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来，股市就一直是张巨大的麻将桌，人人讲求“短、平、快”捞一把，社会整体信用严重缺失。大清国股民众多，“炒股炒成股东”远比“炒房炒成房东”等其他悲剧更为主流。
春天的时候，上海的股市仿佛服下了大补春药，充满了亢奋，如同周边田野里油菜花般灿烂。
这个春药，就是橡胶股票。
一家名为兰格志（Langkate）的橡胶公司，在上海的股市划出了一道雄起的陡峭阳线，高耸入云，全球瞩目，引领大盘齐齐飙升。兰格志股票面值仅100两，却迅速被拉抬过了1000两大关——
3月2日：1080两；
3月18日：1300两；
3月21日：1600两；
3月29日：1675两；
在上海证交所（上海众业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的橡胶股票都演绎了同样的神话。东南亚的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大清国的上海已经成为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发动机”之一。
受到热捧当然是有原因的。账很好算：每一磅橡胶的开采成本为1.6先令，而市场价却在12先令，差额高达7.5倍——不追捧橡胶股票，还能追捧什么呢？
橡胶股的暴利
橡胶的全球热潮，起源于美国的产业升级。
1900年，也就是大清国正忙着闹义和团的时候，汽车已经在美国开始大规模生产。而到了1908年，美国福特公司推出了著名的T型车，售价不足500美元，不久又下降到300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这不仅将汽车价格大幅拉低，将汽车从奢侈品变身为大众消费品，而且令美国迅速进入了汽车时代，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一时成为硬通货，全球橡胶市场立即被蜂拥而入的资本挤得满满的。
1906年，伦敦证券市场就有27家橡胶公司同时上市，10%～25%的回报率，令投资人趋之若鹜。上海众业公所也不甘人后，在同年秋季就为一家名为Kalumpong的橡胶有限公司开闸放行，而这家公司刚刚在6月份注册成立。Kalumpong股票发行量为1.4万股，每股面值50两银子，股民只需先支付25%的面值，余款在一年内交清。它的股息从每年6%迅速提升为16%，其股价也迅速增值，到1909年达到了每股230两。它的示范效应，吸引了更多的西方公司到上海发行橡胶股票。
李鸿章出席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的开通典礼。此时的大清国对一切实业都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1907年～1908年，又有两家橡胶股票出现在上海：Tebong Rubber&Tapioca Estates Co.及Dominion Rubber Co.。但在这两年，由于美国经济危机，其橡胶消费能力减弱，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一度疲软，在伦敦上市的橡胶公司数量到1908年只有五家了。
从1909年开始，橡胶的资本游戏迅速恢复，伦敦市场的橡胶价格达到了1908年的五倍，世界资本市场随即开始疯狂。盛产橡胶的东南亚成为全球投资热土，离东南亚最近的世界级证券交易所就在上海，上海迅速成为橡胶股票上市的首选市场。
以外资为主的橡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上市，这些公司规模不一，大的在南洋拥有5000英亩以上的橡胶园，如英楂华（Anglo-Java）公司，市值高达180万两白银，但整个上海市场中，市值过百万的橡胶公司只有8家；中等的则可能拥有120英亩，如Sungala Rubber Estate公司市值为17万两；而超过半数的公司则都是平均市值仅为8万两的小公司。
那些熟悉中国市场的洋行大班纷纷投身这场圈钱运动。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等著名公司中都有高管不惜辞去高薪职位，开设自己的橡胶公司。在资本开始不断加速的情况下，橡胶公司的“生产线”也开始加速：掌握资源的辛迪加，在马来亚大量圈地，甚至连橡胶树苗都还没种下去，就将这些“橡胶园”分割转卖给上海的新公司收取现金，或者收取新公司提供的股票。
仅仅1910年6月，就有30种新的橡胶股票挂牌交易，卷走1350万两白银，平均每家公司筹集到45万两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令伦敦资本市场望洋兴叹、自愧不如的惊人业绩。
一个名叫麦边（George McBain）的英国人，此前开设一家小小的外资公司麦边洋行，并不为人注意。他开设的兰格志橡胶公司，却迅速地成为上海股市的领头羊。
麦边是个成功的策划高手，他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以及有偿报道，宣传橡胶产业的光辉前景，其中有关兰格志公司的经营状况则充满了虚构的数据和承诺。他的第一步策划就是在各报发表了一篇数万字的长文《今后之橡皮世界》，“彼时中外新闻记者，不知该著作者之别有命意，以为将为世界实业大放光明也，则亦著论以怂恿之”（清·姚公鹤《上海闲话》）。曾经有稗官野史说杜月笙如何帮助麦边洋行布局造势，其实当年小杜才20岁，还是个没打开局面的“小开”，根本不具备为外资公司托市的能力。
麦边随后协同外资银行联手坐庄，先是从银行悄悄地贷款，为股东们每三个月发一次红利，每股派红高达12.5两，这相当于票面价值的12.5%。随后，这几家银行又宣布可以接受兰格志公司股票进行抵押贷款，营造出兰格志股票抗风险能力强的表象，共同炒作。
巨大的利润诱惑下，各种经纪和推广机构不惜进行大规模的误导式宣传，至少有三家公司在证交所追查后承认自己有欺骗和误导投资人的行为，其中一家公司承认将“树桩描绘成了橡胶”，另一家公司经查实仅有一半的土地上种植了橡胶树。但本为投机而来的大清国股民根本不在乎这些。连位高权重的租界法院（会审公廨）法官关桐之，也要到处托人情才能买到一点橡胶公司的原始股。他后来说：“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甚至已经写在了不少洋行门外的招牌上。
1910年3月中旬，Kota Bahroe橡胶置业有限公司（Kota Bahroe Rubber Estate Ltd.）在上海发行新股。进行申购的第一天，股票原定的发行时间为上午10时，但半夜就在排队的人流令银行方面临时决定提前开门。早上9时10分，第一单交易完成；一个小时后，原定的股票申购指标全部告罄，银行不再接受后来者的认购。价值10万两白银的股票，吸纳了足足160万两的认购资金。
钱庄、票号等内资金融机构积极推波助澜，纷纷降低贷款门槛，不仅给投机者提供信用贷款，还接受股票质押贷款，间接地参与炒股。钱庄自己也赤膊上阵，利用自己的信贷优势，大发庄票（等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股票炒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钱庄、票号卷入，并且通过他们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无远弗届地吸纳着中国各个角落里的资金，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
资本牧场
上市的橡胶公司，为了适应大量低端的大清股民的需要，创造性地将原来50两或100两的股票面值，调低到10两，甚至5两。另一个普遍的行规是，股民可以分期付款，只需要支付少量的首期就能持有股票，余款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支付完毕。当时就有报章指出，上海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民豪赌的赌场。
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统计表明，上海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000万两。其中，中国人的投资额约占70%～80%，在4000万两以上，将近大清国财政年收入的一半。
尽管内忧外患，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后接连创下了国家赔款的历史纪录，并且在可以预计的人类历史范围内将继续保持这一纪录，大清国却依然是一只令全世界资本都垂涎欲滴的、能下金蛋的鸡。
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来，股市就一直是张巨大的麻将桌。无论国有企业、公私合营（官督商办）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变着花样坐庄，“糊”天“糊”地、胡搞一通，根本没有人去关注诸如企业管理、财务状况等基本面，企业本身无非成了赌局的筹码。按照当时报刊所描摹的，华人购买股票“无异乎卖空买空，原价购来，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贪小利者，或乘其贵而售去，俟其贱而又买进。若其所创之业实系一无依据，则既贱之后必不复贵，有因此而丧资者矣”。股民们“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分，则无论何如竞往附股……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何，则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
中国历来便有所谓“官利”制度。不管公司业绩如何，股东都可以旱涝保收地获得“官利”（股息），投资者实际上将自己看做债主而非股东，投资行为则被许多人看做是借贷行为。包括川路公司，尽管股本来自巧取豪夺，却也向股东们既支付股息又支付红利（当然无法兑现）。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官利制度，一直贯穿在晚清和民国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写入了民国的《公司法》。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资者没有动力，也不习惯去过问乃至监督公司的运营。而同样的，在上海这一由洋人管理的证券市场中，虽没有了官利，但被人为哄抬起来的疯狂股价，令只熟悉官利制度的大清股民们忘乎所以了。
大清国的市场大而混乱，在极为有限的主权保卫下，成为国际资本策马扬鞭的牧场。
人人都讲求“短、平、快”捞一把，社会整体信用的严重缺失，不仅没有通过股市得到缓和，反而将股市带动成了一个赌场。“宁可一人养一鸡，不可数人牵一牛”，大清国虽然股民众多，“炒股炒成股东”却依然是人生悲剧之一，远比“炒房炒成房东”等其他悲剧更为主流。“奸狡之徒，倚官仗势，招股既成，视如己物，大权独揽，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挥霍如粪土。驯至大局破坏，不可收拾，巨万资金，化为乌有，甘受众人唾骂。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于此，于是人人视为畏途。”在人们踊跃乃至疯狂炒作股票的背后，其实依然是视股东为畏途的投机心态。
在那极为有限的主权保卫下，大清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策马扬鞭的牧场。而在腐败的国内政治诱导和逼迫下，大量的民间资本、国有资金，甚至借贷资金，或主动或被动地通过众多的银行钱庄票号涌向租界，一方面寻求在黄龙旗下无法获得的安全，另一方面涌入股市争相攫取暴利，并通过租界内的上海证交所与世界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