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赵尔丰被四名强壮的士兵按着，坐在地上。
1911年12月22日，冬至日的凌晨，阴冷的朔风吹拂着他满头的白发，家人已经在地上为他铺了块大红的毡子。闻讯赶来的人群挤满了明远楼下的空地，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艰难地维护着秩序。
65岁的四川总督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也不挣扎，盘腿坐在毡子上，怒骂道：“尹娃娃，你装老子的桶子啊！”
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26岁的尹昌衡，简短地公布了他的罪状，然后向着围观的看客们问：“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赵屠户，该怎么办？”看客们齐声回答：“杀！杀！”
尹昌衡的亲信军官陶泽锟早已站在赵尔丰的身后，此时手起刀落！在看客们的惊叹声中，在照相机的镁光灯闪耀中，赵尔丰人头落地，并被定格在照相机中，他那花白的头发和胡子被鲜血溅得通红、通红……
兵变
这一切都要从蒲殿俊的阅兵说起。蒲殿俊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没几天，便执意要进行大阅兵，过过当老大的瘾。
他以前只在日本留学期间短暂地接触过军队，却也深知枪杆子对自己的重要性。上任之后，他已经宣布给士兵们发放3个月的“恩饷”，但财政却囊中羞涩，一时拿不出钱了。
各种情报显示，军队可能在阅兵这天哗变，有好几股势力在合纵连横，想借机端掉这个刚刚诞生的军政府。前司法厅厅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之一周善培，再三劝阻蒲都督万不可阅兵——在这非常时期只能让城里的军队赶紧退出城外，各回营区，怎么能聚集在一起呢？
正在兴头上的蒲殿俊，哪里肯听！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大阅兵在成都东校场外如期进行。军乐铿锵，刺刀佩剑闪亮，蒲殿俊正沉浸于兴奋之中，忽然士兵们骚动起来，后边的士兵对空鸣枪，局面登时大乱。“当时如有人挺身而出，立可弹压，因前列新军并未动，后列巡防军亦只有少数异动，稍作处理，即可弭祸无形”。
站在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立即撤离。乱兵从校场上蜂拥而出，冲向藩库。藩库的保安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乱兵砸开藩库，看到了光灿灿的两座银山，这里就是四川全省的财政所在，总共约800万两白银。
士兵们疯狂地冲向银山，纷纷解开绑腿，尽力捆扎。“一人抢三锭五锭，心重的人抢十锭八锭，最贪婪的抢得多，拿布扎成包袱，背上如背两扇磨子，一步一步慢慢走”，黑吃黑，“遇黄雀（黄雀在后之意）”，“击毙重抢的不少”。人人满载之后，便放起一把火来，顿时烈焰冲天。
乱兵随后冲向大清银行及各银号、票号，成都城内的主要商业街及各处豪宅均不得幸免。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军队变乱后，警察也加入了抢劫队伍，随后是外州府县前来成都庆贺大汉军政府成立的人们，再就是成都本地的地痞流氓，“蜂拥而起，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枪声阵阵，火光冲天，已经200多年没有遭遇兵灾的“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亲历此事的郭沫若日后回忆，兵变发生时，他正好要到堂姐和大哥家中去，在东大街遇着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老爷模样的人，在他的狐皮袍子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色标记的军裤来。当人们把他的马褂、袍子剥开后，里面还有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原来是一位参与抢劫的士兵。
蒲殿俊在都督府宪兵营营长汤存心（仲桓）的保护下，跑到东校场演武厅，由几个士兵背着他上了城墙，避开乱兵，逃到同在城根下的周善培开办的幼孩工厂（童装童具工厂），才赶紧换下那身金灿灿的都督礼服，穿上蓝布衫，继续逃跑，结束了12天的都督生涯。
镇压
兵变发生后，军政部长尹昌衡飞马而出，急赴凤凰山军营，召集与他亲近的川籍军官们迅速商议。随后，尹昌衡率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新军，策马进城，搜捕乱兵。
抢劫之后的乱兵，早已成了乌合之众，难以与有备而来的尹昌衡部队交锋，纷纷逃窜出城；逃得慢的都被当场处决，街上到处可见他们的尸体。
新政权选择在成都皇城办公。石牌坊上中间有“为国求贤”四字。
在成都最为紧急的时候，人们又想起了退位的总督赵尔丰，他毕竟威望卓著，手里还有担任他的警卫部队的三千巡防军。于是，“商民纷纷诣尔丰……吁请维持治安”。赵尔丰“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干预，绅民固请不已，此心凄恻万分；又闻军队肆扰不休，若不急行设法，更不知伊于胡底”。于是，赵尔丰发布了一张布告，要求所有乱兵必须立即回营，既往不咎，否则就军法从事。布告的落款是“卸任四川总督，现任川滇边务大臣”，没有盖印，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赵尔丰和那些恳求他出面收拾乱局的人绝对没想到，这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如同事先安排好一般，数万名“同志军”突然从四门进入成都，兵力远远超过城内任何一支部队，他们四处搜捕乱兵，抓住就当街枪决或斩首，迅速恢复了秩序。这些同志军只听命于罗纶，逃出成都的乱兵也被各地同志军纷纷劫杀，当然，不只是为民除害，更是为了他们身上的银子和珠宝。
根据英国总领事务谨顺的记载，哥老会此时将成都分为几个码头进行管理，成了真正的当家人。在这场骚乱中，最为敏感的满城却风浪不惊。一些乱兵逃入了满城，将军玉崑在同志会要求下，收缴了乱兵们的武器，将之驱逐出满城。满族人的举动始终是极为小心谨慎的，因此成都没有像西安和武昌那样发生汉人屠杀满人，或像南京那样发生满人屠杀汉人的行动。
分裂
当时成都的军队主要是两支，即巡防军与新军。新军是正规军，独立前负责清剿同志军；巡防军相当于武装警察部队，主要负责安全警卫。城内主要是巡防军。这支部队为旧军，装备训练等都不如新军，但人数总共2万多，超出新军一倍。巡防军的首领原是田征葵，四川宣告独立之后，军队都集中在新军统制朱庆澜的手中，但实际上朱庆澜也无法有效控制巡防军。
四川宣告独立之后，深谙内情的周善培多次规劝蒲殿俊，设法将巡防军尽快调出城外，各回防地，免得在城里滋事。巡防军的军官们也表示希望都督接见一次，他们就好回防。蒲殿俊却多方推延。随着军饷日竭，军心开始浮动，负责管理军队的朱庆澜急了，带了巡防军的11名主要军官去拜见蒲殿俊。蒲殿俊无奈，只好全身披挂，穿戴军服佩刀接见他们。蒲殿俊站着训话不到十分钟，据朱庆澜讲，“只听见佩刀在地上夺夺地响”。接见之后，巡防军军官都笑着说：“天气还不冷，都督为什么这么夺夺地抖呢？”蒲殿俊暴露的这种紧张害怕情绪，令这些骄兵悍将更为猖狂。
对于朱庆澜这样一个外乡人掌管军队，新军中的川籍军官们十分不满。陆军十七镇是四川唯一的一支正规军，高级军官多是外省人，“本籍人众俱处下僚”，“每愤不平”，久而久之形成两个集团。本地军官人多势众，“每于宴会场合，狂饮之后，常予外籍军人以难堪甚至指名叫骂”，如有一人向外省军官“大发脾气”，另一人就会“拔出手枪”，第三个人就“把指挥刀击在石板上”，每每能够得逞。陆军小学堂总办、在日本学习过军事的彭州人尹昌衡，就是他们的核心人物。
在宣告独立之前，尹昌衡等曾向蒲殿俊提出三点要求：一、由尹昌衡任军政部长；二、在第十七镇之外再另编一个镇的军队；三、参谋部内要设一个四川人任参谋。蒲殿俊只能答应。其实，川籍军官早已放风：“殿俊文治才，安知兵，必欲为都督非尹昌衡不可！”军政府成立后，尹昌衡出任军政部长，成了本地官兵的真正指挥者，两位都督“令诸军不从，召诸将不至”，其实是光杆司令。
黄雀在后
兵变当晚，成都城内的三帮人——同盟会、保路运动首领们及军官们，分别召开了三个会议，各自商议应如何在善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军官们的会议在四川陆军小学堂举行，十分热闹，会上有军官高喊：“匹夫可以为天子，难道尹昌衡不可以当都督？”尹昌衡成为军方的候选人。
第二天晚上，各派在皇城内至公堂开会。同盟会提出民选都督，在这样的乱局下，这种超前的想法当然被否决。其实，同盟会在四川实力很弱，需要时间来壮大自己。对于这个自己没捞到好处的新政权，同盟会早已不满，一面联络同志，一面遣人到渝请兵，“谋即日推倒之”。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在一次会议上，董修武就公然提出，“人民对蒲殿俊行政当局极为不满，将必须进行二次革命”。当时董修武在成都南校场召开万人大会，会场上高悬一块牌，上书“同盟会会长孙文、副会长董修武代”，于是“孙文之名传至家喻户晓”。
名义上，四川的主要兵权本在朱庆澜手中，但他在兵变中落荒而逃。
并没有太多的争执，实力最强、腰杆最粗的尹昌衡被公选为都督。这次会议本来不推选副都督，但巡防军代表提出罗纶应该担任副都督。此时的罗纶当然不是那个只会高喊宪政民主的副议长，而已经完全恢复了会党老大的声势，城内数万同志军就是他的小弟，实力实际与尹昌衡不相上下。此时罗纶也正坐在会场内，众人恍然大悟，一致通过。
董修武随后出任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为一切政事之总汇，凡出入文牍及发布命令皆须经过本处始为有效”。同盟会取得了四川革命的领导地位。
未雨绸缪
兵变后，看到罗纶当了副都督，周善培恍然大悟。
早在赵尔丰交权、宣告四川独立前夕，在新政权中只捞到了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罗纶就大为不满。这位有着会党背景的四川谘议局副议长并不甘心。11月26日晚上8点，罗纶派人前往总督府接收赵尔丰的督印。而根据协议，大印必须交给蒲殿俊。如果大印到了罗纶手里，加上他的会党势力，四川的局势将发生巨大的混乱，赵尔丰自然不能应允。他立即致电周善培：“现有两个人在督署官厅说是罗纶派来的，要我把印交给他们。你们干些什么事，叫我为难！”
周善培赶紧打电话询问蒲殿俊，蒲殿俊说：“这是两个混蛋，请赵帅把他们拿下就是了。”
周善培说：“赵尔丰要是能拿人，他两个怎么敢去？他是要交卸的人了。你还是问下罗梓卿（罗纶）。”
蒲殿俊说：“罗梓卿没有这么荒唐。”
周善培坚持道：“局面到了今天，父子兄弟也难免各有意见，你还是问一下的好。”
蒲殿俊便给罗纶挂了个电话，随后告诉周善培：“问过梓卿了，他没有派人。”
周善培松了口气，道：“那就请军政府赶快派人到督署，把那两个人带到军政府去追究根底。”
直到兵变后，周善培才“不敢再怀疑两个人是自动来要交印的了”。据说在兵变时，罗纶一个人待在军政府内抱着国旗痛哭，这一幕实在有些诡异，罗纶是因为紧张、害怕，还是因为别的？如果联系到罗纶竭力鼓动蒲殿俊举行阅兵，并且在兵变后迅速调集同志军进入成都维护秩序，令其实力大增，那么罗纶的手腕相当厉害的了。
其实，从宣告四川独立的第一天起，罗纶就极力扩充自己的实力。11月28日之后，成都就如同周善培所形容的，到处都是花蝴蝶打扮的“英雄”。有的头上打英雄髻、穿古戏装，有的头戴珠花、脚插靴花，真是五花八门，全城变成袍哥世界。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惜重金加入袍哥队伍当“大爷”。各街都挂起张贴“大汉公”的大红贴片的灯笼。罗纶凭借哥老会的关系，大力笼络在巡防军中占多数的湖南、湖北士兵，策动他们索饷暴乱，赶走蒲殿俊和朱庆澜，又名正言顺地把城外的同志军引入城内，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计划。
大汉军政府第二任正副都督尹昌衡（左）、罗纶。
黑锅
危急时刻，赵尔丰发了份布告，这为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些谣言说，是他和田征葵等在幕后策动了这次兵变，目的是为了复辟回任。
对此，愤怒的赵尔丰写了篇《辩诬问》为自己辩解。在详细地说明了当天受民众哭请才发布了布告之后，这位65岁的老人说：“鄙人当大权在手之时，何事不可为！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与先？”
英国总领事务谨顺也根本就不相信这是赵尔丰煽动的：“既然赵尔丰阁下因大清银行的被毁而几乎丧失了他在成都的所有现款，所以无论他希望通过揭示蒲殿俊政府的软弱无力获得多少好处，看来他很不像是骚乱发动者。”
最为关键的是，在兵变之后，赵尔丰手上仍有3000名全副武装的巡防军，这是他精选的警卫部队，所有军官都是效忠于他的。而此时城内的军队已经乱的乱、散的散，真正有点战斗力的只有尹昌衡带的数百人及罗纶手下的同志军。尹昌衡人数不够，罗纶的会党力量搞搞骚扰、做做警察可以，与军队作战是不可能有取胜把握的，赵尔丰若真是幕后推动者，此时便是好机会。然而他非但没有行动，反而听信尹昌衡的花言巧语，将卫队调出城外，结果导致自己的死亡。
将兵变的账算到赵尔丰头上，这是一个巨大连环计中的最后一环。后世史家不问青红皂白便采信了胜利者的说法，赵尔丰再度背上巨大的黑锅。
丧命
很多人都劝过赵尔丰，赶紧离开成都这座危城。已经退居二线的他，在3000名士兵的护卫下深居在总督府内。这里曾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权力中心，如今权力已经转移到了一公里之外的都督府，此处显得十分宁静。
一棵大树已经倒下，赵尔丰依然还守着枯枝，这令时人与后人都对他产生了种种揣测：因为恋栈、图谋复辟，还是什么？与他极为亲近的周善培认为这只有一个极为平常的理由：赵尔丰的老妻生病了。尽管朋友们和老下属们都说，夫人可以留在成都，由他们照顾，病好后送去，他本人应该先离开险地，但他告诉周善培：“我同内人是五十年的患难夫妇，大局如此，我丢了她不管，她没话说，我实在不忍。”已经习惯了阴谋、并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的国人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简单至极的理由，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真相？！
赵尔丰被杀。
处决赵尔丰的最大理由，据称是他煽动了12月8日的兵变。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没有证据显示这位老人试图夺回被他自己送出去的权力，相反，证据几乎都指向那些指控他、审判他并且处决他的人。他唯一做错的事，就是不该在政变当日“应商民泣请”而发布了一张安民告示。这份试图稳定人心和秩序的文件，令那些想从兵变中获利的人再度认识到这位离职老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那3000人的卫队的威力——在一个土崩瓦解的乱世，这支军队是可怕的力量。
最有可能发动兵变的两个人——26岁的尹昌衡、34岁的罗纶——如愿地坐上了都督与副都督的宝座。但是，在总督府的高墙深院内武装隐居的老人令他们感到巨大的威胁。而且，他们实在需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个谁也不服谁的年代为自己立威。
依然忠于大清国的边防军，在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的率领下，正往成都挺进。并不可靠的史料指控，正是赵尔丰密令这位老部下回援成都。而那位起义在先的新军排长、如今的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也带着部队西征过来。还没坐热位子的尹昌衡都督和罗纶副都督都感到了莫大的威胁——这年头谁都可能被随时推翻，并安上一个俯拾可得的罪名，而篡位者最怕的就是篡位者同类。
他们决心要借用那个老人的脑袋，让自己坐得更稳固些。而老人的实力和影响力令他们不敢直接动用武力。于是，尹昌衡单独去见赵尔丰，名义是晚辈向长辈讨教。“谦恭的晚辈”咨询了很多行政管理上的问题，然后进言道：大帅身边还有如此多的卫兵，会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疑虑和联想，不如先将这3000人交军政府接管，再以军政府名义下令仍驻原地保护大帅，这样就可以杜绝流言。
赵尔丰相信了，或者说是本无所谓。他手书一道命令，把3000名卫队的指挥权拱手交出。这一被谋划者们自以为得意的举措，却恰恰证明了他们对赵尔丰阴谋复辟的指控只是策略。
卫队被调离总督府，在成都南苑集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丝毫不知道有一支部队已经将他们包围，将他们纳入了大炮的射程——如果他们敢于尽忠职守，他们将遭到彻底的毁灭。
还有一支部队则在凌晨时分悄悄包围了总督府。营长（管带）陶泽锟被委派为敢死队队长，负责关键的“擒赵行动”，他的收获将会是一个团长（标统）的位子，以及他没料到的青史留名。
尹昌衡亲自负责掩护。他从正门入内，说服了剩余的卫队放下武器，而陶泽锟则从后墙翻入内院，冲进了赵尔丰的卧室。尹昌衡告诉老帅，为了他的安全，还是一同到军政府去。四名士兵一拥而上，将老帅架起来，拖到了军政府。这就是被时人津津乐道的“智取赵尔丰”。据说在整个过程中，陶泽锟只砍死了试图抵抗的一名警卫人员，也有野史说那只是一个伺候丫头。
而尹昌衡在回忆录中，却说自己是被迫杀害老长官的，逼迫他的人既有同盟会、同志军的人，也有蒲殿俊这样的士绅。同志军想杀赵尔丰，是觉得这次造反没有成就，“覆清我首功也，伐赵我初志也，首功不赏，初志为酬，奈何即罢？”而蒲殿俊等逼迫尹昌衡，是因为他们自己受到了士民的逼迫：“不杀赵尔丰，军民无噍类矣！”尹昌衡无奈，拖了几天，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动手。
在这份漏洞百出的辩解中，至少可以看出，这个下令砍下赵尔丰脑袋的年轻人，并不真相信老人是该杀的。根据这份回忆录，面对突然闯入的士兵，赵尔丰十分平静，走到阶下，问尹昌衡：“能相活乎？”
尹昌衡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众人的意见是：“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赵尔丰成了这场大灾难的最大替罪羊。
据尹昌衡说，他还派了士兵保卫赵尔丰的家室。赵尔丰一个孙子躲在邻宅，藏了七天，确定平安无事后才回家。
报恩
其实，要论起私人交情，赵尔丰及赵尔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尹昌衡出生于四川华阳，幼时随父母到成都，家境贫寒。尹昌衡最大的特点是人长得帅，身材高大，人称“尹长子”。18岁那年他考进了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官派到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扎扎实实待了7年，在当时大量的留日速成生中算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尹昌衡1909年回国后，先在广西当军校教官，因过于激进而被除名。赵尔巽不拘一格，任命他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练官。1910年，在新军十七镇成立典礼上，他居然当场驳斥了前来致贺词的赵尔巽，认为这支部队的成立并不值得四川人高兴庆贺，因为军械过于落后，是日军的淘汰装备，而指挥官朱庆澜本非军人，并不知兵。他甚至宣称，四川能带兵的就是他自己及周俊（后来成他的死党）两人。难得的是，赵尔巽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十分器重。尹昌衡从此名声鹊起，成为新军中川籍军官的灵魂人物。
川督尹昌衡、罗纶接见外宾。
赵尔巽在离任时把尹昌衡向继任总督、自己的胞弟赵尔丰作了推荐。赵尔丰到任后，即任命尹昌衡为陆军小学的代理总办，为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信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会党的力量，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这与其说是对反动的旧官僚的清算，不如说是新政权对一切潜在的敌人的警告，而这种敌人往往是他们内部可能与其竞争的同志兼兄弟。排长贺国光奉命将老长官的首级浸泡在酒精中，预备送到川藏边（西康）去示众，那里正是赵尔丰为国家建立功业、为自己赢得“屠户”名声的地方。后来，这一长途示众的计划取消，贺国光奉命安排人员将赵尔丰的头身缝在一起。
郭沫若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拿着赵尔丰人头当投名状的尹昌衡，几年后被袁世凯诱捕——赵尔巽要为其弟报仇，赵尔丰之女又是袁世凯的三儿媳。多亏尹昌衡还曾经认过段祺瑞为老师，才保住了性命。这位果敢的时代骄子，出狱后就远离名利场，以教书写书为生。
赵尔丰之死给时人留下的最大教训或许就是：当你手上还有枪杆子的时候，要紧紧握住，不能轻易予人。
1911年冬，孙中山自欧洲回国途中在轮船上留影。
武昌起义期间，孙中山身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5日抵上海，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