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所发的手令，大多数被奉为“圣旨”般贯彻执行，因此具有提高效率及鼓舞士气的功能，不过也有部分手令未被贯彻执行。根据现有的资料，军政要员对于不合理的手令或是越级指挥，也并非全盘照收，他们所采取的对策，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拒收。有些地方军系领袖对于蒋的越级指挥，根本直接予以拒绝，最有名的例子即为李宗仁。1937年10月，蒋任李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李即向蒋表示不希望蒋打电报直接指挥第五战区的部队，获蒋同意。蒋也真守此诺言，终李6年之任，蒋从未直接指挥过第五战区的部队。[50]对于白崇禧，蒋也有所顾忌，即使干预，也不敢坚持己见。例如1939年10月10日，蒋致电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对江南各战区的处置，作了两项指示，文末仍需加上“以上两项之处置，自信不致错误，请先在前方斟酌实情，并与墨三（顾祝同，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辞修（陈诚，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切计从速断行为盼”[51]的字句。
第二，不主动请示。1938年台儿庄会战后，李宗仁与白崇禧的部队撤至涡河，对于是否渡河，一时无法决定，有人建议请示蒋介石，李宗仁不表赞同，他说：“为什么要请示？请示，他同意我们的做法，还不是一样；如果他不同意，硬叫我们打，那时，打，就要完；不打，违抗命令，也要完。从现在起，电台不和他（蒋介石）联络，待突围成功后，再打电报给他。”[52]这句话同时也反映出部分军政领袖的心态。
第三，躲避。1941年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本来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战正紧张时，蒋介石一个电话将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大败，失了长沙。薛岳在一气之下，竟不听统帅部要求将部队撤往湘西的命令，反将部队撤至江西，后来薛几乎因此受到处分。有人问薛何以要如此做，薛说：“跑远一点，他（指蒋）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军中高级将领众人皆知的趣事。[53]
第四，阳奉阴违。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当衡阳受到日军围攻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军用电话指挥衡阳作战，命令衡阳附近各部队增援衡阳守军。但是这些部队有的避不受命，有的敷衍应付，不积极行动。黄涛的第六十二军当时在衡阳以东，他为了躲避蒋介石的命令，告诉部下，如蒋来电话即说军长公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则采取口头应付、实际上按兵不动的态度。某日，戴笠传达蒋介石命令，要王耀武派一个加强营，攻击日军侧背，救援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王耀武复电戴笠说戴判断如神，实际上依然按兵不动，虚伪应付了事。[54]事实上，这种阳奉阴违的作风并非只限于军中，在党政各界也是所在多有。侍从室1940年所做的一次定期检查显示，各机关主官对于手令饬办事项，仍有未能彻底遵办者，甚至有延至数月始复者，其中专以文字敷衍，与事实全不相符，或并不照所拟办法施行，如重庆市政府呈复电力节约办法事实上并未照办之类，尤属所在多有。[55]
第五，拖延缓办。蒋介石亲自部署一事，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即下达命令，不多久又更动刚下达的命令，弄得上下均无所适从。后来一些前线的高级将领掌握了蒋的习惯，于是接到蒋的手令或电令后，并不马上处理，等到蒋的决心确定后再处理。[56]
蒋介石所发的手令，大多数具有贯彻命令、提高效率及鼓舞士气的效果，但是其中也有少数越级指挥的手令，从长期来看，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首先，越级指挥作战的手令，造成下属缺乏主动精神。蒋介石有时以手令干预机微，使得下层机关缺乏主动精神，凡事均仰赖蒋的裁示。此种习性一旦养成，对于党政军一般事务的影响尚小，如遇战事，则影响甚大。中央军的将领都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57]如果每派一兵、移一步均需听命于千里外的统帅，未有不违时失机自取溃退者。
其次，亲自指挥破坏体制。蒋介石所采取的集权式部队指挥模式，使得各部队养成一种习惯，于接到上级函电时，先看公文末端，如有“中正手启”字样，即需特别注意；如为“中正侍参”（即由侍从室主办），也还重视，但是如果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即需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因此，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此种以个人权威取代机构权威的运作方式，虽然有其效果，但是无法持久。[58]
自1940年下半年起，蒋介石即靠下达手令维持其统治的威信。1947年夏季以后，蒋在军事上居于守势，但他依然依赖手令，并责成军务局对手令加强检查催办的制度，每隔数日即向受令者（单位）发出通知书，查询办理情况。[59]但是，随着国共军事势力的消长，蒋的威信逐渐丧失，他的手令也因而丧失效力。1948年12月，第十二兵团的一位军长杨伯涛对于该兵团官兵接到蒋手令后的反应，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第十二兵团被解放军包围了十几天之后，官兵极度疲惫，对解放军的夜间攻击非常恐惧。各个阵地守军与友好通电话时，互相道别，未卜明朝能否相见。当晨星荧荧、东方放明的时候，我们都两眼望天，看天气好不好，期盼从天上掉下粮食和弹药来。但是这天南京飞机投下的粮弹微不足道，却投下一袋文件，其中是蒋委员长给黄维和各军军长的亲笔信，另外从飞机上洒下一张张传单，是蒋委员长对第十二兵团全体官兵所颁发的嘉慰令。亲笔信和嘉慰令的内容，无非是为国民党军官兵打气，说这次战役官兵如何英勇，解放军已遭到严重打击，伤亡惨重，崩溃在即，只要再坚持下去，就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对官兵的忠勇表示无比的欣慰关怀，党国前途实深利赖等等。这些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的激起了所有官兵对蒋介石的怨愤，大家要的就是粮食、弹药、援军，开空头支票抵什么用，实际是一道催命符。大家意识到催命符一到我们就快完了。[60]
以上的文字系完成于1950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因此对于蒋介石和该军长所在第十二兵团的官兵情绪的描述或有欠客观，不过仍可从中看出手令效力的局限性。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蒋介石所颁手令，如依种类区分，以军事类为最多，政治类次之，党务类较少。从手令的内容上观察，显示出蒋介石治理的幅度极广，与传统帝制时期的统治者并无太大的不同；他重视宣传，也与北洋时期的统治者类似；不过蒋重视政令是否能贯彻至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则与过去的统治者不同。
第二，蒋介石所颁布的手令虽多，但是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是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三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一些越级指挥的手令，大多限于作战指挥方面，在一般有关党政事务的手令中，越级指挥者极为罕见，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
第三，蒋于指挥作战时，好发手令越级指挥，一方面与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蒋个人缺乏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有关，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一人，而是存在于当时军事将领之中的普遍现象。
第四，蒋好发手令，也是长官笼络部属的一种手段。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后期物质环境艰困，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良，待遇微薄，营养欠缺，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仰赖者，只有反日情绪和官兵之间的情感。因此，长官越级笼络部属，在当时实为普遍的现象。
第五，蒋好以手令越级指挥作战，所造成的祸害，似未如前人想象之大，其原因在于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对于不合理的手令或越级指挥，每多采取各种方法予以抵制，甚至拒不执行。
第六，蒋所颁手令，大多数具有贯彻命令、提高效率与鼓舞士气的效果，不过同时也造成下属缺乏主动精神及破坏体制等负面影响。国共内战后期，随着国共军事势力的消长，蒋的威信逐渐丧失，其手令也因而丧失效力。
（本章原名《遥制：蒋介石的手令研究》，收入本书时，书名有变动）
[1]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955页。
[2]Lloyd E.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p.146.
[3]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3页。
[4]《新唐书》卷117，“刘祎之传”。
[5]《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档号043/6，“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京访问与纪录：《萧赞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41页。
[6]《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档号043/6，“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7]《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
[8]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第290页。
[9]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第549页。
[10]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1991年第36辑，第30页。
[11]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第115—164页。
[12]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96页。
[13]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第30—31页。
[14]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1页。
[15]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49页。
[16]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135页。
[17]《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第289—290页。
[18]Theodore H.White（ed.）, The Stilwell Papers, p.125.
[19]蒋介石：《抗战形势之综合检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第210页。
[20]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50岁以上。见本书第7页。
[21]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106页。
[22]杨维真：《再造革命——蒋中正复职前后对台湾的军事布置与重建（1949—1950）》，台北：《中华军史会刊》第7期，2002年4月，第363—364页。
[23]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313页。
[24]《1942年元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呈文》，《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档号0431/3720.02-01，国民政府档案。
[25]《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致孔祥熙函》，《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档号0431/3720.02-01，国民政府档案。
[26]《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致孔祥熙函》，《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档号0431/3720.02-01，国民政府档案。
[27]《蒋中正指示，陈布雷以后发各机关之手启各条不可用手令名称》，档号0161.42/4450.0101，国民政府档案。
[28]《蒋中正指示，陈布雷以后发各机关之手启各条不可用手令名称》，档号0161.42/4450.0101，国民政府档案。
[29]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第142—143页。
[30]傅绍杰：《战斗力与战术的成就》，《现代军事》第3卷第3期，1948年3月，第15页。
[31]抗战中期，军令部也曾抱怨“部队调动，统帅部干涉过严，有失前方机动性。”参阅军令部：《军令部审查检阅各部队参谋报告书决议案》（油印本），第5页，1941，档号769/2217，军令部档案。
[32]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121—122页。
[33]见本书第四章。
[34]参阅《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第146—147页；Odd Arne Westad,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9-10.
[35]徐复观：《垃圾箱外》，《徐复观杂文——忆往事》，第39页。
[36]徐复观：《垃圾箱外》，第39—40页。
[37]Donald G.Gillin,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258-259.
[38]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97页。
[39]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王微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第155—156页；桂崇基：《中国现代史料拾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9，第622页。
[40]《王微先生访问纪录》，第155—156页。
[41]蒋焕文：《战时政治建设》，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第180页；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编印：《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辑要》，1943，第119—122页。“分层负责”一词，系由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所创，参阅蒋廷黻口述、谢钟琏纪录：《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225—226页。
[42]《蒋委员长致代参谋总长程潜及军委会各部部长为署属各部会及应实施分层负责制条示》，李云汉主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第146页。
[43]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2—123页。
[44]施有仁：《第三十八军守备秦岭和撤退入川经过》，《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632—633页。
[45]故有人讽刺第四军为“薛家军”。参阅罗平野：《镇江江防第四军的覆灭》，《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672页。作者曾任第四军参谋长。
[46]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953页。
[47]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280页。
[48]《蒋委员长致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转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及各军师团长等所属奋起争取胜利电示》，《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第253—254页。
[49]局外人：《从襄阳失陷说到康泽被俘》，《春秋》（香港）第101期，1961年9月，第10页。
[50]《李宗仁回忆录》，第550页。
[51]《蒋委员长致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江南各战区之处置电示》，李云汉主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第129页。
[52]赖慧鹏：《台儿庄之战和徐州突围亲历记》，《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4年4月，第139页。
[53]《李宗仁回忆录》，第550页。这则趣事，后来更为Barbara W.Tuchman的畅销著作引用。参阅Tuchman, 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Co.，1970, p.357.
[54]鲍志鸿：《抗战后期的豫湘桂战役——在军统局的所见所闻》，《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2辑，第91页。
[55]《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民政府档案。
[56]例如有一次蒋介石打长途电话给陈诚，要他和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研究，将李玉堂的部队抽出一个师填补某地。隔了约2小时，蒋又电陈，要他将李玉堂集团军全部移驻某地。陈诚两次接到蒋的电令，均按兵不动，直到晚间才打电话给侍从室主任林蔚，林表示蒋仍未下达最后决心。次日，蒋果然直接打电话给薛岳，表示李玉堂的部队暂时不要调动。详见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第31—32页。
[57]《李宗仁回忆录》，第549页。
[58]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299—300页。
[59]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951页。
[60]杨伯涛：《第十八军从进攻到被歼灭》，《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