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文的省长职务是暂时代理的，名为“护理四川总督”，尊称就是“护院”。或许是担惊受怕了一整天，或许是心情郁结，这次几杯下肚后，平日海量的王人文就不行了。
王人文终于喝醉了，成都官场“一时都以为怪事”。这位四川省长本是海量，平常喝七八斤没问题，但这次只喝了十几杯就倒了，被人扶着送上他那顶八人抬的绿呢大轿，回家之后又吐又哭了好几回。这都是因为川路公司的冲突闹的。
“娼场厂唱”周善培
这顿酒席是为了庆贺四川省商业厅厅长（劝业道）周善培的老母寿辰。老人家的生日在农历六月初二，这一次（1911年6月27日）正赶上了四川两百年来的大乱，而乱源则来自周善培分管的铁路建设。
35岁的周善培精明强干，人称“周秃子”。这倒并非因为聪明的脑袋不长毛，而是他曾经留学日本，日语没学会几句，却已经把辫子给剪了，遂有此名。也是大清国实行新政改革以来对官员的要求十分宽松，这样的“秃子”居然也进了领导干部队伍，而且混得风生水起的。
周善培虽然出生在成都，却并非四川土著，祖籍是浙江诸暨（属于绍兴府），其祖父两代都是师爷，其父周味东在川东北的营山当县长（知县），遂扎根四川。周善培读书极好，而考运不佳，几次科举都不顺利，但文章实在漂亮，被考官当做范文选入《闱墨选刻》，名噪天下。后被湖南学使徐仁铸请到长沙，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陈三立等人，并在时任湖南省保卫局总办的黄遵宪影响下，崇尚日本的变法维新，尤其是日本的警察制度。戊戌变法期间，徐仁铸举荐周善培进入专为推行新政而开设的经济特科，戊戌政变后周善培东渡日本。
与那时的留日速成生一样，周善培在日本只学了4个月后就回来了，带回了一大堆半生不熟的新思路、新观点。此后，他便一直在教育圈里混，1901年带20名学生赴日留学，随后聘日本外教，在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
1902年，岑春煊督川，实行改革，废保甲总局，新办警政。周善培被聘为警察传习所总办，负责建立新的警察制度。1903年，岑春煊赴粤任两广总督，周善培跟随而去，出任总督府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1905年，锡良任川督后将其调回，出任巡警道。他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很是做了些实事，而最为著名的就是效仿日本，率先开设官方的红灯区。
当时成都繁荣“娼盛”，性工作者多达数万，周善培对她们推行规范管理，所有妓院都被称为“监视户”，门上订牌，挂牌营业，接受保甲监视。而对沿街拉客的流莺们，则在天涯石建了个红灯区“新化街”，街口修了警察岗楼站岗，岗楼上还挂块“觉我良民”横匾，娼妓一律入室经营，不得沿街拉客。据说，周善培家的门上也被人涂上了四个字——“总监视户”。
1908年，周善培出任劝业道，负责四川全省的招商引资。他很能折腾，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成效斐然，他被公认为能员。时人将他在警务和商务上的工作概括为“娼场厂唱”：“娼”就是指他开拓的红灯区，“场”是说他对赌场的严厉打击，“厂”是他在劝业道任上开办的各种实业，而“唱”指的是他对川剧的改良。此人实在是个杂家，据说还将江浙名菜与本帮川菜结合，设计了不少新菜肴，人称“周派菜”，至今在川菜菜品中犹存余味。
周善培对后世中国最大的影响是在1949年的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坚决反对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国号，最后促成政协放弃了大多数人赞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方案。
赵尔巽，晚清名臣。他没有安排好四川总督的接班人，这是导致川乱的重要因素。
作为四川省政府班子里主管经济的领导，周善培与川路公司管理层过从极密。而且，谘议局及川路公司内的主要领导人也都留学过日本，几位便算有了更深的渊源，经常能聚在一起“米西米西”。周善培被四川的保路派评价为“乘时应用长于因应”，见机极快，属于“风派人物”。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后，曾很长时间怀疑周善培吃里扒外，是保路运动的幕后黑手。后来周善培自己也在回忆录中说：朝廷为了摸清川路公司家底，要求进行查账，王人文就派他去川路公司接收账册。他原以为川路公司一定不会交账，谁知总经理曾培已叫人将100多本账册陈列在一张大餐桌上。周善培见此，也不当众发表意见，就拉着铁路公司的王小舟到曾培的餐桌前，一面佯作翻阅账目，一面低声问王小舟：“国有商办还没有定，你们就打算交账吗？”王小舟才恍然大悟。随后，曾培借口账虽预备好了，但在收回国有或是仍然归商办没有解决之前暂时还不能交账。
可以说，周善培实在是刺激保路运动升级的因素之一。
一场虚惊
周善培在四川官场上人缘很好，每年老母过生日，司道同僚们都会凑份子，请个戏班子到周府演一天，大家再热闹地吃一顿丰盛的寿宴。这次也不例外，而且凑份子的不光是官场同事，还有一些商人，包括川路公司的高管们。
王人文在早上6点半就先赶到周府拜寿了，给老人家挣足了面子。之后王人文悄悄告诉周善培，他担心同志会当天会举行暴动。周善培赶紧宽慰他说不可能。
10天前，川汉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弄了个保路同志会，已经闹哄哄地在全省到处串联。这天，同志会居然安排了到三圣司警察局演讲，成都官场谣传将发生暴动。这弄得王人文心烦意乱。
早上10点半，来贺寿的司道官员们都到了周府，只有负责带兵的营务处总办田征葵没到。周善培请两位“首县”（省城所在的县，四川首县为成都县、华阳县）县长去请，请不动，说田大人正忙于调兵遣将，防备万一。周善培又请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去请，到了12点才把田征葵拉来。拜了寿之后，老田很生气，指责周善培，今天情势这么紧张，不该在家为母亲做寿，而且还拉着这么多官员离开工作岗位。周善培却笑着让他放心，说一定平安无事，硬把他留下来入席喝酒。
四川警界的很多人都是周善培当年的部下。周善培在早上7点就致电他的学生、三圣司警察局局长，要求在演讲开始后每三分钟用电话向他汇报一次现场情况。众位高官在周府痛饮看戏，下午两点半演讲开始了，警局三分钟一报，直到演讲结束，果然平安无事。
松了一口气的王人文，在傍晚5点钟赶到周府参加正式宴会。王人文本是四川藩司，相当于副省长兼财政厅厅长，因为新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没卸任驻藏大臣的职务，远在西藏，便由他先行“护理”四川。清代的一省之长一般是巡抚，只管省内的民政，总督则要高半级到一级，能下马管民、上马管军，而且一管就好几个省。四川是人口大省，比较特殊，总督只管一个省，兼任巡抚，这也令四川的省级干部们比较容易获得更高的级别。
寿宴总共三桌，席上都是川省的头面人物。谘议局副议长、保路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罗纶带着十多人，“代表四川人民”给王人文敬酒，说是要“谢谢护院对四川人争路的功德”。或许是担惊受怕了一整天，或许是心情郁结，几杯下肚后，平日海量的王人文就不行了……
火上浇油
时年47岁的王人文是云南大理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了进士，之后便在贵州、广东、陕西等地辗转为官，历任贵州湄潭、贵筑、开泰县知事，广西南宁平乐府、奉城锦州府知府，广西桂平梧道，广东按察使、提学使，陕西布政使。
王人文与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交好，赵尔巽在1907年入川时，将王人文从陕西平调到四川，担任布政使（藩司）。四川与别处不同，在别的省份一般为第三把手的藩司，在四川就是第二把手。
赵尔巽在这年（1911年）年初奉命调任东三省总督，照例要向中央政府推荐自己的继任者。所有的人（包括王人文）都以为赵尔巽会推举王人文，却没料到赵尔巽“举贤不避亲”，密折里保的是自己的胞弟、时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的赵尔丰，而王人文只是接任赵尔丰腾出来的川滇边务钦差大臣。虽然从官场级别上说，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略高于一省的藩司，但那是苦缺，要处理最为棘手的云贵川藏交界处民族事务及边疆事务，又在高原苦寒之地。
赵尔丰在那位置上已经干了近三年，而且比王人文足足年长18岁，细思下来，由他接任总督，的确比王人文更有资格，也更符合“爵以赏功，职以任能”乃至排资格的组织人事原则。
王人文情绪其实很大，他发牢骚说“垂老投荒”，“以素昧边事者办理边事，岂有不凿枘乎”。据说，在酒酣耳热之后，他甚至还抱怨朝廷：“丧服初满（指为慈禧和光绪服丧），即以巨款制戏具，以官职为市场，国事不纲，于斯极矣！”由自己的官场不如意，进而对整个组织、整个体制产生不满，在铁路国有、涉及众多利益调整的关键时刻，主持工作的王人文不仅不在状态之中，而且试图“挟路自重”——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彭芬就认为王人文因对前途绝望“故不制止同志会之发展”。
王人文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不仅接见了同志会的人，而且还“火上浇油”（郭沫若语）。在他随后发给中央政府的电文中，端的是为保路同志会的声势添油加醋：“会时，人人号动，人人决死，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求破约保路，四座痛号，哭声干霄”，“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保路同志会成立两天之后（6月19日），王人文的举动再度震惊了中央政府——他弹劾盛宣怀“欺君误国”，要求推翻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上海《图画日报》的赵尔巽画像。赵家兄弟一门两总督，堪比李鸿章、李瀚章两兄弟。
在这份弹劾折中，王人文详细分析了盛宣怀签订的借款协议，认为每一条都暗藏着“帝国主义的阴谋”，国权、路权丧失殆尽，指责盛宣怀“欺我皇上之在冲龄，欺我监国摄政王之初为国际条约，故敢悍然肆其贪渎，置国家一切利益于不顾”。
王人文说他也十分清楚“合同既经签字，国际关系已成”，自己也不敢指望能修改，但是考虑到四川民意的反弹如此激烈，只好冒昧上奏。他在这份奏折中再度描写了同志会成立当天的“盛况”，特别指出“巡警道派员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他认为，两相比较，如果修改合同，“外患必由此而生”，但“人民哀痛既如此迫切，强为抑制，内乱既不可收拾，外患恐相因而生……轻重利害之比较，今日提出修正合同，外人不过索我赔偿损失，比之损失国权、路权，既有轻重之分，比之激成内乱，不幸而见非常意外之变，其赔偿之巨，利害尤不可同日可语”。
他进而提出，应该先治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然后可以申天下人民之请，提出修改合同之议”。毕竟合同并没废止，只是在抵押及路权、用人、购料、查账等各方面做些修改。他呼吁朝廷“必不爱一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同时，他也给盛宣怀下眼药，说自己料想以“盛宣怀之忠，必不惜捐一身以爱朝廷；且知盛宣怀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难修改，朝廷即予优容，而天下之怨既深，则未来之患方永”。
这是地方行政长官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在铁路问题上表态，而且与中央政府完全不一致。这份奏折的破坏力相当大，是对既定方针的挑战，令整个行政体制进退两难，地方的手脚与中央政府的大脑脱节，导致离心乃至反叛势力趁机崛起。
在这份奏折中，尽管其对于借款合同的分析处处透着对于国际惯例的无知与士大夫的傲慢，但是，其对于内政民情的分析却与后来的历史走向惊人地一致。这份奏折实际上鲜明地展现了大清帝国在那个时代夹缝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要与国际接轨，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员们殚精竭虑，的确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合同条款；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相对保守的传统官员乃至更为保守的民众，尤其是当这其中还掺杂了官员与绅士们为了私利而对民意的操纵和煽动。
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事后说：“伏查此次路事风潮，始由川路公司倡言发起，意图抗拒，遂联合谘议局及学界中人，刊布传单，张贴广告，指斥政府，摇惑民心，几于举国若狂。设当时行政官稍加禁遏，当不至此。乃王护院畏其锋势，一味姑容，以致路事风潮迄今未平静者。”
这一评价是公允的。从租股的不得人心来看，川路公司管理层本无动员民众的能力与机会，如果王人文一开始对中央政府的决策持积极的态度，坚决压制川路公司少数高管（他们动辄声称代表人民）的煽动，另一方面强化对民众的宣传，这次铁路国有就能如同中央政府预先推演的那样顺利过关，农民能真正减轻负担，铁路能真正加快建设。
对于王人文的这份弹章，中央政府最后“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处理、不予答复，实际上也很难处理、很难答复。
但是，王人文却如吃了秤砣，铁了心要逆势操盘。就在为周善培老母祝寿、他喝得酩酊大醉的当天（6月27日），他又向中央政府代奏了《罗纶等签注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在这份文件中，罗纶等人全面分析了四国银行借款合同的“危害性”，认为“除抵押两湖五百二十万部有之厘捐外，至路线工程、用款、用人、购材、利息等项，凡路政所有权限，一一给于外人，不容国家置喙者且四十年。损失国权，莫此为甚”。而且，将借款合同未经资政院审核的程序缺失上升到了“使人民生宪政上之缺望”的高度，指控“盛宣怀蔑弃钦定资政院章程，不以外债交院议决；又蔑弃钦定公司律，不容股东置一词”，因此提出“收路国有之命，川人尚可从；收路而为外人所有，川人决不能从”，要求“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这是四川方面第一次系统地将保路与宪政挂钩，并鲜明地提出了“破约保路”主张。
至此，本来占着民生优势、足以获得民意支持，且快刀斩乱麻就能迅速处理的川路国有，被王人文的几次搅局败坏，连讨价还价的经济谈判的最佳时机也被错过。既得利益集团以政治手段为经济索偿保驾护航，却最后失控，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都顶到了死角上。
金蝉脱壳
王人文等到的是预料中的结果：一个月后，朝廷再度下旨对其书面警告（申饬），并下令赵尔丰火速到任。王人文以牺牲自己政治前途挣到巨大的名声，7月13日《大公报》就说：“署川督王人文居官以来，初未有赫赫之名，闻日前奏劾盛氏，痛论其误国殃民之罪，洋洋洒洒二千余言。诚可谓一鸣惊人。”《时报》则说，王人文在起草这份弹章时，“在签押房亲自叙稿，闭门不许他人窥视。稿成，饬缮者至房立书，用印包封，俱自监之，外间揣测之词，不可信也。人民见官如此，益信其所为合法”。
王人文这几招下来，尚未到任的赵尔丰其实已经失去了更多的选择，只能先顺着王的思路进行，“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赵尔丰在路上致电王人文，恭维他说：“惟公正气特识，萃于一身，实为丰所钦佩。然正气必须多而后壮旺，乃能固结不致散漫，是以深望公勿因此而求去，多留一正气以撑持乾坤，不亦善乎？”毫无疑问，这也是写给势力日益坐大的保路派们看的。
赵尔丰到任后，王人文交割了工作，进京述职。保路派们以“人民”的名义，要为他组织大型的欢送会，他倒也知道分寸，悄悄地微服离开成都；走到西安，就被陕西巡抚钱能训奉旨软控，准备解送到京问责，但随即爆发的革命救了他。民国成立，王人文受封为辛亥八功臣之一，但那个逼他成为功臣的欲望——总督四川，却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