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修之正史中，自来学者多推崇《明史》，以为“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唯《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1]。理由是（一）修史时间极长，从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历时凡六十年[2]；（二）纂修者多系一时专门学者，如朱彝尊、毛奇龄、汤斌、吴志伊、汪琬、万斯同、姜宸英、刘献廷、李清等——遗老如黄宗羲，顾炎武虽被罗致而不就，但亦与有相当关系[3]；（三）立传存大体[4]；（四）去前朝未远，故事原委，多得其真[5]；（五）事详文简。
反面的批评以为《明史》不能算尽善尽美，因为（一）清帝钳禁太甚，致事多失实；（二）因学派门户之偏见，致颠倒失实；（三）搜访之漏落；（四）明清关系多失真相[6]；（五）弘光迄永历之终，事多失实。[7]
其他褒扬的和贬责的批评，百数十年来聚讼纷纭，而大要不过如上二说。关于《明史》本身的评价和缺失，在这篇短文中我们不能一一详论。我在此所要指出的是《明史》不是一部完好可读的史籍。我们纵不能把它重新改造，至少也应该用清儒治学的精神，替它再逐一校勘一遍，补缺正误，方不致贻误学者。
《明史》因修纂时间过长，从顺治二年数起有九十五年，如从康熙再开史局数起也有六十几年。中间不知道更换了多少总裁，多少批纂修。不由一手始终其事，所以纪传志表，往往抵牾。并且卷帙过多，替它逐一审校一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如将一切明代史籍，清人传述，和汤斌、尤侗、汪琬、朱彝尊、杨椿、毛奇龄一班人所撰的史稿，黄宗羲、全祖望、王夫之一班人所撰的诗文集，和《明史》一一互校，便可发现《明史》有若干部分有脱文断句，有若干部分有讹字误文，有若干部分重复，有若干部分漏落。这些小问题向来不被人注意，粗心一下读过去也就算了。可是我们如要可信的史实，要利用这些史料时，便非先费一番工夫，做几次辛苦的校读工作不可。
为要引起一般学者对这一小问题的兴趣，以下试约略举出几条《明史》中较为显著的错误，作为例证。
卷二八五《赵壎传》附《乌斯道传》：“傅恕字如心，鄞人，与同郡乌斯道、郑真皆有文名……斯道字继善，慈溪人……子缉亦善诗文，洪武四年举乡试第一，授临淮教谕，入见赐之宴，赋诗称旨，除广信教授，自号荥阳外史。”这一段小传，我们如不参校旁书，便一辈子也不会明白它的错误，以为荥阳外史即是乌缉的别号，“子缉”下一段都是乌缉的传文了。但试一检王鸿绪《明史稿》[8]的传文，乌缉又作乌熙，“子缉亦善诗文”下“洪武四年举乡试第一”上有“真字千之”四字。这样一来，“洪武四年”以下一段便都成为郑真的小传，和乌氏父子毫不相干了。按张时彻《宁波府志·文学传·乌斯道传》：“子熙光，字缉之，为国子监丞，亦以诗文擅名。”《慈溪县志·文苑传》所载完全相同。由此可知斯道子名熙光，字缉之，《明史》作名缉固然错了，《明史稿》作名熙也不能算不错。《明史稿》“真字千之”四字是承上文“与同郡乌斯道、郑真皆有文名”说的。《明史》疏忽，落此四字，便张冠李戴[9]，闹了笑话。
卷三《太祖本纪》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置殿阁大学士，以邵质、吴伯宗、宋纳、吴沉为之。”故宫出版乾隆四十二年重纂《明史本纪》文同。按宋纳即宋讷，纳为讷之讹文。卷一三七有《吴讷传》。《吴伯宗吴沉传》同见卷一三七。王鸿绪《明史稿·本纪》三只说：“十一月戊午仿宋制置殿阁学士。”邵质不见《明史》及其他诸书，竟不知他到底是什么人。考王氏《明史稿·太祖本纪》的撰人是汤斌。检《拟明史稿》卷三：“戊午初置殿阁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据此，邵质原作刘仲质。证以《明史》卷一百十一《七卿年表》，“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刘仲质任礼部尚书，十一月改大学士”，再考北平图书馆所藏《太祖高皇帝实录》，“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始仿宋殿阁之制，置大学士官，同拜命者宋讷、吴伯宗、吴沉、刘仲质四人”，都足证明《明史本纪》所说的邵质实即刘仲质。《仲质传》附见《明史》卷一三六《崔亮传》：
刘仲质字文质，分宜人。洪武初以宜春训导荐入京，擢翰林典籍，奉命校正《春秋本末》。十五年拜礼部尚书……是年冬改华盖殿大学士，帝为亲制诰文。
刘、仲、邵三字毫无瓜葛，这断不能委为当时手民之误。并且有《七卿年表》的本证在，我们实在想不出错误的由来。
卷一三六《陶安传》：“安坐事谪知桐城，移知饶州。陈友定兵攻城，安召吏民谕以顺逆，婴城固守。援兵至，败去。”按《陶安传》出汪琬手，陈友定兵攻城一事，《汪氏传家集钝翁续稿》卷三八《陶安传》作“信州盗萧明攻饶安”。汤斌《拟明史稿》卷一，《太祖本纪》一：“至正二十五年冬十月癸丑，信州贼萧明犯饶州，知府陶安败之。”这一件事，《明史本纪》削去不书。考当时情势，陈友定据有八闽后，只有一次派兵攻明方的处州，被胡深打败，从此就关门自守，自顾还来不及，哪儿还有能力来向外发展，并且是越浙攻饶！朱国祯《开国臣传》亦作“信州贼萧明攻饶安”，就是汪琬撰史稿的根据。《明史》改作陈友定，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郑定事迹见卷二八六《林鸿传》：“郑定字孟宣，尝为陈友定记室。友定败，浮海亡交广间，久之还居长乐，洪武中征授延平府训导，历国子助教。”卷一二四《陈友定传》又说：“郑定字孟宣，好击剑，为友定记室。及败，浮海人交广间，久之还居长乐。洪武末累官至国子助教。”这两篇传文相差不过几个字，并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三《林鸿传》，不过省去历延平府训导下“历齐府纪善”五字而已。
胡惟庸得罪被杀，党案牵连十几年，被杀的武官文臣知识分子富豪平民有好几万，是明初一件大事。不过他的获罪之由，却传闻异辞，莫衷一是。[10]《明史》卷三二四《外国·占城传》以为“洪武十二年贡使至都，中书不以时奏。帝切责丞相胡惟庸汪广洋，二人遂获罪”。卷三二二《日本传》又以为“先是胡惟庸谋逆，欲借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人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意以防海为务”。这就是说，胡惟庸的罪状是谋反。其实，细按当时的记载，便可知这一段史迹出于太祖亲定的《大诰》，一面之词，不可信。况且遍查日本史乘和僧徒传记，就根本没有如瑶这个人。胡惟庸在十二年九月下狱，次年正月处刑。在这短时期中也不能做出这些布置。日本来华商舶，据日方记载和《名山藏》《吾学编》《皇明驭倭录》诸书，他们大多是海贼，好就做买卖，不好就沿海抢掠，带军器以防海贼为名，不算是一件违禁的事，用不着把它藏在大烛中。并且南京是当时首都，大都督府所在，四百多日本人也不济事！胡惟庸即使太笨，也不致笨到这个地步。卷三〇八《胡惟庸传》又说：“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至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据此则通倭、通虏、谋反三事都发见在惟庸死后的几年中。那么，所谓胡党的罪案，到底是一些什么呢？又如封绩，《明史》说他是“故元遗臣”，其实，据当时的口供《昭示奸党录》所载，他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奴才，连北方都从来没有去过。一生没做过官，硬安排他是遗老，明史馆的纂修官未免太“神经过敏”了吧！
卷二八六《林鸿传》：“王偁字孟敭。父翰，仕元抗节死，偁方九岁，父友吴海抚教之。洪武中领乡荐，入国学，陈情养母。母殁，庐墓六年。永乐初用荐授翰林检讨，与修大典，学博才雄，最为解缙所重。后坐累谪交阯，复以缙事连及，系死狱中。”——详说王偁的事迹，于他父亲的事只以一语了之。在卷一二四《陈友定传》又附有王翰的小传：“王翰字用文，仕元为潮州路总管。友定败，为黄冠，栖永泰山中者十载。太祖闻其贤，强起之，自刎死。有子偁知名。”——述王翰事详细，于他的儿子王偁，也只带及一语。按这两传都出朱彝尊手。见《曝书亭集》卷六三《王偁传》，《王翰传》附及。《明史》把它分开来，以翰为元臣仕闽，故附《陈友定传》。以假有文名，故附入《文苑·林鸿传》中。互为详略，煞费苦心。可是我们如细读朱氏原传，则似《明史》务为简略，颇失史意。如原传“偁中洪武二十三年乡试”，《明史》简作“洪武中领乡荐”，把一肯定的史实简成模糊，简得没有道理。原传“留永福山中为道士者十年”，《明史》作“为黄冠，栖永泰山中者十载”，把道士译成黄冠，把年译成载，雅是雅了，可是有什么大道理呢！并且《明史》还把这一句改错了。《林鸿传》中明说“永福王偁”，参以原传，我们知道王偁以其父入闽故，所以占籍永福，则永泰山中为永福山中之讹明甚。
关于海盗刘香的下落，《明史》卷二六五《施邦曜传》和卷二六〇《熊文灿传》不同。《施传》说：“刘香李魁奇横海上，邦曜絷香母诱之，香就禽。”《文灿传》则以为“郑芝龙合广东兵击香于田尾远洋，香胁（洪）云蒸止兵，云蒸大呼曰：‘我矢死报国，急击勿失！’遂遇害。香势蹙，自焚溺死”。
关于两次纂修《元史》的纂修官，《明史》卷二八五《赵壎传》说：“三年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征四方文学士朱右、贝琼、朱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及壎为纂修官。先后纂修三十人，两局并与者壎一人而已。”按二年修《元史》之纂修官，据同传为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曾鲁、高启、赵访、张文海、徐尊生、黄箎、王锜、傅著、谢徽、傅恕、赵壎十六人。合三年之纂修官十四人为三十人。可是赵壎以一人而参与前后两次史局，实际上只能算是一人。所以两次的纂修官的总数，据《明史》只有二十九人，和三十人之数不合。
按所缺一人为王廉，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二有传：“王廉字希阳，青田人，侨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学士危素荐授翰林编修，明年与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籍牛谅使安南还，改工部员外郎。固辞，出为渑池县丞。十四年擢陕右左布政使。无子，卒葬杭州之西山。”大约是当时馆臣不留心，偶然忘了王廉的名字，又无法凑成三十人，便把赵壎算成两人，抵三十人的数额了。
卷二八五《戴良传》：“太祖初定金华，命（良）与胡翰等十二人会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讲经史，陈治道。明年用良为学正，与宋濂叶仪辈训诸生。太祖既旋师，良忽弃官逸去。元顺帝用荐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学提举。良见时事不可为，避地吴中，依张士诚。久之，见士诚将败，挈家泛海抵登莱，欲间行归扩廓军。道梗，寓昌乐数年，洪武六年始南还，变姓名隐四明山，太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师，试以文，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此出黄存吾《闲中录》。《曝书亭集》卷六三《良传》与之多异。“元末以荐授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时太祖兵已定浙东，良乃避地吴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胶州，欲投扩廓军前，不得达，侨居昌乐。洪武六年变姓名隐四明山。十五年征入京……”这样说是戴良在洪武十五年前不但没有做过明朝的官，并且也没有见过太祖，始终是元遗臣。十五年后被征，强迫他投降做官，所以自杀明志。全祖望《九灵先生山房记》也力辩其仕明之诬，说良在十五年前和明绝无关系。竹垞谢山诸熟明代掌故，所说都有根据。《明史》却偏信一家之说，引为信史，这种不阙疑不求真的态度，实不足取。
卷二八三《湛若水传》：“湛氏门人最著者永丰李怀，德安何迁……怀字汝德，南京太仆少卿。”按李怀，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八作吕怀，“号巾石，嘉靖壬辰进士，著有《律吕古义》《历考》《庙议》诸书”。《明史》卷二八二《唐伯元传》：“伯元受业于永丰吕怀。”卷二〇八《洪垣传》又附有吕怀小传：“吕怀，广信永丰人，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改春坊左司直郎，历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与湛氏之礼认天理同旨，其要在变化气质，作《心统图说》以明之，终南京太仆少卿。”这样，《湛若水传》中之“李怀”可信为即《洪垣传》中之“吕怀”，李为吕之讹。揆以《明史》传中涉及另外一人，如这人有专传时，即以“自有传”了之，不更述其字号籍贯行历之例，这也不能不说是重传了。
原载《图书评论》第一卷第九期 193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