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被重新起用的高官站到了铁路舞台上——被打入政治冷宫的岑春煊被派往四川稳定局势，素有“官屠”之称的他，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两位省部级干部的互掐令朝廷十分为难。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指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养痈成患，启侮酿衅”，造成四川的局面日益糜烂，甚至担心自己带兵入川后，赵尔丰可能会挑动川民捣鬼，为此，他特别先派遣郑孝胥入川探路。而赵尔丰也指责端方躲在后方瞎指挥，忽左忽右，令本身有转圜余地的工作日益被动。
赵尔丰的胞兄、前任四川总督、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此时自然是悔青了肠子：本想让自己弟弟就近在仕途上再上一个台阶，然后平安退休，没想到把他推到了火坑里了。他此时无奈，只好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寻找更多人一起分担。赵尔巽向朝廷建议，在目前局势下断不可再派与铁路有关的官员去，比如端方，去了无用，反而添乱，而应该另派“川人所信仰大员”，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他没想到，这个金点子竟成了馊主意，宝贵的反应时间再度被官僚机器的超低效率磨损殆尽。
冷宫回暖
赵尔巽所说的“川人所信仰大员”，其实就是几位前任川督，分别是岑春煊、锡良及他自己。除了他自己担任着东三省总督、无暇分身，锡良病退在家，岑春煊被罢黜闲置了多年，都能运用。
赵尔巽的本意倒也没错，既然主管铁路的盛宣怀、端方已经被四川的保路派们称为“卖国贼”了，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则是左右为难、上下受气，派锡良或岑春煊去，比较超然，容易做和事佬。
没有资料显示，盛宣怀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岑春煊。如果非要查官场联络图，岑春煊是邮传部前任部长唐绍仪的儿女亲家，而盛宣怀与唐绍仪完全是不同山头的人马，即使不是敌人，也绝对不可能是朋友。
此时，端方在千呼万唤中带队出了武汉，却依然在湖北境内缓慢前进。盛宣怀终于无法忍耐，在9月13日致电赵尔巽与瑞澂，希望联衔会奏，改派岑春煊处理川乱，他认为岑春煊“其声威素著，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赵尔巽本是提议人，自然无话，而瑞澂也认为“川事非云老（岑春煊）不办”。
于是，又一个被“废物利用”的高官重新披挂起来，站到了铁路舞台上。盛宣怀、端方、岑春煊，这三个直接与铁路相关的高级干部居然都是刚刚被重新起用的。
岑春煊家世显贵，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其人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澂、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
岑春煊，曾任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保路运动令当时失意的岑春煊枯木逢春。
岑春煊的官运是从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出逃开始的。岑春煊是第一个迎接到太后与皇帝车驾的地方官，随即被提拔为陕西巡抚，后出任山西巡抚。1902年，他调任广东，但未及上任，因四川总督被撤职改赴四川代理总督，一举扭转四川官场的颓风，赢得了“官屠”绰号，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次年，岑春煊正式到广东就任两广总督，成为清末改革的弄潮儿。
岑春煊仗着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患难交情，在官场上表现很是强势，动辄弹劾其他官员，而且一劾一个准，人缘极差。此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为与庆亲王奕劻争权，便拉着岑春煊为一派，庆亲王则和袁世凯结盟，两派斗法。
庆亲王势大，在1906年趁云南片马民乱，奏请慈禧太后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称病不去，滞留上海。到次年春，他见袁世凯行情看落，突然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孙宝日记中写道：“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然。”太后召见后，亲自安排，岑春煊不需去云贵上任，改当邮传部尚书，入了庆亲王的权力后院。
在庆亲王与袁世凯的精心安排下，一幅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被伪造出来，指控他想为戊戌政变翻案；慈禧大惊，将岑春煊外放到两广。到了上海，岑春煊又称病不前，随即被开缺，打入了政治冷宫。
对起用岑春煊，朝廷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坚决反对。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岑春煊是长期的政敌；另一方面他在川路问题上与载泽、盛宣怀等政见完全不同，盛宣怀要引进的人他自然是要怀疑的。庆亲王告诉摄政王载沣，岑春煊若到四川去，恐终无宁日。
朝廷的分歧其实已经十分严重。早在成都罢市时，盛宣怀主张剿办，庆亲王说：“君阅历深，请拟一谕稿，大家斟酌之。”盛宣怀立即写就，结果庆亲王拒绝以内阁集体名义提交，说：“此谕我等不能署名，君实在要如此办则请径奏，由邮传部大臣署名可也。”盛宣怀“默然而出，颇以为愠”。照理说总理反对，该案一般很难通过，但经过载泽等人对摄政王载沣做工作，最后朝廷还是采纳了盛宣怀的剿办政策，下令端方带兵入川。四川暴动开始后，据当时报载，摄政王载沣接见了总理庆亲王、副总理那桐及徐世昌等，表示“川人如此嚣张，非严办不可”，并评价赵尔丰“我看他在巴塘办事颇得力，所以用他，不料到四川如此无用”。
鹰派与鸽派相持不下，在9月12日讨论四川局势的内阁会议上，一派要求“分别剿办”，另一派则要求“妥筹安抚”；一派要求“及时扑灭”，另一派则要求“销毁名册，一概不究”。还是徐世昌出来打圆场，会议才算没有闹僵，而最后发布的谕旨则综合了两派意见，成了个“剿抚兼施”的中庸文件。
太极高手
对于盛宣怀等人推自己出山，岑春煊是乐观其成的。但他不能轻易表态，一是要看看朝廷到底有多少诚意，二是要算算进退得失，毕竟四川现在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焦点，自己如处理得当，不仅能风光地回到政治舞台的核心，而且有望以力挽狂澜的中兴名臣的形象名留青史。
保举岑春煊，采用的是盛宣怀、赵尔巽、瑞澂三人联名推荐的方式。9月14日，盛宣怀致电在上海当寓公的岑春煊，说明成都危急、朝廷有意请其出山的相关情况。盛宣怀顺手给他戴了个高帽子：“公英锐，行必速，惟交通难，似可先发电报告示，晓以利害，劝谕解散。乱党怵公声威，当有不问。”
次日，岑春煊收到了至少三封来自北京的电文。第一封是盛宣怀的，告知他相应的组织程序已经走完，只等赵尔巽与瑞澂的推荐电报一到，就能公布，并告诉岑春煊已经将相应的文件档案投寄给他，问他何日能赶到武昌。
第二封电报就是煌煌圣谕，宣布：“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闻已就痊，着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解劳瘁，即着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上谕再度强调“剿抚兼施”的方略，并明确在岑春煊未到之前，端方先行处置。
第三封电报还是来自盛宣怀，这位作风细腻的部长对岑春煊的行程作了安排：从上海到宜昌，由招商局专轮护送，而从宜昌到重庆则准备借英国或德国的小军舰出行，“正值大水，若无阻，可速到”。
至此，面对遍地烽烟的四川局势，朝廷的应对阵容算是确定了：端方继续专门办理铁路国有事宜，岑春煊则负责剿抚“会党乱匪”，在岑春煊到来之前，由端方负全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他的下台已经毫无悬念，只待两位钦差大臣到位。同日，朝廷下令从陕西和湖北调派军队入川。
岑春煊在发给盛宣怀的回电中，在官场八股之外居然还有句口语：“川事闹到不可收拾，真怪。”
岑春煊的任命宣布后，他在上海何时动身顿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问题。9月17日，在京川籍干部们就联名致电岑春煊，恳请他早日动身，以便“川民早慰霖雨之望”，“上纾朝廷之忧，下拯川民之厄”。而重庆商会在发给旅沪保路会的信中说：“岑帅奉命入川，群情欢跃，乞请翁面呈惨状，恳设法急解川危。”
但岑春煊似乎有意打打太极拳。他致电内阁，提出希望带两广总督下辖的滇军部队入川，同时应先发通电文告，劝谕四川民众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或许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盛宣怀对岑春煊调动滇军大不以为然，认为远水不解近渴。盛宣怀通知他，端方已经主动要求在宜昌办公，请岑春煊赶紧入川。
9月18日，盛宣怀再度电催岑春煊动身，话语已经不耐烦。他说端方滞留在湖北，还可以解释为要与湖广总督瑞澂多商量细节，而你岑春煊滞留在上海就说不过去了，“可否请今晚速乘江轮赴鄂”。盛宣怀称摄政王已经表态，只要岑春煊入川就安排川督的位置加钦差大臣名号。着急的盛宣怀同时还电请瑞澂催促岑春煊动身。
岑春煊却丝毫不为所动，继续自己的打太极表演。9月18日他从上海发出了第一道给四川全省道府厅州县武营的命令，要求官员们对民众“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乱事拘拿在先者”，在地方安定之后，情节轻微的立即允许保释，情节严重的必须等他到后再行审判，“不得擅行杀戮”；如果“奉行不力，或贪功生事，一经觉察，立予严惩”。这一招根本就没有与工作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商量。各地电报局将电文直接送达州县政府，张榜公示，完全打乱了赵尔丰的此前部署，等于将前线将士及政府官员的手脚全部捆了起来。
随同这份命令的，还有岑春煊一份煽情的《告蜀中父老子弟书》，温情脉脉，娓娓道来，也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张榜公示，务使全川家喻户晓。这份公开信满是老友重逢的温情。
公开信开头就是：“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春煊则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遘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耶？”
上海吴淞火车站。岑春煊被慈禧外放到两广，到了上海称病不前。上海不仅股市成为全民赌场，也是各色官员的避难场所。
在公开信中，岑春煊与父老子弟相约，一切未决之事等他一到就“开诚布公，共筹所以维持挽救之策”。他还承诺“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杀一人”，并表示已经电令蜀中地方官吏“极力劝导，勿许生事邀功，以重累吾父老子弟”。
这封公开信同样也未经与赵尔丰的讨论，也未事先请示中央政府。两份公开文件等于在赵尔丰的背后狠狠捅了两刀，令局势更复杂。同日，岑春煊还接见了四川旅沪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向他们承诺将尽快释放被捕的众人。
岑春煊的行动令前方的赵尔丰及端方极为反感。《时报》分析说：“端午帅（端方）本与岑西林（岑春煊）有隙，此次岑奉旨会办川事，而旨中又撇去端不提，端更不免悻悻，益以岑公先期布颁告示，而释放蒲、邓，大有一切俟乃公来之意，端、赵皆为不平。闻赵日前有电奏到京，指斥西林专擅，词意极为愤懑，大致谓岑并非地方官，身未到川而已先期发寄告示，指授机宜，并不与督臣会办，其所措施，实与目下实情不合。”
首先反弹的是端方。9月19日，端方致电中央政府，认为既然将川事委托岑春煊，在岑到任前自己代理之事实在困难，“必然处处掣肘”，“为私计，只有力请辞让”，而为大局计则应该将川事全权交给自己处理，让岑春煊专门管理粤事。因为，广东虽然表面平静，但一贯是造反的源头，必须由岑春煊这样的重臣去坐镇。这一建议等于要求中央收回岑春煊的任命，而他则情愿将自己的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权力分一半出来。
对于端方的这种敌意，岑春煊当然能够感受到。次日，岑春煊正好得到情报说成都之围已解，他顺势请求中央政府收回对自己的任命。在电报中，他提出只要“朝廷开诚布公，不妄戮无辜一人，不短少路款一支”，赵尔丰自能应对，他就不必再入川。吊诡的是，这位似乎处处想维护同僚间和谐的老干部，却又同时致电内阁，提出应将被捕诸绅释放，这样可望“民气稍平，有所希望不至酿成巨变”。他甚至提出，只有将川路公司的所有用款，包括浮滥与亏损都承担下来，给川路公司足额返还所有的款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显然，他要么是没有很好地做功课，忽视了之前中央花了很大的精力才确定的补偿原则，特别是款项发还方面，如何确保一般小股民的款不被中途克扣截留；要么就是明知故犯，与王人文、赵尔丰一样“邀名取宠”。
内阁对他的建议是大不以为然的，在将电报转给邮传部处理的批示中，明确说：“此次川匪肇乱，纯系藉端煽惑，隐有逆党从中主持。”这就是说，岑春煊自觉不自觉地，在基本的情况判断上与朝廷完全不能一致。事到如今，朝廷也没别的选择，就是指望岑春煊出面能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看朝廷未理睬自己的分省管辖的建议，端方又在9月27日致电北京，再度要求阻止岑春煊入川，以免两人权限不清，难以合作。而看到自己有关全额发还路款的建议未被采纳，岑春煊也在9月29日提出辞职。辞职未被接受。次日，盛宣怀致电岑春煊解释说：从四川的局势看，已经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四川的保路派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即朝廷废除已经签订的对外商约。盛宣怀表态，到了现在这种局面，他本人并不反对完全还款，但此时绝对不能再纠结于这个问题，毫无用处。
岑春煊勉强赶到了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澂进行了会商，瑞澂丝毫不能同意岑春煊那脱离实际的计划。9月30日，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岑春煊“不办首要、股款全退”的主张是荒唐的，如果继续让岑春煊负责的话，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肆其影响，将及他省”。10月2日，瑞澂再度致电盛宣怀，指责岑春煊“持见既偏，又多成执，又不能原谅局中人办事之难”，必须阻止他入川。
岑春煊感觉到了自己与第一线官员们的巨大分歧，同日致电朝廷再次请辞，说既然端方已经入川，自己就没必要再去。朝廷已经对这位扭捏作态的老干部失去了耐心，尤其是他的取悦于民（其实是既得利益者）的办法，乃至他还提出要朝廷下罪己诏，都远远超出了朝廷的底线及忍耐程度。看到岑春煊自己再度请辞，朝廷当即回电，同意他休假“养病”，暂缓入川。盛宣怀迅速致电端方，催促他“星夜入川”，并转告他，摄政王已经表示端方目前“有进无退，总须到渝，一切自有解决”。同时暗示，只要他能赶到重庆，就可能出任四川总督。
湖广总督瑞澂。1911年5月，瑞澂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积极推行铁路国有的政策，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
岑春煊“养病”期间，从北京到成都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官员士绅们或给朝廷上书，或给岑春煊本人写信发电报，恳求他立即入川，甚至有相当肉麻的说法，“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云霓，无论如何必当力疾一行，以慰川民”。川籍京官们明确表示任何人都比赵尔丰强，赵熙奏折中所说“赵尔丰始疑川民，继疑川官，以将错就错之谋，成愈剿愈乱之势”，应该就是他们的共同意见。其实，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正是朝廷的指挥混乱、忽左忽右，才造成赵尔丰的艰难处境。
身处风口浪尖的赵尔丰，是这场混乱的官场游戏中最艰难的一个角色。朝廷对他不断申斥，派出岑春煊顶替他的位置，又让端方带着湖北的军队前来助剿，有功绝对不会属于他，有过则是他第一个承担，这种处境令他寒心且伤心。
其实，在朝廷任命岑春煊之前，端方是雄心勃勃要把赵尔丰赶下台的。他倒不是看重川督的位置，而是瞄准了瑞澂坐着的湖广总督宝座，这也是他曾经的位置。他曾致电朝廷，在痛斥赵尔丰的同时，建议撤去赵尔丰用瑞澂取代。正是在这种考量下，他在湖北迟迟不动身，明确表示自己与养虎成患的赵尔丰政见不同，无法共事。但朝廷偏偏就“不解风情”，表示你的职务既然是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当然要入川办公。围绕着官场关系的猜测，也成为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时报》就曾报道说，赵尔丰欢迎岑春煊而不喜欢端方，因此催岑春煊赶紧入川；而《民立报》又说，赵尔丰嫉恨岑春煊，设法阻止其来川。
根据比较可靠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发给伦敦外交部的报告，赵尔丰曾致电岑春煊，说成都危急，盼岑早日入川，而致电端方则说“川事大定”，只有成都之外才有小股匪徒。岑春煊知道了这两封完全相反的电报，大感疑虑。就在高级干部们大玩心眼的时候，就在拖延了近一个月的端方带着湖北军队从重庆开向成都的时候，兵力空虚的武昌城内一声枪响，被革命党渗透了的部分新军在10月10日举行了武装暴动，史称“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
保路运动与大清帝国一道出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