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看袁世凯称病不来南京，便派了一支阵容豪华的队伍去北京请，这支队伍里有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这些名人。袁世凯当然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至于说到去南京的事情，袁世凯表示自己也很想去南京跟孙先生共谋大局，只可惜现在北方的局势不是很稳定。
1912年2月13日是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这一天也是中华民族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的第一天。
京城里一片喜庆的氛围，老百姓们纷纷收起龙旗，奔走呼告：“改朝换代了，以后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
第二天，便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七，家家户户都在为春节做准备。这个年对袁世凯来说可以说是三喜，一喜春节快乐合家团聚，二喜民国建立，三喜自己就任第一届中华民国大总统。
就在袁世凯乐呵呵地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时，从南京发来的一份电报让他脸上浮现了一层阴霾。电报是唐绍仪发过来的，上面说孙中山已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但却对袁世凯有许多限制条件。
孙中山给袁世凯戴了三个紧箍咒，第一个紧箍咒是临时政府必须建都南京，为何要建立在南京？孙中山说这是由各省代表选出来的，你袁世凯既然赞同共和，就应该支持民意。
我们来说说其中的内幕吧，孙中山这么做纯粹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南京是同盟会的大本营，北京是袁世凯的大本营，让袁世凯来南京等于是把猛虎关进笼子里。孙中山所谓的南京作为都城是各省代表选出来的，这也不对，其实很多代表是反对定都南京的，他们从一个正常的理智出发反对定都南京。但孙中山不想失去自己的权力，要求他们必须选南京。
章太炎和宋教仁反对很激烈，章太炎甚至跳出来，公开说定都南京有五害，还骂孙中山这么做是故意生事，破坏社会稳定。第一次投票的结果，选择南京的只有五票，选择北京的有二十票。当天晚上孙中山便召集大家开会，要求统一口径。但是这些议员都是民主派，心想你孙中山逼着我们选举跟独裁有什么两样，所以很多人不同意。孙中山只好让黄兴用武力迫使议员就范，黄兴带着宪兵扬言说：“如果不按既定方针办事，立即将议员绑架起来。”
孙中山也懂得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
孙中山料到袁世凯很可能不会来南京，这就设下了第二个圈套：只有你袁世凯来南京就任，我和我手下的官员才会辞职。这意思就很明显了，如果袁世凯不来的话，就休想做总统。
第三个圈套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表面上看新总统当然要遵守宪法，为何说这是一个圈套呢？这还必须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说起。《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孙中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而《临时约法》却是孙中山为袁世凯量身定制的。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总统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临时约法》处处限制总统的权力，让总统变成一个空架子。
孙中山显然是想跟袁世凯争权，但当时他的实力比不上袁世凯，而且列强并不看好他，列强们都很看好袁世凯。
孙中山和袁世凯显然在进行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博弈。
孙中山看袁世凯称病不来南京，便派了一支阵容豪华的队伍去北京请，这支队伍里有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这些名人。袁世凯当然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至于说到去南京的事情，袁世凯表示自己也很想去南京跟孙先生共谋大局，只可惜现在北方的局势不是很稳定。
蔡元培等人一再请求袁世凯去南京，最后袁世凯居然说：“我已经考虑好了，决定去南京。我们现在正在商量留守北京的人选，确定以后，就可以和诸位一起去南京了。”
袁世凯真会去南京吗？当然不可能，但书生气十足的蔡元培却相信了袁世凯的说辞。
元宵节很快就到了，京城又是一片喜庆的气氛。然而，就在千家万户张灯结彩的时候，北京城里面却出现了骚乱。军队发生叛变了，蔡元培等人住的地方也枪声大作。
第二天，袁世凯对蔡元培等人说：“实在不是我不想去南京，我一离开这里，北京就会出乱子啊，请你们转告孙先生，说孙先生的好意项城心领了，实在是分身乏术啊！”
没多久，临时政府的副总统黎元洪致电袁世凯，表示拥护袁世凯在北京定都。黎元洪此举是在向袁世凯示好和效忠，孙中山自然气得咬牙切齿，但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
千年帝国一夜之间实行民主，这看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袁世凯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是他能不能收拾这个局面就很成问题了。
客观地说，在当时的局面下，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独裁强人，有民主作风的领导人不可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国家虽然打出了共和的旗号，但其实还是军阀割据地方混战，每个集团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不光袁世凯集团是这样，革命党人阵营也是这样。
在上海，青帮老大兼革命党头领陈其美刺杀了陶成章；在长沙，民政部长谭延闿刺杀了都督焦达峰，当上湖南都督；在北京，黎元洪借刀除掉张振武。
地方政府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其实各自为政，为了争地盘，经常互相大打出手。蒙古那边也出现了问题，活佛呼图克图看到南北对立，居然公开宣布独立。沙俄率先承认蒙古独立，还出兵占领了新疆的伊犁。西藏那边也不安宁，英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兵入驻西藏，暗中策划西藏分裂活动。
所以说，袁世凯面临的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烂摊子，当上总统后，某种责任感让他道德有所提升。他是真的想把国家建立好，无奈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用民主共和的方式管理中国让他感到心力交瘁。
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困难，袁世凯执政的头两年主要靠借外债过日子。
袁世凯当总统后，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唐绍仪跟袁世凯的关系非常铁，袁世凯在朝鲜工作时，唐绍仪就是他的副手。也许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唐绍仪跟孙中山的关系也不错，在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中，总理的权力甚至比总统还大。
这样一来，在实际工作中，袁世凯与唐绍仪时时发生冲突，向“六国银行”借款的事件最终引发了两人的矛盾。向人借钱是有求于人，六国银行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唐绍仪受不了，拒绝向六国借款。
当时袁世凯非常缺钱，没钱的话政府就无法运作，所以袁世凯让财政总长熊希龄代替唐绍仪跟外国人交涉。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同盟会就一直把唐绍仪看成是自己人。现在看到唐绍仪被人排挤，孙中山立即号召大家抗议，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的口号，反对向外国人借款。
六国银行看中国人吵起来了，宣布无限期推迟贷款。袁世凯一看，着急了。
唐绍仪看事情搞砸了，主动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千方百计挽留他，唐绍仪准备留下来，最后还是因为党派之争辞去总理一职。
唐绍仪一走，立即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唐绍仪走后，袁世凯想让宋教仁出任总理，只可惜宋教仁是个理想主义者，让他当总理他还不乐意，他的理想是自己组织政党和内阁。
唐绍仪辞职不久，同盟会所有成员退出内阁，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的职务，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
看到大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袁世凯很窝火，后来还是忍了，号召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纠结于党派的纷争。
在袁世凯的提议下，陆征祥当上总理，陆征祥曾经担任过外交公使，并非袁世凯的亲信。他当上总理，同盟会那边还能接受。总理确定后，袁世凯开始着手制定《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随后，便开始准备正式选举国家总统。
没想到选举还没有开始，陆征祥就出问题了。陆征祥这个人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政府工作中喜欢表现幽默，在他眼里，一个好的领导人首先是幽默的。在西方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时不时的幽默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这个人毫无担当意识，对民族的创痛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内阁议员们对陆征祥非常不满。
议员们不准备跟陆征祥合作了，这让陆征祥非常郁闷。袁世凯出面来调停，议员们不买他的账。政府变成了一锅大杂烩，不同政见的人甚至在争吵时大打出手。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共和制度感到失望，章太炎和张绍曾甚至请求袁世凯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必拘泥于细节，可以从权办事。
后来，议员们弹劾陆征祥失职，陆征祥一气之下，学唐绍仪一走了之。
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共和制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一向自信的袁世凯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袁世凯毕竟是个旧式人物，共和这种新制度让他感到棘手。这期间，袁世凯比过去苍老了许多，他处于一种反思与纠结的状态中。他不知道是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还是自己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
此时的袁世凯不再像过去那样犀利果敢，反而显得有些呆滞和笨拙。如果说以前他不断地走上坡路话，现在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就像一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骆驼。
袁世凯终于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至少现在不适合中国。
我们来看看当时中国的情况吧，中央政府相当于国家的大脑，但这个大脑无法有效地指挥手脚。地方政府根本不把中央的政令当回事，各省不但截留税收，而且自行任命官员。此外，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纲常废掉也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当时也像现在一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中的违法乱纪事情也非常多。
道德崩溃后，年轻人更加迷惘，一迷惘就无法无天。很多年轻人加入同盟会等组织，他们其实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并不是为了什么信仰加入社团。社会上报纸越来越多，但是农民却越来越少，土地日渐荒芜，民生处于凋敝的边缘。
知识分子以前靠科举吃饭，共和制度取消科举制后，他们一肚子牢骚，全变成了愤世嫉俗的卢梭。人人都急切地盼望社会改变，所以大家习惯于喊口号，以为只要口号喊得够响，日子就会很快好起来。
袁世凯有一个英国顾问叫莫理循，他这样描写当时中国的时局：“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如一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却把精力用在无休无止的争吵和规章法令上，改革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莫理循的话是有道理的，袁世凯想通过共和制度强国，事实证明不可能。
1912年8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正式合并为国民党，孙中山担任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和黄兴等人担任理事。
在国民党中，宋教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担任国民党理事时才三十一岁。宋教仁最大的梦想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国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讲天赋，组织政党内阁。在国民党内部，宋教仁对孙中山几乎形成了功高震主之势。正是在宋教仁的一手努力下，国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才占据近一半的席位，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第一大党应当组阁，身为国民党的党魁，宋教仁理应出任内阁总理。
眼看着宋教仁的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很多人心里不满。当时，宋教仁正在南方各省演说，号召民众觉醒。袁世凯也很担心，他怕宋教仁想跟他抢总统宝座。
宋教仁这个人道德是非常高尚的，在他遇刺之前，有人提醒他要小心。他却说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光明正大地参加竞选，有什么好怕的。
袁世凯几次催促宋教仁进京会谈，宋教仁也答应了他。宋教仁打算在上海坐火车去北京，好友于右任建议他坐船，说坐车的话很容易引人注目，有可能招致暗杀。宋教仁不以为然，果然在火车站被人开了三枪。
宋教仁临死前发了一封电报给袁世凯，从电报中看出宋教仁丝毫不认为袁世凯派人暗杀自己。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是袁世凯授意赵秉钧干的，持有这种观点的认为袁世凯把宋教仁看成是个威胁，担心他一旦成为总理会限制自己的权力。
宋教仁被杀后，全国都沸腾了，大家怒不可遏，要袁世凯查出凶手。袁世凯也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出凶手。
不久，有两个学生向警方提供线索，他们住的隔壁有一个叫武士英的人，这个人昨天还向他们借钱，今天回来忽然变成大款，全身西装革履。两个学生还说，宋教仁被刺的当天，武士英一夜未归。上海是陈其美的地盘，所以这个案子也就由陈其美来审。不过说句公道话，陈其美就是嫌疑人之一，让他负责这个案子，想要得到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
警方在武士英住的地方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应桂馨是一个黑帮老大，后来加入同盟会，曾经担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的科长。应桂馨跟孙中山和陈其美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查到他头上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容易戳破我们对革命的幻想。
应桂馨供出幕后主谋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曾当过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采购时收了两千两银子的回扣，事发后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但洪述祖是个厉害的人，在狱中居然买通了狱卒，逃出狱后，洪述祖回内地发展，投奔赵秉钧，当上了赵秉钧的秘书。
案子到这里，矛头直指赵秉钧，而众所周知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所以袁世凯很难洗脱嫌疑。宋教仁遇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为修建铁路的事筹款。听说宋教仁被杀，孙中山立即抓住机会，向袁世凯发难。
二次革命一触即发。
宋教仁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案，很多人都有嫌疑，但主要观点还是认为不是袁世凯集团干的，就是国民党内部阴谋。孙中山等人认为袁世凯是凶手，袁世凯集团认为孙中山和陈其美等人是凶手。
上海是国民党的地盘，宋教仁北上赴京身边没有一个卫士保护，案发后也没有任何警察来保护，凶手轻松逃离现场。这些事都很难解释，国民党人在国民党的地盘里竟然连自己的领导人都保护不了，这是什么道理。
凶手武士英被捕后，没多久就在狱中暴毙。应桂馨在监狱里呆几个月后，居然成功越狱。案子调查到洪述祖那里时，洪述祖表示认罪，说自己就是看宋教仁不惯，就是要杀了他。
杀宋教仁的嫌疑人主要有这么几个：
No.1：袁世凯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袁世凯极力想笼络宋教仁，曾送给宋教仁五十万大洋，但是没有收买成功，所以袁世凯想杀掉宋教仁，以免将来宋教仁对自己构成威胁。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刺杀宋教仁，因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的亲袁派，而且宋教仁与袁世凯的私交甚好，袁世凯视宋教仁为自己的子侄。如果宋教仁死后，国民党仍然会要求一个人来出任总理，换了一个人可能更难处理。
袁世凯自己也说，如果他要杀了宋教仁，完全不必等他北上之前刺杀，这明显是授人以柄，即使要杀，也要等他到北京，然后给他定罪。
No.2：赵秉钧
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代理总理，如果宋教仁当上了总理，赵秉钧就要失势，所以有人认为是赵秉钧杀害了宋教仁。
No.3：国民党内部
这个就不好评论，只能读者自己去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