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此，抗战时期国军的中央化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进展，在地理分布上，抗战期间中央军逐渐遍布全国，连一向封闭的广西、云南、西康、山西、新疆各省，也都被打开了门户。在数量分布上，抗战爆发时，国军部队为各地方军系所掌握者，约占二分之一强；至抗战结束时，国军部队中，地方军系仅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些并已中央化，如川军表面上仍有10个军的番号，但是实际上川康军系领袖所能掌握者，仅有2—3个。[39]在已中央化的部队之间，下属机构已有可以相互交换的趋势，如著名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即有以下的观察：
大兵团作战，运用一百师步兵向前线，由统帅部统一指挥，在我们中国还是空前的盛事。每个部队，只服从统帅部的命令，移调往来，参加战斗，不问谁是指挥长官；甚至在第一线已经作战多日，而中级将领除了电话中听到长官的命令，双方还没见面的机会呢。各个战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虽对于军事布置及攻防决策可以贡献意见，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属于统帅部，任何战区长官并不独断独行。统帅部的幕僚长，如刘斐将军，几乎和八年抗战相始终，若干战役，都由他来筹划决定，可是他几乎不为国人所知闻。前线负最大责任，支撑着若干危局的，也并无赫赫之名。这是湘军以来所未有的好现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当年皇皇求之而未得的风气，抗战中却不求而自得之。这当然和军事领导的气度有关，蒋委员长对全国所起的领导作用，将为历史家所郑重提及。[40]
曹聚仁以上的这段话，虽然夸大了国军进步的程度，并且过分突出刘斐的重要性，但是大体上仍不失为具有历史眼光的观察。虽然如此，国军中央化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试加以说明如下。
第一，政府推动国军中央化的措施，引起部分地方部队的疑惧，在前线时，“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41]在这种危机意识下，他们自然避免与日军打硬仗，尽量保持并扩充实力，唯恐被中央消灭。如抗战爆发后，龙云因地方军队调往中原参战，内部空虚，顾虑重重，乃于后方扩编部队，共陆续编成8个旅，人事安排全由龙云决定，归滇黔绥靖公署指挥。1941年以后，又改编为6个师和1个独立旅，各师、旅均属龙云直辖，未编入战斗序列。[42]但是，腾冲失守滇西告急之际，龙云仅象征性地动用了一点他的军队，至于他的宪兵团和他次子龙绳祖的陆军独立第二旅，则始终在他的老家昭通和他的身边，未曾离开一步。[43]抗战后期地方实力派既不能尽其全力对日作战，自然无法取得中央的信任，双方关系因此日形疏远，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1941年以后，中央嫡系部队逐渐分散至全国各省，固能有效地监督不稳的地方部队，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国军战斗力强的部队本已有限，如欲发挥其最大效能，自应将之集中，机动运用，如今被割裂分离，彼此之间难以呼应支援；何况其任务又以驻防为日一久，甚至逐渐养成苟安心理，以为只要日军不来犯，便已达成任务，不能不说是战略上的一大损失。[44]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即采用和地方军系妥协的策略，利用感情的激励、金钱上的策动和赤裸裸的武力作支撑，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我们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当时国民政府所能实际控制者，实是十分有限。抗战前夕，国府一年的预算约为12亿元，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在军事上，至抗战时尚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以及西北马家等地方势力的存在，蒋介石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难。[45]抗战后期来华的魏德迈，即曾有以下精辟的观察：
中国的历史显示，她从未成为一个如我们所了解“国家”（nation）那样的政治实体。……蒋委员长决不是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时尚很难让其部属服从其指挥。[46]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要想统一中国，进而和现代化的日军作战，除了用上述那些种种不光彩的方法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根据中共后来的经验显示，国民政府并未做错，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中共武力的扩大，主要也是靠着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部队，但是共军和国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处理这些“杂牌”部队的方式。中共通过他自己的一套政治教育、管教方式，以及整个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相对成功地改造了这些“杂牌”部队；而国军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地方部队纳入，而是在于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本章小结 现代战争乃是一种总体战，除了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外，全国军民的一般知识水准，也必须能达到相当程度，官兵上下平素均有严格训练，临事一点不会马虎，始能谈到总体的配合，成为一部运转灵活的“战争机器”。
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由于军校教育受到师资、设备、经费的限制，水准无法提升，学生在军校所学，仅是一点皮毛。进入部队后，又缺乏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可以利用，所学的知识和实际差距甚大，[47]加上后勤支援系统的不发达，军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于行政杂务，无暇进修充实，也少有人能继续接受正规的深造教育。在现代化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部队、学校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由于连年作战，升迁容易，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许多人年纪轻轻即升至高位，自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领导阶层既不肯研究现代军事知识和技能，又要打现代战争，怎能望其获胜？由此可见，干部素质的形成，除了与其进入军中前的资质及军中教育训练的品质有关外，人事制度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国军的人事制度，大部分是仿自德、日，对任免、升迁、调补各项，均有完备的法令，但是人事制度的树立，并非单纯的问题，而是和外在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环境方面，最明显的即为由于战乱，使得人事作业无法按照正轨进行。人事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控制员额。在先进国家，乃由军政部门依国防计划而编定国军数额，由此而定每年各种军校的招生人数，以及升迁、退役的人数，并使将、校、尉各级人数比例，步兵与特种兵比例，军官、军佐、军属人数比例，机关、部队、学校人数比例，均能保持合理分配。但是国军于抗战时期人事变迁骤增繁复，加以交通困难、联系不便，致使职司人事机关，对于年资、经历，无法详密审查，更无从编定每年应行异动的数字；而机关、部队长官，则以缺员补充、增员充实，往往需才孔急，每不遵守人事法令，躐等超擢，权宜任用，遂使人事权衡无法按正轨进行，幸进屈抑的弊病，也就在所难免。更有进者，抗战时期，国内的政治尚未充分整合，中央主管人事的官员，不论管的是正规部队或是地方部队，首先即需注意各单位的历史，及其部队长与统帅部的人身关系，有些尚是鞭长莫及。[48]
社会、文化环境方面，传统中国的政府机构尚有一套相对客观、公正的文官制度，以阻止随意任用私人，自清末科举废止后，除了少数与外人有关的机构（如海关、邮电、铁路），人事较上轨道外，其余均为赡徇（favoritism）流行之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位学者对于民国以来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即曾有以下的评论：
人事制度，有称之为关系制度者，盖谓欲献身政治，虽有本领而无关系，终不得升堂入室；反之，有了关系，纵无一技之长，亦可得因人而进。因此，“一人得道”，就可“鸡犬升仙”。这种政治通病，实由于人事行政，没有整个确立的健全系统，用人行政，完全受各机关主官之影响。各机关主官，为要布置心腹爪牙充其外围，不得不利用私人；为徇各方情面，又不得不侧重关系。于是整个机关，均为私人关系所控制，其他各级无关人员，随时都有遭受裁汰的威胁。[49]
笔者以为，这位学者只看到了任用私人的现象和“关系”的重要性，却未深入探究其原因。事实上，当时中国仍是一纯粹的农业社会，尚未建立起商业体制。大凡商业社会，其中各种因素均可自由交换，相互取代。而传统中国社会，所赖以联系的，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50]军队为社会的产物，自然也反映其作风。抗战期间（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环境艰苦时），国军的待遇微薄，营养不良，升迁渠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而在战场上居然能将日军拖垮，所依靠的除了民族大义外，就只有官兵情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于是蒋介石除了组织各种训练团队，经常自己出面之外，尚需要兼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的职位，团长以上人员的任命，均需经他亲自召见圈定。[51]一位中级军官在其回忆录中，即不认为讲关系有何不对：“其实一个团体，不论单位大小，同事、长属之间，无不讲求关系，任何事理沟通，也要讲求关系，有关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团结才能发挥力量。”[52]既然如此，主管自然希望能用和他自己有关系的人，才好做事。至于那些没有关系的部属和同事，则要设法培养情感和信任，有了情感和信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无怪乎所有教导军官如何带兵的书籍和文章，大多建议干部要在团体中营造家庭的气氛、广施恩惠、受过让功。[53]相反的，如果一个部队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遭到破坏，则其战力将立即受到影响，如孙连仲即认为地方部队每经改编，半年内均无法恢复原有的战力。[54]又如汤恩伯在抗战期间，能够驰骋南北打硬仗，乃是靠他亲自督练的基本部队，可以指挥自如。战后全国部队整编，汤部的基本部队被削弱，在临沂战役、京沪保卫战中与中共军队作战，所指挥的都是临时抽调合并的部队，因此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抗战英名，付诸流水。[55]如果此一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中心人物发生变动，所引起的震撼更大，如北伐完成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徐永昌被任命为绥远省主席，他以主席是一文职，不愿带兵前去，拟将所部交出，盼能借此树立“军民分治”的风气，但是不料竟遭到全军干部一致的反对，副军长黄胪初（与徐系陆大四期同学）甚至痛哭流涕，指斥他“出卖三军，换取主席”，后经徐再三向大家剖析，事情才告平息。[56]反之，抗战时期日军的高级干部，则仍能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并常在各战场抽调部队，予以合并后，即和国军作战，仍能指挥自如，战力坚强。
这种现象和西方历史经验比较起来，差异是极其明显的。根据军事史家André Colvisier的研究，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期西欧的军队中，内部维系的主要力量也是私人关系（personal man-to-man relationships），因此领导者的道德权威至为重要，领军者每多为枢机主教（cardinal）之类的高级神职人员，一般朝臣不得担任军事领袖的职务。由于这一类的领袖常不擅于行政事务，因此君主遂逐渐建立管理机构来管理军队事务，制度也就逐渐取代私人关系。[57]在中国则不同，军事行政机构自古即已高度发展，但是私人关系仍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削弱制度的功能。
国军的人事，虽然深受外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与北洋时期并无二致，但是国军和北洋部队，毕竟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国军军官阶层的素质较高。北洋时期行伍出身的干部，只要平时能叫口令，整理队伍，战时能杀敌喊冲锋即可，不需要有什么学识，甚至地图的南北也不会分，一个大字也不识。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干部，则大多受过军官教育，各种典范令、教程，均能传诵，参谋业务、作战指挥，均能运用，且历经现代战争的洗礼，虽然军事科学方面的知识尚感缺乏，新兵器的运用及因兵器性能改变所引起的战术问题，缺乏研究，[58]但是一般说来，领导阶层的素质要较北洋时期为高些。
第二，国军的用人范围较为宽广。一般说来，国军（尤其是中央军）的干部来源，以分发和业缘为主，较不重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用人范围越宽广，干部素质则越高，任用私人的弊病也越少。
第三，国军中央化的程度较高。抗战期间，国军部队历经巨幅的变动，在扩编、混编及互调的过程中，黄埔学生的势力逐渐扩张，完成军界的接班部署。由于黄埔军校的招生方式，不同于一般地方军校，而以全国为着眼点，刻意讲求各省区间的平衡；黄埔教育重视主义的灌输，学生较具国家观念，黄埔系的得势，自然使得国军中央化的程度增加，不仅矫正了近代区域主义之失，脱离旧式军阀的窠臼，同时也为国家的统一和军队的国家化，奠定了基础。[59]是为国军人事制度的最大成就。
最后，再试将国军与中共军队的人事制度作一比较。两者所面对的外在环境相似，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均不如国军，领导阶层的现代军事知识也不如国军，但是他们的组织严密，研究、学习动机强烈。1949年10月，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对该院学员的演讲中指出：
他们实在没有好的武器，和没有特别好的学问，但是他们怎样可以打胜我们？他们就是靠他严格的组织、训练、管理，与有计划的宣传，和彻底的研究学习，而且处处研究，事事学习。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就可以用坏的武器打败我们好的武器，并以少数的部队，打败我们大部队。[60]
共军的研究、学习动机，何以会比国军强烈？明显和其人事制度有关。1951年10月，国军高级将领周至柔即曾明白指出：
就拿在大陆剿匪战事说：我们的装备很好，大炮、坦克、飞机，都很多，匪军样样赶不上我们，但是匪军的人事处理得比我们好，便打了胜仗。可见人事制度之良窳，是作战胜败的重要因素，我们决不能忽视了人事和胜败关系。我们在大陆失败，不能说是因为没有美援装备才失败，老实讲：还是失败于人事制度未成立，人事运用不良。[61]
共军的人事制度，在兵力补充上，以广大的民兵作基础，由民兵而军区部队而野战军，属于宝塔式的组织，兵力可以循级升补；[62]这种循序渐进的“升级制”，同时也缓和了农民进入正规部队之后，所产生的不适应，[63]使得逃亡的现象减少，战力也得以保存。在升迁制度上，对干部的晋升，概归部队直属的上一级提名拔擢，经由党委的逐级审查考核，再送由干部管理单位办理，彻底实行以党领军的人事制度。在人事运用上，由于意识形态挂帅，因此可以不顾历史（资历）与情感上的关系。[64]在奖惩制度上，赏罚命令公布前，让士兵参与讨论，借以增加其向心力。[65]又利用一般人爱好虚荣的心理弱点，发起种种“立功运动”，激励官兵的竞争向上；通过不断的整肃，遏阻军队腐化的倾向。用胁迫的方式使乡间的富户、地主捐献参军费，用之于补偿军属，以安军心。如此，共军人事制度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共军的体制，也因而和国军有所不同。
[1]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55页；张朋园访问、郑丽榕纪录：《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第109页；白肇学：《六十军编成和参加鲁南战役述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8页。军统人员邱开基在促成龙云出兵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参阅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第653页。
[2]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1962年第6辑，第14页。
[3]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第61页。
[4]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第47页。
[5]陈存恭：《评“李宗仁回忆录”》，《“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期，1987年元月，第206页。
[6]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0页。
[7]陈存恭：《评“李宗仁回忆录”》，第207页。
[8]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137页。
[9]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入川抗战纪事》，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200页。
[10]刘雨卿：《生活回忆》，第17页；于豪章：《于豪章将军访问纪录》（稿本），第4节。
[11]陶峙岳：《三十年戎马春秋述要》，《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第10页；李铁军：《往事如新》，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87页；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89—190页。
[12]赵桂森：《新的服务精神与做人做事的道理》，《中央训练团运输人员集训班训练集》，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运输署，1948，第43页。
[13]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33页。
[14]钟德灿：《一个起义将军的路——记陈明仁将军》，第227—229页；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8—139页。
[15]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2页；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100-102.
[16]罗泽闿：《胡宗南先生盖棺论定》，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261页。
[17]郑洞国等：《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33页。
[18]倪仲涛：《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的矛盾》，《广西文史资料》第30辑，1990年11月，第43页。
[19]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29页。
[20]Kataoka Tetsuy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192.
[21]《整军建军专题报告》（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73/775，军政部档案。
[22]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101.
[23]《民国30年1月27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康泽致军令部长何应钦电》，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转引自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234页。
[24]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207页。
[25]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记录》，第71页。
[26]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99—101.
[27]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46页。
[28]郑锡安、何章海：《孙连仲投蒋后的二十六路军》，第189页。
[29]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入川抗战纪事》，第196页。
[30]张守初：《黄埔从军记（下）》，第122页。
[31]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第14页。关于武德励进会，详见田一平：《以刘湘为中心的反蒋秘密组织——武德励进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32]王克俊：《回忆傅作义先生》，《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4辑，1984年12月，第60页。
[33]张寄亚、王有禄、刘柏石：《马鸿逵在宁夏》，第57页。
[34]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访问，张朋园、刘凤翰纪录：《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83页。
[35]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实力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0页。
[36]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实力派》，第83—84、241页。
[37]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15页；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561—565页。直至1949年12月，中央在西康境内的部队，仍然仅有驻在西昌的警备司令部警备团（即前委员长西昌行辕的警卫团）和1949年11月始空运至西昌的胡宗南部三个营。参阅伍培英：《蒋介石假征藏以图康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152页。
[38]孙季康：《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3月，第22—23页。
[39]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209、214页。
[40]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第138页。
[41]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46页。
[42]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6年12月，26页；谢本书：《龙云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第175页。
[43]廖位育：《有关倮军阀龙云种种（上）》，《传记文学》第43卷第6期，1983年12月，第93页。
[44]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2页。
[45]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第265—266页。
[46]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 p.323.
[47]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320页。
[48]黄仁宇：《从烤面包说起》，《中国时报》，1991年12月3日。
[49]闻钟：《民主政治的人事行政》，《中国评论》第3期，1947年9月，第7页。
[50]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51]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2页。
[52]谭继禹：《戎马琐忆》，第166页。
[53]戴坚：《中美兵学通论》，世界兵学社，1945，第18—19页。
[54]孙连仲：《孙连仲先生访问纪录》，吴延环编《孙仿鲁先生述集》，第109页。
[55]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248回。
[56]赵正楷：《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9，第162—163页。
[57]Andr é Corvisier, Armies and Societies in Europe, 1494-1789,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3.
[58]袁守谦：《建军导报复刊以后》，《建军导报》第1卷第1期，1944年7月，第1页。
[59]蒋永敬：《黄埔军校创办的时代意义与背景》，“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建校六十周年论文集》上册，台北：编者印行，1984，第61页；蒋永敬：《黄埔建军》，“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2章第2节，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第275页。
[60]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下）》，第353页。
[61]周至柔：《军事制度之研究（第二讲）》，第3—4页。
[62]国民政府所辖的县、乡自卫队，则虚而不实，省保安队人数不多，正规部队却有三百余师，是立锥式的组织，兵力无从升补。参阅戴高翔：《不堪回首话农村》，《高翔文存》，第47—48页。
[63]详见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386. 国民政府的征兵，则大多采取随征随用的方式，常无暇充分训练却派赴战场。
[64]“国防部”史政局编《朱毛匪军事综合研究》，台北：编者印行，1958，第24—25页。
[65]1947年6月，总统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即曾指出国军的会议，不重视士兵的参与：“每师、旅、团、营、连，经过一次战役之后，何人该赏，何人该罚，在赏罚命令公布之前，主官应该召集政工人员和士兵代表，征询意见，让他们公开批评，以昭公允。我们军队过去的恶习是不让士兵参加会议，不让士兵发表意见。一切都是主官独断专行。‘共匪’便不如此，他们除了指挥以外，大多数的事都要经过士兵的讨论，会议时政工人员而且竭力奖励士兵开口说话，尊重他们的意见，‘共匪’的‘战斗手册’中指出提高士气和打胜仗的根本办法说，‘须发动战士、鼓励战士，提倡人人开口，互相鼓励’。我们则处处怕士兵过问，惟恐士兵提出意见。尤其是军队赏罚，都由长官独断，甚至凭长官个人的好恶来施行赏罚。如此，当然不能使人心服。其实我们的士兵都是愿望很低，心地纯良，只要给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你能真正择纳他的意见，那他就一定和你们同生共死，不但不愿意逃跑，就是要强迫他离开你们，也是不会干的。”参阅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第260—261页。国民革命军创建初期，相当重视下层官兵的参与，一如黄埔一期的邓文仪即曾指出，当时黄埔学生党员对党的活动及小组会议，均积极参加，尽量做到要求全校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在致该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责成整顿党务函中，也曾说过：“在此休战期间，赶紧先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如此则士兵经济与生活或为经济所限，不能完全改良，而其精神及环境决不至如此之暗无天日也。”参阅邓文仪：《报国从军记》，第50页；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6篇，第4—5页。根据黄埔三期宋瑞珂的回忆，“三大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为邓演达在黄埔军校时所提倡，严重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一师任师长时所实行，后来陈诚（曾任严部团长）将邓、严二人倡导的“三大公开”在部队中实行，获得相当良好的效果。参阅宋瑞珂：《陈诚及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47页；谈瀛：《陈诚、严立三与湖北省政》，中国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编辑部编《陈诚传》，华艺出版社，1991，第76页。虽然如此，直至1949年3月，“人事公开”仍被行政院列为军事方面的施政方针之一，遑论让士兵有参与讨论的机会。参阅何应钦：《行政院施政方针——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在立法院报告》，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