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林立的报刊，无一不是某一机构或组织的喉舌，是与枪杆子同样重要的笔杆子，是投枪与匕首般的政争武器。在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只能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与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
人们已经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就在枪声响彻四川总督府之前的数小时，当天上午出街的川路公司机关报《西顾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政府“倒行逆施，任一般人之奔走号呼而卒不之恤，是亦实行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故智也”，提出“罢市罢课抗租税等手续，不过对横暴政府之一种方法耳，实则吾川人今日所当共表决心者，莫外乎死之一道”。这篇社论公开宣称：“与其独死，毋宁同死；与其死于异日，毋宁死于今日。”号召读者与政府同归于尽。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报纸的运作规律，当日的报纸最晚已在前一晚完成了所有的编辑和印刷作业。一切都太蹊跷了——
9月5日，突然出现带着颠覆倾向的《商榷书》；
9月6日，《西顾报》号召“同归于尽”的社论开始进入印刷程序；
9月7日，在官方逮捕保路运动首领们的同时，民众冲击总督府，警卫开枪；
9月8日，近10万武装黑帮打着“同志军”的大旗，将成都城团团包围，粮食不让进，粪便不让出……
难道这都是巧合吗？绝难相信，这幕后没有一个严密的计划，在推动着局势一步步发展到刀兵相向的地步！而官方的逮捕行动，正好为这个可能的计划链条补上了最为完美的一环。
投枪与匕首
赵尔丰下令开枪后，第一道指令就是立即查封《西顾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保路派的宣传机器。
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缴除敌人的武装是很正常的行为，而除了那些租界内洋人办的报纸外，大清国林立的报刊无一不是某一机构或组织的喉舌，是与枪杆子同样重要的笔杆子，是投枪与匕首般的政争武器。
真实与真相从来就不是大清媒体的使命，不择手段的政治攻击、舆论引导（无论“正导”还是“误导”）才是其第一任务，不同派别的报纸相互之间的区别无非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胜者王侯”与“败者贼寇”的分野。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大清国的第一波办报高潮是在戊戌变法期间，第二波则是在辛丑变法（1901年）期间，尤其在清政府明确宣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报纸开禁的同时，清政府试图以法制化的方式加强管理。1906年7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由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制定颁行。1908年3月，《大清报律》经宪政编查馆审核议复后，正式公布。该法律几乎完全套用了日本的报律，限制性的内容也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主要涉及司法独立（禁止旁听或未经宣判的案件不得报道）、军事机密、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将大清国的社会制度作为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严禁报刊刊登“淆乱政体之语”。1911年，《大清报律》作了修订，颁布了《钦定报律》，减轻了处罚力度，但丝毫没有放松对“淆乱政体”等言论的处罚。
国家机器对于新闻媒体进行限制和管理，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对于大清国而言，更为符合朝野上下对新闻媒体的定位。在时人眼中，媒体的作用首先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说得很透彻：“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盛世危言·日报》）同时，媒体也是救亡图存、打击敌对势力的武器，郑观应说：“东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
在当时的政府、立宪派及革命派之间，媒体工具论成为极少数他们能实现共享的认识。康梁自戊戌政变流亡后，便将报刊作为武器，发动了针对慈禧、荣禄等的宣传战。梁启超晚年曾明确承认，当时的不少文字毫无事实可言，不可采信。而革命派的报章对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尸山血海的推崇，更是不绝于书。
在这些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只能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与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各方的手法也如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清政府全力动用公权力，胡萝卜加大棒，确保喉舌发出该发的声音，不允许随意叹息，即使弄得千报一面，“摭饰浮词，雷同附合”（宣布停办《时务官报》的上谕）；另一方面，反对者在机关报上猛打机关枪，“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双方竞相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对方打扮成魔鬼，“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郑观应语）成为笔杆子热战的主流，至于民众的知情权无非是广告词而已。
李鸿章在1896年访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陈：“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在大清国，党同伐异成为各种政治派系共享的主流思想，诚信和公理则成为全社会的稀缺资源，民意便成为群雄追逐的“鹿”，媒体就只好成为投枪与匕首。
信息战
那份在惨案前夕号召民众与政府“同归于尽”的《西顾报》，诞生于1911年7月26日，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的一个月后。
在此之前，一份名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的日报已经创刊，作为同志会的机关报，而这份《西顾报》则作为川路公司的机关报。办报是一件烧钱的买卖，这对这两份机关报来说并不是问题，经营混乱、建设迟缓的川路公司在这方面十分大方，拨出了巨额专项经费——当然，并没有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尽管他们总是指责政府的决策没有征求股东们的意见。
《西顾报》从创刊到9月7日被查封，历时44天。这44天中，每日出一大张，除第四版刊登广告外，其余三版大部分都是有关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内容分为社说、京外纪事、本省纪事、要件、时评、文苑等，还间插漫画。《西顾报》的发行量日均8000余份，罢市罢课后增至14000余份，而8月5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次日的报纸印量超过15000份，仍供不应求。在一个波诡云谲、变化频繁的非常年代，信息的饥渴是一种通病，即使提供的是鸩酒，人们也照样饮鸩止渴。而恰恰在信息的供给方面，政府的庞大身躯难以灵活应对，舆论阵地成为反对者们占压倒优势的主场。
川路公司从来就不屑于掩饰自己与同志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关系。在同志会成立的首日，“经费拮据”的川路公司拨出了4万两白银作为这个“独立的群众社团”的活动经费，这在当时绝非一笔小数目。同志会迅速用这笔经费中的一部分创办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后来考虑到“政治法律之观念不能尽人而具。至于条约解释，更不能望于众人；若非白话报浅明剖晰，不能尽人皆知，若无杂志日报，亦不能收罗宏富，印证明确”，“邓慕鲁、朱云石之杂志，池汝谦之《西顾报》，江叙伦之白话报，乃应时而起焉”。仅在两个月之内，保路同志会就创办了《保路同志会报告》《白话报》《蜀风杂志》《启智画报》和《西顾报》5份报刊，“干枝相扶，严整成阵”。保路同志会成立仅半个月，“文牍部则发出印刷刊物十六万有余件”，机关报的效率与机关枪相仿，进行大面积的信息饱和轰炸。
对于《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主办者保路同志会文牍部宣称，将以“尽笔墨之能，从种种方面，以期贯彻本会破约保路之目的”，其主编就是因发表《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而著名的邓孝可。这份机关报创办于6月26日，仅创刊号就印了3000份，随后印刷量不断攀升，到7月中旬已增至15000份，最多时达五六万份。从创刊到7月22日，日出一期，但随后因纸张匮乏，改成双日出版，直到9月7日被查封。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分纪事、著录、报告、诗歌、附件等专栏，每张四小版，约数千字。它在为“破约保路”做宣传时，也从来没有忘记为自己摆功。它曾经报道说四川妇孺们“每日望本报几如望岁，及得报展读，涕泪横流，且阅且哭……每读令人欲哭耳”，甚至连保宁（属阆中县）这样“距省七百余里”的偏远地方，“该地绅商闻盛奴夺权卖路事，愤恨如烧，立欲知其详情。特专捷足，兼程星驰三日有半，抵成都购买保路同志会出版报告各件”。
《西顾报》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自己报道说，有老者读《西顾报》，“于街口演讲……闻者为之愤恨……闻者又为之凄怆而流涕。报纸感人，如此之甚……”
赵尔丰同时查封的还有《蜀报》，是四川谘议局的机关报。《蜀报》创刊于1910年8月19日，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兼任社长，朱山任总编辑，吴虞、叶治钧、邓孝可等任主笔，集中了当时四川的一批笔杆子。
成都皇城（贡院），后来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
《蜀报》是继《四川官报》之后四川的第二家报纸。四川虽穷，但谘议局是个权力很大的机关，在这些方面很舍得花钱。《蜀报》纯用白皮纸，印刷精美，定价高达4元8角，绝非普通读者所能问津的，多数还是机构消费者公款购买。报纸当然是亏损的，但堂堂立法机构为自己的喉舌拨点专款，还是很轻松就能搞定。
《蜀报》实际上是第一份党派控制下的机关报，当然，这个党是很松散的所谓“立宪派”，就是掌握谘议局实权的少数人及围绕他们的一群人。本党派的喉舌自然是本党派的利益高于一切，只为本党派说话。《蜀报》的言论因此极其大胆出格，对于任何自己不满的人和事，帽子扣得很大——不以危言，何能耸听呢？
“小说日报”
在保路运动中，《蜀报》吹响的第一声冲锋号就是邓孝可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在只掌握微量信息的前提下，邓就大胆假设、不须求证，将盛宣怀定了“卖国”的罪名，这成为保路运动乃至日后各种群众运动中动辄上纲上线、党同伐异的滥觞。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慨叹：“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纭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这些投枪与匕首被同志会的演讲员及罢课回乡播撒种子的学生们带到四川的各个角落，占领了舆论阵地。在这种宣传战中，真相与信息公正都已经退居到第二位，多占地盘、不择手段地压倒对方才是最关键的。细细查看这些报纸，除了转载的公文、电报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新闻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艺术再加工，而且套话、假话、空话连篇，简直成了“小说日报”或“废话日报”。
为了吸引民众，危言耸听之外，这些媒体还都有另一个共同特点：文字浅显。如“同志会，何由成，同胞听我说原因。有一个，卖路臣，他本江苏武进人。盛国贼，现是个邮传大臣。上蔽君，下压民，借债送路太专横。借外债，甚吓人……”就是民间的打油诗，琅琅上口。
国家大事也都被简化和形象化。在各期各版的“眉边”和“脚边”，反复刊登一些口号，比如“路是人修，钱由人管，路是白送，外带认息”，“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夺路夺款，又不修路”，“果欲保国，必先保路，保路保国，即是爱君”，真假不论，但明白易懂，效果很好。再比如：
国家把法律来散布，管得了天子和百官，管得了人民都不敢犯，立宪国精神在此间。凡事都照法律办，包管事事得平安……京城设一个资政院，各省的谘议局都设全。设这个局院为哪件，为的要把法律编，为的年年出议案，议国家的事要靠议员。既是铁路收回国办，外债又借了金镑千万两。借债收路事非浅，就该交局院议为那端。看来他（盛宣怀）是大粉脸，忘了法来欺了天。国家听他胡乱干，看看法律被摧残，看看要成假立宪，看看铁路要卖完，铁路卖了真危险，亡国就在眼面前。
在煽动仇恨和暴力方面，这些宣传手法是能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的。《西顾报》就毫不掩饰地鼓动说：“练民团制造好军火，习武艺一齐供达摩……我们又有本事又有联络，不怕官府那还怕差哥。倘有那不肖官吏来捕捉，鸣锣发号我们蜂一窝。一家有事百家来聚合，他的手快我人多。钢刀砍不完七千万人头脑壳，哪怕尸骨堆山血流河。有死心横竖都战得过，战胜了我们再打收兵锣。”
当然，也有文化含量稍高的作品，比如将一些经典改编为山寨版：
风萧萧兮锦水寒，铁路一去兮不复还，
路权失兮国土残，呜呼一歌兮蜀道难。
风萧萧兮锦水寒，合同瓜行兮债如山，
债如山兮民力单，呜呼二歌兮政策蛮。
官方是不能坐视宣传舆论阵地被夺的。在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力支持下，官报书局总办余大鸿匿名印行了一种日报《正俗新白话报》，为官方进行宣传，反驳保路派的攻击。单就发行量而言，与动辄上万的对手报刊相比，官报十分少得可怜、僵硬得可怜，只能通过政府渠道由下级认购，无人愿意主动购买，这也造成官方缺乏信息发布的有效渠道，处处被动，好像拿着一挺生锈无法使用的机关枪坐以待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