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英国著名的兵学家富勒（J.F C.Fuller）曾在《兵学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 ）一书中指出，直至最近以前，战争的胜负通常决定于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统帅伤亡或是被俘之时，因为通常都是统帅自己一个人制定作战计划，指挥部队。[83]
当战争变得日趋复杂，开始需要有专业化参谋的协助。拿破仑作战时，他通常是自己制订作战计划，然后让侍从的顾问骑马到山上观测战场地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将领们则通常是在火线后方的司令部中研读地图，然后利用电话和汽车下达命令。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区指挥官手下的参谋人数更多，分工也更细。战场的范围，由地面扩大为陆、海、空三面；高级指挥官通常在远离战地的司令部中做成决策。
以上所述，虽然是近代西方指挥官角色的演变，但是同时也是参谋兴起的过程。近代中国，由于技术条件的落后和一些其他的因素，使得此一过程的发展，较西方为缓慢。直至抗战以前，军中选拔部队长，多偏重天才，或重作战经验。[84]作战时，由于事务简单，指挥官一人之力已足付，对于幕僚，视如军事秘书，仅盼其能起草命令、报告，绘制图表，有为军官多不屑为，甚至非军人也滥竽其间。[85]因此，参谋人员在军中的地位低落，如一位高级将领即曾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他们［指带兵的军官］最恨的是司令部里头的参谋人员，他们说：“咱们拼死命去打仗，打出这个江山来，你们这些鸟参谋有啥用处？要你来管闲事，讨厌得很！”所以参谋们奉令到前线侦察的时候，是很苦、很苦的，路上走着，没人理会，虽然低声下气地问，也要被他们轻视。参谋带子、大学徽章，他们是看不起的啊！[86]
抗战爆发后，各级指挥官多依内战经验指导作战，缺乏绵密的计划，或根本没有计划，遑论巧妙运用。事实上，应由指挥官决定方针，参谋根据最有效的部署制定计划，然后再照计划，下达命令，因时制宜，方能常立于主动地位，达成任务，绝不能以全部计划交于部下，失去活用余地。[87]国军在屡受重创后，才感受到兵学素养的重要。陆大毕业军官，由于均受过参谋训练，以及师、军和大兵团战术的陶冶，因此开始受到重视，成为各方延揽的对象。[88]但是多数的部队长自视颇高，所希望的参谋人才，并非需有高深的战术修养和参谋作为，而是“绍兴师爷”型的参谋，既要听话，又要能干。不要过问经理，也不要参与人事业务。[89]只要拟订计划，草拟演习想定，报告作战消耗，记述要报、详报为已足。如能报败为胜，化无为有，更能获得重视。[90]
至于各级参谋长，负有辅佐长官，拟定及督促计划与命令实施的重要任务，和主官的关系密切。但是主官限于积习，在指挥运用及作战要求上，初期尚难完全水乳，以致纠纷频传，有的是主官不尊重参谋长的地位和意见，认为其不称职时，不呈请军令部核办，即自行将其撤换；也有的是参谋长所见和主官不同，即遽行求去，潜回后方。由于纠纷不断，甚至促使委员长蒋介石亲自电令各机关、部队主官及参谋长，予以纠正：
近查有少数主官与幕僚长意志不一，互相猜忌，而幕僚长亦有不尽职责，潜回后方者。似此情形，于抗战前途影响甚巨，亟应纠正如下：
一、主官对于参谋长应尊重其地位与意志，倘认为不称职或有其他情事，应密呈军令部核办，不得私行撤换。
二、参谋长应知本身业务之重要，尽心竭力向主官建议，如主官所见不同，可将所持理由婉切陈明，不得因所见不同，遽行求去。
三、各级参谋长对于各该部所属主官与参谋长间之人事关系，应负协调查考之责，并需随时呈报军令部，以为改进人事之根据。
四、参谋长请假或至后方公干，应呈请主官、长官批准，并报军令部备查，如有擅离职守或潜回后方者，一经查出，定予严处，决不姑宽。[91]
主官通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陆大出身之参谋长的长处。例如郭汝瑰战前初到十四师任参谋长时，并不为师长霍揆彰所倚重，及至淞沪作战，郭亲去第一线为霍视察情况，建议决心处置，并在图上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应如何处置，等到友邻下级电话一来，霍便可立即处理。淞沪大溃退时，十四师未得命令，不敢退却，经郭汝瑰和六十六军叶肇的参谋长，陆大同期同学郭永镳通话，抄下命令，了解十四师的撤退时机、路线、到达位置等，最后才撤退。虽在安亭车站被日军截断退路，全师仍绕道而还。自此以后，霍揆彰对陆大学员的印象大为改变，经常劝各军、师长用陆大学员作参谋长，不然联络不广，情况不明，打仗无把握。[92]
参谋长和主官，通常也需要经过共事一段时间后，方能相互适应，建立共识。一位经验丰富的参谋长，曾将工作心得作成一首打油诗来指点后进：“文武讲写打跑坐，七样工夫不得错，还有一件要记得，主官担功我担过。”“文”和“武”指的自然是要文武全才的意思。“讲”指的是上课时能讲兵学。“写”指的是下笔千言，立即成章。“打”指的是作战，要能出入于枪林弹雨中，而无惧色。“跑”指的是勤于训练和视察部队，不辞辛劳。“坐”指的是能静坐思考教育、战备、后勤、卫生、统御、经理等一切军务。在作战问题上，可以据理力争，以战胜为主，不能循情和任何干部妥协。但对人事和经理两项，只需了解情况，不要干涉，由主官自行解决。[93]这首打油诗，充分反映了参谋长在部队中所扮演的角色。
综上所述，不论是参谋或是参谋长，在国军中的地位，均无法和在先进国家军队中的地位相比。[9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和国军接触机会增多，对于国军的指挥和参谋程序即甚为惊异，他们指出：“中国军队的参谋和指挥程序十分独特。参谋所发命令无人重视，命令必须是由指挥官本人发出。如为书面命令，需盖有关防。”[95]他们对于和国军军政部门交涉时，凡事均需签报部会首长核示的作业程序，也常有怨言。为此，蒋介石曾于1945年1月指示参谋总长程潜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部长，应即于所属部会实施分层负责制。[96]但是成效似乎十分有限。
本章小结 近代世界各国的参谋制度，以德国和美国最为人所称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模式。在此，笔者试将中国的参谋制度和美、德两国作一比较，借以明了其特色。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以前，在德军中如想升至将官，参谋团为必经之路。参谋团有如一个需具会员资格始准进入的俱乐部，其成员均为精英中的精英，在一般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人数虽少，影响却极大，对于作战能力的影响不可低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战争学院主要是以考试方式选拔优秀军官入学，考试科目中最重要者为战术。1920年以后，所有军官均需应考，考生通常需要花费五个月的时间准备，其慎重的程度由此可见。入学考试的竞争极为激烈，录取人数一直均极少，即使在参谋人员逐渐不足的1936年，也只在1 000人中录取了150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常录取学生60—80人，1943年以后增至100—150人。
德国战争学院需肄业三年始得毕业，宗旨在培育能够担任师参谋长的作战人才。课程主要为战术，其次为军事史，至于参谋作业和军事组织、情报、补给、运输、兵工、各军种间的勤务支援等科目均为副科。毕业前，由队职官根据平日对学生的观察予以评分，而不举行笔试。所着重的特质为智力和逻辑思考的能力、当机立断和掌握重点的能力、创造力和长时间工作的耐力。战争学院毕业生，首先需至参谋本部见习1—2年，然后才能正式取得参谋资格，可以佩戴众所羡慕的深红色臂章和银色领章，并可在其阶级后加一“参谋”（im Generalstab简称“i.G”）的称号。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学院停止招收新生，三年的课程改为八周，目的在培育能够服务于参谋本部基层的人才。课程着重实用，强调战术、补给、运输、参谋作业、情报及反情报。毕业生被评为适任参谋职务者，通常在80％左右。至1942年3月，由于伤亡人数增加，对于参谋的需求迫切，于是参谋制度再改组。参谋军官需先在师部参谋部门见习6个月，再至高一级的机构（如军部）任职3个月，然后接受8周的参谋课程（Lehrgang）及6个月的见习，最后才成为参谋，训练时间总共约一年半。[97]
军界权威人士，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参谋制度，均认为就整体而论极为良好（excellent）；但是对于战时情况的评价，则各家评价不一，并无一致的看法。[98]在此值得重复的是德国参谋制度的一些特色：第一，以一所单一的战争学院，担任所有教育的功能。第二，特别强调战术及作战技能，相对地忽略了战略和高层作战指挥（higher conduct of war）。第三，重视学生个性，而非知识和能力。第四，依赖教师而非笔试，了解学生。第五，不论战时和平时，重视非正式教学（informal teaching）和实作（practical work）。第六，长时期的见习。第七，直至1943年前，几乎是以战争学院作为升迁的唯一管道。第八，参谋团排外（exclusiveness）和隔绝（separateness）的精英性质。以上各点，均为普法战争以降的史家所津津乐道的特色。[99]
美国国防部的参谋本部创立于1903年，在许多方面是仿自德国的参谋制度，但是自始也有其特色。美国的参谋系统远较其他国家的为庞大，包括一般行政和作战指挥，参谋的训练也以此二者为重点。
美军对于参谋人才的培育，可分为两个阶段。1901年，将位于雷温渥斯要塞（Fort Leavenworth）的步骑兵学校（US Infantry and Cavalry School）改为一般军事暨参谋学院（the General Service and Staff College），[100]招收各单位推荐的中、少尉，施予一年的参谋教育，毕业生派往各部队担任参谋职务，性质有如德军的带兵参谋（Truppengeneralstab），只是素质较差。为了培育参谋本部部内的参谋人才，又于1904年创立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不过直至1922年，战争学院学历才成为进入参谋本部的必要条件。要想进入战争学院就读，首先需毕业于指参学院，不过考绩特优者不受此限制。战争学院修业期限为一年。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任务理论上包括培养军官在高层执行野战作业（field operations）的能力，包括和作战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传授参谋本部的业务；训练如何和海军联合作战；教授过去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战术和后勤。实际上，课程偏重于国际关系、经济学、工业和各军种间勤务的问题，因为其目的主要是在培养国防部从事一般行政工作的能力，而不是培养在战场指挥的能力。[101]
中国自古以来即已有军事参谋机构，军队中存有参谋的固定职务，参谋业务也日趋完善，但是参谋机构一直未能发展成为主导性的组织体制。清末军事参谋组织形式受到西方的影响，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近代美军参谋团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102]中国近代由于政治不安定、军队庞大，因此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更多，直至抗战期间，参谋制度才逐渐建立。自此以后，不仅各军事机构及部队的幕僚作业得以有统一的范式，同时此项作业方式后来甚至为各行政机关所采用。[103]
不过国军的参谋制度由于以下几种因素，使得应有的功能并未能充分发挥。第一，参谋教育的质和量均不符需要。在课程方面，陆大一如德国战争学院，不重视军事以外的课程，而以培育单纯的高级指挥参谋人才为宗旨。但是不同于德、美的战争学院，陆大的教育内容未能充分“本土化”，过分偏重模仿西方现代化战争的理论和经验，而忽略了和本土环境的配合。在师资方面，陆大无法和德国战争学院一样，以良好的待遇和发展机会吸引一流人才前来任教；反而和美国战争学院的情况类似，久任的教官多为在军中无发展前景者，加上抗战期间经济条件恶劣，遂造成师资的素质一直无法提升，甚至在数量上也无法满足需求。
第二，参谋人事制度的不健全。查德国的参谋制度，平时对于战争学院毕业学员，每期择最优秀者百分之二十，留最高统帅部服务，满二年后则派赴各部队，充任尉官级各项主队职，再择选调回统帅部服务；待至相当时期，复派往各部队，任校官级各项主队职，后再择优调回统帅部服务；待至相当时期，复派往各部队任将官级各项主队职，后再择优调回统帅部服务，如是经过若干次派遣调回，逐次淘汰，仅留百分之四、五最优参谋军官在参谋部服务，一旦遇有战争，则使出任战斗序列部队各级指挥官或幕僚长。[104]至于国军的参谋制度，则一方面由于陆大对学员考核不确实，毕业后服务期间，又因考核制度不健全，如需遴选最优参谋，缺乏依据；另一方面，军令部对陆大正则班及参补班学员动态，无法掌握。参谋团的名册既难完善，自然无法实施人事管制。[105]
第三，参谋人员的地位低落。近代德国的参谋人员均为社会中的精英，因此享有崇高的地位。近代美国由于社会上及精英的民主气息浓厚，参谋制度被视为是不符合民主的理想，故无法取得像在德国一般崇高的地位，不过由于军中厉行分层负责，因此其专业地位也获重视。近代中国则直至抗战爆发，国军屡受重创后，才感受到兵学素养的重要性。陆大毕业军官由于均受过参谋训练，以及军、师和大兵团战术的陶冶，因此开始受到重视，成为各方延揽的对象。但是，多数的指挥官均未能充分授权，尤其不愿其参与经理和人事业务。抗战后期，军中曾推行分层负责制，不过成效有限。
（本章原名《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收入本书时，名称有变动）
[1]冯玉祥：《我的生活》，教育书局，1947，第496—498页。
[2]如江浙战争爆发时间为9月3日，而冯书误为8月24日。
[3]Hsi-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137.
[4]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中华书局，1941，第101页。
[5]刘凤翰：《晚清新军编练及指挥机构组织与变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Ralph L.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6]《军事委员会组织系统表》，档号0211/3750，“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
[7]关于陆大的沿革，可参阅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台北：三军大学，1990。
[8]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284—285页。
[9]陈素农：《回忆录》，第18页。
[10]郭汝瑰：《我在陆军大学（1932—1937年）》，《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编者印行，1994，第75页。
[11]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175页。
[12]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283页。
[13]本书第三章。
[14]《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毛笔原件），1943年，第24页，档号769/2477，军令部档案。
[15]蒋介石：《陆大学员之责任与基本的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7，第5—6页。
[16]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66页。
[17]《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4页。
[18]《民国二十四年度军队参谋教育大纲及计划》，《中华民国法规汇编（二十四年辑）》第6编，中华书局，1935，第50—51页。
[19]《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4页。
[20]《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4页。
[21]《该部调查军师参谋长及陆大教育候选简历名册》，1945年，档号769/70，军令部档案。
[22]王多年：《第十八期修业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175页。
[23]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毛笔原件），1942年，第18—19、38页，档号769/2220，军令部档案。
[24]卫道然：《卫立煌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第24页。
[25]傅润华：《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第182页。
[26]林泉访问兼纪录：《郭寄峤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76—77页。
[27]《陆海空军参谋任职规则》，《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二册“军政”，第1567页。
[28]《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第3页，档号769/2363，军令部档案。
[29]《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第3页，档号769/2363，军令部档案。
[30]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4—15页。
[31]蒋介石：《整军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8，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6，第208页。
[32]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8—19、38页。
[33]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参谋人员统计图表》，图1，1939，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军令部三厅一处：《廿九年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队参谋人员出身统计图》，档号769/309，军令部档案；三厅一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图4，1944，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34]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7页。
[35]Alvin D.Coox, “Thc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llan R.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 ed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p.10.
[36]刘子清：《从军三十年》，凤山：黄埔出版社，1954，第153—154页。
[37]蒋介石：《军事教育之要旨（二）》，《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2，第318页。
[38]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40页。
[39]蒋介石：《整军训词》，第208页。
[40]蒋介石：《参谋长会议训词（二）》，《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5，第308页。
[41]戴坚：《战阵新法——为纪念本师成立三周年而作》，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第6—7页。
[42]《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69/2363，军令部档案。
[43]如果再加上地方军事机关、警备司令部、补训部队、游击部队等，员额则在7 000以上。参阅《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第3页。
[44]《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第5页。
[45]《陆海空军参谋任职规则》，第1567页。
[46]《储备参谋人才办法》，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九年度最高幕僚会议汇编》，编者印行，未注出版时间，第72页。
[47]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九年度最高幕僚会议汇编》，第72页；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306页。
[48]蒋介石：《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8，第184页。
[49]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第151页。
[50]《陆军大学组织法》，《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二册“军政”，第2002页。
[51]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第215页。
[5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渝令卅三德字第三○三四号代电，档号773/859，军政部档案。
[53]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第215页。
[54]《军令部人事管理会议纪录》，档号769/2211，军令部档案。
[55]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第215—216页。
[56]《第一期战时行政计划实施方案进度考核表》，1941年2月13日，档号769/711，军令部档案。
[57]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渝令卅三德字第三○三四号代电。
[58]蒋介石说：“以后我们陆大的学生，一定要特别尊重军队的人事法规，和遵守铨叙手续，毕业以后，一切工作要听政府来支配，职位要由政府来决定，决不能非分要求和自由活动，如此，才能使我们军队的人事走上轨道，也才能贯彻我们军人严守纪律的精神。……切不可像过去一样，一般学生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和校外各部队长互相邀约，甚至接受人家的津贴，毕业之后，不受政府的派遣调度，如此，就无异把自己看成一件商品，出卖给人家，这无异是将你自己的人格卖了给人家一样。”参阅蒋介石：《陆大学员为学办事之要道》，《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第111页。
[59]《陆军大学校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七六九号，1945年4月11日，法规，第2页。
[60]同学关系在近代西方人友谊发展上的重要性，可参阅Michelle Perrot, ed.,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Vol.4, From the Fires of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pp.561-563.
[61]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68. 即使是短期的训练班队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例如抗战时期一位毕业于中央军校参谋训练班的军官，即曾有以下的回忆：“在参谋班受训时，我们有八个志同道合的‘死党’，被同学们称之为‘八大金刚’，对工作的分派，大家主张‘内外皆有，毋远弗届’，选择最有发展的部队去，大家埋头苦干，不成功便成仁，等到抗战胜利后，再作第二步事业计划的商量。因此，我们八个人有两句口号：‘分离不是感情的分散，乃是事业的扩张。’当时的雄心壮志，是可想而知的。”参阅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24—225页。
[62]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第3—5页。
[63]张汝弼：《我任胡宗南人事处长的见闻》，《贵阳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3辑，第214—215页。
[64]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
[65]杨学端：《二刘大战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963年1月，第100页。
[66]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99—100页。
[67]《军令部有关参谋人事各种重要电令》，未注出版时地，第12页，档号769/2497，军令部档案；《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毛笔原件），第24页，1943年，档号769/2477，军令部档案。
[68]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第138页。
[69]详见本书第45页。
[70]王耀武：《从作人到作战》，第140页。
[71]详见本书第47—57页。
[72]《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7页；《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7页。
[73]沈怀玉：《军职制度》，“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公职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公职志（初稿）》，台北：“国史馆”，1990，第440页。
[74]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吴思远1941年9月30日致军令部函，档号769/2217，军令部档案；黎明：《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三组视察第三战区各部队报告书》，第41—42页。
[75]六十九军一八一师师长张雨亭文，档号769/59，军令部档案；黎明：《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三组视察第三战区各部队报告书》，第23—24页。
[76]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8页；黄仁宇教授1993年1月19日与笔者私人通信。
[77]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1945年3月3日致军令部训令：“自本年度起，实施部队、机关、学校上校以上人员经历调任……关于军、师参谋长及驻外武官、陆大教官候选人员，应由该部遴选造册。”档号769/70，军令部档案。
[78]例如：1945年陆军第十四军仅实施一部分的幕僚与队职互调。参阅《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第295页。
[79]《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第7页。
[80]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台北重排本，未注出版时间，第392页。
[81]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36页。
[82]黎明：《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三组视察第三战区各部队报告书》，第23—24页。
[83]J.F.C.Fuller,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
[84]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277页。
[85]《国军作战经验节要》，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编《抗战参考丛书（合订本第1集）》，编者印行，1940，第126页。
[86]朱培德：《军官的新生活》，正中书局，1934，第28页。
[87]何应钦：《何参谋总长训词》，《参谋会议要录》长官训词，第21页。
[88]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第277页。
[89]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页。1932年于达在担任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参谋长之前，前往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处请益。周向于表示：“参谋长和主管搞不好，一为人事，二为经理问题（钱的问题），这两个你不要管，没有搞不好的。”参阅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52页。
[90]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页。
[91]《军令部有关参谋人事各种重要电令》，未注出版时地，第13页，档号769/2497，军令部档案。
[92]郭汝瑰：《我在陆军大学（1932—1937年）》，《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75—76页。
[93]本期同学联合写作：《第十四期修学述忆》，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34页。
[94]Hsi-sheng Ch’i, “The Military Dimension, 1942-1945,” in James C.Hsiung and Steven I.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 N.Y.: M.E.Sharpe, 1992, p.168.
[95]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36.
[96]《蒋委员长致代参谋总长程潜及军委会各部部长为所属各部会应即实施分层负责制条示》，李云汉主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第146页。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41年，国防最高委员会即已于各级行政机关推行分层负责制度。参阅蒋焕文：《战时政治建设》，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第180页；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编《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辑要》，编者印行，1943，第119—122页。“分层负责”一词，系由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所创，参阅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225—226页。
[97]有关德国的参谋制度，详见W.Goerlite, History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1657-1945, New York, 1953.
[98]John M.Nolen, “JCS Reform and the Lessons of German History,” Parameters 14：3（1984），pp.12-20.
[99]Martin van Creveld, Fighting Power: 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 1939-1945, Westport, 1982, p.149.
[100]Boyd L.Dastrug, The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A Centennial History, Manhattan, Kansas, 1982, p.42.
[101]van Creveld, Fighting Power, pp.149-151.
[102]John McAuley Palmer, America in Arms: The Experience of the U.S.with Military Organ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passim.
[103]姚光兴：《第十九期修学述忆》，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96页。1941年，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各级行政机关推行幕僚长制，即脱胎于军中的参谋长制，参阅蒋介石：《建设基本工作——行政三联制大纲》，《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6，第136页；陈之迈：《中国政府》第2册，商务印书馆，1945，第92—93页。学者钱端升则认为幕僚长的观念来自军中的参谋长和督抚衙门中的吏员。参阅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31.
[104]《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53—54页。
[105]《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