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是个性格比较高傲的人，所谓理政不规范就是不够低调，总是出风头，不能谦抑自己的本性。就拿用人来说，奕重用汉人，慈禧很不高兴，曾对他说：“干脆我们把这爱新觉罗的江山拱手让给汉人，你说好吗？”
刚开始的时候，慈禧什么都靠奕，两人之间的合作看起来也比较愉快。奕权势熏天，顶着这么多的职位：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地位之隆在当时无出其右。在浩荡的皇恩中，奕并没有昏头，他知道这是一种阶段性的荣耀，他时刻牢记着“进退自如”四个字。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四，慈禧太后开始对恭亲王奕发难。慈禧召见奕，对他说：“有人弹劾你，这是奏章。”
奕：“谁？原来是蔡寿祺，他……”
慈禧：“他怎么了？”
奕：“没什么，有人弹劾也很正常嘛！”
蔡寿祺是四川人，以前是胜保的好朋友，后来担任起居注官，也就是说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内廷，接触皇帝和慈禧太后，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掌握皇帝和太后的心理和情绪。如果不是看到太后对奕不满，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弹劾恭亲王。他这么做，很显然是背后有太后撑腰，奕也不是傻子，对此心知肚明。
奕无力地说：“蔡寿祺这个人人品不行，希望太后不要相信他，他以前就招摇撞骗，应该绳之以法。”
慈禧怒目说道：“打住，现在究竟是谁有罪，恭亲王，你不要血口喷人，为了逃避责任，不惜信口泼污水。”
奕在心里大骂：慈禧，你想整死我就直说啊，玩这些下三滥的把戏。
果不其然，隔日，慈禧召集内阁大臣，当着这些元老的面，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恭亲王这个人要不得啊，以前我们孤儿寡母相信他，没想到现在擅权作威，欺负我们母子，大家说说，我们还要不要活下去了？”
大臣们比猴还精，现在形势还不明朗，自然不便表态。奕手握重权，慈禧心机很深，这两人如果真斗得你死我活，未必能分出胜负。所以最好的对策是让他们去斗，自己保持中立，谁赢了就支持谁。
慈禧一看这架势，母老虎的脾气上来了：“大家想想先帝吧，好好想想先帝吧，你们现在这个态度对得起先帝吗？任何一个正直的大臣都不应该畏惧权势，应该仗义执言，以国家大局为重。再说了，恭亲王又不是老虎，难不成他会把你们吃了？”
周培祖是最圆滑的一个人，慈禧说完，他笑眯眯地说：“哎，太后啊，这种事只有你们两宫才能决断，我们这些臣子晓得什么呢？大事还得太后自己拿主意啊！”
慈禧生气地说：“那要你们这些大臣们干吗呢？国家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退缩，像话吗？”
周培祖还算镇定，整理整理情绪，说道：“太后，让臣等给恭亲王治罪也得有真凭实据，所以这事还得从长计议。”
周培祖和倭仁开始审问蔡寿祺，让他拿出证据，蔡寿祺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哪里有什么证据？”倭仁：“你拿我们消遣啊，没证据也得拿出证据，否则卸掉你两条胳膊。”蔡寿祺：“凭啥啊？”倭仁：“就凭你诬告。”周培祖：“行了行了，蔡寿祺，你先回吧！”
蔡寿祺走后，倭仁问：“这下咋办呢？”
周培祖：“我看这次太后是有备而来，证据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现在关键是太后已经有了心思了。”
倭仁：“你是说？”
周培祖点头：“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恭亲王定罪，削弱他的权力。”
周培祖上了一道奏折，大意是说恭亲王在理政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可以适当考虑削弱他的职权，一切听候太后裁断。
恭亲王是个性格比较高傲的人，所谓理政不规范就是不够低调，总是出风头，不能谦抑自己的本性。就拿用人来说，奕重用汉人，慈禧很不高兴，曾对他说：“干脆我们把这爱新觉罗的江山拱手让给汉人，你说好吗？”
奕跪在地上说：“太后不必说气话，现在国家有难，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干吗管他是满是汉呢？”
慈禧：“好你个恭亲王，你处处跟哀家作对，你以为哀家不敢革了你吗？”
奕听了也上火，咸丰一个小小的妃子，竟敢教训道光最爱的儿子，说道：“臣是皇考的第六子，你就算革了我的职，也不能革去我的皇子身份，你看着办吧！”
慈禧第一步就是革掉恭亲王的议政王职位，想当年韩信被吕后所杀，曾发出“兔死狗烹”的感慨。现在轮到恭亲王了，恭亲王为慈禧夺取政权，最终也难逃被烹的下场。
惇勤亲王奕誴赶紧站出来，说恭亲王是被人诬陷的，所参不实。慈禧已经下定决心要拿掉恭亲王了，硬是罢免了恭亲王议政王、军机大臣的职位。后来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建议恭亲王服软，向太后认错，并让出内务府大臣的职位，这个职位是用来限制慈禧的，让出这个职位等于是表明以后不管你慈禧怎么花钱了。
还别说，这两招还真管用，慈禧是个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之人，你给了她好处，她也会让你三分。再说，恭亲王堂堂一个大男人，在太后面前痛哭流涕，尊严扫地，确实让太后心情舒畅了许多。恭亲王是真哭还是假哭我们就不知道，不过这一招真的很奏效，不是慈禧心软，而是她看到恭亲王认输。
慈禧玩弄着指甲，漫不经心地说：“好了，别哭了，你继续在军机处上班吧！议政王这个职位就免了吧！”
慈禧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告诉恭亲王：看清楚了，这里谁说了算。
慈禧这么一整，把恭亲王的锐气全整没了。他算是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再有本事再有能力，在领导面前也得像个奴才，这毕竟不是跟外国人打交道。奕这么一畏缩，影响的还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活，还影响了整个洋务运动，以后做啥事他都瞻前顾后的，简直不像个男人了，跟以前判若两人。
玩弄权术，遗祸无穷。
就在慈禧弄权之时，曾国藩跟幕僚赵烈文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曾国藩：“我听从京城里过来的人说，现在皇城里气象不怎么好啊，有人在街上明目张胆地抢劫，城市里乞丐扎堆，好多妇女都裸着身子，没衣服穿啊，看来国家民穷财尽了，以后怎么了得啊？”
赵烈文：“您就别操这个心了，国家有国家的命运，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管得了吗？清朝统一了这么多年，肯定会分裂的。不过，清朝也算是出了几个明君，仗着余威估计不会在瞬间土崩瓦解。所以，我觉得灾难肯定不会率先在中枢机构发生，倒是可能在地方督抚那儿，等各省各自为政时，大清就玩完了，而且不出五十年就能看到这一切。”
曾国藩：“那是不是还得像宋朝皇帝一样南迁？”
赵烈文：“您就别操心了，南迁不可能了，中原陆沉，改朝换代。”
曾国藩：“幸好我活不到那年头。”
赵烈文：“您活不到才可惜，活到了没准儿这江山……”
曾国藩：“嘘，打住打住！”
奕跟曾国藩的命运差不多，两人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但朝廷只有在碰到大事的时候才用他们，平常无事的时候奴才吃香。
在比较中国近代史和日本近代史的时候，最让人不解又生气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一次明治维新就把国家内部的问题搞定了，中国前前后后折腾了很多次，搞了许多回，就是做不到富国强民。
都是黄种人，咋就差别这么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文化基因、政治基因入手，中国几千年奉行的都是维稳逻辑，养成的全是窝里斗的习惯。根本就没有团结合作对外开拓的精神，当权术取代进取，你还能指望一个国家会进步吗？
当时恭亲王的感觉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穿过内斗的暴风雨，宁愿清醒痛苦地活着，也不要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麻痹自己。是时候向西方学习，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了。
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对洋务运动那是非常的欢迎，他们就靠洋人的枪炮打胜仗起家，心里都觉得洋人的东西就是好使。
李鸿章原本是希望老师曾国藩能领导这场洋务运动，但曾国藩这个人太精明，他绝不会傻到挑这个头。这个头只能由恭亲王来挑，老佛爷在后面有选择性地支持。
当时中国聘请了一个洋人当海关总税务司，这个人就是英国人赫德。赫德这个人很有责任心，也很有职业精神。他二十六岁时担任这个职位，一做就是四十五年。赫德这个人很有能力，当时中国各个衙门里一片腐败，唯独海关一枝独秀。西方人如此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机构，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
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大概能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改革来革命去，总脱不了坏毛病了吧！鲁迅说劣根性是没错的，这种劣根性并不是人种的劣根性，而是文化的劣根性，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一次性搞定的东西，中国折腾来折腾去，越搞越复杂。
赫德当时给清廷高层写了一本类似于战略白皮书的小册子，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大计，如果这些东西付诸实践的话，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后来的历史究竟会如何发展。
遗憾的是，清廷虽然最后把赫德的官阶提升到正一品，但始终把他当成个客卿，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个洋人，他真希望中国强大吗？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不可能。
湖广总督官文就说赫德的所谓战略里“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也说“万万不能照赫德说的做”，两广总督瑞麟说“要富强，靠自己，洋人能帮我们什么”……
总之，皮肤不黄不可信，眼睛不黑不真实，头发不直不牢靠。
这个赫德到底提出了什么建议呢？说实话，很多，我们就挑重要的来说。
首先，这个洋鬼子第一眼就看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官场腐败，他说如果不把官场治理好，将来中国就无法立足，会分崩离析的。其次，军队问题很严重，军队懈怠，士兵不肯尽力，将领们贪生怕死、贪污受贿，这样下去军队只会变得不堪一击。最后，就是教育，这些八股文教的是什么东西啊，一点用都没有，之乎者也看得人头晕。这些都得改，当然赫德也考虑到别人骂自己“包藏祸心”，并不敢真正触及科举制度，只是说在科举之外也要提倡西式教育，学以致用。说到政治改革，他也没说向西方那样搞个国会，而是一步步来。
其实，这个赫德也是个挺实在的人，他对大清好是真的。为什么对大清好呢？因为恭亲王、文祥等人非常器重他，洋人也知道知遇之恩。
以前清朝统治者对洋人是拒之千里之外，现在给人打几次打怕了，也只好采取合作的姿态了。
四个国家中，以美国最为友好，毕竟人家是反抗强权建国的，建国后又重视民权，有较强的契约意识和平等意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对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说：“在中国，一切重大的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支持中国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美国的“合作政策”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其他列强的热烈响应，毫无疑问，这种政策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也是在列强的督促下实施的，列强当然不是希望中国强大，而是希望接受他们的思想，从而能够在中国更自由地通商。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双赢的机制。中国落后，洋人也没多少好处，中国经济发展，洋人就可以把更多的产品卖到中国。
蒲安臣是美国公使，负责执行西华德的政策，由于蒲安臣推行一些“平等”“自由”的理念，赢得了恭亲王奕的好感，奕对他给予了高度的信任。同治六年（1867年），蒲安臣要回国，清廷竟任命他为“一统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等于是把清政府的外交事务交付给一个美国人，由此可见蒲安臣和奕之间的关系。
蒲安臣回国后，以清廷的外交代理人身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是以平等的语气签订了，但是不是平等还得看内容。在条约中，提到了两国友好，可以自由平等地来往。这话非常好听，其实了解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这段时间，美国正处于经济大开发阶段，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蒲安臣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从中国引进大量的劳动力。
到光绪继位，中国已经有二十多万劳动力前往美国了，他们主要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譬如修铁路，挖煤矿、金矿等等。事实证明，美国的“合作外交”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质，这些华工到了美国后，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许多人猝死在工作岗位，最令人气愤的是许多白人迫害华人，无辜被杀的华人不在少数。
我们再来看看教案问题，教案问题是晚清一个很大的问题，许多外交危机都是由教案引起的。传教士与官方的冲突倒不是很明显，教案冲突主要还是一种文化冲突，中国的许多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些洋人的上帝。再加上中国与列强的战争中，中国一再战败，这无疑在老百姓心里对洋人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百姓中盛传教堂中的神父都是一些魔鬼，他们经常会偷偷抓走小孩，把小孩的眼睛和心脏挖出来，然后泡在化学液体中，用作实验。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民教冲突也毫不奇怪了。就拿天津教案来说吧，其实双方都是起源于一种误解。百姓听信谣言，认为神父做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群情汹涌，不辨真伪，把教堂包围起来。攻陷教堂之后，接着便是我们熟悉的打砸抢烧，这些事情势必会引起外交冲突。
清廷让曾国藩处理教案事件，曾国藩为了息事宁人，似乎有意“偏袒”洋人，结果引起了公愤。其实曾国藩也没有办法，他从大局着想，不可能纵容那些暴民。暴民容易被愤怒左右，而愤怒从来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朝廷本来对曾国藩疑心很重，正好借着这个由头，让李鸿章替代曾国藩，曾国藩被调回原来两江总督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应该重点说说日本，中国近代史最主要的精力还是和日本较量，而且在这个较量过程中，我们一输再输。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可谓是刻骨铭心，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我们自己倒没有什么，日本这个邻居反倒有深刻的危机感。他们模仿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国力。
一旦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崛起，日本立即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朝鲜就是日本向东亚扩张的跳板。日本积极对朝鲜展开外交攻势，外交攻势往往是军事进攻的一个前兆。李鸿章特派袁世凯前往朝鲜处理日本问题，袁世凯是一个态度强硬的人，在朝鲜问题上有得有失，但最终还是没有阻止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
至于中俄关系就更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从康熙开始，中国与俄国就没有安宁过。伊犁叛乱发生后，清廷曾希望俄国能够伸出援手，但俄国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俄国想占领伊犁，控制新疆。左宗棠西征大军来到后，与俄国进行了交涉。最终左宗棠兵锋犀利，俄国慑于他的威势，不得不放弃控制新疆的企图。
这一时期是暴风雨酝酿的时期，列强环伺，而中国又缺乏一个能够纵览世界大势的领袖。而且中国内部问题相当多，统治阶级在许多问题上意见都是分裂的，这样一个低效率互相牵制的政府显然不足以应付这么多的内忧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