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怒马如龙，终于到达成都。此时，距离川路公司的股东大会还有两天，成都城里熙熙攘攘，到处是来自各州县的股东代表以及看热闹的人。有人盼这乱局赶紧结束，有人则唯恐天下不乱。
65岁的赵尔丰头发和胡子都已经花白，肤色却是黝黑发亮，这是长年生活在雪域高原的缘故。当官，尤其当大官，本是大清国最安稳的好职业，但在这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份职业的风险大大增加。赵尔丰本以为，调任四川总督，可以在仕途上平安降落并安度晚年，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面对的这场起源于经济纷争的群体性事件会造成一个帝国的覆灭，最终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如履薄冰
所有的人都盼着赵尔丰早点到任，朝廷是三令五申催促上路，而川路公司方面也派了专人赶到新津去迎接。毕竟，王人文是暂时代理总督，在日益尖锐的冲突之中，他的身份十分尴尬，很难做出大的决断。朝廷总是觉得他过于软弱，纵容了保路运动，使一场本可以消弭在萌芽状态的经济冲突酿成了越来越旺的遍地野火。而保路派虽然觉得王人文与他们同心同德，但毕竟王人文在很多具体问题上都无法拍板。赵尔丰到任，各方都能看到这场游戏即将走到尽头——无论结果如何。
川路总公司总经理曾培派了邓孝可、叶秉成到新津去迎接，并将周善培也硬拉了去作陪。周善培本是商业厅厅长（劝业道），是省政府中最熟悉川路的干部，但他刚刚在7月7日接替因年老退休的江毓岷接任司法厅厅长（提法司），他觉得自己的职务已经不适合再和川路公司的代表一起去迎接赵尔丰。曾培因此请示了王人文，由王人文下令，周善培才接受了这个任务。
三人在新津等了两天，没等到赵尔丰，连前站邛州（今邛崃）也无消息传来。邓、叶二人又硬拽着周善培往前赶到邛州，等了两天还是没有动静，只好悻悻地赶回成都。
事实是，赵尔丰没有走这条线路，而是悄悄地到了雅州（今雅安），在那里与前往迎接的藩司尹良秘密会谈了两天。这尹良是前任川督赵尔巽的表侄，赵尔巽当年将他带到四川，由候选道升为代理盐运使。赵尔巽在调任东三省总督后，在推荐弟弟赵尔丰继任川督的同时，也推荐了尹良代理藩司，接替王人文留下的位置。尹良和赵尔丰算是亲戚，却并不同心，两人之后摩擦不断，也导致了赵尔丰摇摆不定。
1910年时的成都满城。成都将军玉崑在四川的风云突变中目光敏锐，不仅自己全身而退，而且还保住成都满城内数万旗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赵尔丰对待川路的态度受王人文影响极大。早在6月份，当王人文为川路公司代奏时——并非任何人的报告都能进入紫禁城的，没有够级别的地方大员代奏，按部就班走流程，不定猴年马月才得到处理——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不仅同意，还宽慰王人文说：“圣明在上，必能鉴此忠悃……求去不易，安有获咎之事。”
7月6日，赵尔丰从打箭炉致电王人文，明确说自己将“抱定纯正和平宗旨，毋浮动，毋暴躁，毋使莠民借故扰乱地方。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
川路公司及同志会也很注重对赵尔丰的工作，多次致电辩白自己是和平争路，“力求维持地方安宁”，请领导放心。赵尔丰也回电，明确支持他们的和平行动，通报自己到达成都的时间。他在途中与王人文的电文来往，也认为盛宣怀“乖谬自不待言”。对王人文被申斥，他表态认为朝廷处理错了，宽慰王人文说：“大臣谋国，正不必求谅于人，而不谅于今者，必见谅于将来。”
此时的四川官场，因看不透前景，人人自危。成都将军玉崑对于局势就很不乐观，认为国家既然与外资签约，不可能推翻，而川路公司如此逼迫，结果很难预料。他在写给北京的家书中说，四川官吏“纷纷请开缺”，为“急流勇退之计”，自己最好也是“卸肩”为妙，“支吾一天是一天”。他甚至从纷乱的保路运动中看到了打着“宪政”旗号的危险，警告北京家人在10月份资政院开会时“万不可前去旁听，尤恐暴动”。事实证明，这位满洲将军有着比同侪更为灵敏的嗅觉，并适时地采取了规避措施，从而在四川的风云突变中，不仅全身而退，而且还保住成都满城内数万旗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作为将军，玉崑能够“支吾一天是一天”；作为代理总督，王人文也能“支吾一天是一天”；但作为总督，赵尔丰就没有选择了。8月3日，他与王人文正式办理交接。王人文交印后，立即致电朝廷，解释自己的艰难处境，“既不能不为国家贯彻政策，又敢不为朝廷固结人心”，也表功道：“仰托朝廷威德，地方安静，并未别滋意外事端。”朝廷同意他请病假十五天，他虽然还待在成都，但几乎是迅速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远离是非窝。
川边扬英声
赵尔丰与川路公司渊源很深。
1903年，他跟从锡良调任四川，第一个职务就是川汉铁路督办。赵尔丰与锡良关系很密切，他是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山东蓬莱，三十岁时步入官场，一直在山西为官，先后担任静乐、永济、洪洞县知县。戊戌政变那年（1898年），在时任山西按察使的锡良保荐下，出任河东河道监事同知。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和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到山西，锡良被火线提拔为巡抚，就调赵尔丰掌管东路防军营务处，他在对抗联军入侵时表现不俗。锡良比赵尔丰还小了几岁，但这并不妨碍两人关系很密切；当锡良在1903年从热河都统任上调任四川总督时，赵尔丰是他要调到身边的少数干部之一。
川路公司督办毕竟只是一个企业的主管，而赵尔丰当时已经年近六十，仕途前景并不看好。不久，赵尔丰就调任永宁道道员、建昌道，这是地方实职，露脸的机会随后就到。1905年3月，西藏巴塘叛乱，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一行50余人被杀，震惊中外。“巴塘事变”的背景相当复杂，既有改革者推行新政造成与当地寺庙等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冲突，更有英国在西藏加紧渗透的因素。中央政府立即下令平叛，根据四川总督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的建议，派四川提督马维琪、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剿办。此时已经60岁的赵尔丰，在平叛过程中手段狠辣，血洗“七村沟”等，赢得了一个“赵屠夫”的名头。这成为日后革命党证明其一贯“与人民为敌”的证据。赵尔丰的这个名头与早年间曾国藩得到的“曾剃头”绰号也十分相似。
事变之后，崭露头角的赵尔丰留在川边督办善后，1906年，朝廷鉴于西藏局势非常严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决定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省级建制，赵尔丰就任首任川滇边务大臣。宦海煎熬30年后，他终于跃上了关键的副省部级（侍郎衔）台阶。但代价是巨大的，这位61岁的老人必须常年生活在高寒缺氧地带，处理棘手的边疆民族事务。
入侵英军掳掠藏民。此地甚是险要，赵尔丰处置得当，显示出卓越的经营边疆的才干。
川滇边务大臣的辖区，东起打箭炉，西至达丹山，南抵云南维西、中甸，北至青海玉树。赵尔丰上任后，不顾年迈，清户口，查地亩，规定粮税，废除土司，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效地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巩固了国防。1908年，朝廷又任命赵尔丰兼任驻藏大臣，至此，正式位列封疆大吏。赵尔丰展现了卓越的经营边疆的才干，率领军队挫败了英国幕后操纵的西藏叛军，率军顺利进入拉萨，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的名号。他甚至建议朝廷“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四川总督应当移驻巴塘，在四川、拉萨各设巡抚，“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
赵尔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加强基层政权的控制力度，“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他在西藏和川滇边实行大规模的改革，发展经济、文教，架桥铺路，建厂通邮，编练新军及巡警，成效斐然。“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他在途中发现一户百姓家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却不知情，他就严惩了地方官。他说：“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时人尚秉和评价他“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锡良更是高度评价他“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
在赵尔丰的努力下，川藏抵抗住了英国的强力渗透，得到了稳定。民国学者李思纯认为：“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赵尔丰在瓦弄勒卡玛坝子西南角雪山峭崖上，勒石镌刻十个大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个字大如八仙桌面。这十个大字，与大清政府在中朝边界上留下的“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一样，成为中国主权的象征。不同的是，赵尔丰刻在雪山上，而中朝边界则是一字一碑，从小白山顶开始，绵延100多公里直到图们江主流汇合处，竖立了10座巨大的界碑。二十多年后，章士钊在《将军叹》长诗中说“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认为赵尔丰的成就超过岑春煊和袁世凯。
作为一位出色而尽责的边疆干部，赵尔丰调任川督，有朝廷“酬功”的打算在内。但是，正如保路运动的领袖之一彭芬日后分析，“赵尔丰久在边藏，于国中潮流及政治，均莫知其趋向。然出膺首座，又适在王人文估计酝酿之后”，这次调迁，对赵尔丰而言，是祸不是福。
调任赵尔丰而不是提拔王人文，这或许是大清中央政府及前任川督赵尔巽决策上的一大失误，不仅造成王人文的离心离德，在风潮初起时不思平息，反而火上浇油，而且也造成了赵尔丰的人生悲剧及大清国的颠覆。
左右为难
赵尔丰到任前就支持王人文的立场，对保路运动相当开明。四川保路同志会曾经欢呼，“季帅（赵尔丰）此电岂仅我川七千万人所当额手……此吾全国人民所日夜祷祝，大有力者之能为吾请命也”。
到任后，赵尔丰至少有六次执行朝廷的强硬路线，这其中固然有他作为第一线当家人的权衡考量，更有他个人希望平安降落的心思。与垂垂老矣的赵尔丰相比，盛宣怀、端方等不仅年富力强，而且都是被压抑已久而刚刚回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急于建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资历，不同的愿望，造成他们之间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定位。
平心而论，中央政府占着法、理，其所作所为并没有错误，客观上为国为民；而地方官员则占着情、势，希望能因势利导地化解群众运动，也没有错。保路运动最后演变为血腥冲突，这不仅是革命与改良的冲突，也不仅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更是朝廷与地方的冲突，尤其是凸显了大清政权上下隔阂，令不行、禁难止，其根基早已被掏空。
赵尔丰没有想到时代变了，毫无信用、不择手段的痞子运动已经成为主流，他应了朝廷的批评，是养虎成患，不仅没能维持住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连自己的脑袋都被当作了革命的投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