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的历史看，乾隆的直觉是对的，西洋人确实是中国的梦魇，不过乾隆对待梦魇的方式错了。他以为把大门关上，就能挡住一切妖魔，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制服妖魔的唯一办法就是去了解妖魔，所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开国门，去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乾隆养了一批西洋画家，这些西洋画家原本是传教士，苦于中国政策不允许传播天主教，他们不得不寄身于宫廷，混一口饭吃。
乾隆刚上台的时候曾打算缓和宗教政策，提出“禁止旗人信教，其他一概不问”的政策，郎世宁等人如获重生。听闻宗教政策解冻的消息，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们热血沸腾，感叹终于赢得了一个自由传播宗教的机会。
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在乾隆十一年六月，这朵刚刚开放的宗教之花就夭折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福建省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破获了一起西洋传教士秘密传教的事件。神父费若望、德方济各和施方济各被拿获，这些神父犯了一个错误，乾隆说只管旗人信教，不管其他人信教，并不表示同意传教士们传教，他只说信教不犯法，没说传教也不犯法。
这三个神父禁不起严刑拷打，很快就供出了福建教区的主教白多禄。白多禄是西班牙人，属于天主教的分支多明我会，奉罗马教皇之命代理福建教区。
很不幸的是这些传教士落到了福建巡抚周学健的手中，周学健是个极端仇视洋教的人。他把这些传教士关起来，严刑拷打，希望罗织出更多更大的罪名，然后奏请乾隆对洋教实行严酷的政策。周学健对这些人严刑拷打，传教士们细皮嫩肉怎么禁得起这么野蛮的酷刑，纷纷就范。
周学健引经据典，细数洋教的危害，请求乾隆将这些人正法，以此彰示国法，弘扬圣人之道。乾隆犹豫了，当时福建有两千多教徒，把他们全杀了难免会引起国际舆论对自己的不满，虽然乾隆没有国际意识，但这个道理还是懂的。杀人不可以杀太多，杀一两个典型就够了，起到震慑作用。乾隆最后决定，先将白多禄斩立决，以观后效。
费若望等四个传教头目被判“死缓”，到了第二年秋还是“死缓”，根据我们的经验，他们应该是可以逃过一劫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确实可以逃过一劫。
可意外偏偏发生了。乾隆十三年初，在菲律宾吕宋的天主教会要求归还白多禄的遗体。乾隆听说此事，立即警觉起来，这事怎么传到菲律宾去了？看来天主教确实很恐怖，消息传得这么快，组织必然很严密。
这一事件也让四名羁押在狱中的传教士命悬一线，乾隆指示福建海关要严禁内地民众跟吕宋一带的天主教徒往来。这年秋天，乾隆下了命令，将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秘密处决。乾隆下这个命令甚至都没有通知军机处，四人被处决后，报告是：四人在狱中正常死亡。
乾隆的阴毒由此可见一斑，对外国人是这样，对中国人更是这样。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情还是传了出去，当时教徒们并没有想到幕后杀手就是乾隆，或者想到了也不敢直接指出来。
福建教难发生后，很快就蔓延到江苏。在江苏传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黄安多均被捕入狱，乾隆指示江苏巡抚安宁根据福建教案来处理，也就是说秘密处决，然后再上一个“狱中正常死亡”的报告。
此后不久，教难就蔓延到全国，传教士们要么被杀，要么被驱逐。总之，传教士们感到，乾隆的政策比康熙和雍正更严酷。当时，教徒们都认为这场教难的罪魁祸首就是周学健，巧的是周学健不久也因为违反禁令和贪污受贿落马，被乾隆赐死。教徒们纷纷称之为“天主的惩罚”。
乾隆并没有把天主教看成是白莲教那样的邪教，但是对洋教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乾隆看来，尽管洋教现在不是邪教，但很有可能蜕变成邪教。所以，乾隆对于洋教是很不宽容的。
乾隆没有去过欧洲，不了解西洋人，但传教士们说的什么上帝魔鬼、天堂地狱这些东西，他还是很清楚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他心底唤起了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觉得这些洋人有些疯狂，再联想到从欧洲引进过来的红衣大炮，凭直觉，他觉得这些人是潜伏的危险分子，应该抵御。
从后来的历史看，乾隆的直觉是对的，西洋人确实是中国的梦魇，不过乾隆对待梦魇的方式错了。他以为把大门关上，就能挡住一切妖魔，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制服妖魔的唯一办法就是去了解妖魔，所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开国门，去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就在福建教案爆发之时，一个躲在安徽和湖北交界处的山林里烧炭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反清的念头。这个年轻人叫马朝柱，生活非常辛苦艰难，看不到理想，青春对他来说似乎是一场悲剧。没有出路，他于是想到了反清，他经常跟白云庵里的和尚聊天，讨论如何推翻清王朝。
马朝柱夸口说自己在十六岁时做过一个梦，根据梦的指示，自己似乎有九五之命，而且这个帝王师就在护国寺里。白云庵的和尚告诉他，白云庵以前的名字就叫护国寺，莫非……
后面大家可以想象到了，造反之前首先要造势。马朝柱忽悠了一大批人，联想到当时清廷正在镇压西洋传教士，马朝柱告诉大家，明朝后裔朱洪锦现在正在西洋，还有大学士张廷锡和大将吴承云等人支援自己。张廷锡是张廷玉的弟弟，马朝柱说张廷玉跟乾隆闹翻了，待在家里想造反。还说吴承云是吴三桂的孙子，准备继承遗志，起兵反清。
乾隆十五年，马朝柱宣扬说朱洪锦很快就在西洋起事，准备光复明朝。马朝柱打着西洋的旗号造反，多少还是有些创造力的，从乾隆镇压传教士的行为中，马朝柱看出乾隆对西洋人的恐惧心理，所以便将明朝后裔和西洋人捏在一起。
起义最后被血腥镇压，但马朝柱却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猜测他可能渡海去了西洋，这件事对乾隆刺激很大，重要的不是叛乱，而是叛乱与西洋人的关系。如果西洋人在幕后支持这些叛乱的话，大清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乾隆下令在全国对马朝柱进行搜捕，乾隆认定这个人肯定跟洋人勾结，如果没有海外背景，断不至于这么猖狂。乾隆对马朝柱下了通缉令，然而连马朝柱的影子都没看到，搜捕了二十年，始终找不到这个神秘人物的行踪。
越是找不到，越容易产生不着边际的幻想，乾隆觉得西洋人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些藏在暗处的妖魔随时会跳出来，扑向大清国，将大清国撕得稀巴烂。乾隆也知道，在自己登基的第五年，荷兰人在印尼屠杀华侨，一万多华侨被杀，时人称之为“红溪之役”。从郎世宁这些宫廷画家的背后，乾隆看到了不一样的西洋人，如果说郎世宁是天使的话，那么，还有魔鬼躲在暗处。
乾隆二十年四月，一艘外国商船靠近宁波港口。浙江水师前去拦截，发现船上有五个西洋人，其中一个人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我……系洪仁辉……英吉利人……”
洪仁辉说他们是想到宁波做生意的，进一些茶叶和蚕丝到欧洲去卖。水师提督武升进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捞油水的机会到了。武升进立即向乾隆奏报，说这些洋鬼子感服圣恩，千里迢迢来这里经商，带来了许多银元和洋酒，还有四十多名汉人水手，这些水手都没有发辫。
乾隆毕竟是作为帝王的最高统治者，他对洋酒银元都无兴趣，也没兴趣跟这些洋人交流，倒是对四十多名没有发辫的水手非常警惕。这些汉人模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发辫？他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侨，这事一定得查清楚。如果这些汉人是中国人，那可是抄家灭门的大罪。后来查明说这些人是外国人，乾隆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乾隆一看没大事，便让武升进好好招待那些洋人。结果，这些洋人满载而归，把中国的商品带回国内，大发洋财。第二年，他们又来了，不过这次船只要大得多，带来的货物也多得多，水手有一百三十多个。这次，洪仁辉担任起了翻译，中文水平似乎也有所提高。
这一次，乾隆警惕起来了，他感觉到这些西洋人的野心。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人的野心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是发财，但乾隆更多的是从“维稳”的逻辑来看问题的。
乾隆于是找这些洋人麻烦：本来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澳门等港口通商，从来没有到宁波来的，这些洋人想把宁波开辟成一个港口，这事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长期下去，滞留在内地的洋人会越来越多。
乾隆并没有直接把洋人轰走，而是指示两广总督杨应琚提高关税，最后关税比广州、澳门等地提高了一倍。
提高关税以后，并没有把这些洋人撵走，他们反而继续在这里经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洋人为什么不在广州通商呢？其实，洋人真正怕的不是提高关税，而是各种各样的陋规，广州那边陋规太多，各级官员敲诈勒索，搞得洋人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在宁波的话，陋规少，采购也更方便，成本价大大降低，虽然关税提高了，但实际利益更大。
浙江巡抚杨廷璋把这些情况如实地禀报乾隆，没想到乾隆居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策，他决定开放浙江为通商港口，允许外国人到这里贸易。本来这是一项符合发展潮流的政策，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但很快就终止了。
皇帝的一个特征是喜怒无常，乾纲独断，所有事情都凭自己主观意识办事。几个月之后，乾隆就宣布所有外国商船只准到广州港口通商。英国方面认为这是广州地方政府蛊惑皇帝的结果，广州地方政府想独占对外贸易的利益。
确实是这样的，两广总督杨应琚上书乾隆，为自己辩解，说广州官员并没有勒索洋商的行为，只不过是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如果不对洋商加以限制的话，恐怕会埋下祸端。杨应琚的话说到乾隆的心坎里，乾隆最怕的就是这点，一旦开放过头，洋人涌进来，不知道会鼓捣出什么事情。
在这一刻，中国历史发生了改变。乾隆的一念之差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如果中国在乾隆时代就走向对外开放，以后历史的发展简直是无法预料的。这虽然是看似偶然的一件事，其实一点都不偶然，乾隆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必然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就算他对外开放了，难保他的子孙们不关闭国门。
中国再一次失去和世界交流的机会，紧紧地关上了国门。
乾隆发出这项命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放弃挣扎，他们企图搏一搏，说服乾隆开放浙江港口。东印度公司选择的代表便是洪仁辉这位仁兄。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洪仁辉驾驶着一艘小船来到浙江定海，浙江水师立即把他截住。洪仁辉身上有一封信，请求浙江官员呈给皇上。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广州海关各种为非作歹的行为，浙江官员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做官这么多年，当然知道做官的一个基本准则：不要随便得罪人。
洪仁辉吃了闭门羹，本该回东印度公司好好跟同事们哭诉一番，然后他牛脾气犯了，居然将船只开往天津大沽口。在那里强行登陆，还对天津的官员说：“我是英国人洪仁辉，是英国的四品官，在广东和澳门做生意，洋行的人欠我五万两银子不还。我在广州告没人理，在浙江告也没人理，所以我就到天津来了，希望你们让我进京告御状。”
洪仁辉花钱买通了许多官员，让他们把自己的案情呈奏给乾隆。乾隆收到这些奏折后，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自己的官员贪污违法在先，另一方面这个洋人居然越海告御状，这明明是让自己这个皇帝下不了台。乾隆让股肱大臣李侍尧审理这个案子。
经过审理，判处广东海关监督李永标流放罪，外加杖打一百，李永标被革职抄家，流放三千里外。洋行商人黎光华欠钱不还也是事实，李侍尧籍没他的家产，归还给洪仁辉。案子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对洪仁辉，乾隆是相当不满的，必须要给他教训。洪仁辉的诉状是请四川人刘亚匾写的，正好可以给他安个“勾结内地奸民”的罪名，外加违禁通商，判处在澳门监禁三年。乾隆说，这是格外施恩，否则是要判处死刑的。刘亚匾真正倒霉，帮人写状子，雇主没死，他倒被处斩了。
这就是洪仁辉事件，事后，乾隆对洋商态度更加恶劣，不断地往历史的反方向走。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两广总督郭世勋给乾隆报告了一个喜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以乔治·马戛尔尼为代表的七百人代表团前来给乾隆祝寿。当然乾隆八十大寿已经过去，英国人说是补祝。听到这个消息，乾隆很高兴，乾隆刚标榜完自己的十全武功，英国人就不远万里来祝贺他了，绝对是喜事。
乾隆很重视英国使团这次的来访，让各级官员准备好接待工作。乾隆之所以如此高兴是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英国使团来华的目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开放浙江等地的通商港口，保障英国人在华通商的权利。
其实，英国人在访华之前就大致透露了目的，但郭世勋却隐瞒了他们的意图。接到英国人信件后，看到他们以平等的语气对天朝说话，郭世勋知道这大事不好。但英国使者带来了六百箱礼物，这看上去很像是来朝贡的，一向喜欢好大喜功的乾隆对于朝贡的国家向来是来者不拒的。怎么办呢？只好圆滑一下，将英国人的信润色一下，马上就意义大变，哄得乾隆笑呵呵。
马戛尔尼出身于苏格兰贵族，是英王乔治三世的亲戚。他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外交家，曾经担任英国驻俄国圣彼得堡公使、加勒比群岛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他的副使斯当东也是一个才华突出的外交家。当他们得知乾隆对他们的来访很欢迎时，喜出望外。不仅如此，乾隆还破例允许他们从天津港口登陆，让马戛尔尼没想到的是，一路上他们受到了殷勤的招待，马戛尔尼等人本能地以为他们此行的目的可以顺利达到。他们完全没有料到是郭世勋从中做了手脚。
代表团到达北京时，乾隆正在避暑山庄举行八十三岁寿典。几天后，马戛尔尼带领七十多人前往避暑山庄觐见乾隆。乾隆这次接见英国使者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英使埃尼斯·安德逊在回忆录中说：“在伙食供应上，我们迄今是很少有理由提出异议的。关于这方面，我们所受的待遇不仅是优渥的，而且可以说慷慨到极点。”
伙食方面没问题，那其他方面肯定是有问题了。
东西方第一次正面接触可以说是一场完全的失败，两国之间的误解是如此之深，乾隆完全无法理解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是郭世勋出了问题，故意把英国使者来访说成是进贡朝觐。但我们又不能完全怪郭世勋，他也有自己的难处，乾隆是个什么样的皇帝郭世勋是很清楚的。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大多数官员都是极力粉饰，如果他们照实说话，很可能惹皇帝不开心。
第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就是礼节。乾隆本以为这些使者会对自己行三跪九叩大礼，没想到他们居然按照自己国家的礼仪，对乾隆行单膝下跪礼。根据清朝的规定，任何国家的使者觐见中国皇帝时，都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英国人头上又没有长角，自然不能例外。
马戛尔尼却认为，英国和中国是平等的国家，所以自己只能按照英国的礼仪朝见皇帝。乾隆对此非常生气，他说即使是英国国王亲自来了，也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
马戛尔尼最后被逼得没办法，这么跟乾隆解释：“一个国家使者的举止，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了他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君主不能把要求他们臣民的礼节用来要求外国使者，臣民对君主行礼表示屈服和顺从，而外国使者对君主行礼表示尊重和友谊。”
这些话对乾隆能管用吗？不用想我们也知道，根本不管用。没办法，马戛尔尼此行担负重任，不得不考虑妥协。后来，马戛尔尼表示要他磕头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清廷必须也派出一个大臣跟着他一起向英王的画像磕头，而且必须把这事记下来，弄个备忘录。
马戛尔尼这番话是对钦差大臣徵瑞说的，这种狂妄悖逆的话徵瑞自然不敢禀告乾隆。他如果告诉乾隆，搞不好就会弄丢乌纱帽，没办法，只好能糊弄就糊弄。后来，英国使者到了避暑山庄后，和珅知道了他们不想磕头，便劝他们还是按照中国的规则办事。然而，马戛尔尼仍然坚持说如果让他磕头，必须满足附加条件。
乾隆知道马戛尔尼不想磕头的事情后，极为生气，下令降低对英国使团的接待规格，减少给他们的物资供应，并取消对他们的一切赏赐。准备等万寿节一过，就打发他们回家。
看到极有可能功败垂成，马戛尔尼只好做出妥协，我们至今不知道这种妥协到底是什么。没有任何资料证明马尔嘎尼行了三跪九叩大礼，但也不可能行的是英国礼节，很可能是某种折中礼仪，据说是九次单膝下跪。有没有双膝下跪我们就不知道了，根据管世铭写的一首诗，似乎是双膝下跪，他说英国使者本来是单膝下跪，见识到乾隆威严后，不由自主就双膝跪下了。
不管怎么说，英国使者肯定没有行三跪九叩大礼。结果我们可以想见，马戛尔尼的这次外交彻底失败，万寿节一过，乾隆就让他们打点行李回老家了。
有一点我们必须了解，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英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英国的人口虽然只有八百万，但是工业革命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英国的军事力量和工业同步发展。而乾隆恰恰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两个强国之间的接触难免会有冲突。
在英国人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商品倾销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料产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都是英国人的必需品，英国人每年要消耗一千多磅茶叶。打开中国国门，与中国自由通商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烈愿望，其实这个愿望是互利互惠的，如果中国早日和英国平等通商，也可能不会有后来的鸦片战争。
乾隆的想法当然不一样，中国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时代，就像乾隆所说的，并不需要外国的那些玩意儿，而中国卖给外国的东西却是必需品。在乾隆时代，英国的对华贸易存在着巨大的逆差。作为一个工业大国，这是英国不能忍受的，所以他们急切地希望扭转贸易逆差。这才是英国不惜花费巨资让代表团出使中国的原因。
在马戛尔尼之前，英国就派遣了查理·卡思卡特访华，可惜卡思卡特中途病逝，此行未能成功。马戛尔尼虽然到了中国，但是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他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拜访中国应该说是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接下来，礼仪问题成为两国继续深入交流的拦路虎。这个问题说白了还是东西方文化的差距，乾隆作为一个封建君主，没有平等对待外国的习惯。
在避暑山庄，乾隆两次接见英国使者。第一次是在八月初十，副使斯当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英国使者行的是“单膝下跪”之礼。马戛尔尼对乾隆呈上国书，乾隆显然不太高兴，把国书随手放在一边，说了一些客套话。这次见面唯一的亮点是斯当东的十二岁小儿子，这些“无礼”的使者让乾隆很不满，但小斯当东倒是相当可爱，他用中国话向乾隆祝寿。乾隆听了当即露出笑脸，还把身上的一个荷包赏给他。
第二次觐见是在八月十三日，这次觐见英国使者到底行了什么礼一直众说纷纭。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等人的口径是非常一致的，回国后都说是“深鞠躬”或“单膝下跪”，都没有说行了三跪九叩大礼。但是使团中的其他成员却有不同的说法，安迪生说所有在场的英国使者都对行礼一事守口如瓶，所以他怀疑很可能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安迪生当时并不在现场，这也是他的怀疑。
不管真相如何，马戛尔尼此行的任务是搞砸了。寿典一结束，乾隆就指示和珅早点把他们打发走。马戛尔尼可不甘心就这么空手而归，他这次出行可是花费了巨资，带着国家寄予他的殷切希望。
马戛尔尼找到和珅，想跟他谈两国通商的事情——这叫病急乱投医，找错人了。随后，马戛尔尼又向乾隆上书，提出两国互派使节常驻对方国家的首都，马戛尔尼表示自己很希望留在北京，同时欢迎乾隆在英国建立大使馆。
对于这种“无稽之谈”，乾隆非常不耐烦，他让和珅早点赶英国使者回家。
和珅是何等精明的人啊！他跟马戛尔尼谈话时，一一避开正题，委婉地说：“特使大人离开英国很久了吧，哎，确实有好些日子了，思乡了吧！赶快回去吧，北京的冬天挺冷的。我们皇帝啊倒是很想留你们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可惜就怕你们身体受不了。”
看到马上就要被人赶走，马戛尔尼只好亮出自己的底牌，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图穷匕见。马戛尔尼现出来的不是匕首，而是诉求，他以急促的语调告诉和珅：“请贵国允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和天津三地贸易；请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一个货栈，以便英国人在这里经商；请在舟山海域给英国人一个不设防的小岛，让英国商人在这里居住、买卖；请允许英国人在广州享有以上的权利；请减免货物从澳门运往内地的关税；请不要让广东的官员勒索英国商人；拜托了，大人！”
和珅把马戛尔尼的话转告给乾隆，乾隆一听，火冒三丈，原来这些洋鬼子不是来给我祝寿的：骗子，骗子，一群骗子，居然敢跟我提这种要求，让他们滚回去吧，给沿途官员打招呼，不要善待他们，让他们凄凄凉凉地滚回家。
马戛尔尼的随行员安德逊回忆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