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濬的沟通联系工作做得虽然成功，不过有时在未得到蒋的授权下贸然行事，不免引起蒋的疑惧。如1932年1月，何成濬拟发起湘鄂陕甘豫皖赣江浙九省联剿办事处的组织，经人向蒋检举，[59]而遭蒋责斥。[60]加上何主持鄂政，政绩甚差，不得人心，[61]最后遭蒋撤换。[62]
西安事变爆发后，何成濬曾致电张学良严加指责，责成张尽速保护蒋的安全，送返南京，以免自取灭亡。张复电表示蒋在西安一切均好，请来一看便知，并借以面商一切。何接电后颇有去意。绥靖总署参谋长杨揆一则力劝何应小心行事，认为张系翻脸不认人的角色，以杨宇霆和张的交情，尚被杀害，因此不可不慎。[63]何考虑多时后，托词自己威望不足，并且武汉地位重要，在局势动荡时刻不宜轻易离开，选择不去西安，[64]而于12月24日与川鄂湘边区绥靖主任徐源泉至南京，一方面条陈营救蒋委员长办法，并报告武汉治安情形，[65]另一方面则奔走各方，为徐运动湖北省主席职位。[66]次日，蒋自西安飞抵洛阳，平安脱困。自此何与蒋的关系乃更形疏远，[67]蒋将驻鄂绥靖主任公署撤销，另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以何为主任，陈诚为副主任，又派陈的心腹郭忏为参谋长，[68]以架空何成濬。陈诚由于得蒋宠信，最后取代何的湖北省主席及湖北全省保安司令职位。而何则被打入冷宫，抗战时期只能担任不重要的军法总监职务。[69]抗战期间，蒋乘机将一些地方部队消灭，胜利后各地方军系领袖一律退役，已无须再作联系地方军队的工作；因此何成濬也已无继续存在的空间，只能退伍离开军界。[70]
相对于中央军，地方“杂牌”部队的装备较差、待遇较低，作战经验较多。虽然也是“国军”的一部分，但是对蒋介石的效忠程度不如中央军；有时应付不好，甚至会倒戈相向。由于民国以来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杂牌”部队的向背，往往可以左右战局，甚至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71]何成濬之所以能长期在中央与“杂牌”部队中间，成功地扮演沟通者的角色，原因有以下几项：第一，与蒋介石的历史渊源深厚，得到蒋的信任。第二，具备交际专长。一位出身“杂牌”部队的军界人士，即曾对何成濬所具有的独特条件，做过以下生动的描述：
首先，他既是老同盟会员和早期士官学生，而且在辛亥革命时就已露过头角，那么他就有资格掮着“老革命”、“军事家”的招牌先声夺人，呼应一切，而使杂牌小军阀头目不得不“肃然起敬”了。其次，他不但能够滔滔不绝地纵谈革命往事、军事韬略，以至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而且因为他走秀才出身，对于封建士大夫的那一套周旋应对也极其娴熟。这一点也足使那些老粗军人们为之倾倒，而自惭形秽。可是又由于他在上海滩上长期生活的丰富经验，对于三教九流，吃喝嫖赌，可以说是行行精通、样样出色。这又使那些沉溺于腐化糜烂生活的杂牌军队的头目们不仅引为同道，而且视为老手，于肃然起敬之余，转而乐于相亲，相忘于放浪形骸之中了。[72]
此外，许多“杂牌”部队愿意请何成濬为他们牵线，投靠中央后愿意归何指挥的另一项重要原因是，何对收编后的“杂牌”部队从不整训。依何的看法，如要整训“杂牌”部队，即需对这些部队提供军饷、弹药，但是中央既不愿充分提供，且要派黄埔出身的干部进入，因此宁愿让这些部队来去自由，不受控制，也不加以整训。但是何对“杂牌”部队的此种立场，系与蒋的“中央化”政策相违，一旦蒋怀疑何与已收编的地方部队继续维持良好关系，系利用这些部队支撑其个人地位，即将其所指挥的“杂牌”部队陆续抽调，不再赋予重任。[73]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沟通型幕僚虽然自古即已有之，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于民国政坛扮演重要的角色，实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民国以来，政局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即使至北伐成功，全国名义上统一，所能实际控制者，仍然十分有限。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一年的预算约为12亿元，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在军事上，至抗战时尚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以及西北马家军等地方势力的存在，蒋介石虽然在名义上为全国的领袖，实际上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难。[74]抗战后期来华的魏德迈，即曾有以下深入的观察：
中国的历史显示，她从未成为一个如我们所了解“国家”（nation）那样的政治实体。……蒋委员长决不是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时尚很难让其部署服从其指挥。[75]
在这种情形下，蒋要想统一中国，进而和现代化的日军作战，只得采取和地方军系妥协的策略，以感情上的说服、金钱上的收买，加上赤裸裸的武力作后盾，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何成濬的例子显示，他的沟通活动，虽然并非每次均能奏效，但是大体上避免了不少的军事冲突，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整合，确具贡献。1929年，蒋曾于日记中感叹“十余年来，川局扰乱，皆调解二字所误”，[76]显示蒋充分明了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政治纷争的缺点，但是他似乎仍一再使用此种方法解决问题，而且使用的范围不仅限于四川一省。
事实上，根据中共后来的经验显示，国民政府对地方军系所采用的办法并非错误，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中共武力的扩大，主要也是靠着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部队；但是共军和国军不同之处，在于处理“杂牌”部队的方式。中共通过自己一套政治教育和管教方式，以及整个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相对成功地改善了这些“杂牌”部队；而国军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地方部队纳入，而是在于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本章原名《化干戈为玉帛：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收入本书时，书名有变动）
[1]具代表性者包括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第5章，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人民出版社，1993，第149—158页；杨跃进：《蒋介石的幕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47—159页；李英铨：《夹袋中人——政治漩涡中的民国幕僚》，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68—273页；李英铨：《论智囊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昌），2001，第38—45页；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第357—360页；张学继：《略论蒋介石幕府》，《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第129—134页。
[2]《国民政府公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印铸局，1928，第40期。
[3]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台北“国史馆”，1984，第119—126页；《时报》（上海），1928年11月1日。
[4]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第154—157页。
[5]胡实：《和平将军何成濬先生》，《何雪竹先生纪念册》，未注出版者，1961，第70页。
[6]郑彦棻：《忆念铁老的生平和风范》，《传记文学》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8页。
[7]郑彦棻：《忆念铁老的生平和风范》，第9—10页。
[8]吴相湘：《何成濬善作调人》，《传记文学》第9卷第1期，1966年7月，第40页。
[9]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第32页。
[10]张学良有鸦片嗜好，生活作息日夜颠倒。麻将通常于晚餐后开始，打打停停，从晚上打到天亮，只打八圈，如此连续打了三个星期。参阅冯志翔：《萧同兹先生经历中的两件事——张岳公秦皇岛忆往》，《传记文学》第25卷第5期，1974年11月，第36—37页；李大超：《铁老一生的几个重要事迹》，《传记文学》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23—24页。
[11]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第33页。
[1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第7册，台北“国史馆”，2003，第631—632页；《蒋中正电靖张群转告王柏龄请其备款卅万赴滇请云南出兵》，1930年3月22日，《筹笔》统一时期，第25册，总编号2875，“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13]《蒋中正电张群催龙云亲征中央可汇百万元供军需之用》，1930年4月10日，《筹笔》统一时期，第26册，总编号2935，“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台北“国史馆”，2000，第110页。
[14]李茂盛、雒春普、杨建中：《阎锡山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第497页。
[15]《事略稿本》第8册，第225页；刘心皇辑注、王铁汉校订：《张学良进关秘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第263—264页。另有蒋曾付张现金600万元及1000万元两种说法。参阅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413页；Donald G.Gillin, 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15.
[16]简又文：《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342—343页。
[17]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1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第305页；苏墱基：《张学良生平年表——东北少帅荣枯浮沉实录》，台北：远流出版社，1996，第112页。
[18]刘心皇辑注、王铁汉校订：《张学良进关秘录》，第84页；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474页。
[19]于学忠：《东北军入关和“扩大会战”的解体》，方正、俞兴茂、纪红民编《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86页。
[20]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第226页。
[21]《事略稿本》第8册，第234—235页。
[22]《大公报》（天津），1930年6月22日。
[23]《张群致吴铁城转张学良有电》，1930年6月25日，档号：19.0372.42/400-1-12，“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
[24]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第147页；李茂盛等：《阎锡山全传》，第497页。
[25]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142页。
[26]何成濬著，沈云龙校注：《八十自述》，何成濬著，沈云龙校注：《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733—734页。
[27]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38页。
[28]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39页；国父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9—504页。
[29]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40—741页。
[30]于翔麟：《何成濬小传（增补稿）》，《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1980年9月，第33页。
[31]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30页。
[32]沈云龙、谢文孙访问，谢文孙纪录：《献身国民革命——湖北省主席何成濬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2辑，1991，第13页。
[33]谈瀛：《何成濬的一生》，《武汉文史资料》1982年第8辑，第38页。
[34]毕万闻：《张学良、蒋介石和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编《张学良暨东北军史论》，华文出版社，1993，第137页。
[35]雷啸岑：《何上将雪竹忆语》，《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767页。
[36]《事略稿本》第2册，第429页；戚厚杰、刘顺发、王楠：《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103页；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第1197、2260页。
[37]谈瀛：《何成濬的一生》，第39—40页。
[38]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45—746页。
[39]《事略稿本》第3册，第686页。
[40]《何成濬等电张学良日人态度尊处有当机立断毅然宣布易帜统一之必要》，“国史馆”审编处编《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一）北伐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第349页。有关东北易帜问题，详见王正华：《蒋中正与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五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2000，第1413—1439页。
[4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第437页。
[4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437页。另一说活动费为100万元，参阅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第158页。有的学者认为蒋的重新启用唐生智，系由阎锡山从中斡旋。参阅李茂盛等：《阎锡山全传》上册，第439页。
[43]《申报》（上海），1929年3月9日。
[44]《事略稿本》第5册，第173页；《蒋中正电何成濬密查北平天津电局白崇禧往来电报及密码速送京》，1929年3月17日，《筹笔》统一时期，第1册，总编号01362，“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45]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47页。
[46]《事略稿本》第5册，第134—335页。
[47]《事略稿本》第5册，第445页。
[48]《事略稿本》第5册，第313—314页。
[49]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47页。
[50]《事略稿本》第7册，第450页；《蒋中正电刘峙优礼信任何成濬王金钰及鄂事已交何成濬处理》，1930年2月7日，《筹笔》统一时期，第22册，总编号02711，“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51]米暂沉：《“讨逆战役”中的何成濬与杂牌部队》，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会编《湖北文史集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686—688页。
[52]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第33页。
[53]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第214—215页。
[54]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访问；张朋园、刘凤翰纪录：《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40—41页。
[55]《事略稿本》第8册，第398页。
[56]周开庆：《刘湘先生年谱》，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5，第85页；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第523页。
[57]《事略稿本》第14册，第81—82页。
[58]《申报》（上海），1936年6月29日。
[59]《事略稿本》第13册，第18页；《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第45页。
[60]蒋曾致电何成濬，告以“闻兄有九省联剿办事处之组织，此乃十年前督军团之行动，必为现时代所不容，凡政治地位，决非徒事张皇所可成事，必须从脚踏实地做起，如兄果有此种进行，则于公私，皆大不利，而中更反对。务请兄在政治上积极改良振作，对任何人亦不能动摇也。”此电充分显示蒋对何成濬的不满。参阅《事略稿本》第13册，第19页。
[61]1932年，蒋曾于一次召见鄂省党委与清乡促进会委员后表示：“所见所闻皆腐败之官僚与幼稚之新官僚，何雪竹（成濬）之贻误鄂省如此，诚可痛哉。呜呼！湖北政治非用严厉之手段，决无起色矣。”参阅《事略稿本》第15册，第272页。
[62]一项资料显示，何遭撤换经过，系由蒋致电何，暗示其辞职，并要他保举四人。参阅郭廷以访问，贾廷诗等纪录：《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318页。
[63]华觉明：《我对何成濬的回顾》，《湖北文史资料》第2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第11页。
[64]李猿公：《何成濬的历史点滴》，《湖北文史资料》第2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第2页。
[65]《中央日报》（南京），1936年12月25日。
[66]李猿公：《何成濬的历史点滴》，第2页。魏元晋：《何成濬与杨永泰、黄绍竑主鄂之争》，《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第3辑，第77页。
[67]谈瀛：《何成濬的一生》，第47页。
[68]《蒋中正电何成濬电保郭忏兼任参谋长》，1936年11月28日，《筹笔》统一时期，第169册，总编号11605，“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中正电朱培德同时发表何成濬陈诚郭忏任各新职命令》，1936年11月28日，《筹笔》统一时期，第169册，总编号11606，“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69]吴生铭：《何成濬的几件事》，《武汉文史资料》1982年第8辑，第57—58页。
[70]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第35页。
[71]米暂沉：《“讨逆战役”中的何成濬与杂牌部队》，第687—688页。
[72]米暂沉：《“讨逆战役”中的何成濬与杂牌郃队》，第689页。
[73]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第34—35页。有些人认为由于何成濬一生为蒋介石做了大量收买、拉拢与策反的工作，使得蒋产生了湖北军人不可靠的看法，甚至曾颁“选将，慎用鄂人”的手谕。参阅喻育之：《何成濬其人》，《武汉文史资料》1982年第8辑，第25页。
[74]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第265—266页。
[75]Albert 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p. 323.
[76]《事略稿本》第5册，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