩首之礼，这是仅次于朝见皇帝时的大礼。
这时的袁崇焕可能自我感觉太好了，毕竟几个月以前，他还被视为帝国东北部的擎天一柱，而受到帝国官场和全国人民的景仰。他不知道，几个月之后的今天，全国人民已经在帝国官场的带领下不再景仰他，而是更加热烈地去景仰魏忠贤了；同时，他大约也实在太忙，顾不上了解为魏忠贤抢修生祠已经从省级城市，扩展到地市县级小城了，他没有仔细揣摩其中的意味。最后，他手中的军费可能的确有限，使他不敢在皇太极的眼皮底下，将这经费从城防设施中，抽调到那个太监的纪念堂上去。于是，魏忠贤和朝堂中的官员们，陆续开始不耐烦对他假以辞色了。在他们看来，天下国家是什么？除了自己手里的权力，其他的鸟都不是。什么国家柱石，什么有盖世之才且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士，只要不顺从他们，根本统统就是扯淡。
就在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发作时，皇太极的兵马又一次逼到了袁崇焕的面前。没有人能够想到，宁锦之战，将成为皇太极戎马生涯中，指挥得最为窝囊的一次军事行动。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五月六日，皇太极挟朝鲜战争得胜之师，于沈阳誓师出征，渡过辽河直薄辽西。
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挥军完成了对锦州的合围之势。为了围点打援，皇太极派遣一支部队，越过锦州，向西逼近宁远。然后，皇太极像以往努尔哈赤作战时一样，将一大批俘获的百姓和官兵驱赶到锦州城下，里面夹杂着准备混进城去里应外合的部队，总计约两千多人。谁知，锦州守城将士坚决不开城门，令皇太极的计划落空。皇太极只好派人对守城主将赵率教实行诱降，没有结果。于是，从西、北两个方向向锦州发起猛攻。
史书记载说，在明军炮火矢石之下，八旗将士伤亡甚众，然冒死冲击，坚不退却，并一度几乎攻破城西北角。战斗从辰时即早晨七八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戌时即晚上七八点钟。战斗结束后，锦州城下堆积着许多后金兵尸体，损失相当严重。当夜，这些尸体被他们的战友们拖到明军修城时的砖窑里焚化。皇太极则将部队后撤五里安营，并派人连夜赶回沈阳调取援兵。
第二天，八旗兵显然是被大炮炸怕了，远远地环城而行，却不敢靠近城池。皇太极连续三次派遣使者，试图劝说守城将领放弃抵抗。明军守将赵率教站在城头，回答说：“城可以攻，但不可以游说。”根本不让皇太极的使者进城。皇太极希望制造战机，引诱明军出城野战，明军不为所动，按照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坚守不出。搞得皇太极极度郁闷，又毫无办法。
就这样，连续半个月，皇太极在锦州城下无计可施。
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留下部分疑兵继续围攻锦州，自己率军转攻宁远。当时，袁崇焕已经派出水师和陆军准备驰援锦州，在背后夹击后金军。见到后金军后，援兵退回宁远城下，收缩在城外护城壕堑的保护圈内，布置战车炮火。皇太极见此情形，知道不利于骑兵冲击，遂下令后撤，再一次企图引诱明军追赶，以便在旷野施展骑兵的威力。结果，锦州城里的明军不上当，宁远城下的明军也不上当。他们只是在城下静静地严阵以待。
最后，焦虑中的皇太极终于失去了镇定，下令发起攻击。当此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人全都认为明军离城太近，不适合硬攻。皇太极喊道：“去年皇考攻不下宁远，今天我又打不下锦州。现在要是连野战都不能打，我们八旗还有什么军威？”随后，怒吼着命身边的近卫军冲锋。史书记载说，各大小贝勒见此情形，“感到羞惭”，连铠甲都来不及披挂，便跟在后面，向宁远城下疾驰冲击。
这回，皇太极错尽错绝。
袁崇焕的大炮射程在两千米开外，明军则是在护城壕里面列阵，距离都在一千米之内，大体在炮火射程的有效保护下。皇太极督率大军一冲，恰好全部冲进了那些红夷大炮的覆盖范围之内，结果宁远城上城下的大炮一起轰鸣，八旗军又一次遭遇了猛烈轰击。以至于八大贝勒之一的济尔哈朗以及代善的儿子、曾经和岳托一道发起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的议政贝勒萨哈廉等高级将领身受重伤，其他高级将领战死或者受伤亦见诸史册。就连皇太极的龙旗和御用帷幄都被大炮炸碎。八旗军队再一次在宁远城下遭遇重挫。后来，能征善战文武双全的萨哈廉年纪很轻就死去，令皇太极痛惜不止，可能就和此次受伤有关。
值此之际，宁远城下的明军趁势杀出，两军战成一团。这是辽东战事开打十年以来，明军第一次堂堂正正地主动与后金军展开野战。双方激烈厮杀到傍晚方才收兵。据说，除在大炮下伤亡者之外，是次野战，双方互有死伤，约略相当。对于大明帝国军队来说，此举意义重大，因为八旗铁骑在野战中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了。
当天夜里，皇太极接到锦州方向军报，锦州城里的明军突然出城袭击后金军营。皇太极遂撤军，重新围困锦州。每天以万名骑兵环城巡行，断绝出入，夜晚则举火擂鼓，彻夜呐喊，以期动摇城中军民之意志。
六月四日，皇太极亲自督战，对锦州再次发起攻坚。经过一日激战，实在看不出任何斩获的可能。就此皇太极悻悻然退兵，返回沈阳。
宁锦之战从五月六日开始，到六月五日结束，前后正好一个月时间。其间，大战四次，小仗无数。明军坚持“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导致后金汗国军队遭受严重伤亡。
堂皇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是在乾隆年间最终完成的。当时，在乾隆皇帝主导下，正是文字狱最为严酷、社会最为黑暗的时代。文字工作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全家惨遭杀害。有一种说法，在撰写努尔哈赤一败于宁远、皇太极再败于宁锦这两段历史时，当时史学工作者所遵循的原则是：完全避免“不良、不敬、不恭、不谀”的字句。于是，真实的资料大多遭到淹没或阉割，而在袁崇焕传里，却保留下了“大捷”的字眼，总算给后世的阅读者留下了不小的想象空间。
在战场上，袁崇焕肯定取得了毋庸置疑的胜利。不过，在官场上，他可就举步维艰了。捷报频传之后，帝国朝野的反响似乎大不同于宁远保卫战之后，不但没有那时热烈，反而不断传来冷言冷语。
一些帝国监察官员坚持认为，假如不是因为袁崇焕部下的几员大将死战不退，英勇顽强，很有可能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胜利了，作为辽西战场的最高统帅，袁崇焕不但无功，而且不无微罪，比如敌人败退而不知乘胜进击，再比如皇太极攻锦州、宁远不克，返回去再攻锦州时，袁崇焕不肯率兵前去救援，表明他已经暮气深重，没有了气壮山河临敌必胜的豪情壮志，等等。
这些指责，概念微妙，应用常识不太容易理解其中的逻辑。比如为什么一场战争打胜了，胜利一方的前敌最高统帅却是有罪的，等等。必须使用官场特殊的解读技巧并对事件整体背景全面把握，方能明白其中之奥妙。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这些官员是在代表九千九百岁魏忠贤和万岁天启皇帝向袁崇焕发出不满和警告。譬如，天启皇帝起初对于袁崇焕总是要和皇太极和谈，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反感，到后来开始频频指责，“袁崇焕轻率遣使议和，动出非常，茫无实效”云云。（《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六）至于说“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兹至”，表明已有不少人开始非议袁崇焕。“暮气深重”一词，是帝国官场批评与自我批评时的一句术语，一般用来指责别人或自己已经不堪造就。用今天的概念理解，就是居功自傲，意志衰退，不思进取，该退居二线、颐养天年、回家玩儿去的意思。
随后，七八月间，京师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活动。京城内外由于宁锦战功受到升迁、赏赐的人，多达数百人。许多和这场大战毫无关系的人受到官升数级的奖励，其中，以魏忠贤的那位侄子累计连升九级的军功为最高。袁崇焕及其战友们仅仅加衔一级。以至于魏忠贤的一个名叫霍维华的同僚都有些看不过去，提出把自己受到的奖励转给袁崇焕。天启皇帝斥责道：“袁崇焕议和这件事，所误不小。我不惩处他已经不错了，你少在这儿卖好。”（《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七）
史书记载说，经同僚们点拨和苦劝，刚烈如袁崇焕幡然悔悟，上书中央政府，挤出本来就不很宽裕的军费，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为那个去了势的太监建纪念祠堂。
即便如此，袁崇焕受到的指责也并不比以前更少，由是，袁崇焕知道自己已经不能见容于那位九千岁了，于是再上书请求辞职，回乡养病。几天后，请求被批准。当年七月初二日，这位“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就能守住国门”、独卧孤悬山海关外二百里之孤城的慷慨男儿，心情黯淡地离开了那座英雄的城市，那座由于有了他而富有了传奇色彩的城市。
可以想见，此番回乡，乡亲邻里、退伍老兵们大约要听他慷慨激昂地畅谈塞上故事，纵论边关风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