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潜规则的中国官场游戏圈中，什么时候生病，病情有多重，这也是对一个政治人物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适时的称病不起，不仅可以逢凶化吉，而且可以积攒力量，后发制人。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也会这一招。他选中了腹泻。这个病生得很见功力，病情可重可轻，时间可长可短。他就这样在老家广安潜水，悄悄地关注着成都和北京的一举一动。
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离开成都时，是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1911年6月17日）上午。没有任何史料明确记载他匆匆离开的公开理由，当然，这种巧得不能再巧的时间契合，任何公开理由也都是前人撒土迷迷后人的眼罢了。
前一天下午，川路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蒲殿俊亲自到会，会议决定“形势日迫，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开会”，必须先行拉起队伍与政府对抗。蒲殿俊、罗纶等20余人彻夜谋划，认为设立保路同志会事非一般，“是公开向政府宣战，系空前所未有的新举动，必须同下决心，扩大阵容，整齐步骤，不避危险，前途的顾虑尚多，不能不作慎密的计划”。会上确定了谘议局、股东会、同志会三位一体的行动体制，“以同志会作先锋队，要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起来，各县普遍设立保路同志会分会，先把成都各街道的分会组织健全，作为外州县的榜样”。同时，“以股东会作为大本营，依召集期开会；预定一些中坚分子去争取各县的代表资格，以壮大会的声势”。最后，“以谘议局作后盾，依照章程规定，九月是常会期，届期应根据同志会、股东会的一切材料，提出议案，弹劾政府的违法政策”。
天亮之后，蒲议长却抽身离开了即将如火如荼的成都，把一切都留给小他一岁的副议长罗纶操盘。于是，年轻的郭开贞（郭沫若）、李劼人等就有幸看到了那个“很白皙的胖子”（罗纶）在会场上又哭又喊，随后拉队伍、搞请愿的行动。
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在政治T型台上扭胯耸肩、风情万种，一个则在灯影中目光灼灼、窥探实际。蒲罗二人心照不宣，按照事前的剧本，唱着各自的唱段。
其实，这对搭档并不搭调。蒲殿俊出身于家世诗礼的“在邑大姓”家庭，无法与黑白通吃的罗纶家相比。让罗纶负责具体工作，这或者是蒲议长“君子不近庖厨”的自重身份；也可能是用人之长，以便将罗纶在白道、黑道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更可能是技不如人、力亦不如人之下的无奈退避。的确，蒲议长比罗副议长稍长的，除了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大堆时髦名词，就只有年龄了。
此后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写给其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电文中说：“四川人争路之焰，至于极点，皆由邓孝可、罗纶、颜楷、张潞等鼓吹而成，而蒲殿俊复暗中为之主谋，以为后援。”这固然是实情，却不完全，只要看看四川独立后，一场兵变，新科的蒲都督仓皇而逃，罗副都督在枪杆子护卫下欣然宣誓，就能知道这两位同志实在是同床异梦。
无论什么原因，事实就是蒲殿俊回到老家后，“归病腹泻，惫卧中”。《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报道这一消息时，还发表了一篇感人的短讯《病议长之爱国热》，说是病中的蒲殿俊从老家来电，愿意在铁路保卫战中，“区区当为从死之一”。
镀金日本
蒲殿俊玩政治始于1895年。这一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受四川同乡刘光第、杨锐等策动，蒲殿俊与胡骏、罗纶等在成都创立蜀学会，办《蜀学报》。1904年，已经29岁的蒲殿俊入京会试，中进士，授法部主事，被官派到日本留学。
庚子事变后，大清政府在逃亡途中就发布了改革诏令，而师法日本则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这种共识，在甲午战争惨败的震撼和刺激下就已形成。1898年，张之洞就在他那篇被中央政府作为干部必读读物的《劝学篇》中，雄辩地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1909年四川谘议局成立，蒲殿俊任议长。武昌起义后，他出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
大清国的特殊社会制度显示了特殊的动员能力——
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提交《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明确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要想进大清国涉外部门，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你就得是个海归。
1903年，朝廷颁发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游学日本章程》，规定只要在日本的学校获得学历证书，就可以分别获得举人和进士等相应的头衔，并授予一定的官职以示奖劝之意。随即出台《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将原先科举做官的道路彻底堵死，留学迅速成为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捷径。7月，光绪皇帝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学生考试，14名留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赏给翰林院检讨、主事分部学习、内阁中书、知县分省补用等。
1906年10月，学部与外务部共同颁布《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确定每年10月对海归们考试两场，择优聘用……
在这一轮浪潮中，四川赶上了潮头。1901年，四川总督奎俊在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提议下，派出22名学生奔赴日本。1903年锡良执掌四川，把“兴学育才”作为其他新政的抓手，“督催各属，使知兴学育才，具有次第”，“筹学费，择校地，选学堂，查学龄”，教育改革全面推开。新式学堂在四川大量涌现，但“蜀地偏僻乏才”，需要更多的海归充填师资队伍；因此，至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已达321人，仅次于湖南、湖北，超过江浙。此后，四川留日学生最多时高达2000多人。
蒲殿俊是中央政府派遣的公费生，同行的四川同学还有胡骏、肖湘等人，一道进了日本法政大学。从他们留学的年限分析，他们所接受的是正规的教育，并非那种短期速成的野鸡学校。
当时，面对着汹涌的留学潮，日本人推出了双轨制教育：为成年学生开设速成科，学制半年至一年，课堂上必须配翻译，课程集中在最热门的军事、警务、师范等；为较年轻学生开设普通科，学制三年，提供日本学校的标准课程。
大量中国学生都蜂拥进了速成科，1907年，清廷学务大臣在奏折中承认：“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留学日本成为中国学生戴上“海归”头衔，从而进入大清政府机关的捷径，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阳澄湖洗个澡后便成大闸蟹身价倍增。
日本商人迅速行动，大量野鸡学院纷纷涌现，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的是能在几天内就拿到毕业证。湖南留学生杨度等在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当月即卒业。前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氏在1905年指出：“自费留学者多为富家子弟，其消费金额也比其他官费生要多。教育清国人的私立学校之增加虽不是坏现象，但多数只是以利己或营利为目的。”“学店”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学费只要降低一元，就足以挖走别人的生源。而学生们为了回国后求职方便，到处周旋，使劲收集一张又一张的毕业证。
如此速成之下，留日学生学业水平普遍低下，绝大多数无非混到了中学水准。日本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博士就曾指出，日本学生进大学学习法政，一般需要三四年，而中国学生还得先学习语言，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正常必需六七年，却在6个月就“速成”了，萝卜快了自然没法洗泥。
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对这种速成科不屑一顾，他们为清国留学生只提供正规的三年学制课程。1905年9月，该校领导访问中国，中国高官们很担心留日学生的“危险思想”，学校领导一针见血：“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任何颠覆性的思想。
如此论断近乎武断，但在此后风云诡谲的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更为活跃、更能折腾的海归们，的确都是那些不大重视学业，甚至没在课堂上认真听几天课、连所在国的语言都还说不利落的学生领袖们。
蒲殿俊到日本后，似乎也没有安心地学习，而是忙于“爱国”了。当年（1904年）10月份，他们就组织川籍留日学生捐款，前后得30多万两，号召川人自办铁路；到1906年，则干脆拉了个“川汉铁路改进会”，每月出版《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一册，分寄北京各衙门和四川各州县，监督川路公司的运作，深得四川总督锡良欣赏。
由蒲殿俊主持、集体撰写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指出了川路公司种种弊端，如股票滞销、股本挪用、租股无限、官绅混杂、权限不明等，正是官办商办不清造成的，只有彻底商办才是川汉铁路的出路。他们提出，首先必须“订定完全之公司章程”，严格根据《商律》开股东会，选董事，由董事会任用公司办事人员，同时改良征收租股的办法，规定资本总额和征收租股年限，提高租股起征点，并仿用累进税法，使租多者多出股金，等等。
在多方考量后，川督锡良在离任前，于1907年3月4日上奏中央政府，请求将川路公司改为商办。远在日本的蒲殿俊并不知道此事，赶回上海去拜见传闻中即将出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试图说服他同意川路商办。岑春煊对其颇为赞赏。川路公司逐渐成了四川绅商及留日学生们玩当家游戏的一个娱乐场。
1908年蒲殿俊学成回国，仍回法部担任主事兼宪政编查馆行走。在各省纷纷成立谘议局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他回到家乡广安州，被推举为谘议局议员。1909年，他在四川谘议局第一次常会上被议员推举为议长。此时，商办后的川路公司腐败依然，问题照旧，他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以谘议局的名义通过了对川路公司的整顿。此后他成为对川路决策影响最大的人。
有趣的是，在川路特别股东会及四川保路同志会中，很多人都与蒲殿俊有着同样的留学日本的资历，他们是：肖湘（谘议局副议长）、邓孝可（度支部主事，同志会文牍部长）、彭兰村（特别股东会主席）、颜楷（特别股东会会长）、江三乘（同志会总务部长）、郭策勋（第一届股东会临时副会长）……
半吊子郎当
在那个特异的留学兴盛年代，多数拿着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半吊子们，回国后一天天风光起来。大清国正处在人才饥渴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半吊子们，至少能说一些时髦的改革术语，尽管他们没认真看过（或许压根看不懂）政治理论著作；他们至少愿意穿上笔挺的制服，踩着铿锵的马刺，尽管他们或许压根不会骑马，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面对任何可能的质疑，他们只要用“大清国情”四个字便可轻松化解。
到了宣统年间，唯一能与留日生在人数上相匹敌的，就是留美学生。有趣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甚至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却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蒲殿俊（中）与罗纶（右）在南充（摄于1934年）。
与半吊子人才一起从日本进口的，还有大量的被日本“山寨化”的西方理论。在大清国领导人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日本只是学习西方而需要的一块便捷的垫脚石，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或有能力踩着这块垫脚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才是速成的，理论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论无论鱼虾均被日本厨师加工成了生鱼片，剔除了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再被更为粗放的中国筷子夹起来，送进了饥肠辘辘的中国肚子。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正是这些留日学生。如同蒲殿俊学会了潜水，但未必能再度浮上水面一般，这些日本来的海归们，虽然已经学会了如何“放火”，但，他们是否还懂得如何“灭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