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士兵的教育程度，迄今尚未发现较为详尽的统计数字，一般的印象是大多为文盲。社会学家陶孟和曾于1929年调查山西第三编遣区警卫旅的946位士兵，结果发现能自己写信者占13%，其余均未曾识字读书，或曾读书而不能写信。[65]不过1938年8月，冯玉祥在湖南益阳检阅长岳师管区第三补充团，发现新兵识字者竟达八成左右。[66]抗战时期，所征兵的质量日益低下。根据一般的观察，士兵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67]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由贵州拨补的新兵，结果发现文盲占97%，至于那些2%—3%的识字者，程度也不够做文书上士。[68]1941年，据第十四师排长黄仁宇的观察，“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69]。一般的部队对于新兵，一方面要施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2—3星期，认米突（米的旧称，编辑注）尺需2—3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2—3星期，要教会射击，则往往需2—3个月。[70]抗战后期，有些部队曾对士兵的教育程度加以统计，但是数字的可信度颇有问题，如以下两种统计中有关文盲的比例，即有相当大的不同。
表1-9所举荣誉第二师，系由康复伤兵所组成的部队，其中老兵较多，因此识字者也较多，应是造成文盲比例较十四军为少的原因之一。
表1-9 抗战时期士兵教育程度统计
* 指能识五百单字表者。
资料来源：《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陆军第十四司令部，1946，第214页；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陆军第二师政治部，1946，附表。
各部队士兵的知识程度虽有不同，但是均面临逃兵的相同问题。由于逃兵风气的普遍，各部队在教育上，计划和实施每不能一致，更不能施行有系统的一贯教育。换言之，即一年四季均在新兵教育课程中徘徊。在步兵方面，较好者尚可练成班、排的战斗教练，至于特种兵部队，则对此也不可指望。[71]
1944年，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经检验合格者，总数达125 500人，唯因战事及交通运输关系，实际报到入营者不及100 000人。学历程度计专科以上占10%，高中以上占23％，初中占60%，小学占7%，[72]对于军人形象的提升，助益颇大。
在经济背景方面，由于士兵的社会地位低落，所以战前入伍当兵者，多为贫困人家的子弟，[73]平常人家如有子弟当兵，常会被讥为“没出息”，因此许多年轻人从军，事前均不能让家人知道；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将女儿许配给军人。[74]战前虽然实施普遍的征兵制，但是由于有知识、有钱、有地位者，可以逃避兵役，[75]以致各地征送的壮丁，多为贫者、愚者和弱者。至于士兵家庭的职业，试将搜集所得资料列举如下。
表1-10所列前两种统计数字颇为一致——出身农家者约占80％，与整个社会的农业从业人员比例接近。[76]至于荣誉第二师士兵出身农家者较少，或许是由于原务农的士兵受伤后，离开部队返乡者较多所致。
表1-10 国民政府时期士兵家庭职业统计表
资料来源：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99页；《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第214页；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附表。
军界人士多认为出身农家的士兵，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各种美德，[77]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78]战时在华的外国人士，也多有类似的观察，如史迪威1942年5月26日呈蒋介石文中，即指国军“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惯于吃苦，服从领导”。[79]7月7日在对华广播中对于国军士兵，更是称道有加：
对我而言，中国人的伟大——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无怨无悔的忠诚、他们的认真、他们的艰苦卓绝——由中国士兵身上最可看出。他备尝艰苦而不掉一滴眼泪；上级带他到那里，他就跟着去，毫无迟疑；在他简单而率直的心灵中，从未想过他作的不是英雄作的事。他要求的很少，而永远都准备付出所有。[80]
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也相信，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81]
不幸的是，抗战期间军中的生活水准下降，士兵的体格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国军派送1 800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68％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200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了65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了30人，最后只有105人被录取。[82]国军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在年龄方面，根据现有的少数资料显示，国民政府时期的士兵，大多为年富力强的青年。如1932年时，第十九路军教导队士兵的平均年龄为24岁。[83]以上两份较为详细的数字资料则显示，国军士兵中30岁以下者占90%左右，其中尤以20—25岁者最多。
表1-11、1-12显示，士兵固然多为年轻人，但是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老兵。这些老兵多为战前所募，当时曾经过一番挑选，部分系久经战役，每能尽忠职守，即使因为分散配置，为火力占优势的敌人所击溃，数日之后，仍能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各归建制，严整如初，对整体战力毫无损伤。[84]因此各部队的干部，对于老兵多十分重视，如一位炮兵排长即称老兵是“国之瑰宝”，[85]另一位步兵排长则认为：“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员才能算数。”[86]对于这些老兵，在战前尚可以用升官加薪的方式施予奖励，但是战时军人真实薪俸下降，1941年少尉月薪42元，下士20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街上吃碗面，即需3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但是也不能威胁，如果让他们在兵众面前下不了台，则会“开小差”投奔其他部队。各部队为了留住这种人才，只得给予特殊礼遇，即使是连长，也要对他们客气几分；军校出身的年轻排长，更是要陪他们吃狗肉、说粗话，[87]有些部队对他们甚至早晚不集合训话，也不出操，尽量让他们轻松愉快，以示优待。[88]
表1-11 第三编遣区警卫旅士兵年龄调查表（1930）
资料来源：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95—96页。
表1-12 第十四军士兵年龄统计表（1945）
资料来源：《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第215页。
在一些地方部队（如刘汝明、孙连仲和丁治磐的部队），老兵颇多，班长职位多由其担任，很受士兵的敬重，称之为“头目”。由于老兵对于部队战力的发挥十分重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部队战力的高低每与其老兵的多寡呈正比。如东北军系统的第五十三军，自七七事变开始，至缅北畹丁与驻印军会师，直至1947年调至东北“剿共”时，尚有半数以上是老兵，[89]在当时是罕见的情形。
最后，拟再就各阶层军官的素质及行为模式，略作比较。1942年5月26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谒见蒋委员长，并提出一份改革国军的计划。计划中认为国军应精简编制，配赋充分的武器装备；更换无效率的高级指挥官，并充分授权不加遥制云云。观其内容，实未超出战前德国军事顾问建议之外。事实上，当时中国部分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汰，尚虞酿成风潮，在战时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自不能立即施行。[9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在计划中曾对国军的各阶层，作了概括性的观察。他指出，国军一般士兵温驯、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他认为以上各阶层如要汰弱擢强，将不是难事，且可提高士气。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详见上节）。[91]如前所述，蒋介石本人也曾多次公开指称国军干部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阶级职务的高低成反比。二人的目的虽然均在指责高级将领，但是也可看出中、下级军官的表现，相对之下要较高级军官为佳。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则认为战时低级军官的表现比过去进步，主要是由于战前国军设立的一些兵科学校水准颇高所致：
“国军”为低级军官设立了许多极佳的（excellent）学校（包括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机械化学校），有助于培养较佳的军官。接替Maddocks参谋长职务的McClure将军，曾有报告称低级军官已大有进步，尤其是连长阶层，因此他对我们所计划的战斗行动，抱持最乐观的态度。一个好的连长可以带着一个平庸的师长向前推进。[92]
笔者认为，造成各阶层军官素质及表现上差异的因素，除了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品质的好坏外，更重要的是所受升迁、奖惩等人事制度激励或约束作用的大小，这即是笔者接下来所要讨论的内容。
[1]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编者印行，1936。
[2]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66.
[3]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66.
[4]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台北：三军大学，1990，第284—285页。
[5]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175页。
[6]《审核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报告书》（油印本），1941，第12页，档号769/2217，收于军令部档案。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德国军事顾问佛采而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文两件》，《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9页。
[8]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230.
[9]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47.
[10]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p.153. 军界人士指出，抗战中各大、小战役，军、师长所居位置，通常为距火线5—6华里，约为敌军山野炮的射程之外；集团军总部通常设于距火线19—20华里处；至于战区司令长官部，则通常设于距战场200—300华里的重要城镇。参阅1993年1月7日胡静如先生与笔者私人通信。
[11]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p.325.
[12]蒋介石：《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9，第68—69页。
[13]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4，第72—73页。
[1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第539页；朱浤源、张瑞德访问，潘光哲、蔡说丽纪录：《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稿本）。关于日本将领的优缺点，另可参阅Alvin D.Coox,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llan R.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ed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pp.36-38.
[15]蒋介石：《委座手谕》，《万安军事会议要录》，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未注出版时间，第15页；杨安铭：《对步兵教育应有之认识》，《军事杂志》第166期，1945，第2页。
[16]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八年度最高幕会议汇编》，编者印行，未注明出版时间，第95页。
[17]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150-151.
[18]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毛笔原件），1942，档号769/2220，第14—1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8—19、38页。
[20]蒋介石：《整军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8，第208页。蒋委员长对于俄国顾问的批评，曾指示“应该切实接受，应该如何积极反省与改革。以后我们对于团以上司令部的人事与业务，特别要加强、要整顿，图上作业和沙盘作业，以及指挥所演习与勤务演习，一定耍切实注重。尤其是陆大，格外要注重实兵指挥演习。这一点，希望军令部与军训部以后要特别注意，督促改进”。
[21]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队参谋人员中，出身陆大正则班、特别班者所占比例为：1939年9月为12.1%，1940年12月为10.6%，1944年9月为19.0%。参阅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参谋人员统计图表》图1，1939，档号769/3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军令部档案；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廿九年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图4，1944，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22]《第三科主管各战区各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人员名册》（毛笔原件），档号769/280，军令部档案。
[23]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香港：香港文史出版社，1968，第177页。
[24]Coox,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10.
[25]蒋介石曾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中比较国军和日军的参谋素质：“大家看看敌人方面，他一个上尉参谋，派到前方，就可以指挥旅部、团部作战业务，他们参谋之精于后方勤务，更不必说了，我们现在不仅中级参谋人员，就是一般高级参谋长和参谋处长，对于指挥作战和主持业务的效能，是不是都能赶上人家的上尉参谋呢？如果我们不从这一点上力求上进，我们就不能打胜仗！外国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一切组织训练与技术，能够不断进步，就是因为他们幕内有一班精明强干的参谋人员！”参阅蒋介石：《参谋长会议训词（二）》，《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5，第308页。
[26]美国总统罗斯福即曾批评史迪威“明显地痛恨中国人”。史迪威在所提于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建议中，有一项建议是要将国军营长以上军官撤换，改以美人担任，并派联络官控制中国军队，一如美军在加勒比海国家训练殖民地军队所用的办法。参阅Luo Rongqu, “China and East Asia in America’s Global Strategy, 1931-1949,”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 SR Books, 1989, p.279.
[27]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1947，第137页；Carlson, The Chinese Army, p.30.
[28]陈诚和何应钦的不和，即为最著名的例子。参阅方靖：《追随陈诚二十年》，中国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编辑部编《陈诚传》，华艺出版社，1991，第50—52页；Donald G.Gillin.“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Ch’en Ch’eng and the Kuominta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4（August 1970）, pp.844-847；Lloyd E.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43，156.
[29]刘凤翰：《抗战前期国军之扩展与演变——陆军部分（一九三七·七—一九四一·八）》，“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编者印行，1992，第466页。关于抗战前陆军兵力的统计，还可参阅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未注出版地点，1946，第2—3页；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第24—27页。
[30]Claire L.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New York: G.P.Putnam Sons, 1949, p.40.
[31]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第120页。
[32]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147-148.
[33]白崇禧：《五年来军训重要设施之检讨》，《军事杂志》第149期，1943年6月，第5—6页。
[34]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148.
[35]详见本书第三章。
[36]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 1936. in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 pp.521524.
[37]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 1936. in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 p.521.
[38]“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战前世界大势及中日国势概要（二）》，台北：编者印行，1986，第62页。
[39]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录》，文化出版社，1949，第152页；冯玉祥：《蒋冯书简》，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1946，第123页。
[40]周至柔：《如何建立现代军事教育制度》，台北：实践学社，1951，第18页。
[41]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1987年12月，第130页；邱中岳：《远征》，台北：邦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第74页。在某些部队甚至有一项传统，即连长如为行伍军官，第一排排长则必为军校毕业生，以利平时的教育和训练。参阅徐枕：《阿毛从军记》，台北：福记文化，1987，第152页。
[42]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 1936. in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China, 1911-1941, Reel V, p.524. 军校毕业生与行伍军官之间的心理距离，可以参阅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30页。
[43]冯玉祥：《蒋冯书简》，第123页；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31页。
[44]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0—131页。
[45]另一项资料指出，1943年时，国军各部队的中、下级干部约140 000人，其中正式军校出身者有37 587人，约占27%，其余均系非正式军校出身与行伍军人。参阅何应钦：《对五届十一中全会军事报告（三十一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八月）》，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台北：文星书店，第562页。
[46]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第41—247页。
[47]刘福祥：《“小委员长”陈诚》，王维礼编《蒋介石的文臣和武将》，第239页。
[48]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60.
[49]“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史简编》，第180页。
[50]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149.
[51]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149.
[52]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53页。关于抗战前夕国军各部队战力的评价，另可参阅防卫厅研修所战史室编《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昭和五十年，第104—105页；刘凤翰：《论抗战前日人对中国军事之调查》，第368—383页；Carlson, The Chinese Army, chap.6.
[53]汤恩伯：《部队的缺点在那里》，汤故上将恩伯逝世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汤恩伯先生纪念集》，台北：编者印行，1964，第61页。
[54]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7页。
[55]白崇禧：《白主任委员训词（二）》，军事委员会校阅委员会编《陆海空军校阅手簿》，出版时地不详，第61页；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等访问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535—536页。
[56]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53页。
[57]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2—13页。
[58]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文化，1991，第130页。
[59]张书麟：《我的军队生活》，《青年界》第5卷第2期，1948年3月，第30—33页。
[60]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143页。
[61]陈贤宗：《服务十周年回忆录》，《军需学校第七期学生班通讯》第9号，1947年1月，第25页。
[62]陈贤宗：《服务十周年回忆录》，第26页。
[63]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4页。
[64]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文化，1989，第320页。
[65]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30年6月，第115页。
[66]冯玉祥：《冯玉祥致委员长支亥电》，《蒋冯书简》，第70页。
[67]刘峙：《建军的基本条件》，《建军导报》第1卷第2期，1944年8月，第6页。
[68]戴坚：《士兵识字教育实验谈》，《军事杂志》第162期，1945年1月，第38页。
[69]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1页。
[70]青年军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青年远征军剪影》，军事委员会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1945，第135页。
[71]杨安铭：《对步兵教育应有之认识》，《军事杂志》第166期，1945年6月，第2页。
[72]陈曼玲：《抗战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第876页；陈存恭：《青年军的征集与编组》，青年军史编辑小组编《青年军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编者印行，1986。
[73]根据陶孟和1929年对山西一部队946名士兵的调查，士兵自认家庭贫穷者占73％，将足用度者占24%，有余者占3%。参阅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115页。
[74]谭继禹：《戎马琐忆》，未注出版时地，第7页。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33回。
[75]《关于兵役的话》，《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14日。
[76]根据刘大中和叶孔嘉的估计，1933年时全国7-64岁的就业人口（working population）中，从事农业者占79.1%；男性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者占74.9%。参阅Ta-chung Liu and Kung-chia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82.
[77]白崇禧：《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出版地点不详，1945，第107页。
[78]U.S.Military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 April 30，1928.
[79]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p.153.
[80]Theodore H.whitc, ed.,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48.，p.130.
[81]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386.
[82]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141.
[83]Lary, Warlord Soldiers, p.39.
[84]刘凌云：《天井关保卫战——刘元勋将军歼敌纪实》，《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1988年3月，第103页。
[85]张晴光：《血战余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第43页。
[86]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2页。
[87]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1—142页。
[88]张晴光：《血战余生》，第43页。
[89]刘凌云：《天井关保卫战——刘元勋将军歼敌纪实》，《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1988年3月，第103页。
[90]梁敬：《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第66页。
[91]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153.
[92]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 p.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