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自然是李如松。
如果在万历二十一年的朝鲜搞一次明朝将领选秀，那么冠军一定会被吴惟忠夺走，而不可能是李如松或其他什么人。
朝鲜人太喜欢这位沉默寡言的总兵了。他来自传说中的大明南方；他能力超群；他是戚继光的亲传弟子；他从来不象那些辽东人一样趾高气扬，对人和蔼可亲；他的部队军纪好到不得了，行军沿途不仅不骚扰百姓，而且还主动帮他们修缮房屋，接济老幼。
许多逃避兵祸的朝鲜人，听到是吴总兵的部队路过，都会纷纷走出来主动夹道欢迎，从义州到平壤一路上，都是赞颂吴总兵的碑颂。
吴惟忠的声望，在平壤之战后飚到顶点，他被子弹透胸而过的光荣事迹，通过休静大师的僧兵之口，广为传颂。以至于骆尚志先登城楼的大功，也被朝鲜人描述为“不愧是和吴总兵出身相同的南兵”。
在明朝，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党争，如果没有党争，那就不是明朝了。对朝鲜人这种大肆推崇南兵的行为，提督李如松大人心里非常不爽。
平壤之战结束以后，李如松开始论功行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入城的头功分给了李如柏，理由是他负责主攻的南城是最先被攻破的。
这个举动搞得南军一片哗然。南兵在平壤之战中伤亡相当惨烈，三千死伤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劳苦功高。骆尚志最先登上城楼，这是多少双眼睛看到的事实，可李如松食言而肥，硬把这一份大功记在了李如柏的头上——更过分的是，吴惟忠和骆尚志此时重伤未愈卧床不起，根本无力辩驳。李如松这一手，真是太不地道了。
吴惟忠在病榻上听到头功分配给了李如柏，双目望天，默然不语。后来尹斗寿代表朝鲜君臣，去探望吴惟忠时，后者病势相当沉重，神色怏怏，一腔愤懑郁结于胸。他病得不能说话，便给尹斗寿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就一句话：我估计自己是不行了，希望能看在我为平壤流血的份上，给我置一副柏木棺材。
尹斗寿一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赶紧派人去定州染源山上去找上好柏木。所幸吴惟忠和骆尚志都是武林高手，体格健壮，修养了一阵总算是恢复，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战。
不光是他们两位，另外一位南军将领钱世桢，也同样蒙受委屈。
钱世桢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是嘉靖甲子科的举人，觉得当笔杆子不够过瘾，毅然转了专业，在万历乙丑科居然又考中武举，不折不扣的文武双全，在大明朝里也算少见。他这个人一生嗜马，在朝鲜的民间传说里，曾说钱世桢到朝鲜以后，碰到一匹凶悍的野马，当地人说这匹马不光吃草，还吃肉，把附近山里的飞禽走兽吃了个遍，连老虎都没剩下。钱世桢带着铜锤钢索，跟这匹马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将其驯服。
这次论功行赏，钱世桢也一直在被李如松有意无意地打击。在平壤之战中，他一直冲杀在前，和家丁杨文奎、徐大胜、郭子明等人率先登城。南军登城之际，那些不可一世的辽东军。磨磨蹭蹭地还没靠近城墙。等进城以后，他敛军整训，那帮辽东军人却闹哄哄地四处抢掠战利品。
这就够窝心的了，可还有更气人的事。他在小西行长离城以后，带兵追过大同江，路遇一个白袍日本将领，三两下砍死，割下首级，带了战袍回去讨赏。李如松问他这人叫什么名字，钱世桢一愣，这我哪儿知道。李如松摇摇头，这功劳没法给你算啊。
种种不公平，终于惹起了另外一位南军将领的反弹，他的名字叫做王必迪。
王必迪也是戚继光旧部，跟吴惟忠、骆尚志等人是同僚，级别略低。吴、骆两人重伤以后，能为戚家军撑场面的也只有他了。
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开城，分派将令。按照规矩，游击以下的都要跪着接受命令，可李如松抬头一看，发现王必迪一个人站在那里没动。李如松皱着眉问他怎么回事，王必迪平静地说道：“李如松你不智不仁不信，这仗没法打。”
李如松有点生气，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不智不仁不信啦？王必迪回答：“初八的平壤之战，你一大早把士兵轰起来打仗，连早饭都来不及吃，让我们饿着肚子攻城。这是不仁；围城的时候，我听见李提督你喊了一声‘先登城的赏银三百两，或者授都指挥佥使的官职。’结果那么多人奋勇杀敌，登城入围。现在银子呢？官职呢？这是不信；现在您把主力搁在平壤，自己带着先锋前进，若是出了什么事，大军便会动摇退却。这是不智。”
听完这三条，周围将官脸都绿了。王必迪这三条，条条打脸，一个小小游击敢对提督这么讲话，看来是豁出去了。
奇怪的是，李如松听完以后，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挥挥手让他退下。散会以后，李如松找来手下，吩咐拨一部分银子给平壤、开城的南军队伍，对王必迪没有作任何处罚。
等到李如松从碧蹄馆死里逃生退回开城以后，找到王必迪，没有怪他的乌鸦嘴，反而拍着他肩膀说：“我知道南兵劳苦功高，这几天实在是辛苦了。”着手安排南军退兵。王必迪表示不愿后退，李如松点头说理解，理解，亲笔给他写了一份将令，准许他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以李如松的傲气，对宋应昌都毫不客气，怎么对一个小小游击前倨后恭？
李如松不是天生恶人，也不是反派，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李如松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他虽然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说一不二，但如果他不为这个集团谋取利益，很快便会被抛弃。
李如柏、李如梅、杨元、张世爵、祖承训、查大受、李宁这些人和更多的辽东系中下层军官，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辽东小集团。李如松在作战的时候，必须要同时考虑国家利益和这个小集团的利益。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李如松必须要安排南兵先攻，北军掩后；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须尽量避免辽东军的兵员损伤，为此不惜把小西行长放走。
平壤头功这件事，实际上是辽东系将领联合施压的结果。李如松对南军的功劳心知肚明，也不是没考虑过犒赏他们。可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口风，称赞南军那么几句，李如柏、张世爵几位北军中坚便拼命诋毁，把南军骂得一文不值。
李如松若是秉公处理，恐怕从此辽东将领便会离心离德，让这个小集团分崩离析。因此，李如松对此别无选择。
不过在李如松的内心，对抢功这个可耻行也不无愧疚的，这有损于他作为一个军人的骄傲。因此，他对王必迪的直言不讳表现出了异常的宽宏大量，并尽量给予其安抚，把自己对南军的亏欠，从别的途径弥补一下。
可惜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如松还未来得及对南军施展怀柔之术，南军背后的大佬们已经开始反击了。
这个世界，总是分成派系的。朝鲜有东人党，西人党；日本有文治派、武断派；而在大明的东征军里，南、北二军也早已泾渭分明，各自形成自己的基础力量与上层关系。辽东军靠得是李如松和李的家族势力，而南军依靠的，则是嘉善人袁黄和绍兴人宋应昌等浙籍朝廷大员。
一旦贴上了派系的标签，争端的性质便会发生转变，从唯对错论变成唯派系论，乃至、甚至是唯籍贯论。
李如松对南军玩出种种手段，是故意也罢，是不情愿也罢，总之对南军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最初的反弹，是些毛毛雨。
一月二十三日，朝鲜国王在返回平壤的路上，碰到了刚到朝鲜的宋应昌。宋应昌还带着朝鲜人民的老朋友黄应阳。几个人见面，相谈甚欢。
席间黄应阳说我当年推荐的浙兵表现如何？李昖说牛逼啊，可惜才了来三千多人，要是来一万，日本人就完蛋了。黄应阳嘿嘿一笑，一脸神秘地掏出一张纸。李昖问这是什么？黄应阳回答说：“李提督生性残酷，爱杀戮，这一路打下去，搞不好会屠杀平民。我这次带了许多免死帖，沿路散发，可以让老百姓免于死在辽东军屠刀之下。
黄应阳也属南军派系，是最早向朝鲜君臣介绍南军的人。他的话，朝鲜人信服得很，于是李如松在朝鲜人心目中，悄然变成了一头嗜杀的暴虐分子。李昖特意派了许多人前往各地，分发免死帖，告诉附近的人绕着李如松的军队走。
讽刺的是，这份免死帖的落款，还是宋应昌和李如松的联合签名。
这有点太埋汰人了，辽东军的军纪是不怎么样，但也不至于像防日本人一样防他们。
这还只是小手段，然后，厉害的反弹来了。
总参谋长袁黄在战后抵达平壤，偷偷告诉骆尚志等人：“你们的委屈，朝廷都知道。我给上头写的奏表里，你们的功劳一个都缺不了，稍安毋躁。”
过不多时，明、朝联军里开始流传起一则流言，说辽东军人喜欢滥杀朝鲜人冒充倭寇首级，经常偷偷跟着落单的朝鲜平民，到了没人的地方，手起刀落，咔嚓一下砍断脖颈，再把头发剃了，回来领功——当时中、朝男子皆蓄发，只有日本人要把脑袋剃秃——这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传到了朝鲜王室耳朵里。
这则流言相当狠辣。这一招，确实是辽东军常用的伎俩。他们在辽东与鞑子作战时，经常砍杀沿途百姓冒领军功，当地御史弹劾辽东将领，这一条罪名是从来不会少的。加上之前黄应阳在朝鲜造起来的舆论，这流言一经流传，立刻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纷纷帮忙转发。
等闹得差不多到火候了。袁黄站出来，找到李如松，问他“老爷何为如此事乎？”李如松一听就怒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么猥琐的事！他揪着袁黄脖子吼道：“可恶老和尚，何处得闻此语！”
解释一下，袁黄是个居士，有事没事都拿着佛珠念叨几句，他最出名的不是袁黄这个名字，而是他法号了凡。
面对李如松的怒火，袁黄面色平静：“这是公论，外头都传遍了，还能有假？”他手里一扬，说我已经上报给宋侍郎了，到时候朝廷会派人来调查的。”
这就是文官式的反击，阴柔无迹，转弯抹角，没有长枪大戈般的犀利，却于无声处陡出杀手。
无论袁黄还是宋应昌，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同乡同窗，势力广大，不是李如松这等武夫可比。真想在官场上玩死李如松，手段可多着呢。
这个反击没吓着李如松，反倒把朝鲜君臣吓得不轻。李如松冤枉不冤枉他们不清楚，但他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捅到万历那里去，把李如松拽回去调查，明军势必要停止攻势，一来一去走马换将，怕不得三个多月。反攻大业，很可能就此失败。
朝鲜人没办法，赶紧派使节去为李大提督辩诬。辩诬这事，真成了朝鲜人的专业了……
那么滥杀这事到底是真是假呢？
《宣祖实录》里记载了这起冲突的结局，十分很耐人寻味：
“其后黄谢以闻之误。”意思是袁黄向李如松道歉，说我的消息来源有问题。看起来他承认自己是诬告了。
但紧接着这句，实录里又追了一句：“则北将亦口头谢罪云耳”辽东将领叩头谢罪，说明这事还真有，而且被人抓了一个正着。
也就是说。滥杀确有其事，但组织上认为属于个别现象，不能证明辽东军有组织地干过这些事情。最后的处理办法是：让袁黄道了个歉，把肇事军官抓出来申饬一番了事。
“滥杀朝人”事件以南北双方打了一个平手相互妥协告终。李如松向宋应昌证明，东征军说得算的始终还是姓李的；宋应昌也向李如松证明，你最好也别太嚣张，咱朝中有人，想整你也是有办法的。
南北之争一直持续了很久，后来李如松与袁黄交恶，上书弹劾袁黄十大罪状，这个诬告之事还成了其中一枚炮弹，可惜这万历朝最出色一文一武不能相容，不过这就是后话……现在暂且让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万历二十一年正月。
平壤的夺还，是一场极大的战略胜利。日军在整个北部朝鲜的势力，因为这场胜利摇摇欲坠。这让李昖和朝鲜大臣们喜出望外，在义州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摆驾回城。
可自从平壤被占领之后，粮食危机越发严重起来。战线的前移，让本来就脆弱的补给线更加雪上加霜。联军从日军撤退后的平壤城只搜出了三千石补给，根本撑不了几天。附近的村寨早已因为战乱而沦为废墟，更不指望有什么补充。朝鲜君臣凑到一起，每天都谈论粮草补给话题，说来说去都是唉声叹气，除了打催粮官的板子，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为了筹粮，他们甚至打算以黄海之上的江华岛为中转站，一南一北，北从义州，南自全罗道、忠清道运输粮食过来，再经江华岛运到陆上，直接输送到汉城前线。自从被李舜臣教训了几次以后，日本海军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朝军的粮船应该很安全。
宋应昌也知道朝鲜的窘迫情境，他特意又从辽东追加了六万石运抵朝鲜。可粮草再多，运不走还是白扯。大明的下一步计划，是再增援四万人，包括两万南军，两万北军。如果在这之前不能解决补给问题，军队将不战自乱。
这个时候，乱象的迹象已经出现，许多明军伤员在转运的路上，吃不到饭，喝不到水，李如松急了眼，派人持他旗牌去沿路敲打朝鲜官员，勒令他们必须优先考虑照顾明军伤员。大明方面的后勤官们也全都急了眼——前方武官拿下了平壤，朝中接了大捷报告，这个时候如果后方文官连伤员都保不住，真是后患无穷。一旦辽东军团随便哪位将领因此发难，文官们就全完了。因此户部主事艾自薪甚至不顾会引发外交问题，以联军司令部的身份连续杖责了中枢府事金应南、户曹参判闵汝庆和义州牧使黄进三名朝鲜高级官员……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李如松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前进。他不得不进。
后方没粮，那么就只能去前方找，前方有开城与汉城。汉城附近的龙山仓里就储积着大量粮草，只要占领汉城，补给危机迎刃而解。
更何况，李如松也不太想留在平壤，整日面对着南军将领怨愤的眼神。
就在平壤城陷落的第二天，他的弟弟李如柏已经马不停蹄地向东做了试探进攻。初九日李如柏进占黄州，初十抵达人去城空的凤山。随即李如柏又带了一百多名家丁，前往查探釰水，结果没找到敌人，只得回到凤山，旋即进据平山等地。
初十一日，李如柏所部开始进攻驻守白川的黑田长政军团。小西行长在此前劝黑田长政一起走，黑田长政说你们先走吧，我一枪不放就撤退，实在说不过去。小西行长只能先自己撤退。
日方资料《黑田家记》里说一月十一日进攻白川的明军共计三万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除去之前的损失和平壤附近诸城的驻留部队，明军此时能动员的兵力总数，大概也就是三万多人，不可能在十日全扑向白川。按宋应昌在《报石司马书》，也就是给石星的信中所说，明军此刻有三部未到朝鲜，既后来播州叛乱的杨应龙带的五千人，刘綎的川军五千人，而延绥游击高彻一千七百人又留驻防虏，因此明军在朝鲜的数量为“已到兵丁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名，且内多疲弱不堪，临阵所选精锐不过二万”。所以满打满算，能够给李如柏的进攻兵力理论上最多能有一万人，但鉴于当时平壤的粮草储备及明军状况，我认为很可能有七、八千就不错了。
此时黑田长政在白川只有六千多人，只及李如柏兵力的一半多，但他还是决定打上一仗。
在江阴寨，明军首先遭遇了黑田所部粟山四郎右卫门的殊死抵抗，互有伤亡。当李如柏的先锋部队突入到白川城下的时候，黑田长政集中了优势铁炮兵力，猛烈还击。明军唯恐伤亡过大，遂后退结营，双方转入相持。
但是这种相持肯定不能长久。明军的主力军团已经在路上，当大明的火炮部队赶到，以白川这种小城的城防，恐怕比平壤还惨，连一个上午都支撑不住。
但黑田长政也是个牛脾气，就是不走。
不肯走的不只是他，还有第六军团的军团长小早川隆景。这个老头子驻屯在白川以东的开城，可战之兵有一万人，自忖也能与明军掰掰腕子。
他自诩为智将，却屡屡在朝鲜吃瘪，老人的自尊心有点受不了，决定在开城跟明军打一仗，挽回自己的声誉。
他们不走，自然有人叫他们走。
平壤失陷之后，日军汉城总部相当震动。宇喜多秀家和三奉行商议之后，作出战略收缩的决定，命令平壤以北的日军全部集结到汉城。
可如今黑田长政和小早川隆景这两个犟种不走，会严重影响日军的行动计划。秀家没办法，只能请安国寺惠琼前往游说。
安国寺惠琼是个和尚外交家，口舌灵便。一月十四日，他先去找黑田长政，劝他早日退回汉城在宽阔地域与敌人进行决战。长政脑袋摇的像是个拨浪鼓，说看到敌人就跑，别说个人名誉了，国家都会因此而遭遇耻辱。安国寺惠琼在长政这里碰了一鼻子灰，又去开城找老上级小早川隆景。
想不到隆景的回答是：我自从渡海过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今日与明军交战而死，也算老兵死得其所！
安国寺惠琼无功而返，秀家只得又请出了大谷吉继前去游说。
大谷吉继是三奉行之一，身份尊贵，朝鲜战区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经过他与石田、增田两位奉行与秀家的认可，才能执行。对待大谷，隆景不可能像对待自己老部下那么不客气，不能拂了人家面子。
经过一番劝说，隆景最终同意退回汉城，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吾见其进可进，子等指挥令诸将为后继。”意思就是，我如果觉得能打，就掉头来打，你们还得帮我。对于这个要求，大谷自然是满口答应。
小早川既然要退，黑田长政在白川坚持也没有意义，也随即退去。李如柏见敌人主动撤退，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长政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了白川城，并在一月二十日占领了空无一人的开城。
李如柏还想一鼓作气渡过临津江，结果到了江边看到对岸有三、四千日军。日军也看到李如柏了，很快派来一个朝鲜妇女，对翻译官说这些日本人急着回汉城，因为明军追得紧，才在此驻营。如果你们追击能稍微慢一点，日军会自行退去，这样两家就皆大欢喜。
李如柏此时正气势如虹，压根没听这一套，下令杀过江去。但他忽然发现日军动向诡异，又担心临津江冰面不牢固，为求谨慎，他马上又取消了渡江的命令。李如柏派了几个斥候，去看看清楚，日军到底有多少人。
斥候很快回报，日军总数为一万六千人……
这一万六千人，恰好是小早川隆景和黑田长政当时的合兵之数。他们刚刚撤离开城，正在一肚子不情愿地朝汉城走去。恰好明军追将过来。隆景偷偷摆了个示弱的阵势，只要明军冲过来，便有借口回军一战。可惜李如柏不上当，隆景只得悻悻离开，心头愤恨不已。
李如柏暗自庆幸，他派了李宁、张应种两员大将带了六千多人，尾随日军渡过临津江。在距离临津不远的坡州，明军与日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斩杀数十人，其他日军逃回汉城。李如柏建立起一个前进基地，然后火速派使者通知平壤的李如松。
消息传到后方，朝鲜一片欢腾。坡州的进驻，标志着敌我的军事分界线已经南移到了临津江。至此，朝鲜的黄海、平安、京畿、忠清四道、平壤、开城两终于全部光复，回归李朝治下。
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所有人都认为彻底赶走侵略者计日可待。可真实情况是，日军是主动放弃这一片统治不稳固的区域，除了平壤之战以外并未损失太多有生力量。而且随着日军退却和明军的追击，两者之间的补给优势悄然发生了转换——可在这个时间点，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隐忧。
黑田、小早川他们两个在一月二十三日回到汉城，发现其他人早就在等他们了。除了加藤清正和锅岛直茂的一万三千人仍旧留在咸镜道以外，日军在此地的总兵力约为四万，与明军总兵力大体相当。
小早川隆景想打仗没打成，带着一肚子情绪到了汉城，死活不肯进城。秀家派人来劝，老头子瞪起眼睛，说明军马上就打来了，我在外头准备迎战还方便点，进城干嘛。诸将好说歹说，把他弄进城里，讨论如何守城。隆景拼命唱反调，说咱们这么多人这么点粮食，死守就是个死！明军从平壤出发，路上需要花十天时间，士气肯定大不如前。现在不痛痛快快进行决战，还守城干毛啊！
他的意见得到了少壮派的赞同。比如号称西国第一勇将的立花宗茂，就举双手赞同隆景的意见，他认为一旦汉城被围，釜山的补给线就会被掐断，不是良策。敌人刚攻下平壤，肯定对我们极端轻视，应该出其不意出兵决战，肯定能赢。
秀家一听，行啊，那就麻烦你出去巡逻吧。于是立花宗茂担任汉城外围巡逻，率领部下随时监视明军动静。同时，其他部队还在东大门、南大门的沙汉里、汉江等处演习，汉城周围遍插鹿角。为了防止汉城内有间谍向朝鲜通风报信，日本人竟然还残忍地对汉城百姓进行了一轮屠杀。一时间汉城内外腥风血雨，人头滚滚。
在日本人紧锣密鼓地备战时，李如松在平壤一直密切关注着前线局势。他希望在汉城的日军，也能像在平壤和开城一样主动撤退，这样明军不必付出太大代价便可完成此行任务。
这时候，一个姓张的日军通事——很可能又是那个汉奸翻译官张大膳——对李如松说：“日军的精锐，都在平壤。平壤一败，其他日军根本就不足为惧。”
人一般会倾向于相信那些自己内心希望的言论，李如松也未能免俗。他按捺不住心中喜悦，当即传令，派了高升、孙守廉、祖承训两万人先行出发，他自领中军在后，只留下了高策、梁心的三千人守卫平壤。
李如松的主力部队在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开城。在前一天，他在路上接到朝鲜哨探传来的消息，说前方汉城已经空了。这次李如松没有轻举妄动，兹事体大，他得谨慎从事。此前他已经指派查大受作为前锋，前往汉城进行侦查。
查大受是个傻大胆，在二十四号他带了数百骑兵渡过临津江，随行的还有朝鲜军高彦伯所部，实际就是向导和翻译。他们一口气跑了八十里路，途经原平、碧蹄馆、成均馆，在二十五日清晨摸到了慕华馆。
在朝鲜，所谓的“馆”，特指明朝使者沿途歇息的驿馆。官道每隔几十里，都会设有一处专馆。比如朝鲜国王李昖在义州，接待明朝往来使臣的地方便是在义顺馆。在定州有林畔馆；在顺安有安定馆。而平壤的规格比较高，叫做大同馆。在许多朝鲜史书的时候，作者有时候干脆就把这些馆的名字当作地名来使用。
慕华馆属于汉城的迎宾馆，查大受走到慕华馆，等于是摸到了汉城的城墙。
在这里他遭遇了日军的巡逻队。这支一百左右的巡逻队不属于立花宗茂的外围巡逻兵，而是秀家的直属城防部队，隶属于秀家的军事高参前野长康、加藤光泰。
他们看到明军身影，十分震惊，难道说明军主力这么快就抵近汉城了？为何外围巡逻部队毫无警报？
两军发生了短暂的交锋，事出突然，兵力又处于劣势的日军完全不是对手，被杀得一败涂地。查大受怕孤军深入，并未认真追赶，连夜返回开城。
查大受向李如松汇报说，日军并没放弃汉城，不过守军战斗力很弱，估计都作好了弃城的准备。此时正是进兵的大好时机。钱世桢在《东征实纪》里认为查大受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贪图功劳，所以说了假话让李如松尽快进兵，以致由此大败。
这个评价有点事后诸葛亮，更何况钱世桢对辽东军一直存有偏见，在他看来，贪婪的辽东将领作事都是为了贪功。在这件事上，我认为查大受只是误报了敌情，没有存心贪功——他只是根据那一场遭遇战的战果，得出了一个不太准确的结论。
李如松得到查大受的确认之后，终于相信汉城守敌不堪一击。李氏血液里的冒险因子在这时候开始发作，内心掀起了巨大波澜。再加上当时明军以及平壤、开城各处的综合状况实在太差，已经发展到李如松觉得无法再拖延进军汉城的地步，他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
一月二十六日清晨，钱世桢和其他明军将领发现，李宁、孙守廉、祖承训三名辽东将领带着李如松及各将的三千嫡系精锐急匆匆出了开城，李如松的五弟李如梅也在军中。
这支部队一路向西疾驰。沿途包括钱世桢守军迎上去询问，三员将领支支吾吾不肯回答，一抖缰绳离开了。
钱世桢还没回过神来，又看到李如松带着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等两千人也离开了开城。钱世桢问他去干嘛，李如松回答说去侦查敌情，还叮嘱其他人好生守住开城。钱世桢在心里大骂：你骗鬼呀！
在这里解释一下。家丁是明代中、晚期出现的一种特殊军事编制，是将领通过隐占、私役、招募等手段控制在手里的武装集团。这些家丁名义上属于官军编制，从朝廷开饷，却只听命于将领本人。当将领转任其他地区的时候，家丁也被允许跟随，实际上等同于将领的私人部队。家丁的多寡，被视为该将领的实力体现——李如松之所以在平壤网开一面，不想与小西行长硬拼，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希望自家实力受到损伤。
这两波人马共计五千人，将领全部都是辽东将领，士兵也都是诸将的家丁，抢功的意图昭然若揭。
此时已有早春迹象，温度回升，道路上的冰雪融化，雨水又多，泥泞一片十分难走。李如松所部涉水趟过临津江，晚上到了汶山，第二天早上抵达坡州。算上之前在此驻扎的六千人，明军在临津江以西一共聚集了一万一千人。
日军巡逻队的败战，刺激到了这位提督的功利心。既然敌人如此不堪一击，那还等什么呢！他如此急匆匆地上路，为的就是早日把收复三都的功劳拿到手。
日军巡逻队的败战，在汉城内同样掀起了轩然大波。
被明军斥候轻而易举地摸到了汉城城下，这对于日军诸将的刺激非常之大。石田三成等人认为应该立刻加强城防，但小早川隆景找到秀家，拽着大谷吉继说咱们可是约好了的。现在敌人已经逼近，我得出去迎敌。
秀家被小早川隆景逼得没办法了，只得答应。在讨论谁当先锋时，诸将都争先踊跃，小早川隆景眼睛一扫，淡淡道：“我虽老，颇有所思，今日之事请许我。”他的资格在这里一摆，没人敢争，于是先锋就这么定了下来。
汉城日军在出击之前，把四万部队分成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除立花宗茂外，麾下还有小早川秀包，共一万五千七百人；第二部分是宇喜多秀家率领的主力，其中包括黑田长政和加藤光泰等人，共计一万五千人；第三部分为守城部队，由小西行长、大友义统这两条丧家之犬负责。日军此次出战兵力高达三万余人，可谓倾巢而出。
之所以动员了这么大规模的阵容，是因为秀家认为明军主力即将前来，必须要全力一战，才能取得胜利。所有的日军将领都没想到，此时渡过临津江的明军部队，只有区区一万人而已，而且还没携带大型火炮。
立花宗茂本来负责外围巡逻，结果被明军钻了空子杀到城下，他十分羞愧，主动要求打头阵。有人质疑说他孤军深入，是否不够稳妥，小早川隆景拍拍立花肩膀，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立花家的三千人，能顶其他家一万人用。”
有了老大作背书，再没人质疑。于是立花宗茂带着三千人两百人担任先锋位置，先行出发；小早川隆景带领第六军团的一万两千多人尾随列阵，主将宇喜多秀家为最后一阵。
于是，明、日双方不约而同地在一月二十七日采取了主动攻势，双方从坡州与汉城同时向对方进发。坡州距离汉城一共八十里路，碧蹄馆恰好位于在这条路的中点。
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日军还是明军，都不知道对方出动的兵力，和自己意料的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