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四面楚歌，川东川南75州县宣告独立，又传来了更为惊人的消息：北京沦陷。消息说，隆裕皇太后改为垂帘听政，当天朝贺时军队哗变，“直入大内，将王公诸大老尽行杀戮，吴禄贞保监国率领皇帝皇太后乘火车前往奉天暂住”……
一夜之间，成都城里的黄龙旗都不见了踪迹，到处悬挂的都是白旗。白旗的正中大书一个红色的“汉”字，在“汉”字周围，十八颗黑星缀成一个圆环，这就是新的“大汉国旗”。
大街上最为忙碌的是理发店和剃头挑子，男人们都排着队去剪辫子。来来往往的人们左袖上戴着白色袖标，袖标的宽度一律都是二寸，这是“大汉国民”的标准装束。成都皇城（也就是贡院）内外张灯结彩，佩戴着白色袖标的新军士兵们站岗警戒，却毫无肃杀之气。
在成都的西方人士，家家门庭若市，相熟的中国人纷纷登门，商借帽子、制服和靴子。因为新政府规定，成立大典上必须穿着军服或者对襟马褂，一律穿靴。
宣统三年的纪元被废除了，一下子成了黄帝纪元4609年，连同制定纪元的人在内，大家还不适应一下子就进入如此“悠久的伟大”之中。
这是黄帝纪元4609年十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1月27日，以铁路纷争为开端，四川这个大清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宣布独立，建立大汉军政府。
“独立宣言”
新政府发布了独立宣言，充满了“光复”的兴奋：
吾汉族苦压制久矣，今一旦脱专制之羁绊，为政治之改革。岂非吾川人日夜所祷求，而引以自任者耶！
夫川人以争路与政府相抵抗，猛历进行，万死不顾。不二三月，闻天下土崩。各省次第宣告独立，吾川灿烂光华之大汉独立军政府，亦于今日告其成。此非吾同胞之同心协力，军人之一致进行，而吾人因得以食其果。与此后增进人民之幸福，发扬大汉之威灵，当与吾川七千万人共谋之。
惟有一言以正告：吾七千万人者，则大汉四川军政府之宗旨，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而与世罔极，所当与吾川七千万人子子孙孙共守之。
此时，大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布告也早已贴满了大街小巷。这是一份经过字斟句酌的布告，仿佛老友诀别一般，用温情脉脉的词句宣布了前任统治者对四川独立的认可及对新政权的期许，当然也充满了自我辩解与拔高：
尔丰不德，不能出我四川父老子弟于水火。乃者内乱未宁，外患日逼，朝纲解纽，补救无从。若再不筹通变，必至横挑外衅，重益人民之流离荼苦。恻恻此心，良所不忍。特与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学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先求救急定乱之方，徐图良善共和政治。尔丰部署军旅就绪，即行遵旨出关。谘议局为通省人才所萃会，其意思言论为通省人民所信仰。以尔丰之愧对川人，惟当拭目以观其设施，尚复何颜对川人别有陈说哉！
虽然，尔丰固可指天誓日，此区区爱国家、爱人民之心，自筮仕作令以至今日，服官数十年，转历十七省，实无一刹那之顷，稍敢变异。此次再来督川，亦无时无事不本上爱国家、下爱人民之初念。不幸智虑有所未周，遂为吾父老子弟所疑怨。往事无足证说，今日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谘议局自治者，嗟乎！尔丰此心为何心哉？果为爱吾父老子弟与否？计吾父老子弟必不忍待尔丰之剖解而亦自瞭彻也。尔丰不敢曰，吾父老子弟前此之不当疑怨我，亦不敢谓父老子弟以后遂信用我，但此区区之心，始终既惟重爱吾民。四川虽自治，以后困难问题，方如循环之不知所终。尔丰虽将离去，而与吾父老子弟，前后周旋，至今已九年矣。桑下三宿，尚有因缘；周旋九年，宁能恝置。因是之故，遂难自默。幸以吾言为然，实为四川将来之福；苟以吾言为非，吾亦聊尽临别之谊。
第一，奉告人民。呜呼！我至亲爱之父老子弟，亦知今日之四川，为破坏之四川乎？亦知今日以后之四川，为四川人自治之四川乎？往日受治于国家，地方而不治，国家之患也。今日四川人自治，地方而不治，四川人之患矣。以今日之大势，即地方已治已安，犹有种种恐怖刺激之事；若益之以内患，四川其能久存乎。尔丰对于四川之将来，良有无穷莫大之希望。然内患而不速消，恐眼前便难自保。吾父老子弟，苟不顾四川之久存，则尔丰无言矣；不然，则愿吾父老子弟辗转告诫，速复向日之秩序，慎守固有之家业，一心合力，视大势之转移，图四川之强固。如此博大之四川，吾父老子弟，其信斯言耶？
第二，奉告我军人。呜呼！我至辛苦之新旧军将校士卒，乱起以来，苦我将校士卒至矣。今日以后，四川归四川人自治，军队多为四川子弟，应有保全四川全体之责，而为四川全体尽捍卫之义务。乱而速定，我军人其可稍休；如其未能，抑有外侮之来。以四川子弟对于四川人尽当尽之义务，吾恐后此军人之劳，或十百于今日。既曰义务，知我军人后此必愈劳愈自乐。统制官朱庆澜，我军人所至敬爱之长官也。四川新旧军将校士卒，即以尊重敬爱之心，谨守朱统制官之命令。今日以后，苟有对于四川境内人民生命财产，有毫发之损害者，愿我军人视为切己之私仇，毁家之私敌，损竭顶踵以击御之。必使四川境内人民，各无烽火盗贼之虞，而后军人无忝报施桑梓之义。我军人其信之耶？安辑人民，抚恤士卒，则当事诸君子之职责也。
1911年11月27日，成都皇城内外，张灯结彩，四川宣布独立，建立“大汉军政府”。
第三，奉告我当事诸君。呜呼，尔丰不德，愧对四川，其能补尔丰之过而出四川人民于水火者，惟望诸君矣。以诸君之才之识，吾知内乱不难立定，外侮不难立绝。虽然，以尔丰鳃鳃之虑，当此祸患未已，疮痍未复。凡前此总督所肩至艰极大之任，一惟诸君是赖是责。况当多难之顷，吾知设施之难，必倍蓰于曩日。尔丰望治之切，不能不望我当事诸君，一志合力，降心沉识，远观大势，深察乱原，博揽人才，厚积兵备。既与四川共治，党派之见宜蠲；即有谤议之来，消融之量宜广。必使内地百司庶人，皆各有安其乡土之心，才士各有发舒能力之地，而后基础可以奠安，事业可以发达。尔丰以可为之四川付之诸君，即以至大之责任，委之诸君。今日以后，即为诸君担荷之日。尔丰虽去此，属望无穷。知诸君必有以塞尔丰之望，且必有以塞吾四川父老子弟之望也。
呜呼！尔丰去矣。所不能已于言者，惟我当事诸君、我军人、我父老子弟，幸听吾言。尔丰有补过之日，身去而心实安。如曰非也，尔丰对于四川，始终重爱吾民之用心，皇天后土，鉴其无私，他无求矣。虽然，尔丰爱四川者，终望我当事诸君、我军人、我父老子弟之幸听吾言也。特此宣示。
这份极为煽情的告别信，在英国驻重庆兼成都总领事、著名汉学家务谨顺（William Henry Wilkinson）看来却带着讽刺性的语气：难道这些生手有希望超过一位曾经服官十七省的人物吗？
说客盈门
宣告四川独立，对于赵尔丰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自从在中央政府和保路派的双重压力下他逮捕了保路运动头领蒲殿俊、罗纶等人后，全川大动乱，并间接引爆了湖北武昌的大暴动。而令他郁闷的是，此前一直指控他过于软弱的端方，此时却掉过头来，又指责他操切行事，上奏中央政府建议立即释放被捕的蒲、罗等人，甚至已经发布了放人的告示。而中央政府接连派出端方、岑春煊等，试图临阵换将，赵尔丰成为一枚弃子，处在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
为缓和局势，自10月29日开始，赵尔丰陆续释放了彭芬、王铭新、蒙裁成、胡嵘、江三乘、叶秉诚、闫一士等人，但不肯释放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等“阴险狡狯”之人，他认为这几人“谋反独立手段极其狠毒，同志军围攻成都皆此数人预召之使来”，“不诛此五人，终贻国家之患”。
此时局势日益激化。自荣县开始，四川很多州县纷纷宣告独立，而以本地兵源为主的新军消极平叛。在已经独立的湖北，黎元洪发出了威胁：如果四川再不响应独立，“将按照对付满洲人的办法对待他们”——这就意味着血腥的杀戮。四川汉州（广汉）人、同盟会特派员戴季陶已经从武昌出发，进入四川指挥军事行动。
外有叛军日益坐大，内有政敌处处相逼，赵尔丰到了抉择的关头。
11月3日下午，四川司法厅厅长（提法司）周善培到总督府，赵尔丰的亲信幕僚吴璧华告诉他，赵尔丰与尹良起了极大的矛盾。吴璧华是浙江温州永嘉人，科举出身，公费留学日本，学习军事，被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聘请督练新军，先后担任兵备、参谋、教练等处总办，并主持讲武堂、测绘学堂、陆军小学。赵尔巽调任东北后，吴璧华留任在四川，并成为新总督赵尔丰的亲信。
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1元。从钞票上方，可以看到新的大汉国旗，中间一个“汉”字，十八颗黑星缀成一个圆环。
原来，赵尔丰到任成都之后，要与端方保持通信，没有密码，尹良就把自己与端方通电的密码本“家密”给了他，赵尔丰就用此与端方联络。尹良本是他的亲戚，又是他兄长赵尔巽一手提拔起来的，于公于私都是值得信任的人。但是，端方与赵尔丰不断疏远，甚至上折弹劾他，赵尔丰疑心尹良在其中做了手脚，就到电报局调取了尹良与端方的几十份电报来往底稿，用“家密”翻译出来，才知道：尹良最先告诉端方，赵尔丰“懦弱无能，不胜川督之任”，后来又说赵尔丰“老年昏聩糊涂”，而端方弹劾赵尔丰的材料很多就是尹良提供的。赵尔丰十分愤怒，几天都不和尹良见面说话。
周善培与吴璧华都认为，现在正是个机会可以说服赵尔丰将蒲、罗等人放出来。于是，他们请了大竹县的绅士陈崇基，动员了川路总公司的总经理曾培、刑部主事周凤祥，去向赵尔丰进谏，却都碰了软钉子。
只好由周善培、吴璧华去谈。两人商定，关键是要告诉赵尔丰，岑春煊和端方都要入川，如果自己不放人，被他们放了，人情就被他们做了。大局如此，端方这样强硬的人都变了风向要求放人，“与其等别人来放，何如自己先放？”二人又请赵尔丰之子进劝，谈了几次，赵尔丰有点心动了。
此时，四川青神县人、法部主事邵从恩从北京赶回。他先到重庆拜会了端方，而后回到成都。周善培、吴璧华就安排了他与赵尔丰的见面。见面时，邵从恩将端方怪罪赵尔丰的话都转述了，激怒了赵尔丰。
赵尔丰此时与端方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大敌。在端方等人的活动下，中央政府下令端方将赵尔丰“押解来京”，以“申川民冤愤之气”。同时，端方又派出幕僚朱山和刘师培前来成都活动，预备在非常时候由自己主导四川独立，甚至宣称自己并非满人，而是汉人，将自己的字“陶斋”说成是自己的本姓“陶”。四川局势成了端赵二人的争夺。
四面楚歌
11月5日，也就是在愤怒的赵尔丰弹劾端方“济乱”之后三天，赵尔丰被一场兵变震撼了。
陆军第十七镇一位排长、同盟会会员、年仅23岁的夏之时，在成都郊外的龙泉驿暴动。参与暴动的是驻扎龙泉驿的步兵、骑兵、工兵和辐重兵，总共230余人。他们杀死了军官及不愿暴动的其他士兵，然后往东开赴重庆，沿途号召新军造反，队伍得到扩充，人数达到400多，自号“中华革命军”，夏之时担任总指挥。
叛军进驻安岳城，与政府军发生激战，打败了政府军，声势大震。随后，夏之时率部近千人从水路赶往重庆，避开成都地区的巨大压力，去推动重庆的独立。
夏之时是四川合江人，字亮工（与清代骁将、曾经当过四川提督的年羹尧相同），他也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于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回四川，在新军中服役。成都惨案后，四川叛乱四起，夏之时被调派到龙泉驿。重庆方面的同盟会员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没有枪杆子在手，也没有军事经验，于是邀请夏之时率部东征。在枪杆子的护卫下，夏之时不费一枪一弹就在11月22日进了重庆，宣布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同盟会员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组建了步兵七标（团）和一个炮兵营。随后便掉转枪口，率兵西征，准备攻取成都。
此时，赵尔丰四面楚歌。川东川南75州县宣告独立，又传来了更为惊人的消息：北京沦陷。消息说，10月26日，隆裕皇太后改为垂帘听政，当天朝贺时军队哗变，“直入大内，将王公诸大老尽行杀戮，吴禄贞保监国率领皇帝、皇太后乘火车前往奉天暂住”。
10月中旬，同志军攻占资阳后，成都的电报通信被切断，赵尔丰与中央政府失去了直接的联络。成都“蔽塞不通”，“内外无闻”，“北京究竟是何景象”毫无所知。得到太后逃出北京的消息后，他在11月25日召集了高级官员会议，在会上“涕泣良久”，告诉大家“京师失守”。
其实，在11月12日的时候，赵尔丰就已经同意释放被捕的保路派首领。到14日预备放人的时候，颜楷的家属戚友多人买了鞭炮，赶到总督府的西辕门，预备在众人出来时大肆庆祝。这令赵尔丰大为反感和狐疑，临时改了主意，暂不放人。斡旋者赶紧通知各家家属，绝对不可刺激政府。次日，众人释放。在释放前，赵尔丰约见了蒲、罗等人，将端方、瑞澂、盛宣怀、玉崑等人的来往函电摊给他们看，说：“非弟之不情，实端、瑞、盛等迫弟至此耳，望诸君谅之。”
心灰意冷
蒲、罗等人获释后，立即发表声明，呼吁“息事归农”，“祸毒不可以再延，大局不可以再坏”，“约既废，路既保，保路同志会之事已完，则斯会可以终止”，目前的动乱已经造成“死者、伤者、鰥者、寡者、匿者、逃者，生命不知凡几矣；劫者、焚者、弃者、耗者、荒者，财产不知凡几矣。目前正当小春下种之时，若再旷日持久，兵不入库，农不归田，则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我全川七千万人之生命财产，岂复尚有孑遗”。
赵尔丰也发出公告，承诺减税免厘，呼吁解散同志会，把全省的精力集中到乱后重建和经济发展上。
但是，此时的局势绝非蒲、罗、赵等人可以把握的了。
11月18日，赵尔丰召见吴璧华，大吐苦水：“官我是做伤心了。朝廷既不要四川，我拿着四川有何用？但是交了兵权、政权，四川人不谅解我，谁能保护我呢？”
吴璧华说：“这自然要先定一个妥善的办法，不但为大帅，就为四川，也不能糊里糊涂放下就算完事的。”
吴璧华于是与周善培、邵从恩、陈崇基等商议，随后又会同蒲、罗等人筹划，忙了两天，在11月20日起草了一个计划，交给赵尔丰看。赵尔丰很满意，告诉吴璧华：“办法极好，谢谢他们，请他们明晚八点钟来两位代表，我当再和他们商量。”
清军的马克沁机枪手。
吴璧华立即电话通知周善培，周善培则约了陈崇基、邵从恩，次日晚7点钟到周府商议。吴璧华、周善培商议，在移交政权和兵权的同时，还要请赵尔丰做好军队的工作，以免军方节外生枝。
不想，第二天（11月21日）一早，赵尔丰就召见了军警负责人，表明了自己将把政权、军权移交给谘议局的想法，要求他们服从新政府，维护好秩序。赵尔丰说得极为伤心。会后，吴璧华立即致电周善培：“老赵真痛快，这是想不到的事。”
11月21日傍晚7时，吴璧华、邵从恩、陈崇基来到周善培家，几人商议，要在次日召集司道官员和士绅们开会，商定移交接收条件。同时还对军政府的框架进行了讨论。周善培拒绝出任副都督，几人定了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
看看赵尔丰接见的时间快到，吴璧华就请邵从恩、陈崇基一道去总督府。邵从恩突然害怕起来，说：“我不敢请求移交政权，万一他说我是革命党，一翻脸就要脑袋的。”
吴璧华说：“他已对军队明白宣布了，怎么翻得过来呢？”
邵从恩仍不肯去，周善培说：“天上落下一个金娃娃，也得人去到院子捡，不能落到床上来。赵督把四川全省政权、兵权和土地人民这样大的礼物送给四川人，你们连一句请求的话都不愿说，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买卖呢！”
几人争论到9点钟，总督府来电话催促：“士绅怎么还没有到呢？”周善培回答：“马上到。”并要求直接与赵尔丰通电话。在电话里，周善培告诉赵尔丰：“邵、陈二人感动万分，我同璧华再三研究，最好还是由大帅提出，不要他们先开口，才可表示完全恩出自上的意思。”周善培的确精通官场的游戏规则和官员心理，赵尔丰爽快答应。
邵从恩、陈崇基这才放下心来，同意去总督府。赵尔丰告诉他们：“我从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坏了，只盼望你们赶快替我补救。”邵从恩则回答说：“我们都是一般年轻人，在政治上毫无经验，以后还求大帅随时指示。”
次日，也就是重庆宣告成立蜀军政府的当日，赵尔丰在成都寰通银行内召集官绅会议，藩司尹良、提学使刘嘉琛、提法司尤愚溪（被端方弹劾后，周善培已经被免职）、盐运使杨嘉绅、智巡道予宗潼、劝业道胡嗣芬、陆军统制官朱庆澜、参谋处总办吴璧华，及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川绅代表共同与会，赵尔丰与蒲殿俊等签订了《四川独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赵尔丰将民政托付谘议局局长蒲殿俊，军事托付朱庆澜，他本人则带兵回川滇边务大臣任。
赵尔丰交权固然有避祸的考量在其中，但从军事上看，他依然手握雄兵，还有继续战斗的实力。他的对手是以会党徒众为主，扰民有余，作战不行，“败之数九而胜之数一”。赵的军队已经完全控制成都及周围的十几个州县，效忠于他的城防军有两万多兵力，军饷600多万两，足够持久战，而新军也还有一万多人及大量辎重，如果他要继续打下去，无论保路派还是同盟会，根本难以与之抗衡。尹良、田征葵等人也希望继续抗争下去，剿灭“叛乱”。
在新政权粉墨登场的时候，列强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四川这一巨变。新政府立即行文各国领事机构要求获得承认，列强中的老大英国总领事务谨顺明确答复：如果政体的变化不损害外国人的权利，那是由四川人民自己决定的事；然而，关于对那些变化正式承认的问题，领事本人无权采取任何行动，必须报告本国政府并等待指示。
至此，赵尔丰退居二线，深居在戒备森严的总督府内。一棵大树已经倒下，他却依然守着残枝……
1905年12月，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政府决心进行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1906年9月，清廷颁“预备立宪诏”，宣布“仿行宪政”。年末，清廷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从该年12月至次年6月，五大臣重点考察了美、德、奥、俄、意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