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案中康熙重拳出击，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民间学人不要妄自修史，朝廷掌握着话语权和对历史事件的最终解释权。
众所周知，康熙是按照儒家的理想治国的。康熙一直奉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但是对佛教、道教和天主教也采取了包容的态度。
在康熙一朝，怪力乱神的事情很少见，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个值得一提的案子：妖人案。
这个案子因为语焉不详疑云丛生，又增加了几分神秘，成为清初又一个悬案。
乾隆年间的历史学家蒋良骥在《东华录》中对此事有记载，里面说九卿中很多大臣，包括王鸿绪在内上疏参劾楚人朱方旦，说这个朱方旦自号二眉道人，以修炼为名，行欺世盗名之实。这个道人有很多信徒，经常自吹古人所谓的圣贤者就是得道之人，道在哪里呢？道人说，就在我的两眉之间，所以朱方旦又自称二眉道人。这个道人的信徒把他比作继孔子后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圣人。
在正史中是这样记载的：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初五，康熙在乾清门听政，大臣们捧着文书，向康熙奏道：“根据宗人府提供的材料，前革职将军勒尔锦赋闲在家的时候结交江湖术士朱方旦，并赠送朱方旦‘至人里’和‘圣人堂’的匾额。此外，前湖北巡抚张朝珍也给朱方旦送过‘圣教帝师’的匾额……”
康熙听完后，并无多大的反应，只说：“这件事不用查了，朕早已知道，赠匾之事确实属实。勒尔锦在锦州带兵的时候，朕就知道这事了，而且朕早已嘱咐勒尔锦，朱方旦是个狂妄小人，遇上军机大事万万不要听从他的意见。朕也记得张朝珍曾经对钦差大臣说朱方旦是一个神奇的人，应该跟他见见。张朝珍曾经在衙门里隆重接待过朱方旦，这些事情朕都很清楚……”
一段时间后，审判出来了：勒尔锦拘禁，张朝珍因为病故，无法追究，但革去世职；朱方旦及其亲传弟子俱斩首。
官方的记载就这么多，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朱方旦是楚人，这里盛产巫术和民间迷信。清官张伯行是一个大学问家，他记载朱方旦善于“修养练气”，朱方旦自称懂得奇术，能够预知吉凶。民间传言他的法术非常灵验，很多公卿和百姓都很相信他。
朱方旦的信徒相当多，从湖广到江浙，到处是他“歪理邪说”的足迹。据说他光临一个地方，连封疆大吏都跪地相迎。
如果朱方旦是一个骗子的话，偏偏他的文化水平也相当高，还出了一本《中说补》的书，这其实是一部关于中医和气功的书。由此可见，这人多少还是有些水平的，不是纯粹的江湖骗子。
朱方旦神秘的地方还不止于此。他曾经触犯过刑法，当年湖广巡抚董国兴把他押送到京师。刑部讨论后准备问斩，朱方旦已经被送到法场去了，忽然太皇太后的懿旨到了，要求释放朱方旦。
就这样，朱方旦被召到宫中，在迷信神神鬼鬼这些事情上，孝庄跟慈禧有类似的地方。她很宠朱方旦，问他事情，朱方旦居然能够屡屡说中。这样一来，朱方旦红遍紫禁城，王公贵族大都奉他为活神仙。朱方旦实在是太红了，红到他自己都觉得忙不过来，累得受不了。于是，请求康熙让自己回乡修道。康熙也批准了。
回到湖北没多久，三藩叛乱，湖北一带已经乱了。朱方旦投到顺承郡王勒尔锦的门下，勒尔锦对他非常推崇。后来，湖北巡抚张朝珍也听说了朱方旦，了解后，又对朱方旦五体投地。勒尔锦失势后，朱方旦失去了靠山，自谋生路，到江浙一带传道。
这样一个人在那个迷信的年代很容易被妖魔化，民间的传说不断地丰富着朱方旦的形象，丰富过头了，其人的真实面目就逐渐走样。孟森在《朱方旦案》中写道：“历史稍久，则传闻失实，语多怪诞，不可究诘矣。”
在乾嘉时期文人随笔中，朱方旦被描述成任我行那样的人，他羽翼丰满之后，企图带领信徒去龙虎山阴谋篡夺张真人的权，这些笔记还把朱方旦的妻子描述成狐妖。甚至说，朱方旦想攻打龙虎山是受了狐妖的怂恿。最后，张天师用计除掉了这个狐妖，朱方旦从此一路下坡，走向了穷途末路。
这些笔记的记载毫无疑问不是真实的，但确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朱方旦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大，这才是朱方旦被清廷恼恨的真正原因。
清廷究竟给朱方旦治了哪些罪呢？
首先是思想罪，朱方旦传播了异端思想，违背了圣人之道。朱方旦提出了哪些异端的思想呢？首先他提出了思维在脑，这个观念比较现代，可能跟朱方旦的从医经验有关，也有可能朱方旦接触了一些西方传教士传播过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主管人思维的器官是心脏，这对传统的儒家学说是一种冲击，统治者对此很快就感觉到了。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也曾经提出过人的思维、知识不在心里，而在大脑中。这种学说受到了一些守旧大臣的驳斥，康熙勒令南怀仁烧掉异端书籍。
朱方旦第二个罪名是以下犯上，朱方旦不过是一介平民，却自比圣人，把自己抬到跟皇帝差不多的位置，这分明是对皇帝大不敬。
朱方旦第三个罪名是诬蔑圣贤，朱方旦的弟子公然叫嚣孔子思想已经过时，朱方旦是新时代的圣人。这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绝对是大逆不道的。
朱方旦的第四个罪名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朱方旦常年活跃在民间，聚集了众多信徒，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非常不安定的因素。在统治者眼里，朱方旦的这个组织很容易发展成流寇，明教和白莲教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过，有一个事实必须说明，朱方旦只是影响了社会安定，并没有破坏社会安定，换句话说，朱方旦从来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起义。
王鸿绪为了让康熙下定决心拿掉朱方旦，故意将朱方旦跟黄巾军的领袖张角和元末的明教领导人刘福通相提并论，说这个朱方旦心怀鬼胎，现在不除，日后恐怕会酿成巨祸。
然而，让人吃惊的是在清宫的秘密档案中，我们发现了康熙的另一面：原来康熙也包养民间术士。这下我们就释然了，如果康熙真的对道术非常排斥，朱方旦也不可能发展成那么大的声势。
康熙跟他的父亲不太一样，从正史中，我们很难看到他对佛教、道教特别感兴趣，包括耶稣教。这可能跟康熙所受的教育有关，康熙十二年，他在弘德殿讲经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道教。当时熊赐履就进言说：“自古以来，圣主明君就没有沉溺释道的，即使有这样的皇帝，像秦始皇、梁武帝，最后也是贻笑千古，只要沉溺释道，便会损伤君德啊！希望皇上能够引以为戒。”
康熙对此表示赞同，说道：“这是正确的言论啊，朕一定会牢记在心。”
后来，康熙又对熊赐履说：“朕生来就不喜欢仙佛，所以你让朕远离异端邪说，崇尚正学，朕一听便心领神会，绝无动摇。”
康熙十一年（1672年）二月，康熙陪孝庄前往赤城泡温泉。一天，康熙前去太皇太后行宫问安，回来的时候忽然看见路旁跪着一个道士，康熙很奇怪，便让明珠去询问。道士叩头说：“我是金阁山上灵真观里的道士，恰逢圣主来这附近，希望皇上能够赏赐给我们一面锦旗，并给小观赐个名号。”
如果是一般的皇帝，可能就答应了，不就一个名号吗？但康熙很严肃，他对臣子们说：“这个道士不是个好东西，妄求朕给他赐号，然后愚弄老百姓。”
康熙拒绝了那个道人，随后便下谕：“朕亲政以来，像这种请求给道观寺庙赐号的行为，一概不准。历史上喜好佛教和道教的皇帝，没几个得到好处，反而会受损。梁武帝嗜好佛教，不住在宫里，反而住在寺庙里，结果怎么样呢？竟然饿死在台城。宋徽宗喜好道术，结果呢？父子都成了金人的俘虏。这就是古人的教训啊！真正的道士应该清静无为，修养身心，干嘛要请朕赐号呢？有名无实算什么真道士？像这种贪婪的道士本来应该给他个教训，现在谅他初犯，朕就不跟他计较。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绝不饶恕。”
从这些正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康熙这个人是不信怪力乱神的。让我们还是揭开历史的帷幕，看看康熙另一面吧。
根据清宫档案，康熙甚至让手下秘密招募术士。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康熙晚年，策妄阿拉布坦发兵入藏，康熙派遣部队镇压，结果远征军全军覆没，天下震惊。清廷从此把入藏看成是危险之旅，康熙为了振作士气，让人寻访一些会“法术”的道士在军中。有一个叫李庆安的道士到了前线，施展了一些法术，奇怪的是，还真的挺灵验，连前线的将军也上奏说这个人确实有真本领会法术。
李庆安也是一个非常狂的道士，他曾经对康熙夸下海口：“不用大军，只要给我几百人，让我训练，我亲自率领，就可以剿灭策妄阿拉布坦。”
对于这些东西，康熙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甚至让前线将军严守机密，千万不可泄露。
康熙对李道士非常器重，授予他密奏的特权，还专门给他一个特殊的奏匣，看到这种匣子就知道是李道士的密奏了。
除了行军用术士，在养生这块，康熙也秘密招揽了一些江湖术士，修习气功养生之道。康熙曾经收到一封密折，密折中提到民间有一个王真人，这个人静养的功夫出神入化。康熙很好奇，让人去请这个人。
密使回报说：“王真人练的是先天贯通三教的套路，没有勉强造作的劳苦，纯粹以自然无为存神顺化为根本，似乎是一个真正的真人。但他说口诀不能轻易传，需要皇上下圣旨，才能传。王真人说，有慧根的人很快就入道，资质中等的需要十来天，资质下等的也只要个把来月。我们细查他的言行，考察他的举止，确信这个人有真功夫。只不过因人资质不同，需要试了才知道。”
康熙批道：“知道了。王真人的真传，朕会留心的，但有些犹豫。朕政务繁多，担心入道之后，误了正事，你们找两个人先试试，看看情况如何。”
后来，两个太监练这个功夫，感觉效果还不错，刚开始时眼前一片空明境界，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有大片黑色和黄色的气体在交战，此时腹中有暖气升起，然后纯黄色的暖气竟然源源不断；几个时辰后，身心仿佛进入了晦冥状态，似睡非睡，但又明朗如初，这就是道教中的杳冥境界。
我们不知道康熙有没有练这套功法，但是很显然，康熙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对道佛之事完全不感冒。
要想了解这些“大内密探”，我们先讲一个发生在康熙三十七年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苏州，一个身份卑微的家仆孙云带着一帮地痞流氓，闯进苏州一个绅士的家里闹事，后来又在街上众目睽睽之下殴打该绅士。这个绅士叫陆经远，是一个有来头的人。他本人是康熙二十一年的进士，当过知县、御史、国子监丞、通政使等官职，虽然说不上是什么高官，但起码是朝廷的正式官员。而且此人的舅舅是当朝大学士徐元文。
肇事者不过是一个家仆，居然敢打这么有来头的人。这让人好奇，更让人好奇的是案发后，地方政府居然没有立案，而是互相推诿，观望四方。
可见这个家仆的背景也不小。后来，苏州织造出面，羁押了肇事者和地痞，官府才敢立案。
案件一审，才发现那个家仆是苏州织造府内司库的一个家奴，他的主人是李永寿，李永寿是苏州织造大人李煦的亲戚。
家奴最后被治罪，不过李永寿一点事都没有。
李煦给康熙上了一道奏章，说：“李永寿系包衣下人，不思安静谨慎，仰报皇上洪恩，辄混买无赖之徒，平日不能教训，临事不能约束，以致殴官抄抢……”
我们注意到，在李煦的奏章里出现了“包衣”这个词语，其实，这正是地方官府不敢给李永寿治罪的真正原因。
什么是包衣呢？说白了，就是满人的奴隶。
有人更奇怪了，奴隶不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吗？身份不是更低微吗？如果这么想就错了。早期包衣的身份确实很低，他们大多是战争中被俘的人，当然也有少数因为赤贫而自愿为奴的人。奴隶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一天为奴，终身为奴，而且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为奴——我们同情还来不及，怎么他们会享有那么多特权？这恰好说明了理论和现实是两码事。
在1620年左右，满人将包衣纳入旗下，并设置了军制，包衣直接受皇帝或亲王控制。包衣的后代因此成为皇帝家奴，这就是曹寅和李煦家世的渊源，曾经烜赫一时的荣国府说白了以前不过是家奴。
曹家祖先是在1621年沈阳沦陷时沦为包衣，李家的祖先要晚二十多年，后来这两家都归属于正白旗，成为内务府包衣。
祸福相依。本来做奴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戏剧化的事情出现了，由于这些家奴跟皇室的关系特别近，久而久之，他们的地位比八旗中的自由人还高。他们长年待在皇帝身边，很容易被皇帝视为亲信。皇权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历代皇帝都相信跟自己关系近的人。
包衣一般没有官职，但这不是绝对的，如果他们的后代中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升官的机会比那些读书人还多。包衣一旦做官，他们就有了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朝廷的官员，另一个身份是皇帝的间谍和密探。
曹玺的老婆曾经是康熙的乳母，康熙是个很注重孝道的人，对曹玺一家十分照顾。曹玺去世时，康熙亲自登门慰问，康熙几次南巡都在曹家落脚，俨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李家比曹家地位更高，李煦的母亲曾经是康熙的保姆，李煦的表妹入宫做了康熙的嫔。
在康熙朝，曹李两家享尽荣华富贵，这固然跟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密切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担负起了一项重要的职能，为皇帝搜集情报。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急匆匆地给康熙发了一道奏折，奏折中说他的家仆王可成不幸在路上将奏折遗失，希望皇帝恕罪。康熙朱批：“你所奏的是密折，跟地方官不是同一类型。朕赦免你和你的家人。这种事别让外人知道。”
由此披露出了康熙朝重要的制度——密折制度，康熙没有建立起像明朝锦衣卫、东厂那样的特务组织，但皇帝又不能缺乏一个情报组织，密折制度应需而生。
康熙对密折制度做出了一些规定，为防止这种制度蜕变成特务组织，他规定密折内容仅限于雨雪粮价、吏治、盗贼、社会流言。
密折中最重要的还是地方上的状况，由于这些案件往往跟地方官的利益有瓜葛，地方官往往不会如实奏报。这种情况下，康熙就需要自己的亲信给自己传来第一手的信息。
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江南科场案，曹寅先后给康熙发了六道密折，而李煦送上去的奏折更多，有十四份。没有这些奏折，康熙很难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密折制度对康熙朝的治国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密折制度虽然保密，但久而久之也会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这样一来，六品织造的权力比封疆大吏还大。地方大员自然会向织造们靠拢，这样一来，特权看上去风光，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织造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写密折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的。比如，有一次李煦给康熙写了一份请安的折子，顺带报告了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消息。康熙大怒，朱批道：“请安的折子不该与这种事混在一起写，甚为不敬。你以为你认识几个臭字，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君心难测，曹李两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做的是一件得罪人的事。皇帝有时候会怪罪自己，地方官员呢肯定会对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难免也会中伤自己。由于密折制度涉及官场利害，很难独善其身，所以在雍正朝的时候，曹李两家都被抄了。
江南有三个织造，名义上的工作是负责皇家的纺织工厂，并将这些丝绸运往北京。织造们品级很低，俸禄也很一般，但是个个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见这是一个肥差事，织造们相当于皇帝钦定的包工头。
就拿曹寅来说，他有三个工厂，六百六十四张织布机，两千五百名专业工人，至于学徒和仆役就更多。曹寅的俸禄是年薪一百零五两白银，年终红利一百零八两。如果要贪污朝廷的拨款也很难，朝廷拨给的经费也不高。光靠朝廷的拨款是不可能维持这么大的开支的，所以这些织造们个个都发挥资本家的天赋，他们有办法让钱生钱。
曹寅生财之道是向康熙借钱，然后收购铜矿，赚了不少钱。八年后，曹寅还想继续，康熙叫停了他。后来，他又投资盐业，赚的钱更多。曹寅后来担任巡盐御史，利用职务谋求了巨大的私利，并由此导致了亏空，虽然因此被起诉，但是在康熙朝曹李两家始终高枕无忧。
在发家致富这块，最美的差事莫过于接待南巡的皇帝。不仅皇帝赏赐，地方官员也纷纷贿赂。
曹李两家经营几十年，积累了万贯家私，但是破产只在一夜间。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畅春园驾崩，这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另一些则是灾难的征兆。在雍正元年的时候，李家首先被控贪污公款。
雍正这个人跟他父亲不一样，凡事他父亲生前喜欢的人他都讨厌，凡事他父亲生前讨厌的人他都给予重用。雍正刚上台不久，就撤了李煦的职位，此时，李煦已是风烛残年。
新上任的苏州织造胡凤翚到任不久就查出李煦亏空的问题，并上奏给新皇帝雍正。雍正立刻派两江总督查弼纳调查此事，查弼纳办事很有效率，很快就把李煦在京城和苏州的两处家产全部抄查。更惨的是，李煦的家人和仆人也全变成奴仆，拉到街上去拍卖。雍正对年羹尧特别好，让年羹尧自己去挑选。
曹家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灾难降临的时候比李家晚了六年。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塞楞额给雍正参了曹家一本，说是江宁织造的杂役路过山东时，骚扰勒索驿站。雍正是个对腐败非常痛恨的皇帝，让人立即查清这件事。
查出来的结果反倒跟骚扰勒索没有多大关系，结果发现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作风不正，亏空很多。第二年年初，曹家就被抄。雍正将曹家的人给大将兼好友隋赫德为奴，后来隋赫德看到曹寅的遗孀艰难度日，无法养活自己，便将崇文门外菜市口的十七间房拨给他们。曹家就这么衰落了，曹家如果不衰落，曹雪芹也没办法写出《红楼梦》。
曾经名噪一时的“大内密探”就这样走向了不归路。
我们发现导致曹李两家破产的罪名都是亏空，至少名义上是这样，说明亏空是实有其事。
曹李两家都很善于经营，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亏空呢？
这跟曹李两家承担康熙南巡的费用有关，当然，曹李两家花钱也是非常大方的。康熙在生前就警告过曹李两家：“以后各方打点的费用就免了，奉承上司的费用也取消，好好补足盐差的亏空吧！如果不听朕的金玉良言，以后你们会后悔莫及的，你们要为子孙后代的身家性命考虑啊！”
可见，亏空问题在康熙朝大家就心知肚明，康熙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一再给曹李两家机会，让他们补上亏空。康熙还曾帮曹寅还上了三十二万两的债务，但是到了雍正期间事情就没这么好办了。
不过，经济原因只是曹李两家败亡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政治上的。
李煦曾陷入“党争案”中，有人控告他曾经给八阿哥赠送漂亮的奴婢，八阿哥当时的人气很高，李煦在他身上投资也是正常的。但对于明察秋毫的雍正，这事肯定是不愉快的。
雍正继位后，对昔日的政敌进行了大清洗。雍正曾经指责曹頫到处跑关系，跟一些王子们关系过于亲近。雍正还警告他，如果他违法乱纪，就是王子们也救不了他。
从雍正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家被抄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原因，再加上曹寅生前是支持太子胤礽的。九阿哥胤禟是雍正的政敌，最后被雍正迫害致死。胤禟跟曹家是有来往的，在康熙时代胤禟曾经参与制造江宁织造的镀金石狮子，这是曹家和胤禟交往的直接证据。
由此可见，曹李两家还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大清一朝，发生过一百七十多次文字狱，南山案是清朝最大的文字狱，也是唯一一个被后代皇帝平反的文字狱。为南山案平反的正是雍正皇帝，至今人们摸不透雍正平反的真正原因，但这事似乎又在验证这样一个推断：凡是康熙喜欢的雍正都厌恶，凡是康熙厌恶的雍正都接纳。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十二日，左都御史赵申乔突然参劾翰林院大才子戴名世，说这个人恃才傲物，妄窃文名，还是贡生的时候，就私自刻印文集，里面文辞狂逆，信口雌黄，颠倒是非；现在当上了朝廷命官，仍然作风不改，依旧口无遮拦，轻狂不羁，希望皇帝能够给他一点惩罚和警告。
从赵申乔的动机看，他似乎跟戴名世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并没有想要置人于死地，只不过是希望皇帝能够教训教训这个狂生，打压一下他的气焰。
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对这个案子并不重视，此时他忙于废立太子之事，焦头烂额。但是刑部接到这个案子后很较真，此案很快就升级了，戴名世以前的恃才傲物和狂放不羁很快就变成大逆不道的罪名。
这还得从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说起，这本书讲到了南明的一些情况，用了弘光、隆武、永历之类的年号。就戴名世本意来说，他是想如实完整地记录当时的历史，但恰好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忌。
从审判的阵容就可以看出清廷对此案的敏感程度，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共同审理了这个案子，对戴名世进行严刑拷打。
戴名世不得不认错说：“《南山集》《孑遗录》等等都是我年轻时写的狂乱文章，当时糊涂，不知触犯了大忌。没有和任何人商议，也没有让任何人整编这本书。我当时参考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看到此书有混乱悖逆之语，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就照搬里面的话。”
戴名世的供词迁出了方孝标，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在供词中说，父亲方孝标喜欢游山玩水，以前到过云南贵州一带，返乡后写了《滇黔纪闻》，其中记载了弘光、隆武、永历的年号。方登峰是个不孝子，他还供出父亲曾当过吴三桂的幕僚，虽然时间很短，但毫无疑问已是大逆。
最后，刑部议定：戴名世凌迟处死，祖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贯，只要十六岁以上，不管残疾健康，一律斩首；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以及母妇妻妾姊妹等等，全部发配给功臣家做奴隶，财产入官。方孝标依律当被凌迟处死，不过人已去世，应当挫骨扬灰。为方孝标作序的汪灏和桐城派的领袖方苞被判绞刑，后来改为免死，发配东北。这场文字狱中问罪人数多达数百人。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案情的整个发展过程。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出生，曾经隐居南山，时人称之为南山先生。他的家世虽然称不上显赫，也是书香之家，祖父和父亲都做过知县。戴名世跟桐城派领袖方苞是亲戚，他的母亲是方苞的姑母。戴名世这个人从小就很有才气，因为才华甚高，为人难免有些恃才傲物。同时，他这个人又比较愤世嫉俗，由于小时候受的教育影响，年轻时他对清廷很不满，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他对反清的民族英雄进行了热烈的歌颂。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生活，戴名世逐渐对清廷妥协。三十岁的时候，戴名世与好友参加科考，成为贡生，三十四岁时，他又被推荐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由于戴名世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
在京城的时候，他给同乡张英的儿子当家庭教师，张英当时担任都察院左都副御史。有一次，张英问戴名世：“世间最可恶的是哪种人？”戴名世回答说：“媚人者最为可恶。”
张英笑道：“不然，媚人者因好媚者而媚之，所以好媚者最为可恶。”
张英虽然不是个才子，但是思想言谈显然比戴名世更深刻，戴名世固然有才，却难脱书呆子气。
戴名世后来在京城参加乡试，可惜落榜了。在京城的日子，戴名世很不得志，他愤世嫉俗，自视清高，但没人买他的账。
最后，戴名世不得不四处游历，在这个过程中，他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而且还编纂了一些重要的图书，譬如《小学论选》《四书朱子大全》等等。
晚年，戴名世仿佛看透了世界（现实是无法逃避的东西），再次回到科举路上，这次他中了举人。但是第二年的会试却名落孙山。
五十七岁的时候，戴名世时来运转，中了会元，接着在殿试中又中了榜眼，康熙钦点他为翰林院编修。当官之后，戴名世并没有意气风发，反而消沉低落。李光地曾说他“颓唐无精神”。至于那个给戴名世带来灭顶之灾的《南山集》，是他的门生龙云鄂把他的文章收录整理而成。
赵申乔在康熙五十年参劾戴名世，但是最后的终审是在康熙五十二年，前后持续一年半的时间。康熙一开始对南山案是慎重的，他说道：“戴名世等是个大案子，朕要仔细考虑。”
此案拖了很长时间，中途似乎有很多转机，因为案犯都是朝廷命官，所以在狱中受的待遇不算差，他们住在比较好的房子里，可以和外面书信往来。李光地曾经为他们说情，可惜没有多大的效果，反而惹怒了康熙。由于朝廷中有许多人求情和营救，案犯们并没有感觉死到临头，像重要嫌犯刘岩和方苞中途还出狱做官。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初六，康熙下旨：“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立即处斩，方登峰兄弟等人从宽免死，发配黑龙江。案件牵连的家属本应处死的全部流放……”
戴名世在狱中非常后悔，因为写文章时不小心用了几个词语就招致杀身之祸，确实很冤。但在狱中有段时间，他又抱着希望，认为自己可以获救，他在诗中写道：“长系年余身尚在，尧仁千古仰宽容。”
当然，戴名世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不过康熙还是给予了一些仁慈，他的儿子没有被追究，也没有被发配，而是回到原籍。戴名世被斩首后，允许其友人收拾他的尸骨，葬在南山。
在这个案子中还出现了一个误判，这是关于方氏家族的。
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根本没想到会连累到方孝标。康熙认为方孝标参与了吴三桂谋反，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方孝标确实曾在云南游历，当时正逢吴三桂造反，不过方孝标并没有成为吴三桂幕僚，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短暂的接触。方孝标很可能建议吴三桂立崇祯后裔，吴三桂拒绝后，方孝标就离开了。
康熙说方孝标当过吴三桂的大吏，显然是弄错了。康熙说的人是方光琛的儿子方学诗，吴三桂失败后，方光琛家人大多被杀，只有方学诗逃出在外。方学诗跟方学士是重音，大臣都叫方孝标为方学士，康熙听着就以为是方学诗。
在这个案子中，方家唯一得到赦免的是方苞，作为桐城派的领袖，他的才华是不必说的。李光地屡次在康熙面前为方苞说话，当时康熙正缺一个古文高手，在朝廷中，方苞的水平数一数二。为了朝廷的利益，康熙不仅释放了此人，还提拔重用他。这是才华带来的特权。
南山案中康熙重拳出击，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民间学人不要妄自修史，朝廷掌握着话语权和对历史事件的最终解释权。
这个案子并没有到此结束，最让人意外的是雍正刚继位不久就为这个案子平反，赦免了涉案人员。前后只有十年的时间，案子就得到了平反，这是让人欣慰的。雍正曾经对方苞说：“你们是被人陷害，朕了解到情况，当然要宽恕你们。”乾隆年间，为了改修《明史》，乾隆公开下旨说，可以用南明皇帝的年号。乾隆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你要记述明朝的历史，要做到客观完整，用明朝的年号是很正常的，并无任何大逆不道的地方。
说到朱三太子，让我们还是回到明朝亡国崇祯自杀的那天。
闻知李自成大军进城，崇祯知道国破家亡的时刻到了，为了防止家人受辱，他让妃嫔和女儿们自杀，其中有一个女儿怕死，崇祯亲自用刀去砍她，砍断了她手臂，但她还是跑了。但是崇祯对三个儿子却不是这样的。崇祯一共有七个儿子，其中二子、六子、七子都早殇。
三个儿子分别是太子朱慈烺、三子朱慈炯、四子朱慈照。城破之时，崇祯叫来三个儿子，对他们说：“贼军已经攻进来了，你们现在是皇子，以后就是平民百姓了，各自逃命吧！如果你们活下去，不要忘了社稷父母大仇。”
说完，崇祯就赶他们出宫。这三个皇子出逃后，除了太子被李自成捉住后，其他人都不知所踪，就连太子后来也神秘失踪。这三个皇子就像阴魂一直缠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
在多尔衮执政时期，曾经出现过南北太子案。没想到在康熙朝的时候，居然出现了个朱三太子。
这个朱三太子可能是指定王朱慈炯，但是时隔这么久，没有人能证实朱三太子的身份。朝廷曾经多次捉住了“朱三太子”，但也无法辨出真假。
吴三桂起兵造反后，在京城突然出现了朱三太子，这事实上只是一个旗号，这些人聚集在周公直的家中商讨起义事宜。头领是一个叫杨起隆的人，这个人的底细我们不清楚，可能是类似于陈胜吴广那样的人。杨起隆这个人还是比较有胆略的，他利用白莲教为掩护，积极发展起义队伍。
他自称是朱三太子，甚至连年号都提出来了——广德，起义者头裹白巾，腰缠红带，他们约好时间，决定在京城内放火起事。
不过，杨起隆起义的秘密当晚就被人泄露出去。由于官府当夜抓人，情急之下，杨起隆决定立刻起义。起义者拿出刀剑和藤甲，举着火把，开始上街。清军看到了，立即向兵部尚书明珠报告。都统图海率军包围了周府。杨起隆带领义军杀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后杨起隆身边只剩下六骑，他的妻子马氏被捉住。
皇帝眼皮底下发生这种事情，可想而知康熙的愤怒。为了抓住这个所谓的朱三太子，康熙下令关闭京城九门，进行血腥抓捕。两百多名起义者先后被杀，有人密告杨起隆还没有逃远，还躲在京城。杨起隆这人仿佛有通天之术，康熙始终没有抓到他。时间久了，康熙认为杨起隆已经逃出京城，便下令全国通缉。就在这时，杨起隆又悄悄地回京，贯彻那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箴言。康熙二十二年，杨起隆出现在金玉相的家中。然而，杨起隆非常警惕，他意识到有人告密后，立刻逃离了。官府来了以后，又扑了一场空。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杨起隆的消息，他好像人间蒸发了。
整个三藩动乱期间，朱三太子层出不穷，在陕西一带也捉住了一个朱三太子。这个人自称是杨起隆，原名朱次门。刑部官员把他押到大堂上，让杨起隆的妻子和同伙们辨认，没人认识这个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不但不是朱三太子，也不是杨起隆，不过是一个八旗逃人，曾经加入杨起隆的队伍，托名造反。
康熙十六年，福建也出现了一个朱三太子，纠集一些海上兵力，个个裹着白头巾，和郑经的军队一起打清兵。康熙十八年，安亲王岳乐在湖南也抓住了一个朱三太子。这个人自称朱慈炯，最后也被认定是冒牌货。
看来乱世之中，许多平民百姓都想过一下太子瘾。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中，康熙来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祭奠，虽然打败了朱元璋的子孙，但康熙对这个铁血帝王还是尊敬的。看到陵墓倾颓，康熙让曹寅等人修葺了孝陵，此行中，康熙感慨道：“朕想找到明朝后裔，授予他们职衔，让他们世代守护着祖宗陵墓。”
没人知道康熙这话是不是发自真心，很多人怀疑他是引诱明朝后裔上钩，明朝后裔没有任何反应，没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来找康熙要一顶乌纱帽。
就在康熙放弃希望的时候，苏州的李煦给了他一个密折，在浙江发现了一群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作乱。康熙让官府行动，抓住了抗清志士张念一，在审问张念一的过程中发现了朱三太子的下落，看来这个张念一终究不是夏明翰，抗清归抗清，志士还称不上。最终，在山东汶上县捉住了朱三太子。
这个朱三太子似乎是真的，根据他自己的交代，他叫朱慈焕，是明朝后裔，崇祯的第五个儿子，曾经落入李自成手中，后来飘零到南方，在老家凤阳投靠了一个姓王的乡绅，然后跟着他姓王。随后，他又出家为僧，以王士元的身份进入浙江余姚县胡家。介绍了自己的出身后，朱三太子反复强调说自己从来都没有跟清廷作对的意思。
朱三太子还说了自己的苦衷，自己一方面要躲避清军的搜捕，另一方面还得躲避那些心怀叵测之人，所谓心怀叵测之人是想借着朱三太子的名号造反的人。
朱慈焕曾经被几拨人拥戴过，但是他很害怕也很为难，所以，他后来就开始东躲西藏，尽量不让这些人找到。由于长期流亡，官府追逼，他的妻妾、女儿和大儿媳都上吊自杀，三个儿子和孙子也进了监狱。他独自逃跑后，化名张用观，到山东汶上县教书。
在这事上，康熙非常狠，让朱慈焕祖孙三代七人进京，然后传明末老太监来辨认，老太监认不出来，康熙认定他为假冒，下令凌迟处死，子孙斩首。
这个人是不是假冒没人知道，但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年纪已经七十五，一再表示要谢清朝三大恩：灭掉流寇，报了父仇；对于我朝子孙，从不杀害；皇帝还赏脸祭奠了太祖陵。可惜，康熙并没有手下留情。
这个朱三太子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真是假，对于清廷似乎并不重要。就像刑部官员说的：“朱某虽然没有谋反之事，但未尝没有谋反之心，应该处决，以息混乱。”刑部官员的话说出了统治者的心里话。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出现了朱三太子起义，起义者是台湾的朱一贵，他自称明朝后裔，儿子叫朱三太子。其实，这时候朱三太子早已不是指某个人了，而变成了一种符号，象征老百姓对故明的思念。
直到雍正的时候，还有人自称明朝后裔，准备起义。对此，雍正不无感慨地说：“以前改朝换代，前朝的宗姓大多臣服于后朝，即便不臣服，也会退隐山林，隐姓埋名，从来没有像本朝这样，有这么多刁民诈称宗室后代，蛊惑人心借机起事。”
在雍正期间也爆发了好几起朱三太子案，雍正之后，朱三太子才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