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丈夫朱山相似，朱李的演说才华也十分出众。照例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的套路，痛心疾首地描绘出一幅丧失铁路、丧失主权、国家被外敌侵占的悲惨前景，当然加入了许多女性特有的煽情方式。
成都的夏天多雨。
1911年6月28日这天，“阴雨，天风荡檐”。位于城中心的新玉纱街17号，珠环翠绕、莺莺燕燕的，居然是女子们的大派对。
无论小脚还是天足，无论步行还是乘轿，女子们到了这里，“多以手拂盖头，步行踏水，裙带尽沾湿。有左手扶娘右牵妹者，有蓬蓬白发半折臂之媪，扶杖入场者”。
大门外显眼地立着一位年约六旬的独目老画师，等待着女眷们的到来。一会儿小女儿赶到，随后其夫人赶到，只听他着急地呵斥老仆，赶紧回家把大女儿也叫来，特别嘱咐说：不必等轿子了，就步行过来。
这一天是成都妇女界乃至全中国妇女界的大日子，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成立了。
不爱红妆爱武装？
下午4点，会议正式开始。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20岁上下的少妇，名字叫李哲华，又叫李毓，其夫君就是四川谘议局机关报《蜀报》主笔、年方24岁的“蜀中报界之巨擘”朱山，正是在同志会成立大会上不小心伤了手却被宣扬成破指流血表决心的那位。当时的媒体上多把李哲华称为“朱李”。
朱李并非四川人，但其父辈在四川为官，她也出生并成长于成都。有其夫必有其妇，保路同志会刚成立时，她就率先捐款，并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上呼吁：“群愿誓死进行，从诸先生之后。唯是绵材薄力，恐贻龙头蛇尾之羞。检呈平时手制美术共得若干品，请悬之局门售，为女同志会经费。”
不久她又给四川保路同志会写公开信，表决心：自己生于四川长于四川并嫁于四川，“设使川路不保，川省随亡，则生不能入朱山之室，死不能葬泸水之滨，而未来之子女已先负有四十年之外债。是天下之苦命女，孰有嫁于川人若者？……请自今日始，与公等约：朱李愿与女同志十人，各典钗环，酿集千金。有能诛卖国贼者，以此壮其行色”。
与丈夫朱山相似，朱李的演说才华也十分出众。照例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的套路，痛心疾首地描绘出一幅丧失铁路、丧失主权、国家被外敌侵占的悲惨前景，当然加入了许多女性特有的煽情方式。
川汉铁路的问题在朱李嘴里被彻底简化了：“前为商办，今归国有，盛宣怀夺我路去，我们须争得路回，筹款修路。大家有钱，不用他人代借洋款，合同只算死人张之洞与外国开钱业之商人未成之草约。张之洞非全权大臣，德华洋行等既名资本家，决非外国政府之财政。我们一不负洋款，二不弃路权，三不认草合同为有效。请注意认定此三桩要题，女同志会所以成立。”
讲到这里，“会众均竦然色怒”；随后朱李宣布女同志会成立，台下众人高呼：“努力！努力！”这样整齐的口号显然需要事先布置的骨干们带动，不是各界女同志们能自发喊出的。
然后是宣布公约、选举干事等各项具体议程。其实，这个女子保路会早在6月21日就已经筹备妥当，但因为要联络各地会员而耽误了几天。
会议推举朱李为代表，“赴京吁恳”，提出往湘鄂粤联合女同志，朱李“答以蹈汤赴火，义不容辞”，又很煽情地说：“恐不生还，望同志为我买丝，绣一朱李之肖像为纪念。”这么一来，与会者再也撑不住了，无不“座中相对，呜呜而泣”。同志会的笔杆子们记录道，其“茹苦含辛、怀仇挟恨”的气概丝毫不逊于“男同志会”，“而爱国心……纯出天良，发为沉雄鸷勇，有不可以语言气象观察其深者”。
在推举代表过程中，人群中忽然站出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叫李问渠，此前捐了100两，但被大人们退回。此时，她“以手击额，声响砰然，大呼某愿去死”。众人当然不能选她当代表，劝了良久，到会议结束时仍不愿离去。
会后，各种各样的女子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到处开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规模如此巨大、渗透力如此之强的妇女组织。成都主会场的哭场效果，在各地无一例外地被复制：出席重庆女界保路同志协会成立的，有五六百名女子，“惧宗社之将绝，决意誓死力争，共表同情”，哭声震天；在观音阁成立成都外东区女子保路同志会时，“女界同志来者甚形踊跃，有听而呕血者，有愿赴京叩阍者，有年逾七旬之老姥痛哭失声者，有瞽媪顿足求人急欲报名者，有愿捐银百两者”。
女子保路同志会为一场经济利益的争斗战蒙上了爱国主义、女权主义的光芒，被宣传拔高到了妇女解放的高度，报纸文章说：“我国痼习，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凡百事务，抹杀女子，中国女子也将自己定位为生男育女、经记中馈而已，不复措意于学问世故。因是沉沦闺阃，任国破家亡而无可如何。”在这危急存亡之计，女性岂能漠然置之，“外人骂吾国女子为玩物，此辱不可不借此一洗。凡我女界，速醒速醒！大发热念，共救颠危，无俟国破家亡，悔之已晚”！
羞死无志气男儿
在全力开动的宣传机器面前，女子同志会的一切都被神化，甚至过度神化，显示出很多光怪陆离的景象。
四川万县江边洗衣女（摄于1910年）。女子保路同志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妇女组织。
根据报道，同志会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来自川剧演员杨素兰。还在女子同志会筹备期间，这位当地小明星就亲具“志愿书”，“痛民力之困，特将自置田产四十亩捐入该会以资提倡”。同志会内部开会研究后，决定退还杨素兰的捐款，待“日后铁路争定仍归商办时”，再“由杨君自行变价，入铁路股”。显然，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策划，杨素兰分文未花，她的知名度和四十亩土地这种扎眼的新闻要素则为同志会吸引了眼球，做了一回大大的广告。至于一个戏子，为了一个与她实在有些遥远的政治“演出”，是否真能捐出如此大的一笔不动产，这就不重要了。
同志会办报目的只是宣传动员，并非传播新闻，更非探寻真相。于是更多的“非典型性”新闻，不断地出现在同志会的刊物中——
自贡自流镇有两位“性工作者”（娼妓），一名李春林，一名毛黄氏，也要为保路会捐款，一位捐龙洋600元，另一位捐200元。据说同志会起初还不肯接收，“二妓哀求不已，始允暂存，留作将来购股之用”。简报的编辑总结拔高道：“亦青楼中之热心爱国，不可多得者也。”
成都学道街刘墨宝去世，还没下葬，其妻徐氏居然也不顾灵柩，先“携银四十两来公司，愿捐作本会经费”，据说这是其夫君的遗愿，而她家里还有三名幼女需要抚养。同志会再三婉拒后，徐氏“恳收再三，始持银含泪而去”。
乐山牛华溪一个姓倪的10岁女学生，找出自己的压岁钱5元，“泣恳”其师代寄成都以作保路经费。
仪陇县有个叫鲜星一的师爷，曾经在德国领事馆担任文案，“因意见不合，投笔归里”，本有终老林泉之志，此次为保路同志会而复出。其妻张氏正在娘家探亲，闻讯后立即返家，向丈夫表决心说：“倘有不测，先生以身殉国，妾誓以身殉先生。保路同志会即妾死所也，虽有遗腹弗恤也。”只是不知夫妻的闺房决心如何却又传播到报端来了……
最为雷人的是，还有位女同志写信给保路会预约自杀。据说，这位名叫秀参子的外地女子和家人历游到金堂赵镇，接到丈夫从成都来信，谈及川路的纷扰，认为“近今世界均势政策，外债未尝不可”，该女子对丈夫如此观点大不以为然，不仅回信“规谏”，而且要请保路会告知她代表赴京之日，她已经决定在这一天“北望自刎，以送代表，以拼于代表争死之先”。当然，这个故事没下文，很像是同志会文牍部的秀才们编的小说段子。
《启智画报》在9月4日刊登一篇《羞死那无志气男儿》，说是崇义桥地方保路同志协会成立后，派人在火神庙演讲动员，听众不少。散会后，同志会的人在神道碑前看见一个妇人坐在路边放声大哭，问她为何，她说：“我哭的根由有三宗：一为朝出奸臣，卖路于外人；二为本地方少爱国的男子出来争路；三恨自己是个女人，不能担任一切事务。”显然，这篇报道就是要刺激一下“本地方少爱国的男子”。
盛宣怀照例是女同志们的诅咒对象，成为各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卖国卖路，欺君蔽民，乃我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仇。”有女诗人写诗痛骂，大大提升了谩骂的技术和艺术含量。最为夸张的是成都外东区女界保路同志会写给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报告成立函”，这个故意选在观音娘娘生日这天在观音阁内成立的女子同志会，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大堆杰出女性后，以说大书般的口吻痛骂盛宣怀，并且“问候”了盛家男女老幼，充满了怨毒和戾气：
呜呼！盛宣怀！尔真无良心者也；尔真蔑视我先朝之明诏也，尔真欺凌我华胄之子孙也，尔真卖绝我四万万方里之版图也，尔真杀掠我四百兆人民之生命财产也！
呜呼！盛宣怀！尔真死者也；尔真是鬼作祟者也；即割脔尔妻子，肉剥尔父母，掘毁尔祖宗之坟墓，烹酝尔身，以分享吾民，恐犹不足以赎尔罪也！
成都皇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清朝改为贡院，老百姓仍习惯称之为皇城，这里见证了保路运动的风云变幻。图为一群妇女在参观成都皇城（1917年）。
呜呼！盛国贼！尔岂谓川中无人耶？今者各地同志会之成立，十已八九，全川人民联络一气，誓死进行，认定宗旨，约破而奸谋破，保路而全国保，外款虽多，其如我民之不借何！路归国有，其如我民之不愿何！众口铄金，聚蚊成雷；泰山虽高，基于土壤；江海虽深，成于细流。堂堂中国，以衣冠礼乐之乡，文明灿烂之地，岂令魑魅魍魉横行，无毫发之忌惮，恣睢不法，为所欲为耶？
这篇鼓词把“四万万人口”弄拧成了“四万万方里之版图”，而“外款虽多，其如我民之不借何”一句，不仅是活脱脱的街头女子相争、不蒸馒头争口气的架势，而且如同志会的歌谣里说“要办路因为哪一件？怕的是外国占路权。出租股我们都甘愿，为的是要保四川铁路权”，都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老太太发飙
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轰轰烈烈成立后，不久就音讯杳无，如同那个年代其他一大堆速生机构一样。那位要同志们为她绣遗像的朱李，似乎也人间蒸发了，此后在史料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估计是跟着夫君一起到了重庆，当夫君成了端方的幕僚后，她也就修成正果，顾全大局，不再出来混了。
朱李消失了，女同志们的激情仍在，主角换了位老太太——毓秀女学堂校长罗旭芝。
罗老太太是个有文化的人，干练老辣，组织能力又强。她其实对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会并不满意，曾在7月17日致信同志会，从国际大势的“天边”开始讲，拉回到四川保路的“地头”，不仅将保路运动上升到了“恐遭印度、朝鲜之祸”的民族存亡高度，而且批评保路同志会光说不练：“日闻诸公之力争，不闻诸公之办法，无办路之条目，以何对付邮传部？试问如此巨款，川中之富户，可以口舌动，当不必议租股，路资已有余储，又何至于涓滴之积，用之如泥沙耶？官办无成，绅办更无成，即使争回路权，满人将何以凭信而出款不惜也？”
她直击要害，比任何男子更深刻地看到了问题：“凡事先有可以自信，然后方能取信于人；动曰要人出款，势必有以取之而人不之疑；否则不过一场文明壳子，吾恐遗笑大方耳！”她因此还向保路同志提交了“九策”，对如何管理提供了相当中肯的意见。
罗旭芝也给川路公司写了信，被退了回来，要她发给同志会。她很生气：“谓老朽所询保路各节，不应向贵公司言，当函告同志会，以此见责……老朽少所闻见，仅知保路同志会所，设于贵公司；且保路即所以保公司，为同志会之首，宁知其内容，固有秦越之见存耶！老朽不识忌讳，该死！该死！”痛揭了川路公司与同志会的掩耳盗铃。
大概是实在看不惯川路公司的颟顸和同志会的空谈，罗老太太决定自己拉山头。朱李策划的首家女子同志会开张不到一个月，报上又刊登了一则启事，罗老太太要成立四川女界保路同志会，订于8月2日（农历闰六月初八）开成立大会，地点就在老玉纱街的毓秀女学堂。这样，成都市内就出现了两家女子同志会。当然，朱李开办的那家最后偃旗息鼓了。
“罗记”女同志会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还闹出了不小的动静。8月28日这天，罗老太太决定集体到总督府请愿，如真成行，这就是有史以来中国妇女第一次集体游行示威。
当天上午9点，已经有2000多名女子集合于毓秀女学堂，10点钟堂内已经爆满，“而翩跹而来者，尚络绎不绝”。当地的巡警一看不妙，与罗旭芝商量：一边赶紧关闭学堂大门，将后来者请走，告诉她们今天暂不请愿，各位请回；另一边则请已到的人安坐，说服她们不必集体上访，而只需要推举代表。罗旭芝同意，于是众人选出了以她为首的8位代表。代表们出发后，其余人就在学堂内纷纷演说；不久代表返回，说是总督赵尔丰同意将她们的要求代奏北京。堂堂总督也点头称是，众女子便不免得意，颇有成就感。其实，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大快人心，也与不少平日里的弱势群体都在这时扬眉吐气、大有翻身做主人之感有关。
“小兄弟”的血书
保路同志会发布“破约保路”宣言的第二天（1911年7月6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的总部接待了几位不速之客——6名小学生。
为首的是年仅11岁的黄学典（学典是字，其名为季陆），华阳初等小学堂的学生，原籍永定（今泸州叙永县）。他们一开口，就把接待他们的川路公司总务部的袁某吓一跳：这些孩子居然组织了一个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已集合同志三百余人，但还没有会所，上门来请川路公司提供一间空房办公。
黄学典说，自己等人愤恨“盛贼卖国，欺我皇上”，因此结成同志会，“以死争路”。
袁某表示，借房的事情须经干事会议讨论，私人碍难即复，明日午后三点钟一定答复。他怕孩子们的积极性受挫，随即请成都著名的大儒、同志会负责人之一蒙公甫和孩子们谈谈心。
蒙公甫询问孩子们成立同志会的宗旨，孩子们说：“破约保路。”
蒙公甫又问：“约不破、路不保，当何如？”
孩子们说：“我等愿赴京面见摄政王、邮传部死争。”
蒙公甫被深深感动，说：“君等小豪杰何必死，我等当先死，留君等他日成我等强国之志可矣。”边说边哭。孩子们也跟着哭，直到起身告辞，“犹见其挥泪不已也”。
当晚，保路同志会干事会经讨论决定，不能接受孩子们租借办公场地的要求，并且要婉劝其解散小学生保路同志会。
7月8日下午3时，小学生们又来到了同志会，这次来的代表增多到了15人。颜楷、罗纶、邓孝可等负责人亲自接见，向孩子们通报了保路同志会的决定。
黄学典等为首者“坚执不从，语极肫挚”，“时旁观者麇集，皆叹息泪下。后经再三以缓急轻重反复譬晓，劝其暂且读书，养成大国民资格，备将来爱国之用”。孩子们表示，小学生同志会的报告章程业已发出，不能失信于人。昨天他们就想在海会寺集会，但因故未成，到处寻找会所而不得。
众人被他们的诚意感动，就推翻之前的决定，表示愿意提供会场，供他们作一次演讲。随后，就取了他们的入会名册，惊异地发现，孩子们居然也有血书签名者。同志会的“喉舌”在报道此事时，感慨道：“嗟呼！为父兄者慎劝其勿再如此。天乎！演出此极端悲惨之剧，罪果在同志会众乎？抑在盛宣怀之荧惑政府耶？”盛宣怀又成了股东孩子们写血书的罪魁……
小学生的演讲在8月2日正式亮相。这天，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欢迎各州县来省参加股东会的代表，据说到会者有六七千人。当小学生同志会的会长黄学典登台时，众人都被这位小男孩老气横秋的大人话震撼了：“吾国之不强，由于国民之不爱国。前此老大国民，吾不敢言，吾不忍言！今岁幸从请先辈后，发起小学生同志会，顾自恨能力薄弱，恐终难达破约保路之目的，特以一言为我诸代表先生约：即望先生归里，寄语我少年同志，亦如我少年等之发起斯会，热心爱国，同济艰厄，则此心稍慰。如以我等小儿为不足轻重，匿焉不传，或传焉不尽，则无如先生何，惟有一哭以动之。”这是同志会会议纪要所记录的讲话，但似乎总不像是孩子能说出来的，甚至也不像成人的口语。
总之，小黄会长说完就放声大哭，“众皆大哭”，“盖自开会以来，未有如此之感恸者”。
能言善哭的黄学典从此成了小政治明星，不断地登台讲演，参加示威游行。长大后，他先后赴日本和美国留学，并成为国民党高级干部，国民党战败赴台后，他担任过“内政部长”、“考选部长”、“教育部长”等。
黄学典哭完后，另一李姓小学生登台，倡议在全省各地成立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并且动员孩子们捐款，“初等学堂人日助一钱，高等学堂日助二钱，果全川童子人人一钱，以人数二千万计之，每日可集钱二千万串”。
蒙公甫冲上台，抱住了这孩子，痛哭着向全场说：“我辈所以争路争爱国者，皆为此辈小兄弟计也。今小兄弟等热诚惨苦有如此，吾辈焉得不痛。”“台下万众无不痛哭失声，在场之兵，在场之巡警，均莫不痛哭。兵中有攘臂且喊曰：‘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
尽管痛哭流涕地要孩子们为将来而多保重，四川保路同志会似乎并不想真正取消这个附庸于自己门下的少儿组织。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和冲突的不断加剧，在越来越激烈的请愿活动中，小学生们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宣传工具。
8月26日，同志会居然动员了200多名孩子，捧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游行到总督府门前，集体下跪，放声大哭。在他们提交给四川总督赵尔丰要求代奏中央政府的信中，虽然总是不断地强调自己“三尺童子”、“髫龄孺子”、“乳臭小儿”等，却通篇都是老道的公文口气，而且文采斐然，开头便是“窃惟钓者何爱鱼儿投饵、猎者何乐兽而设阱、外人何德我儿借款修路，此三尺童子皆知为诱我者，岂堂堂部臣如盛宣怀等，尚不知诱我，而借重以修路耶？殆自私之一念误之耳”，语气分寸拿捏得十分老到，绝不可能出自小学生之笔。其后就是同志会的老套路，极言借款修路将亡国灭种，自诩为“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蓄项血以杜奸党之谋”，要求皇上乾纲独断。
四川之大，终于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图为叙府（今宜宾市）私塾里的儿童（摄于1910年）。
随即各校宣布罢课，到了9月2日，在同志会的统筹下，成都全体学界成立了同志会，而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学生联合会”成立会议上，学生们有的建议联络学生军，有的建议应当永久罢课，闹哄哄的，很多问题无法议决，能一致通过的就是罢课、退学、还乡。
四川之大，终于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仇恨、不妥协的极端政治的种子，在新一代人的心里扎根、萌芽，并且茁壮成长……
美国漫画《李鸿章访问霍根小巷》
李鸿章，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作为握有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封疆大吏，他对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军事、教育等都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