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来了以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意思大家都懂。当时明军却是留发留头，无发无头——剃了发的都杀。这下可把老百姓苦死了，碰上清军，不留下要死，为了保命只好剃发了；万一再遇到明军，到哪里去找假发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官的来了百姓遭殃，盗贼来了百姓还遭殃。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崇祯虽然明知国家已亡，仍然不死心，让自己的几个儿子逃出去，希望有一天还能东山再起。
大明的孤臣们跟着明朝的宗室后代逃到南方，明朝的一些遗老们决定在留都南京拥立朱家王朝的后代，然后效法太祖朱元璋挥师北上，重新夺回政权。这个想法绝对是好的，也是有志气的。
但是一到具体问题上，马上就发生了分歧。宗室后代一大堆，到底立谁呢？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桂王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儿子。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此人是明神宗的侄子，多才多艺，素有贤名。最终被立为皇帝的是福王朱由菘，因为朱由菘获得了南京一些掌握军权的将领支持。
明朝所有的缺点南明都继承了，但就是没有继承一个优点。就说亡国之君崇祯，虽然缺点一大堆，但是还是个管事的主，还是希望把国家治理好。南明这个小朝廷的表现实在太让人失望了，国难当头，这些人没想过如何去抵抗清军、如何剿匪，反而把民间选美活动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崇祯自杀的消息传到江南时，南京的大臣们就开始考虑推选新的接班人，崇祯的儿子们，当然也包括太子，下落不明。
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朱由菘登上了帝位。
朱由菘是明神宗朱诩钧的孙子，福王朱常洵的长子，崇祯的堂弟。崇祯在北京自杀后，他于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称帝，次年改元“弘光”。
朱由菘以前跟父亲待在洛阳，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后，朱由菘落难到江淮。清兵入关后，他又逃到江苏淮安。后来在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总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人的拥护下在南京称帝。
当时中国有四大政权，多尔衮的大清、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朱由菘的南明。南明政权当时控制着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资源是最丰富的，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可谓是半壁江山。
虽然国家已经灭亡了大半，但南明政权丝毫没有励精图治的打算，反而醉生梦死，腐败不堪。朱由菘当上皇帝后，企图与清军联合，共同剿灭李自成、张献忠。朱由菘当皇帝期间，极尽享乐之能事，将大权交给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钺这些人，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
朱由菘排斥东林党人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很传统，发源于窝里斗。在万历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国本之争，万历皇帝非常宠爱郑贵妃，对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爱屋及乌。郑贵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不断地在万历耳边吹枕边风。渐渐地，万历也就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
可惜，东林党人百般阻止，东林党人信奉祖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场斗争持续了十年，朱常洵最后被封为福王，迁到洛阳。最后，朱常洵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杀死。因为这件事，朱由菘非常排斥东林党人。
东林党的两个代表人物钱谦益和史可法在福王上台之前，可以说极力阻挠，他们很清楚，福王一旦上台，东林党难逃被整的命运。幸好，福王的人品指数确实非常低，不用东林党去抹黑，他自己就已经够黑了。
东林党人总结出福王的七宗罪：贪婪、淫乱、酗酒、不孝、虐待下人、不读书、干预有司。然后，发出宣传的呼声，像这样的人怎么配做一国之君？
确实非常不配，但当时说话算不算数不是取决于人品，而是取决于候选人背后的力量。
史可法当时是南京兵部尚书，明亡后是一个大腕级别的人物。他是坚决反对立福王的，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他给另一个重量级人物马士英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劝马士英不要同意立福王。
马士英是凤阳都督，相当于凤阳军区总司令，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当然，对立继承人问题，马士英心里也没底。对他来说，谁当皇帝都无关紧要，皇帝是不是贤明跟他更没有关系。他最在乎的是这个人上台后，我有什么好处。
史可法倒霉就倒霉在给马士英的那封信上。当时马士英拿着史可法的信想了半天，到底应该立谁呢？福王跟自己无仇，潞王也跟自己无仇，说实话，马士英真不知道该立谁。
马士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奸臣，但奸臣一般也是正常人，结果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究竟为啥立了福王呢？
说来非常有意思，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情就让马士英下定决心立福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这个偶然事件跟凤阳监军卢九德有关，卢九德是一个宦官，跟福王的关系非常好。在东林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串通江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抢先一步拥立福王。这些总兵官都是粗人，政治上那些谋略他们不是很懂，但是拥立之功这个他们是明白的。总兵刘泽清看到这三人都举旗拥护福王了，心想再不举旗的话就迟了，跟着就加入拥立福王的阵营。
马士英懵了，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不跟我商量，我好歹是凤阳总督，是你们的领导，我还没表态，你们就先斩后奏了。马士英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些总兵们都是武夫，跟他们动嘴皮子没用，如果还想要这些人听自己的话，只有跟着大家一起把生米煮成熟饭。马士英一拍板，皇帝的人选基本上就确定了。对马士英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自己没有付出什么，还可以凭着拥立之功当上丞相。
在马士英的一手操纵下，朱由菘很快就进入南京，接受群臣的朝拜。
在拥立这事上，东林党失败了，东林党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能力，也不是因为没有势力。确切地说，东林党输给了时间。他们不可能在福王渡江之前，把桂王接到南京，因为桂王远在云南。
马士英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立刻让福王当皇帝，而是很有分寸地说道：“福王现在来到了南京，潞王和桂王还在偏远地方待着呢！皇帝这个位子我们还是给崇祯太子留着，哪天太子回到南京，就让他当皇帝。现在太子音讯全无，就让福王暂且监国吧！”
这番话说得有礼有节，不服都不行。此时，一身是胆的史可法作出了妥协。
史可法平生最重的就是忠义二字，窝里斗可以先放一边，大明江山的大局要紧。
史可法非常明白，大明这个公司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要想让它起死回生，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并不能保证有很大的效果。
史可法第一件事是奏请朝廷设立江北四镇，安排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和刘良佐四个总兵镇守这四个地方。这相当于南明小朝廷的外围防线，史可法这么做就表示对四大总兵的重视，将国家的国防任务交给你们了，你们尽可能地发挥潜力吧！
小朝廷刚刚组建，没什么银子，所以防区内的军饷问题由各个部队自行解决。史可法当然知道这样会让士兵们不满，他又开出了一个优惠条件：各位总兵如果能收复失地，这个失地就可以并入你们的防区内。相当于鼓励大家扩张，为了提高在外打仗将士们的积极性，史可法还建议朝廷给总兵们封伯爵，其中黄得功还封为侯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也得以封侯。
一下子把许多将领们爵位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很不寻常，与其说是给他们好处，不如说是希望你们卖力点，再卖力点，一定要挽救大明这个公司。史可法当然很清楚，给这些将领们封侯，允许他们兼并土地的后果。这个后果我们不用想就知道，造就一批大军阀。但出现这个后果的前提是大明公司没有倒闭，对于史可法来说，只要大明公司不倒闭，其他问题可以日后解决。
史可法操纵全局的时候，马士英有很强的失落感，这么搞下去，朝政就控制在你史可法一个人的手上了。马士英觉得，与其在凤阳督师，不如回到朝廷，控制朝纲。
仗着新皇帝是自己拥立上去的，马士英入朝之后，耍尽手段，终于把史可法赶出朝廷。
在马士英的怂恿下，朱由菘于顺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正式称帝，是为弘光元年。第二天，弘光帝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马士英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取代了史可法的地位。
这个安排一出来，舆论一片哗然。大家纷纷为史可法叫屈，说皇上啊，你怎么能放着济世良相不用，用跟阉党有关系的人呢？
朱由菘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选择阉党一方面是对东林党不放心，另一方面确实是想自己放心淫乐，把朝政都交托给马士英、阮大钺这些人。不管朱由菘选择哪个党派，都注定了南明政权的悲哀，因为最高领导者朱由菘就这样。他宠信奸臣，无所作为，没有防备清军，整日坐在秦淮河上的船上，沉沦在情歌艳舞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据说，当时秦淮河上的灯船之盛，天下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秦淮河两边的房子，雕栏画槛，一片珠帘，粉纱红帐，醉客熏熏，简直是腐败到了极致。
弘光皇帝就整天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估计连老祖宗朱元璋都忘记了。真是要死也要快活，当时的形势简直危在旦夕，随时都有亡国的命运。
国家都已经不像个国家了，弘光皇帝仍然大兴土木、选拔宫女、穷奢极欲。在当上皇帝之前，弘光曾经承诺，豁免练饷，取消崇祯期间老百姓的欠粮等等，免掉各种加派。结果呢，这些政策一项也没有实行，赋税反而有增无减，老百姓们叫苦连天。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南明政权如果能够争点气，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南明政权除了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我们先来说说大悲案，大悲姓朱，是一个和尚。他跟潞王的关系比较好，潞王信佛，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聊出感情了以后，两人还互相认了本家。东林党之前一直想立潞王为皇帝，所以弘光帝对潞王非常防范，害怕潞王夺走自己的皇位。后来，大悲和尚来到南京，弘光帝怀疑他是潞王的刺客，到这里来刺探军情，便将大悲和尚抓起来，没过多久就将他杀掉了。太子案的情况跟这个很类似，有一个叫朱慈粮的年轻人自称是崇祯的儿子，也从北方来到南京。弘光帝非常没有安全感，担心这个年轻人夺走自己的皇位，便先下手，将这个年轻人抓起来，关进大牢里。
最荒唐的是童妃案，李自成攻破洛阳之时，弘光帝还只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当时朱由菘侥幸逃脱，沦为落难王孙。在逃亡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姓童的女子，该女子对朱由菘非常好，两人结成患难夫妻，私定终身。朱由菘当上皇帝后，童妃千里寻夫来到南京，谁知弘光帝翻脸不认人，演绎了一个现实版的陈世美。他不光不认这个妃子，还把她关进牢里，折磨致死。
这三大案犹如三大石头，激起了千层浪，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太子案，从弘光帝急不可耐地收拾“太子”时，大家就可以看出他内心那种仓皇和恐惧，这种恐惧是对自己地位的一种不自信。不免让其他人联想到，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皇帝之位来路不正。
左良玉是明末一个特别厉害的将领，张献忠就是被他打得抱头鼠窜，据说左良玉曾经把张献忠逼入绝境，完全有机会灭了他。后来张献忠跟左良玉说：“你现在之所以受重视完全是因为我啊，我一死的话，你不但前途没了，还会因为以前的罪过被处死。”就这样，左良玉放过了张献忠。
左良玉是东林党人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这个原因，朱由菘上台之后对他非常排斥。太子案爆发后，左良玉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他以“清君侧”的名义领军沿江开往南京。与此同时，豫亲王多铎率领大军攻占西安，打败了李自成，正以疾风扫落叶的势头横扫中原。多铎的大军已经快到达淮河了，弘光帝这时候非但没有考虑和左良玉“议和”，一起抵抗清军，反而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掉头攻打左良玉。
南明这时候仍然把“流寇”视为最大的敌人，弘光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联合清军消灭起义军，也就是一句老话，攘外必先安内。包括民族英雄史可法也是坚持这种看法，联合清军灭掉流寇，然后再跟清军争雄。
在你势力衰弱的时候，你想联合一个比你强大的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南明愿意出，出多少价钱却存在争议。有人主张和清朝以两淮为界，有人主张以河间为界限，甚至有人说弘光应该效法石敬瑭，给顺治当儿皇帝。有人觉得顺治那么小，你给他当儿皇帝脸上实在挂不住，还是尊顺治为叔叔好听点。弘光想想，给人当侄子也没什么，便派出陈洪范等使臣出使清廷，请求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希望两家同心协力，共灭流寇。
可惜，清朝根本看不起南明，多尔衮只认礼物，不认人。收下礼物后，非常傲慢地说：“我们很快就会发兵江南。叔侄的事就没必要提了，我们不吃这一套。”
南明的使团在北京备受侮辱，弱国无外交，说的真是一点没错。首席使臣左懋第和马绍愉还被清军扣押，陈洪范甘愿降清（做内应），清廷才放走使团。
清军这么傲慢，跟南明政权的软弱无能有很大关系。刚开始入关的时候，清军没想到可以统治全中国，抱着捞多少是多少的心理，对南明的态度还是非常有分寸的。但是入关之后，清军的心理就发生了变化，清军万万没有想到泱泱大国居然这么没有抵抗力，几十万人的军队进入人口接近一亿五千万的国家居然好像如入无人之境。这至今仍然是华夏民族的悲哀，就像马克思说的，中国人就像装在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如果不把袋口系得紧一点，就会散落一地。
在古代，将天下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绳子是皇权，如果没有皇权这根绳子，中国人都会变成流寇，所谓流寇不一定是指盗贼，流寇可以说是没有公民意识趁火打劫的人。唯一能够取代皇权这根绳子的就是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基础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公民和臣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臣民属于过去，公民属于未来。回首过去，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
就在多尔衮的事业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南明政权却像一艘漏水破船，缺口越来越多，整个统治从上层到下层都不稳定。弘光政权如此不稳，清军全看在眼里，所以态度越来越强硬。再加上越来越多的汉奸加入清军阵营，这些汉奸对于平定江南、统一全国比主人的兴趣还大，急着要做“开国奸臣”。这些汉奸们极力鼓吹不要和南明结盟，一定要让南明俯首称臣。
怪不得多尔衮给史可法的回信中一改往日谨慎谦虚的态度，突然嚣张地命令南明削号归藩。听到这个消息，南明崩溃了，装孙子别人都不待见。
弘光政权前后不到一年时间。1645年5月，多铎带领清军在扬州屠杀十天之后，迅速扑向南京。警报传来，弘光还在搂着美女喝花酒，听到多铎大军来袭的消息。弘光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跌碎，愣了好一会儿，忽然醒悟过来，立即带着爱妃连夜出逃。
朱由菘逃到芜湖后，来到黄得功的军中。黄得功在南明也算是一个名将了，但是明朝气数已尽，保护明朝难免要搭上自己性命。朱由菘来了以后，也意味着清军尾随而至，黄得功立即摆开架势，和清军在水上列阵，展开决战。不幸的是，战争中黄得功被冷箭射死，至于放冷箭的是清军还是汉奸就无人能知了。反正，黄得功死后，部将田维马上叛变，将朱由菘和爱妃捆起来，送给清军。第二年，朱由菘在北京宣武门外被处决。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南明三大谜案，这三大谜案确实非常扑朔迷离，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
我们先来说说真假太子之谜，从顺治元年底到顺治二年初，不到半年的时间，北京和南京同时出现两个太子，这两人都称自己是崇祯的太子朱慈烺，一个是由南向北来，一个是由北向南来。
弘光帝正在花天酒地，忽然接到一个报告，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声称，他北方家里的一个仆人在南下逃难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自称是崇祯的太子，讲得有鼻子有眼的。高梦箕觉得这事非同小可，立即向弘光帝禀报。
崇祯自杀之前，曾经让太子换上布衣逃难，但太子最后还是落入李自成的手中。李自成还封他为宋王，山海关一战李自成大败，太子也就因此失踪。
这次太子突然出现，吓得弘光帝头顶冒汗。弘光帝这人没什么志向，当上皇帝只是为了吃喝淫乐，他对自己皇帝的合法地位非常不自信，加上朝中有一股反对势力在，太子这一出现，甭管真假，首先让他提心吊胆。
马士英早就有言在先，如果太子回来，立即把国政还给太子。尽管担惊受怕，弘光帝还得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件事情。他先派人把太子接到南京，同时附上一封信，表示自己以绝对的诚意欢迎太子回京。
太子接回来之后，最关键的就是判断真假。说实话，在座的诸位基本上都没见过太子，有人见过太子，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鉴别太子必须由那些曾经在太子身边工作过的人来完成，方拱乾、刘正宗、李景廉三位先生以前是太子的老师，他们在太子面前瞅了好一会儿，结果都摇了摇头，说毫无印象。
太监邱执中是整天陪太子玩的人，看了好半天，也说不是。
后来又问了一些细节的问题，这人回答不出来，于是大家一口咬定：这个是假太子。
既然是假的，那么就打吧！打完之后，这人终于承认自己不是太子，原名王之明，是驸马王昺的侄子，也算是皇亲国戚，了解一些宫廷的掌故。
据王之明供认，他冒充太子并没有别的企图，只是想整点银子花。
案子到这里，可以结了，冒充太子砍头都不过分，但事情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个案子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也不小。那就是参与辨认太子的人都说了谎话，王之明的供认很可能是屈打成招的结果。这个自称太子的人曾经非常高调地对外讲述自己逃离皇宫的种种经历，对宫里的一些情况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还能叫出一些太监的名字，再加上他的年龄和身材都跟太子比较吻合。所以，很多人怀疑这人就是真太子。
这件事情激起了民愤，底层群众大肆炒作这事，发泄对弘光政权的不满。对于老百姓来说，太子是真是假无所谓，关键是弘光下台。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诈骗案演化成一场政治危机。
当然，这个太子确实是个假冒产品，史可法在当时就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出来，这个太子一定是假的。一般北来的人口进入南方都要经过淮安防区，在淮安防区过境人口的记录，并没有什么太子。史可法断定这个人一定是一直待在南方，根本不是什么北来的太子。
在此之前，史可法曾经派出使者到北京和多尔衮议和，根据这些使者的禀报，多尔衮在崇祯岳父周奎的家里杀死了太子，清廷以假冒的名义迫不及待地把太子处死。史可法相信，被清廷处死的是真正的太子。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周奎曾经向清廷报告了太子的情况，清廷便派遣明朝的贵妃袁氏过来认，袁氏一看是假的。多尔衮立即顺水推舟，下令把这个冒充太子的人处死。一本清史就是一部谎言史，清史的话没几个人相信的。根据专家考证，真正的袁妃早已随崇祯殉难，让一个死人来指正太子，太荒唐了。所以，结论是多尔衮杀人灭口，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太子。
大悲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大悲和尚并不是潞王的什么奸细，只是一个流浪和尚而已。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一个衣衫褴褛的和尚在南京洪武门外叫门，而且这个和尚叫门的方式非常高调，把门弄得哐啷响。守门士兵一听，好大个胆，立即把这个和尚抓了起来。
“深更半夜的，你居然叫门，找死啊？”士兵们抡起拳头准备揍他。
这时，这个和尚说出的话让士兵们吓了一跳：“我是崇祯皇帝。”
士兵一听，赶紧收起拳头，甭管真假，先好好款待他再说，等验明真假再来处置。士兵们都知道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了，但乱世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崇祯或许找了个人替他去死也说不定。士兵们赶紧把这事上报给领导，领导听了也很吃惊，领导毕竟是领导，临危不乱，让人赶紧验明是不是皇帝。
可惜，这个和尚的心理素质非常差，见到领导吓得两腿打颤儿，说话哆哆嗦嗦，竭力想模仿皇帝的腔调，露馅得更快。和尚说了好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他想说啥，和尚也撑不住了，改口称自己为齐王。士兵们拿出刑具，和尚又改口称自己是吴王，这诈骗技术也太烂了。
最后这个和尚供认，自己不是什么皇帝，也不是什么齐王吴王，只是苏州城一个破庙里的和尚，乱世中，温饱得不到解决，所以才想出这个馊主意出来骗吃骗喝。
这虽然只是一起诈骗案，但是在朝野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阮大钺本想利用这个案子株连一大批东林党人，诬陷大悲和尚受东林党人指使。幸好马士英比较有分寸，他认为这事情不宜扩大，及时阻止了阮大钺。最后马士英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把大悲和尚处死。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越是乱世，怪事奇事就越多。大悲案、太子案过去没多久，就出现了童妃案。
事情是这样的，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南京城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妇女。这个妇女自称是弘光帝做福王时的妃子童氏，李自成攻破洛阳后童妃与福王朱由菘失散。现在听说福王当上了皇帝，所以千里寻夫。根据该女子的说法，她不仅是福王的妃子，还为福王生了一个皇子，现在正寄养在民间。
对南明的这些官员来说，如果能帮皇帝找到失散的妃子，并找回皇子，那可是帮了皇帝的大忙，是一个大好的升迁机会。
陈潜夫和越其杰妥善安置这个女子，并将她送到南京。
事实的情况跟陈潜夫和越其杰想象的有点出入，这个女子的到来并没有让弘光帝高兴，反而让他神经非常紧张。弘光帝是一个非常好色的皇帝，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自称童妃的女子容貌很平常，丝毫没有王妃的气质，让人简直无法相信朱由菘就这品味。朱由菘固然是个混蛋，是个好色皇帝，但越是这样的皇帝，对女人的品位应该不至于那么烂的。这一点，刘良佐、陈潜夫、越其杰也想到了，但他们想到更多的是乱世之中，这个女人竟然能千里寻夫，公然宣称自己是皇帝的妃子，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此女见到弘光帝后，双目含泪，款款下拜，确实很像是久别见夫君。但是，弘光帝却面如罩霜，根本不理会她，当这个女人呼唤他时。他居然大骂这女子是妖妇，让锦衣卫对她严刑拷打。这个女子先是害羞，接着非常吃惊，跟着由吃惊变为愤怒，她从怀中掏出一叠纸，上面写着和朱由菘相识离散的整个过程。朱由菘让人拿过来看，刚开始表情轻蔑，不久面红耳赤，将纸扔在地上，命人把这女子关进大牢里。
十天后，该女子就魂归西天。
童妃到底是真是假一直是一个谜，当然这事的见证人只有弘光帝，文武百官是不知道的。弘光帝既然否认了，那就说明是假的了。但是，世间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童妃是真是假很难说清楚。认为童妃造假者，一般认为弘光这人非常好色，而童妃才貌实在太平常。但是，很多人认为童妃是真的，认为这个童妃很可能是朱由菘流落民间时认识的一个女子，两人同居了，最后朱由菘翻脸不认人。
童妃是怎么死的？
正史中没有记载，但是根据当时文人一些笔记的记载，童妃在监狱里受尽酷刑，狱吏要她承认不是朱由菘的妃子，她坚决不答应，最后被折磨致死。也有人说童妃是绝食而死。
当时有一个更可怕的推测，如果在今天，绝对是原子弹级别的猛料。有人推测，童妃是真的，但是弘光帝这个皇帝可能是假的，并不是那个福王朱由菘，只是民间的一个冒牌货。理由并不复杂，史可法也好，马士英也好，阮大钺也好，这些人都不知道原来的福王长啥样。乱世之中，说不定有人得到福王的印玺，然后冒充福王当上了皇帝。
当时民间很多人相信这个说法，这正好说明弘光帝人心尽失，离心离德。所以，弘光政权维持了一年多就垮台了。
南明的第二个政权是永历皇帝，永历皇帝朱由榔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桂王朱常瀛的儿子。清军入关后，他逃到广西，居住在梧州一带。公元1646年1月，在丁楚魁、吕大器、陈子壮等人的拥护下，称帝于广东肇庆，建年号为永历。永历皇帝在位十五年，是南明政权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后来被清军追杀，一路逃到缅甸，最后在昆明被吴三桂杀害，享年四十岁，死后不知道葬在哪里，或者根本没有墓葬也说不定。
永历称帝的时候，他的弟弟唐王朱聿粵也在广东称帝，建号绍武。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尤其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兄弟更不应该自相残杀。但永历政权和绍武政权水火不容，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大打出手。兄弟俩打得正火热的时候，清军来了，先灭掉绍武政权，绍武政权仅仅存在四十多天。
接着，永历皇帝逃到广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两个皇帝，一个当了四十多天就被人灭了，一个朝不保夕像落水狗一样被人追着到处跑，头上还顶着皇帝的帽子。这样的皇帝做得有什么意思，损人不利己，损害天下百姓，自己也没过上好日子。
逃亡的路上，永历皇帝终于认清了清军的狼子面目，制定了联合农民军协同抗清的决策。现在许多企业家认为衡量一个CEO好坏的标准是看他的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永历确实做得还可以，他的基本战略是对的。
永历先是和李自成大顺军的余部合作，在李自成死后，大顺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郝摇旗和刘体纯率领，一支由李过和高一功率领。这两支军队先后进入湖南，跟湖广总督何腾蛟等人联合抗清。1647年，原本反明的名将郝摇旗保护永历帝来到柳州，然后主动出击桂林的清军。郝摇旗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员猛将，无论大战小战都是冲在最前面，李自成牺牲后，郝摇旗改名为郝永忠，也就是表示永远忠于闯王李自成。这年年底，郝摇旗在桂林西北的全州大败清军。接着，我们熟悉的事情又发生了，郝摇旗受到明朝将领的排挤，退回到湖北，扼守荆楚一带。郝摇旗上半辈子跟着李自成反明，下半辈子独自撑起大旗反清，直到康熙二年的时候，他还在和清军打仗，后来在四川巫山战败被俘后被杀。
总的说来，大顺军余部和明军联合抗清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湖南省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基本收复了整个湖南。湖南的胜利鼓舞了其他的省份，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一些降清的将领先后反正，重新回到明政权的怀抱。决策的胜利胜过千军万马。
短短的时间内，永历政权控制范围扩大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这是南明时期出现的第一次抗清斗争高潮。
本来永历帝有望成为乱世中力挽狂澜者，可惜中国人的劣根性又带来了麻烦，再加上管理上的不善，短暂的繁荣成为昙花。所以，中国人总结出了一种人生经验：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宿命，而是民族的劣根性在作怪。从越王勾践开始，中国人就养成了可以共患难却很难同富贵的习惯。
好局面才刚刚开始，内部就斗开了花，各种政治势力互相攻击，农民军受到排挤，清军借着这个机会得以调整喘息，卷土重来。1649年到1650年间，清军反扑，著名抗清将领何腾蛟和瞿式耜先后在湘潭和桂林战役中牺牲，清军又重新占领湖南广西，许多收复不久的失地也先后丢掉。
在这期间，李自成的侄子李过病故，李过的儿子李来亨联合其他农民军将领，宣布脱离南明的政权，自主抗清。失去农民军的支持，政权内部又斗得死去活来，南明的军事力量越来越衰弱，士气越来越低迷。对永历来说，道路越来越难走了。
这时候，张献忠大西政权的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已经占领了整个云南。孙可望、李定国提出愿意和南明联合，永历只好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过，这次不是农民军投靠南明，而是永历投靠农民军。从此，永历就跟着孙可望和李定国了。
1652年，李定国率军八万出广西，打桂林，再次攻入湖南、广东。在攻打桂林的战役中，李定国打败了孔有德，导致孔有德全家自杀，就女儿孔四贞跑了出来。这是李定国第一个漂亮仗，接着李定国又击杀了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一出手就解决了两王，李定国果然是身手不凡，当时天下大震。与此同时，大西军的另一名大将李文秀带兵出击四川，收复了川南。诗人张煌言在福建一带抗清，抗清运动再次出现高潮。
本来形势又是一片大好，可惜老问题又来了，李定国出够了风头，孙可望不爽了，两人产生矛盾。如果只是吵吵嘴，哪怕动手打一场，也没问题啊！关键是这个孙可望心眼太小，居然想做掉李定国。李定国不想跟孙可望一般见识，暂避到广东，希望和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可惜郑成功不怎么守时，结果李定国自己跟清军打起来了，损失惨重。随后，李定国撤到贵州，接走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皇帝。1656年，李定国带着永历皇帝回到云南。第二年，孙可望带军攻打李定国，又一起同室操戈的案例。孙可望仗着人多势众，想一举击溃李定国，没想到他人心不齐，许多将领倒向李定国阵营，结果李定国大败孙可望。
1658年，孙可望投降清军，贵州、广西落入清军囊中。第二年，清军派遣三路大军攻打永历皇帝。因为不想连累李定国，永历逃亡缅甸。缅甸人将他软禁在草房里，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李定国曾几次想迎回永历，但都遭到缅甸方面的拒绝。
1662年，吴三桂进军缅甸，要求缅甸国王交出永历皇帝。这个缅甸国王也是个混蛋级别的人物，他刚刚弑兄上位，统治尚不稳固，不想多惹麻烦，只好答应吴三桂的要求。缅甸国王派出三千人将永历皇帝的住地团团围住，并谎称要和永历立盟誓，根据缅甸的规矩，立盟誓的话大家得饮咒水，谁食言就要受到诅咒。缅甸国王通过这种方式将永历的随从引诱出来，出来一个杀一个，杀掉四十二个人以后。永历知道自身难保，问缅甸国王为什么要这样？
缅甸国王说：“吴三桂来要人，我没办法。”
永历一听，悲愤地给吴三桂写了一封信，控诉他背叛明朝，投靠清朝，忘恩负义，丧尽天良。骂完一顿解气后，永历又低下头颅，说自己现在的处境非常可怜，性命取决于你，如果你能给我一条活路的话，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吴三桂没理他，确实吴三桂也没有必要理他，汉奸的骂名是背定了，干脆一背到底，何必为这个人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
缅甸国王将永历及其二十五个眷属一并交给吴三桂，吴三桂没有把他押到北京，而是押回昆明。吴三桂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押往北京途中被反清复明的人士劫走，将永历及其家眷押到昆明。吴三桂向清廷申请将永历等人在昆明就地正法。永历帝等人在昆明篦子坡被绞死，从此，篦子坡改名为迫死坡。
第四个政权是鲁王朱以海为首的政权。清军入关后，朱以海被拥立为监国。虽然没有称帝，但也监国了九年。朱以海刚当上监国，就和所谓的正统地位的福建隆武帝朱聿键的政权相互倾轧，争斗不已。1652年，清军攻破南明鲁王政权。不久，原明朝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在宁波起兵反清，并派遣张煌言去台州迎接鲁王。钱肃乐被清军打败后，朱以海前往厦门，投靠郑成功。郑成功是隆武帝的支持者，之前就对朱以海非常不满，心想大敌当前，你还和隆武帝自相残杀，破坏了大局。不过，朱以海好歹是明朝宗室，郑成功对他也是以礼相待。1662年，朱以海打算渡海重返南澳诸岛发展力量，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郑成功派人将他沉杀在海中。关于朱以海之死有不同的说法，也有人认为他是病死的。
南明第五个政权是定武帝朱本铉，朱本铉到底是不是明朝宗室后代一直是个谜，因为他是被李自成的部将郝摇旗拥立为皇帝的，所以很多人怀疑他可能并不是明朝宗室之后。朱本铉在位十八年，郝摇旗死后第二年他也死了，死因不明，葬处也不明。
南明第六个政权是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顺治二年，朱聿键建元隆武，他所建立的这个政权被后人称为隆武政权。朱聿键本是大明的唐王，明朝灭亡后，在郑芝龙等人的迎接下，来到福州，就任监国，不久就称帝，把福州作为临时首都，称为天兴府。隆武大封文武百官，郑芝龙享受的待遇最好，因为郑芝龙的拥立之功最大，封为平国公。
说来，郑芝龙这个人以前只是一个海盗，后来被崇祯招安，封为五虎游击将军。郑芝龙后来在金门大败荷兰人，升为福建总兵。自此，郑芝龙拥兵自重，学习毛文龙，垄断海上贸易，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大军阀兼大商人。用郑芝龙自己的话说，我的一切都是大海给的，没有大海就没有我的今天。
确实，隆武政权主要依靠郑芝龙，郑芝龙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海，没有海，隆武政权的根基是不稳的，虽然本来也不是很稳。
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虽然是个民族英雄，但郑芝龙更多的是一个商人。在当时的亚洲范围内，郑芝龙打造出了一个海上王国，至少就海军力量来说，当时亚洲没有可以和郑芝龙匹敌的。清朝很重视郑芝龙，派遣资深降将洪承畴去诱降郑芝龙。郑芝龙虽然没有被诱降，但是心态发生了变化，跟清军对抗的时候也不再那么拼命了，很奇怪的一件事，投降又不投降，抵抗又不拼命。到底在想啥？
郑芝龙开始拥兵自重，保存实力，还将福建水军全部撤到晋江的安平，并撤回分水关施琅的部队。郑芝龙为什么这么做？不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真实情况，我们可能不会明白。但我们可以确信，精明的郑芝龙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商人做统帅有时候还真不行，郑芝龙不知为何，居然只给在前线打仗的黄道周发一个月的军饷，他没钱吗？肯定不是。吝啬吗？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更大的可能性还是派系斗争，最终让自己这派的势力占上风。黄道周最终因为粮草不济战败被俘，不屈而死。
活在郑芝龙这样一个后台的控制下，隆武皇帝肯定是不会很舒服的。隆武觉得这个皇帝当得很不自在，决定回到江西御驾亲征，哪怕轰轰烈烈战死也行啊，像崇祯一样落下个殉国的美名。但郑芝龙坚决反对他这样做，郑芝龙倒不是担心隆武皇帝的安全，他是怕失去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从曹操开始，每一个人聪明的政治家都懂得“挟天子以自重”的道理。为了阻止隆武皇帝离开，郑芝龙不惜数万军民跪在道上，请求皇上为国家社稷考虑，不要离开。
可惜，隆武皇帝铁了心要离开，看来没少受郑芝龙的气。隆武来到福建南平，清军打过来之后，他又逃到汀州，不幸被俘虏。不过，隆武帝倒也不失为一个汉子，被俘之后坚决不投降，绝食而死。
隆武死了没多久，郑芝龙在十一月份正式降清。
隆武帝朱聿键在腐朽的南明中是一个不错的皇帝，他一生命运坎坷，虽然生在帝王之家，但承受的苦难比平民百姓还多。他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有望收复残破的江河。虽然最后复国之梦成空，沦为阶下之囚，但他仍然能够坚守内心的自由和原则，选择死亡。
朱聿键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即位前被封为唐王。
朱聿键从一生下来就很不幸，朱聿键不幸的原因是因为他老爸不幸，他老爸不幸的原因是因为舌头上长了一个大瘤子。舌头上长了个大瘤子固然不幸，可是也没理由影响到儿子的幸福，难不成这大瘤子也传给儿子了？
这就要说到朱聿键的祖父唐王朱硕熿了。朱聿键的老爸朱器墭是唐王的长子，但唐王很讨厌朱器墭，就因为他舌头上长着个大瘤子。唐王很喜欢一个小老婆的儿子，想废长立幼。不过唐王的母亲魏氏不同意，在她活着的时候一直保护朱器墭父子俩。朱聿键十二岁的时候，这位曾祖母去世。这个曾祖母去世后，唐王便把这父子俩囚禁了起来，想把他们活活饿死。幸亏有好心人暗中给他们送饭，父子二人在监牢里才得以活命。
朱聿键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整整待了十六年，这十六年的时间他也没闲着，他借着青灯日夜看书学习，掌握了许多知识。
1629年，朱聿键的父亲被叔叔毒死。唐王朱硕熿想立二儿子为世子，被牛人陈奇瑜劝阻，只好立朱聿键为世孙。直到这时，已经二十八岁的朱聿键才从监牢里走出来。
崇祯五年，也就是1632年，祖父见佛祖去了。朱聿键继承王位，杀掉叔叔为父亲报仇。明末各地叛乱四起，烽火连天。朱聿键觉得身为朱家王朝的子孙，国家有难当挺身而出，便向崇祯提出借兵三千平乱。崇祯是非常多疑的，他担心藩王借兵作乱，拒绝了朱聿键。
朱棣以藩王的身份造反夺取天下，给明朝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是以后来的皇帝对藩王都非常警惕。藩王可以在自己的王府里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会有人找你麻烦，但绝对不可以带兵离开藩属地。
这个规矩朱聿键也是懂的，但是他压抑不住心中那团火，他宁愿犯规也不愿坐视国家惨遭蹂躏。头可以断，血性不可以没有。皇上不借兵，朱聿键就自行招兵买马，带着自己的人马跟流寇拼，结果被流寇打得大败。对此，我们给予理解，一个从小被关进监狱的人从来没打过仗，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就和人打仗，不输倒奇怪了。
不管朱聿键打赢打输，这么做分明是瞧不起崇祯，我不给你借兵，你倒自己招兵买马了。一怒之下，崇祯让锦衣卫把朱聿键关进凤阳监狱——政治犯待的地方。
崇祯自杀后，弘光帝继位，才把他放了出来，累计起来，他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四年。弘光虽然释放了他，但是并没有恢复他的政治地位，反而害怕他争夺帝位，让他在桂林好好待着，不能出来。朱聿键才走到杭州，弘光政权就完蛋了。
一个月后，在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拥护下，朱聿键当上皇帝，年号隆武。据说在朱聿键举行登基大典的那天，刮起了大风，雾气非常重，能见度很低。大风把小树都吹了起来，掌管玉玺的官员坐骑受惊，摔下马，玉玺碰坏了一个角。显然，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一个征兆。尽管如此，有黄道周这样的牛人在，君臣之间还是非常有决心匡复明朝的。
一生坎坷的朱聿键终于当上皇帝，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皇帝，他抚慰群臣，从谏如流，同意和大顺军的余部共同抗击清军。在生活作风上他也非常检点，只有一个老婆，也就是皇后曾氏，曾氏是一个贤后。
清军来了以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意思大家都懂。当时明军却是留发留头，无发无头——剃了发的都杀。隆武帝觉得明军这种行为是不好的，他下令禁止屠杀剃发的百姓，说：“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
由此可见，隆武帝是一个能站在别人角度考虑问题的人。其实这一点很容易做到，但为什么偏偏那么多中国人做不到呢？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需要什么很高的智商，中国人又向来是最聪明的，为何从来不懂得最简单的道理？明白了这个原因就明白明朝亡国的真正原因。
隆武帝确实是一个好皇帝，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傀儡皇帝。他的政权离不开郑芝龙集团，没有郑芝龙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他的复国项目就办不下去。
郑氏家族都是海盗出身，郑芝龙拥立隆武并不是为了什么光复大明，而是跟吕不韦打着一样的算盘，把隆武看成了可居的奇货。商人就是商人。在郑氏家族里，唯一对明朝忠心耿耿的只有郑成功。最为讽刺的是，郑成功居然是郑芝龙跟日本女人生的。郑成功原名郑森，在他年幼的时候，郑芝龙带他入宫见隆武帝。隆武帝貌似会看相，当时抚摸着郑森的背，居然说出了很有预见性的话：“可惜我没有一个女儿可以许配给你，你将来一定会为我大明尽忠，不要忘记了今天。”
也就是这天，隆武帝赐名郑森为朱成功，郑成功国姓爷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隆武虽然没有女儿，但还是封郑成功一个类似于驸马都尉的官职。郑芝龙投降后，郑成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父既不能为忠臣，子不以为孝子。”
当然，郑成功的一生也不是没有污点。他后来还是置祖国大陆于不顾，盘踞在台湾地区，跟荷兰人打仗。虽然我们不能苛求郑成功，因为确实清朝后来的势力太强大，不是郑成功一个人能对付得了的。郑成功为世人所诟病的地方是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软禁鲁王，杀害鲁王（存在不同说法）。郑成功还毒死抗清名将张明振，令广大的大明遗民感到失望。
作为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郑氏家族大权独揽，干些卖官鬻爵搜刮百姓的勾当，比当时南明的一些贪污腐化的奸臣做得更过分。
我们可以想象隆武帝的处境，三面受困，一受制于郑氏家族，二要防备鲁王军队，三来李成栋带领的清军正在逼近。得知大明忠臣黄道周带领门生故吏，招募九千人北上抗清，最终被清军大败，黄道周慷慨就义，隆武帝悲愤欲绝。他既恨清军，又恨郑氏家族。
无路可走之下，隆武帝表示要亲自北伐，作困兽之斗。郑芝龙对此虽不满，但已经生了降清之意。
李成栋率领的清军在浙江一带势如破竹，先后攻下绍兴、东阳、金华、平州，很快攻陷郑鸿逵把守的仙霞关。隆武帝眼看亲征无望，决定取道汀州去江西，“御驾亲征”已变成“御驾亲逃”。隆武帝政权内部一盘散沙，大家离心离德，只能走下坡路；而李成栋却驭兵有方，指挥若定，两者对比实在太大了。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爱书如命的隆武帝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边逃边读，边读还边逃。带着书搬家都不方便，何况是带着书逃命。隆武帝在汀州歇息过之后，第二天凌晨，突然有一队身穿明军军服的人在汀州城外叫门，声言护驾。守城士兵不知是计，城门一开，发现原来都是李成栋派出化装的清军。隆武帝听到外面一片混乱，拿着大刀进入府堂，被清军抓住，后来不屈绝食而死，跟他一同遇难的还有皇后曾氏以及未满月的皇子。
李成栋将隆武帝一家三口的人头献给清廷，得到清廷的重视，驻军福州，成为地方大员。
隆武帝在福州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听说隆武帝绝食而死，洪塘乡曹学佺跑到鼓山上面自缢，黄山乡郑愚谷、郑静之父子也相继殉国。郑愚谷本来是明军的一个水陆同知，隆武帝遇难之时他正在山林隐居，听说皇帝遇难的消息，郑愚谷悲愤万分，赋挽歌六章，其中有：“天翻地覆在斯时，谁是忧勤起义师”，“生死分明惟帝后，应驱雷击党人碑”等句，读来让人忍不住恻然。郑静之是郑愚谷的长子，国子监博士，听说隆武帝殉国，于是削发为僧，悲愤欲狂，疯疯癫癫，以至于血泪沾衣。出家也不能缓解他的痛苦，极度难受之下，他三次凝视北方，然后仗剑自杀。顺治四年（1647年）春节，福州百姓贴春联的时候，皆刷白眉，以此悼念隆武帝，后来演变成福州特殊的习俗。
隆武死后，郑成功果如他所期望的，奋战在抗清的第一线。顺治三年，清军南下，打进福建，郑芝龙打算降清，郑成功选择离开，到金门避风头。郑芝龙投降后，派人招降郑成功，希望郑成功能够做个孝子，跟父亲一起去投降。郑成功给郑芝龙写了一封信：从来都是听说父亲教儿子忠心，从来没听说过教儿子做贰臣；现在父亲你不听我的话投降清廷，如果将来有什么不测的话，我只能为你戴孝了。
郑成功占据南澳，以厦门和金门作为抗清的根据地。顺治八年和顺治九年，郑成功多次进攻漳浦。五月，清廷派遣马逢之总兵解救漳州之围，郑成功故意让他入城，进城之后来个关门打狗。直到十月份，清军派遣金砺才解救了漳州之围。
顺治十年，清军在广西、湖南战场上与李定国交锋，又在四川、重庆和李文秀交手，在这些战场上，清军屡吃败仗，首尾无法兼顾。便改变了方阵，决定招降郑成功。招降郑成功的人还是郑芝龙，这让郑成功非常郁闷。清廷本来是个吝啬鬼，这次不惜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公侯伯子男，这个郑成功的爵位比他老爸还高啊，不太合情理，但充分体现了清廷对郑成功的重视。
郑成功根本不买清廷的账，依旧广积粮高筑墙，准备好火器对付清军。顺治多次招抚郑成功均遭遇失败，没办法，招抚不成只好打了。可是打也打不赢，经常输。顺治十三年，顺治总算开窍了，下令实行海禁，规定福建、浙江、广东、江南、山东、天津这些地方，商船民船不得私自出海，如果和郑成功贸易，一旦发现，立刻就地正法，而且地方官员也要一并治罪。
这项措施相当于釜底抽薪，抽取的虽然不是郑成功的军事力量，但是比军事力量更为要命的经济力量。顺治十六年，清军主力正前往云南攻打永历政权，郑成功抓住这个机会，和张煌言一起攻克瓜洲。不久，进军江南，屡败清军，引起了顺治的恐慌，顺治吓得差点逃回东北。
最后在孝庄的斥骂下，顺治又打算御驾亲征。郑成功最终还是被清军打败，主力损失了一大半。清军进入福建后，郑成功感到势单力孤，决定寻找新的根据地。
明朝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地区。郑成功被清军打败后，一筹莫展之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何廷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地区评议会的通事。他见了郑成功后，建议郑成功收复台湾地区，将台湾地区作为抗清的最后根据地。何廷斌还给郑成功进献了一幅台湾地区地图，提供了一条避开荷兰军队的航线，并自告奋勇充当郑成功的向导。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两万五千人，指挥三百艘战船向祖国宝岛台湾进发。先占领澎湖列岛，再横渡台湾海峡，绕过荷兰炮台，在北港登陆。围困荷兰殖民者八个月后，荷兰殖民者投降，郑成功成为台湾的老大。
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因病去世，享年三十九岁。
马士英拥立弘光帝的时候，左良玉的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好你个马士英，拥立皇帝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太看不起人了吧！说实话，以左良玉的势力，这时候他有看不起别人的本钱，别人断没有看不起他的资格。
左良玉虽然没有把持朝政，官也不是特别大，但是他拥兵八十万。别说你马士英，就是皇帝小子他也没放在眼里。
左良玉几次想出手，摆平弘光政权，但江西督军袁继咸和湖南巡抚何腾蛟经常劝他要以大局为重，“老左啊，现在什么时候了，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左良玉一听，也是啊，免得给世人留下话柄，只好勉强默认弘光政权的合法性。左良玉在摸不准形势的情况下，派了一个人去南京，这个人是他的心腹黄澍。黄澍的官职很小，到了南京后却非常拉风。有一次，他当着皇帝的面和马士英掐架，他居然揪着马士英的领口，狂扇了马士英几巴掌，随后滔滔不绝地列出了马士英十八条罪状。
真牛，朝堂之上，连皇帝都怕马士英，他居然把马士英不当人。可见，当时左良玉的力量。左良玉放个屁比皇帝发表一通演讲还管用。
马士英也不是软蛋，别人这么欺负自己，作为一个文人，他当然不能在朝堂上跟黄澍打架。但是，他也有他的手段，他充分利用了文官优势，找人弹劾黄澍，准备一鼓作气把他整死。
左良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光火，施加军事压力：如果不放人，我恐怕很难控制自己的部队了。马士英没办法，固然他整人的功夫绝对一流，但是面对军事压力却只能服软。
黄澍逃回来后，极力在左良玉面前煽风点火，控诉马士英的种种罪行。黄澍还提到太子案，说马士英企图谋害南都太子，我们不妨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向南京进军。除掉了马士英，整个朝政就是你左爷说了算。
左良玉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社会阅历那是相当地丰富，他见黄澍的话句句在理，而且这些理全都对自己有好处，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
我们来看看左良玉这个人，这个人绝对不一般，当年他剿匪非常给力，基本上李自成、张献忠都不是他的对手。眼看张献忠就要命丧在他的手中，忽然张献忠说，你今天要了我的脑袋，崇祯明天就要你的脑袋。张献忠这句话改变了左良玉的人生观，以前他是闷头做事，后来发现不行啊！做人还是得懂一些阴谋，否则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在剿匪的过程中，左良玉的部队发展到几十万人。可以说，左良玉的部队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些人往往不是什么善类。左良玉能够把这些人管得服服帖帖，说明左良玉这个人真不一般。
用现在的话说，左良玉能让这些人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混，绝对是一个很给力的领导。左良玉给力的地方就是不约束你们，你们爱抢就抢，爱杀人就杀人，爱放火就放火，我们好才是真的好，何必管别人死活。
所以，左良玉固然得到弟兄们的爱戴，但他的军队名声确实很臭。不过，左良玉丝毫不在乎名声，我能让这么多人吃饱饭，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已经很了不起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吧，吃别人的饭让别人无饭可吃吧！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左良玉以“清君侧”的名义，顺流而下，到了九江时，遇到九江总督袁继咸。左良玉立即给袁继咸写了一封信：“老兄，跟我一起兵谏吧！肃清朝中妖孽，重振朝纲。”
袁继咸是个明白人，回道：“你这哪是兵谏，分明是兵变。”
左良玉表示：“真是兵谏，我可是奉了太子的密诏。”
袁继咸：“那好啊，拿出密诏。”
左良玉：“你怎么就死脑筋，要与时俱进。这事对你我都有好处，马士英这个混蛋把持朝政，搞得民怨沸腾，我们不干谁干？”
袁继咸语重心长地说：“你就不要掩饰叛乱的行为了。侯爷你这一发兵，不是自己人搞乱自己人吗？清军已经在虎视眈眈，侯爷这么做可是正中他们的下怀啊！侯爷不记得了，你这个侯爵的身份可是朝廷封的，你这么做可是忘恩负义啊！”
左良玉觉得袁继咸说的有道理，于是暂停进攻九江，然后连夜给皇上写了一封信：皇上，我不是针对你的，只要你主动清除马士英一党，我就停止进攻。
可惜，为时已晚。
左良玉不想干，他手下的将士们想干，左良玉的将士们和袁继咸的将士们勾结，商量好了，一起打南京。左良玉已经控制不住形势了，加上这时，左良玉重病在身。看着自己的将士们攻进九江城，和里面的一些守军勾结，大肆抢劫和屠杀，左良玉长叹一声：“我对不起袁继咸啊！”
说完，左良玉就一命呜呼。这时，部将拥立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为主帅，继续扛起造反的大旗。左梦庚接受部下的建议，秘不发丧，继续以左良玉的名义烧杀抢掠。
听到左良玉兵变的消息，马士英慌了。他立即撤回江北防线的黄得功、刘良佐、刘孔昭等人，不要防守清军了，全力阻击左良玉。史可法也接到渡江勤王的命令。
多尔衮一看机会来了，命令多铎调集大军，准备渡江。
弘光帝不得不召集大臣开会，商讨对策。很多人反对撤回江北防线，本来就很难抵挡清军，你现在撤回，不等于是门户大开吗？
弘光帝赞同这个观点：是啊，左良玉好像不是针对我的，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呢，不能撤回江北防线。
马士英气得跳了起来：“你们不要为左良玉袒护了，左良玉分明是造反，以下犯上。我们宁可死在清军的刀下，也不能死在左良玉的手中，这是原则，死在敌人手中不是耻辱，死在乱臣贼子的手中才是耻辱。”
马士英很清楚，左良玉一来，自己必死无疑。
史可法也来到南京城下，要求觐见皇帝，遭到马士英的拒绝。弘光帝被迫接受马士英的建议，攘外必先安内，每每听到这句话就让人心痛。
左梦庚不是左良玉，他率领大军和黄得功等人激战，最后被击退了。当然，黄得功等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清军坐收渔翁之利。
清军顺利南下，整个江南就暴露在清军的屠刀下面。史可法带着部队退守扬州，当时大量的难民涌进扬州，扬州成为抗清前线最后一道防线。史可法能不能守住扬州孤城呢？
史可法不是袁崇焕，扬州也不是宁远城，再加上清军已经今非昔比，史可法的形势绝对是不容乐观的。多铎给史可法写了一封招降信，大意是说，扬州城肯定是守不住的，先生还是识时务投降吧！同时，多铎还让降将李遇春在城楼下做思想动员，结果遭到史可法的痛斥，史可法大骂李遇春投降变节，猪狗不如。
应该说，多铎给足了史可法面子，看降将招降无用，便让老乡带着书信去招降。史可法是一个硬骨头，招降信看也不看，直接扔进火堆里。多铎不断地给他写信，他不断地把信扔进火堆里。
史可法也自知城池守不住，写了五封遗书。第一封是给老母亲的，在信中，史可法自我批评，说自己是个不忠不孝的儿子，不能挽救国家，儿子现在决定与城池共存亡，希望老母亲能理解，不要太过悲伤。
史可法第二封信和第三封信分别是写给夫人和叔侄兄弟的，希望大家不要难过，好好生活。
史可法第四封信是写给养子史德威的，史可法没有儿子，将军中副将史德威收为养子，他把自己的后事交给史德威，希望史德威能够把自己葬在太祖高皇帝身边或者梅花岭上，梅花岭就在扬州城内，史可法此举显然是为了表示自己的人格像梅花一样高洁。
史可法第五封信是写给多铎的，他开门见山地对多铎说，我肯定会为国家殉难，只求高皇帝能够明白我一片忠心。
这是一场惨烈的防守战。史可法固然抱了必死的决心，多铎也是抱定了不拿下城池绝不后退的决心。据说，清军的尸体堆积到城墙的高度，最终城池被攻破。史可法准备举剑自刎，被手下将士夺下，护着他从一个小门逃跑，结果被清军捉住。
多铎对他比较礼遇，满面笑脸地说道：“久仰先生大名，如果先生能够归顺大清，不仅可以做大官，还可以一展抱负。先生想必听说过洪承畴洪老先生吧，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先生能够考虑考虑。”
史可法大怒，说道：“洪承畴算什么东西，活得猪狗不如，你要我学习他，做梦去吧！”
多铎是一个非常没有耐性的人，在史可法面前，他耗尽了自己的耐性，手一挥，砍了吧，省得麻烦。
在史可法临死前，低下高昂的头颅，请求多铎不要伤害城中百姓。我们不知道多铎是不是答应了他，即使答应了，多铎也食言了。他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屠城。于是，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屠城开始了。
几个世纪以来繁华的扬州城顿时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说起大奸臣马士英，很多人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先别恨他了，从历史上看，他也不是十恶不赦之人，多少还是做了一些好事。比如，阮大钺想借大悲案清洗东林党时，就是被马士英阻止的，我们不管他阻止的动机是什么，但这种行为本身是好的。
马士英是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郎中、知府。崇祯五年，当上宣府巡抚，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就重金贿赂当朝权贵，被太监王坤告发，被贬到南京。在南京时，马士英和阉党阮大钺过从甚密，因此被东林党人骂为奸臣。
东林党骂人的功夫虽然厉害，但也不是什么君子之党。我们就说说东林党的首领钱谦益，钱谦益这个人，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后来清军攻破南京后，他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
我们发现，他的操守还不如一个女人。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事实。
清军攻入南京后，钱谦益带头剃发，夹道欢迎清军。钱谦益有一个老婆，这个老婆名声非常大，虽是青楼女子出身，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的名字叫柳如是，近代学者陈寅恪还为他写了一部《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浙江嘉兴人，江南名妓，秦淮八艳之首。她的出身非常贫寒，童年的时候就被人拐卖。从此零落风尘，最后进入青楼。
柳如是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青楼女子，她的名字“如是”便是取自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柳如是见过的男人实在太多了，但很少有动心的，直到遇见了钱谦益，她喜欢上钱谦益不是因为他是个官，有房有车，而是因为钱谦益才华横溢。钱谦益比柳如是大三十六岁，看在才华的面子上，柳如是丝毫不介意。
明朝灭亡后，许多遗民自杀殉国。作为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选择了苟活下去，还在清朝做了官。柳如是对此非常愤怒：“先生，你如果不殉国的话，还有什么面目见世人？”
钱谦益脸色苍白，支支吾吾：“活着多好啊，干嘛要死呢……”
钱谦益降清后，柳如是立即和他划清界限，拒绝跟他一起北上。和柳如是的气节相比，钱谦益这个才子的人格是多么渺小啊！
至少在这点上，马士英比钱谦益要强，马士英的下落虽然是个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没有降清。在各种传说和记载中，马士英不是被清军杀，就是出家了，做了和尚或者道士。
在马士英和阮大钺把持朝政的时候，有人曾经在马士英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闯贼无门，匹马横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捣中原。
上联骂马士英，下联骂阮大钺。两人非常愤怒，下令彻查这件事，也没查出什么结果。马士英虽然是个奸臣，但并没有搞好各方面的关系，最要命的是他得罪了当时最大的军阀左良玉。清军进攻弘光政权时，左良玉也大军开进。弘光政权破灭后，马士英下落不明。
根据《明史》的记载，兵败之后，马士英带着残兵准备进入福建，结果唐王不让他进来。第二年，马士英在太湖被捉拿，斩首。
但是据当时的文人吴梅村《鹿樵纪闻》的记载，马士英又是完全不同的结局。兵败之后，马士英逃到天台寺中，后来被家丁找到了，献给多铎。多铎让人剥掉他的皮，充上草，放在路上。一时间，老百姓拍手称快。马士英字瑶草，生怀瑶死怀草，非常巧合。根据吴梅村的记载，马士英死于天台山的寺庙之中。
道光时期一个文人记载，马士英逃到新昌山的一个寺庙中削发为僧，后来被清兵捉到，斩杀在新昌山寺。然而，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暗示马士英在台州山被雷劈死，阮大钺则跌死在仙霞岭上，两人死的都非常惨。
由于明末清初，形势非常特殊，加上野史繁多，许多历史学家跟东林党或者阉党有瓜葛，所以对马士英的评价差别很大。光绪年间，贵州进士姚大荣曾经撰写文章为马士英平反，姚大荣认为《明史》将马士英列入《奸臣传》不妥当，马士英不是特别坏，而且没有投降清朝。
根据有关学者考证，在康熙年间的《清云圃志略》中记载了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马道士，根据书中的记载，马道士生于蜀地，法号道常，号常住。他单人涉大江，过越地，到南浦，经常跟人说他的人生经历。据说一些认识马道人的人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施舍给他东西他也不接受。一些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这个道士很可能就是弘光朝的首辅马士英。
马士英的下落，迷雾重重，如果他真是禅隐归道，也算是对自己罪恶一生的一种消解和忏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