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与狼也是有差别的，愚蠢的狼见人就露出獠牙，聪明的狼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獠牙给藏起来，装出一副羊的面目。豪格进四川之前，就发布了安民告示：“朝廷命我出师剿匪，削平乱贼，百姓不必惊慌，我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
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小的时候，他跟着父亲来到四川内江，在这里贩卖枣子。在四川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张献忠的一生。
那时，张献忠很小，将驴子的缰绳系到了一个富人家的石柱上，岂料，驴子拉屎粪便弄脏了石柱。结果，富人家仆人用鞭子狂抽张献忠的父亲，张献忠就在旁边看着，眼中噙满泪水，拳头捏紧，却敢怒不敢言。这件事对他幼小的心灵打击非常大。
长大后，张献忠加入农民起义军，逐渐爬到领导的位置。在张献忠的带领下，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多。顺治元年正月，张献忠攻入四川；六月，拿下重庆；八月，又攻下成都。先后杀掉明朝的端王和蜀王。十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改蜀王府为承天殿，将养子孙可望提拔到相当于丞相的位置。在大西政权内部，孙可望的地位仅次于张献忠，这就为后来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作了良好的铺垫。李定国的能力比孙可望强，可是地位却没有孙可望高，最后功高震上级，孙可望主动讨伐李定国，讨伐失败后，孙可望主动投降清朝。李定国直到死，也没有接受清廷的招降。
在张献忠生前，李定国是大西政权第三号人物。张献忠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张献忠给这四大将军赐姓张，分别封王。
张献忠最开始打着反明的旗帜，所以在四川遭到了故明势力的抵抗。对于不听话的人，张献忠习惯采取高压政策。顺治二年以后，张献忠在四川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一方面是清军的压力，一方面是四川百姓的反抗。这种处境导致张献忠变得焦躁，为了肃清一切反对的力量，张献忠听从了汪兆麟的建议，对成都居民实行了大屠杀。顺治二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张献忠亲自指挥部队在成都实行了一次大屠杀，先杀掉男子，然后再逼着女人跳江。当时，自杀的人不计其数，根据记载，被杀的人不下四五百万。
成都大屠杀没过多久，张献忠杀心又起，他借着举行“特科”之名，命令各府县的生员一律送到成都。送到成都后，张献忠并没有举行什么特科，而是把这些书生全部聚在一起，来个集体大屠杀。当时，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看到这一幕，感慨地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辛苦奔波，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百姓吗？没想到这一切付诸东流，实在太可惜了。父王这么做，实在让人无法理解。父王本来应该是百姓的首领，犹如身体的头部，现在砍掉手足，头又怎么能独活呢？有王无民，何以为国？”
张献忠倒行逆施的行为连自己的养子都看不过去，何况四川的官民。四川人民看到张献忠的野兽之心后，纷纷组织了许多武装力量抵抗大西军。曾英在重庆纠集部队，朱化龙在茂州组织了一支军队，曹勋带领人马盘踞在大渡河一带……总之，大西政权在四川民心尽失，四川的人民纷纷用马粪涂抹大西年号，刺杀大西官员。很多大西官员到任不到两三月就被杀害，有的县里面甚至几个月连杀十几名县官。
张献忠搞得民怨沸腾的时候，清军已经平定了江南。随即，多尔衮又任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讨四川。张献忠的末日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四川人民的好日子就来了，这情景不过是走了一群狼，又来了几只老虎。老百姓横竖是被奴役，被屠宰。
狼与狼也是有差别的，愚蠢的狼见人就露出獠牙，聪明的狼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獠牙给藏起来，装出一副羊的面目。豪格进四川之前，就发布了安民告示：“朝廷命我出师剿匪，削平乱贼，百姓不必惊慌，我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
迫于清军巨大的军事压力，顺治三年八月，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在离开之前，张献忠下令屠杀所有妇女，收缴所有金银，凡是藏匿一两银子的人砍头，藏匿十两以上的剥皮示众。奇怪的是，张献忠收缴银子并不带走，而是将金银全部投进江里。
临走之前，张献忠还命人焚烧成都城，摧毁成都及其州县的城墙。就这样，背后是火光冲天的成都城，张献忠带着部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成都，到达西充，驻扎在凤凰山上。张献忠当然很清楚凤凰山不是久留之地，又让士兵们砍光凤凰山上的树木，做成船只，打算渡江到湖广。
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大西军出现了叛变，骁骑营都督刘进忠投降清军。就向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一样，刘进忠引清军入川。历史一再重复，重复的不是历史，重复的只是人性。
四川的地形非常复杂，山多平原少。如果没有刘进忠这么一个好向导，清军是不会这么顺利地进来的。刘进忠直接把清军带到凤凰山下。根据史书记载，这天风特别大，雾气特别浓，完全看不清东西。张献忠早上起来，走出帐篷，忽然一个哨兵报告说后方有马蹄声和铠甲声。张献忠听了大怒，让人把哨兵绑起来，准备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斩首。但是，没过多久，又有很多哨兵传来相似的报告。张献忠不由得起了疑心，张献忠亲自带着亲兵来到凤凰山下，这时，大雾已经散开，张献忠看到下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清兵。
张献忠离清军的距离很近，刘进忠一眼就认出了他，对豪格说：“这个人就是张献忠。”
豪格急忙拉弓，一箭正中张献忠的胸口，张献忠当即摔下马，气绝身亡。当时，张献忠军营里有一个外国传教士，他曾记述张献忠的死亡过程：
献忠闻警，不问详细，是否果系清兵马队，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膀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太监见献忠已亡，先奔回大营，高声叫道：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
张献忠一死，结局不难想象，大西军是失败大逃亡，清军是胜利大追杀。清军斩首数万级，获得马匹一万二千匹。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带着几千残兵、几万家口，从重庆南下，辗转来到贵州，后来在云南建立了四将军政权，联合南明，继续抗清事业。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失去了最高领导，抗清事业由四将军继承，但这四将军之间的矛盾也挺多的。
四将军都是张献忠的养子，在跟随张献忠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孙可望年纪最大，跟张献忠的时间也最长，张献忠死后，起义军都称呼孙可望为大哥。张献忠生前最器重的人是孙可望，论理，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是毋庸置疑的领导人。
事实上，孙可望也确实当上了起义军首领，但是平辈太多，局面并不好控制。部队占领贵阳后，在军队去向问题上首先发生了争执，矛盾首次公开化。孙可望主张率军进入岭南，李定国则坚持要向云南和广西一带发展，这样的话可以方便联合南明。
应该说，李定国的建议要好一些。所以，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孙可望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往云南、广西发展，联合南明势力。
李定国的战略确实是有效的，进入云南和广西后，大西军再次发展到二十几万人。孙可望随即称王，设六卿，以“兴朝”为年号，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应该说，孙可望治国能力并不差，至少不比张献忠差。孙可望在自己的地盘内，分田地给老百姓，对于特困家庭还给予特殊补助，比如给他们耕牛和种子，让他们自力更生。在孙可望等人的努力下，大西政权又出现了繁荣局面。
孙可望吃水不忘挖井人，政权稳固后，他为张献忠建立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太庙，称呼张献忠为“老万岁”，一切大事，都要先告太庙而后行。张献忠以前自称为秦王，这时，孙可望请求南明封自己为秦王，以示继承张献忠的遗志。
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政策，行动起来就有方向了。1652年，大西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定国率领，总共有八万人，经由贵州出湖广，直逼桂林，进而攻取广东肇庆；另一路由李文秀率领，总共有六万人，出四川，下重庆，攻成都，直逼关中。
孙可望则坐镇指挥。
这次北伐，大西军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在事前就规定了军纪，有五点全军将士必须牢记：“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物。”显然，这次出征跟以前很不一样，这次是哀兵，是正义之师，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出征。也正因为纪律严明，士气高昂，所以这次北伐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
正如，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样。这次北伐也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李定国在北伐的过程中表现得实在太出色了，引起了领导孙可望的疑忌，最终同室操戈，将大西政权带向没落边缘。
李定国跟张献忠、李自成一样，也是农民出身，也是陕西人。崇祯三年，李定国才十岁，他就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小小年纪，他就一身是胆，毫不怕死，因为作战勇敢，他得到张献忠的宠爱，随后张献忠将他收为义子。常年战争的经历培养了李定国超强的军事直觉，虽然他是个文盲，但是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
后来，张献忠又让人教会李定国读书写字，李定国的文化水平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最爱看的就是兵法书籍。李定国作战非常勇敢，但对待士兵非常谦和，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此次北伐，李定国第一个劲敌是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是一名元老级的战将。战争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孔有德被迫带着全家一起自焚。短短几个月，李定国就收复了桂林和广州全境，一颗新兴的军事明星正冉冉升起。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李定国是应该有望成就一番大事的。
李定国出师大捷，永历朝廷立即封他为西宁王。与此同时，清廷派出亲王尼堪率十万八旗军阻击李定国。尼堪是褚英的第三个儿子，非常骁勇，非常善战，一生战功赫赫，然而，他的光荣注定要在李定国的铁甲面前碰得粉碎。
尼堪到达湘潭后，首先来了个饿狼扑食，击败南明马进忠的部队，马进忠被迫退到宝庆。十二月份，尼堪扑向李定国所在的长沙市。李定国看到清军锐气正足，人多势众，硬拼的话估计胜算不大，便主动退出长沙，在衡州附近设下埋伏圈。尼堪接连几战都胜利了，不免有些骄横，想进一步扩大战果，来不及多做调整，便指挥部队乘胜追击，结果走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
被围之后，尼堪自知中计，对众人说：“我清军上阵杀敌，还从来没有退却过，今天被围，也要死战到底。”
尼堪不愧是一条汉子，在激战中被乱刀砍死。
李定国的兵锋太锐利了，接连杀掉两个亲王，这件事不仅引起了清廷的震动，也让大西政权感到不安。
和李定国相比，孙可望是一个文人，不免想法就多一点。孙可望是以“军师”的身份受到张献忠赏识的，张献忠把他看成是身边非常重要的谋士。
孙可望当上秦王后，排场比永历皇帝还大，过着奢侈又气派的生活。这不仅引起了天下人的不满，也让大西政权内部的许多将领不爽。外敌还没有消除，内部矛盾就变成了最大的隐患。其中，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最深。李定国对孙可望指手画脚的作风不满，孙可望则担心李定国威望越来越高，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一日，这天是孙可望阅兵的时间，孙可望有言在先，一定要等主帅来了才可放炮升起帅字旗。令人非常痛苦的是，结果李定国一到就升起了帅字旗，孙可望来了以后大怒，说：“你们这是明摆着眼里没有我，我还是不是你们的老大啊？”
大家自然是劝他息怒，但这种怒气是没法熄灭的，如果不责罚李定国，孙可望咽不下这口气。李定国脾气也很犟，说道：“我和你是兄弟，是因为父王死了，你才当上主子。今天是这样，不代表以后也是这样。你以为我必须仰着你的鼻息才能过日子？”
看到行刑的人过来，李定国大吼：“谁敢打我？”
孙可望看到这场景，非常难受了，准备骑马离开演武场，以此相威胁。这时，许多人抱着李定国哭道：“大爷啊，你还是认错吧！不然一旦决裂，我们大西军就要散架了，就会被清军剿灭。”
李定国听到这话，终于低下头，忍着愤怒承受责打。打完李定国后，孙可望抱着李定国大哭：“今天因为大义而让弟弟受辱，我心里很难过，希望弟弟谅解。”李定国也说：“大哥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大局，定国心服口服。”
尽管两人好像是和好了，但是矛盾却仍在继续。
北伐胜利后，永历政权极力拉拢李定国，疏远孙可望。而李定国也不想再在孙可望手下做事了，像对待君父一样对待永历皇帝。这毫无疑问引起了孙可望的愤怒，孙可望想效法刘邦出云游梦泽擒韩信，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李定国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去赴会。结果在赴会的路上，刘文秀的儿子给他送来信，告诉他孙可望想杀他。
李定国愤怒地写信责骂孙可望：“不要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以败坏国家。”
永历政权认为孙可望想废帝自立，故意拉拢李定国牵制孙可望，授予李定国“屏翰亲臣”金印。李定国得到这玩意儿如获至宝，感恩戴德，李定国当然不是在乎这个金印，只是有了这个东西，自己就处在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上，保卫大明，这个理由多么堂皇，一下子扭转了舆论形势。不再是李定国背叛领导孙可望，而是孙可望想篡明，李定国成了正义的一方。
李定国知道孙可望迟早是要打自己，希望联手郑成功，邀请郑成功一起攻打广东。结果郑成功没来，李定国在肇庆被清军打败，退守到南宁。
顺治十三年，李定国和刘文秀、白文选等人将永历朝廷迁到云南昆明，这事挑战了孙可望的底线。顺治十四年，孙可望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十四万大军征讨李定国。结果仗还没打出感觉，孙可望的部队纷纷临阵倒戈，投向李定国。最后，孙可望率领六百多人投向了清军。
孙可望投靠清军后，获得了“义王”的封号，出于对李定国的愤恨，孙可望将大西军的机密全都告诉了清军。清廷从来不是什么善类，当他们确信孙可望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在狩猎中，以误杀为名射死了孙可望。
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虽然执掌了大西军和永历朝的大权，但是却因此陷入了精神困惑中。他对将领们越来越不信任，时时刻刻担心他们会降清，所以对部下控制的非常严。为了避免孙可望降清事件的再一次出现，李定国挟持了许多将领，要他们誓死效忠南明，怀有二心的立即予以诛杀。
从此，大西军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都互相猜忌，往日那种团结合作的局面很难再看到了。以前的四将军，现在只剩下李定国。孙可望降清，这个不用说，艾能奇战死了，刘文秀因为对李定国有功，部下势力非常大，遭到李定国的猜忌，李定国不放心他一个人在贵州，将他召回云南。回来后，刘文秀郁郁寡欢，不久就病死。
应该说，这次内乱给大西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导致了后来的失败。
顺治十五年，清军派出三路大军攻入云南，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吴三桂。在三条战线上，李定国均遭遇了失败。永历皇帝带着文武大臣仓皇逃入缅甸，李定国和白文选也紧随永历皇帝进入缅甸，缅甸人派出十万大军围剿。李定国虽然杀出重围，但没有救出永历皇帝。
此后，清军一再招降李定国，都遭到了严词拒绝。李定国仍然进行着无望的反清复明运动，得知吴三桂处死永历皇帝后，李定国怒气攻心，原本生病的他病情越来越重。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病逝，临终给儿子留下遗言：“可以死无全尸，一定不可以投降。”
由此可见，李定国并不是单纯地利用永历政权，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忠心耿耿地拥护南明政权。这种拥护很有可能是一种精神支柱，显然后期他已经陷入了精神泥淖中。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李定国坚定抗敌的精神终归是可钦可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