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光绪皇帝，活着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在一夜之间会成为成都罢市的总指挥。保路派们动员了近百小学生，抱着光绪皇帝灵牌，一路游行到总督府请愿，哭声震天。
1911年8月25日，成都城内三万多民户，家家大门上都贴了一张黄纸，上写“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十个大字，取代了原先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位置。在神位两旁，则是“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列小字，都是从上谕中摘出来的光绪语录。
成都主要街道上，人们兴奋地扎着“圣位台”，用黄纸、竹片和浆糊为光绪皇帝搭灵台。大小官员和行人，经过任何一个“圣位台”都必须下马下轿，鞠躬行礼后才能前进。成都一下子成了一个“步行城”，令平时从无机会骑马乘轿的底层百姓们大为欣喜。
之前一天的晚上，全城就响彻了军队跑步前进的整齐步伐声、口令声和枪刺枪托的撞击声。来自陆军六十七标（团）、六十八标（团）及巡防第一营、第四营的军警，荷枪实弹，上了刺刀，布满了成都主要街道及政府机构、外国领事馆、教堂等重要场所。本地媒体感慨，这是成都200多年来首次经历这种紧张局面！
罢市前夜
一切都从前天（8月23日）开始。
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向总公司转来了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电文，中央政府明确宣布，根据川路公司章程，重大变更必须由政府决定。先前因李稷勋“擅自”与政府合作而宣布罢免其职务的股东会决议被政府否决，李稷勋留任宜昌分公司总经理。
次日本是初一，股东会休会，但是保路派们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大会。上午10点，数百名与会的股东代表们都被召集到了川路公司的会堂。股东会会长颜楷向大家通报了政府的态度。吊诡的是，这么重要的情况，他居然并未宣读政府的电文原稿，而是“约忆重要数端”：
一、修路仍支川款。
二、反对国有的是“少年喜事之人，并非公正绅董”。
三、要求川督用严厉手段对付非法聚会。
显然，这样从政府电文中断章取义的传达是十分片面的，尤其是第一条，宜昌路段“不停工”、“在交接前继续动用川款”及“交接时通盘核算”，这是一个完整的方案，动用川款只是在交接前维持运转的正常手段，与“夺款”毫不相关。但是，股东会高层却故意传递了一个不完整的信息，补偿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最终被全体股东误读成政府不仅“夺路”，而且“劫款”，甚至还把所有反对者污为滋事少年。
这种完全失真的信息传递当场就引爆了群众的情绪。“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顿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时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数起。有茶碗破裂声、几案倒声，满场热焰欲烧。”在这种情绪下，有人高喊罢市、抗税。股东们普遍认为，两任总督王人文、赵尔丰等都先后为川路公司代奏，而中央政府依然不听，只相信远在北京的盛宣怀及武昌的端方、瑞澂，已经无法再依靠政府，必须靠自己的行动了。
午休之后，会议在下午2点继续进行，依然是人山人海，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哭喊叫号声亦如午前”。多数人“欲上督院匍匐陈明我等罢市、罢课、罢捐之举动”。此时，攻击的矛头依然是“荧惑朝廷”的“盛奴”，而非“我等爱戴之赵制军（总督）”。罗纶、邓孝可等人担心人多反而误事，便提出只派代表去。
此时，股东会上的风声早已传出，街面恐慌，已经有店铺开始关闭。与会者催促主持人赶紧散会，众人还没散尽，街道上的店铺已经关闭了一大半了。当天，米的价格就飙升到了1500文一斗。
被推作代表的罗纶、邓孝可等到达总督府门前，正好碰上谈话出来的会长颜楷等，几人便又一同面见赵尔丰。赵尔丰对罢市的举动很不满意，认为为了抗议邮传部而在四川罢市，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如果为了抗议川督而罢市，他自问没有对不起川人之事。他说：“四川争路，本很文明，因此王护督和我都帮助致电政府。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还能说文明吗？欲得日后的事好办，须得本日仍旧开市。”代表们也只能表示回去再劝说大家，并且强调罢市毕竟不是暴动，还请大帅理解和维持。
离开总督府后，几个领导人便邀请各街道的同志会负责人当晚开会。而根据提法司周善培的回忆，会议其实是由他布置巡警道徐樾与川路公司共同召集的，与会者是各街道的负责干部（街正），会议力图统一大家对当前局势的认识，即先保住秩序不乱，再想法开市。
会议于晚上9点在川路公司召开，来了好几百人。先请藩司尹良讲话，他坚辞了，又请巡警道徐樾讲话，他也怕说错，不肯讲。最后只好周善培代表政府讲话，毕竟街正制度是在他5年前担任巡警道是建立的，街正们一大半都和他相熟。
周善培讲了40多分钟，说罢市会造成民生艰难，罢市本是为了争取同情，但很容易被人趁机利用，因此维护好秩序是第一位的。他建议还是要紧紧依靠街正们，再由各街公举几位公正明白人担任纠察，配合街正。街上出现暴动者时，大家应该立即报请街正出面劝阻，如果不听，再采取强制措施；巡警退居二线，即使巡警发现暴动者，也必须先请街正劝阻，无效时再动用警力强制执行。众人欣然同意。
成都皇城附近街道（摄于1910年）。
散会后，同志会的告示贴遍了成都城，约法五章：一、勿在街市聚众；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柴米油盐等饮食照常买卖。这在日后的主流史家眼中，成为保路派革命不彻底的证据。
在成都将军玉崑8月26日发给北京的家信中，这位敏感的满洲将军认识到：“以刻下事论，将来怨久愤深，必有大兵劫可虑。”历史证明了，他又一次判断正确。他认为，川事之所以日益糜烂，首先就是前任川督赵尔巽存了私心，选了不熟悉四川政务的胞弟赵尔丰继任川督；其次是代理川督的王人文为了“见好百姓”，一味纵容，酿成大祸。赵尔丰虽然精明，但不熟悉川务，而且性格刚毅，有“赵屠户”之称，四川形势绝不乐观。玉崑说，现在既不能得罪保路派，也不能帮着他们向朝廷说话，“言者多败多事，多事多害，以免后悔……”
死城微澜
罢市第一天（8月25日），除了在大街上搭建“圣位台”的民众之外，整个成都城仿佛成了死城。
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知府于宗潼等，分别赶到商业场和事务所等“CBD区域”进行演说，号召开市，但听者寥寥，店铺基本上完全关闭了。
第二天，提法司周善培等政府官员也分段演说，号召开市，毫无效果。罢市也已经蔓延到了成都下属的16个州县、绵州下属的5个县、资州下属3个县、眉州下属3县及嘉定府、叙州府、泸州府、重庆府。
这一天，保路派们动员了近百小学生，抱着光绪皇帝的灵牌，一路游行到总督府请愿，哭声震天。赵尔丰接见了他们，同意将他们的要求代奏中央政府。这批小学生示威的人数，根据驻军司令、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师长）朱庆澜发给陆军部的报告，约七八十人，而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则说有200多人——陆军的内部报告毫无缩小数字的必要，但同志会的报道却绝对有夸大数字的需要。
成都市面虽然萧条，但秩序还算井然，除了物价飞涨，交通拥堵成为最大的问题。而堵塞交通的就是大量跨街搭建的“圣位台”。
这一天午后，打金街正在搭建圣位台，忽有某局某科员乘坐三人拱杆轿子飞奔而来。街邻喝令其下轿，轿子里的小干部不高兴了：“你们供奉皇帝如是之多，我岂能处处下轿？”众人大怒，喝令拉出轿来，饱以老拳；几个轿夫一看，“回头大吼狂奔而去”。野史也记载，成都县令出门办事，民众呵斥他为何见了光绪皇帝神位不拜，他只好出轿，“一路皆神牌，则一路拜，拜不已，遂逃归不敢复出”。这些林立的圣位台，“不光轿马过不得，益且驼牛等类都过不去”。这成为下层民众最为扬眉吐气的玩具。
打着光绪皇帝的牌子，这一手法显然避开了犯上作乱的敏感，郭沫若认为“这个策略在当时的指导者中可以说是杰作”，“它在当时的效力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
面对圣位台，官员们是哭笑不得，赵尔丰被迫在8月26日向中央政府专电请示，这些圣位台已经大大阻碍了交通，“可否敬谨将万岁牌焚化，夺其所恃”。保路同志会也深感不便，出面呼吁民众勿在街心搭建灵台，他们用的理由很有特色：如果下雨淋湿了圣位灵牌，就可能授人以柄。
光绪皇帝画像。成都罢市打着光绪皇帝的牌子，这一手法显然避开了犯上作乱的敏感。
即使到此时，赵尔丰仍坚决抵制了中央政府要求坚决镇压的指令，认为罢市毕竟不是暴动，“碍难严究”，只能多多加强警戒，但“争路狂热，深入人心，从前警兵，时有哭泣者。军队中则良莠混杂，且皆系本省之人，默审情形，殊不可测”。
赵尔丰的退让并没有获得对手们的尊重和配合。
8月27日的《西顾报》刊登了一篇杀气腾腾的社论，公开提出：“吾川人即食政府之肉，寝政府之皮，亦不为过，区区罢市，何忌何疑！”文章希望“各街各市，坚持到底，勿为浮言所动，勿为甘言所诱，则成命或可望收回”，不然就是“同归于尽”。同日，赵尔丰连续致电内阁，认为在目前局势下，四川的兵力根本难以防范大的变乱，“环顾左右，艰窘万分，一发难收，大局不堪设想”，政府不能采取强压的办法，必须变通转圜。
8月28日，赵尔丰和成都将军玉崑联名致电内阁，代奏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电文中再度强调：“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人心一失，不可复收”。当日，端方则参劾赵尔丰已与王人文“沆瀣一气”，“庸懦无能，实达极点”，建议中央政府先派重臣赴川查办，另派袁世凯出任四川总督，要求果断行动。
成都的私人院落（摄于1910年）。
8月29日，端方再度致电内阁，弹劾赵尔丰，要求另派四川总督。同日，湖广总督瑞澂致电盛宣怀，同意派兵入川，要求中央政府责成赵尔丰采取强硬措施，恢复四川的社会秩序。
8月30日，中央政府要求盛宣怀和端方将川路公司的纠葛情况妥速清理，明示办法，以释众疑。这说明此时中央政府仍然是希望和平了结，以为只要把中央政府的方案苦心解释清楚，就能消弭大乱。他们哪里知道，保路派已经在民众与中央政府之间建起了一道高大的信息防火墙，任何信息只有经过他们的过滤和修改才可能被传达。
同日，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亲自致电赵尔丰，说明借款收路不便交由资政院的苦衷，已将收路和查款变通处理，希望扭转目前局面，请川人顾全大局。赵尔丰则回电说，现在的问题焦点是川民认为借款未经议会批准，有违宪法，而且，英国领事也已经表态，川路可以剔除出四国银行贷款的范围之外，由川民自修。
8月31日，端方、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赵尔丰无能，败坏川事，要求立即派重臣前往镇慑。此时，罢市已经“南至邓、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西顾报》更是将罢市上升到了“吾中国可以不亡”的高度。
局势日益失控，重庆海关的英国籍代理税务司施特劳奇致电北京总署，认为商人们“被迫于公众意见和恐吓而宣布罢市”，“官员们看来已丧失了他们的一切影响，事态的控制权已全部掌握在保路同志会手中”。
抗粮抗捐
罢市一周后，保路派们见局势依然僵持不下，失去了耐心。
9月1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将军玉崑致电北京，联袂请求辞职，要求召开御前会议弹劾盛宣怀等，火速寻求救急弭乱办法，“不可由盛宣怀敷衍操纵”。地方班子要求总辞职的消息，迅速由列席股东大会的四川提法司周善培公开宣布，这不啻是在激昂的民气上浇上了更多的火油。当天的股东大会立即决定抗粮抗捐，“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并且“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出了拿起枪炮，武装保护家园。事态升级了。
第二天，保路同志会开会决定，号召各校学生离校回乡，协助各地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斗争，将成都的火种带到四川各地去。随后，川路公司干脆在藩署内设立股东办事处，专办抗粮抗捐等事，等于夺了政府的财权。
《西顾报》的社论说：“今政府夺路劫款，断送路权于外人，是放弃其应负之义务也，既放弃其应负之义务，则其应享之权利，应即归于消灭，而吾民与政府之关系，亦于斯而断绝……故吾民今为权利之主张，势不得不为相当之抵御……即于罢市罢课之外，实行罢税罢租是也。”邓孝可则公开宣称，实行抗粮抗捐比罢市更能钳制政府。
当天，中央政府命令端方火速带兵入川，命令赵尔丰切实弹压解散。赵尔丰致电内阁称不可强压，否则一旦引发暴动会牵动全国大局。此时，英国驻成都领事突然拜访了提法司周善培，表示如果是因为对四国借款合同不满，可以提出修改合同。周善培问：“合同已经签了字，还能修改吗？”英国人说：“合同是商人的事，政府决不会为本国商人一点利益使四川人受这样的痛苦。请你通知铁路公司，问他们对合同哪几条有意见，快提出来，我可以打电话给北京英国公使，请他设法劝商人修改。”
周善培大喜，连夜通知川路公司，提出了十点修改意见，并翻译成英文，次日便送达了英国领事。随后，英国领事回函，说已经急送北京使馆，一周内必有答复，希望川路公司“转告成都人民安心暂待，勿过忧虑”。9月3日，赵尔丰向周善培表示：罢市已经第十天了，依然看不出有什么停歇的希望，只能再度联名致电中央政府，指出拖延下去，局势将万分危险。于是，军、督、司、道等官员集体致电中央政府，同时通告英国领事的态度。
吊诡的是，推动抗粮抗捐的居然是成立于8月29日的所谓“官绅联合维持会”，除了保路派还有不少官员也参与其中。根据周善培的回忆，用抗粮抗捐取代罢市是考虑到罢市直接影响民生，而抗粮抗捐则会刺痛中央政府。
在9月4日晚的官绅联席会议上，罗纶就明确说：“罢市太久，想拿罢税罢粮来转移群众视线，开了市再想办法。”周善培则说得更为直接：“罢市已经十二天了，成都人受到无数痛苦，政府远在北京，一点也不感觉，不知道四川人希望的迫切。军督（将军与总督）联名两次电奏去了一星期，到今天也没有得到答复。政府从容不迫，可见罢市不是感动政府的武器，只是四川人民自受痛苦。应该想一想，一件武器无效，是不是应当改换一件武器呢？”已经是毫不掩饰地公开鼓动。
玉崑在家信中说：“刻下民心固结，已成团体，决意死争，水火之势，两不相下。”商铺依然紧闭，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巨大的影响，“土匪遍街静听，乘机而起，新军、防军均系本地，难免结心，临事恐难应手。”各种股东会、同志会、协会、维持会等名目繁多，而且都设立严密的机构，发放薪水，各州县解送省藩库的60多万两款项被阻挡不得入城，“种种形象真如悖逆”，“将来定必决裂”。他自己感叹道：“可叹我到川甫及半年，未尝一日省心，未受一日之福，又蹈庚子景况也……如无福，事出意外，亦是命也！”
至此，川路公司及四川的立宪派们想把运动控制在避免暴动的范围内的努力，彻底失败！
同日，赵尔丰、玉崑等终于等到了中央政府回电，心头一凉：传旨申饬，同时严令端方带兵入川。此时，同盟会刘安邦等人正在长沙密谋武装暴动，四川帮会的人也在加紧准备，大爆炸即将到来……
成都教会建筑（摄于1910年）。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
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晚清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他们代表的是湘军、淮军，是洋务派，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的书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