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向以爱民自居，但他爱民的前提是顺民，无条件地顺。百姓应该明白了，乾隆的爱民不是真爱，把爱改成统治二字更恰当。
乾隆经常以爱民皇帝自居，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词语是“乾纲独断”，似乎乾纲独断和爱民没有冲突。皇帝说乾纲独断在我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其实在明朝之前，哪个皇帝说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而且肯定是不喜欢的。
在中国的汉唐盛世里，乾纲独断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在那时人们的心中，这往往是“暴君”才说出的话。譬如，唐太宗就说过这样的话：“天下如此之大，百姓如此之多，国家事务千头万绪，如何正确处理、正确判断，需要宰相筹划，百官一起商量，然后才能执行。国家大事，岂可天子一人决断！”
唐太宗说的是实话，你天子就算是政治天才、管理高手，也不可能是个全才，对什么事情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才需要大家商量。但这样势必会“分权”，所以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废除丞相，将国家大权操于一人之手。从此以后，乾纲独断成为一种潮流，历经雍正的改革，到乾隆时代，专制制度走向巅峰。
在乾纲独断的社会里，没有人能限制皇帝的权力，这自然可以提高皇帝政策的执行效率，但也让臣下和百姓失去权利和自由。统治者想怎样就怎样，百姓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时间一长，国家走向腐败，就是以暴易暴的循环了。
乾隆十三年四月，江苏发生饥荒导致苏州米价高抬，许多老百姓买不起粮食，生存受到威胁。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当年江苏多地阴雨绵绵，下了几个月，导致很多地方积水，影响了粮食的收成。后来四五月份，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徐州、通州等地居然下了冰雹，这在南方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事情。这冰雹一下还持续了很多天，进一步减少了粮食的收成。这样一来，米价疯长，人心惶惶。百姓急切希望政府能干预米价，让大家都能买得起粮食。
官府对此反应非常冷淡，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有一个叫顾尧年的汉子对官府的行政不作为非常愤慨，他写下了“无钱买米穷民难过”八个大字贴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跑到巡抚衙门大声哭诉，要求官府救济百姓，平抑米价。他这一哭引来了许多饥民，大家跟着他一起哭。巡抚衙门前顿时人山人海，哭声一片。
巡抚的名字叫安宁，从名字似乎可以看出这人是维稳派。安宁认为自己是达官贵人，出面跟乱民交涉是降低身份，便将这事交给知县郑时庆处理。对于这种事情，官府的处理方式很简单，不用动脑筋就知道把带头的抓起来。逮捕顾尧年之后，动乱并没有平息，饥民们纷纷冲进县衙，让县令释放顾尧年等人。郑时庆可不买账，激起了众人的愤怒，场面开始失控，乱民们开始打砸县衙，郑时庆吓得赶紧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就在事态不可控之时，署理苏州知府姜顺蛟赶了过来。姜顺蛟还算是一个冷静沉着的人，他让大家先安静下来，自己去请示巡抚，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的。愤怒的百姓们跟着姜顺蛟来到巡抚衙门，由于人太多了，场面再次失控，人群将巡抚衙门的栏杆给挤倒，在外面大喊大叫，喊声震天。巡抚安宁认为老百姓已经谋反了，派兵进行弹压，捉拿了三十九个带头的人。
在这乱哄哄的节骨眼上，顾尧年的朋友陆高、吴宝等人趁机冲进县衙救出了顾尧年。可惜没过几天，他们又被官府抓获。
安宁将这事上奏乾隆，大肆渲染暴民如何如何可恶。收到奏报之后，乾隆一度很激动，准备在苏州驻防八旗官兵，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不宜将事态闹大。所以，乾隆让巡抚安宁好好教训闹事的元凶，给苏州百姓一个警示。如何警戒呢，乾隆说，把他们当众杖毙，自可以杀一儆百。
顾尧年等人被抓住后，百姓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领头人，大家想起了两江总督尹继善，在苏州百姓心中，他是一个好官。大家指望尹继善能够救出顾尧年等人，所以纷纷转发匿名传单，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吉甫如来天有眼，禄山不去地无皮。”收到这个传单后，安宁气得吹胡子瞪眼，他知道后面一句骂的就是自己，因为唐朝安史之乱的安禄山跟自己一样名字前面都有一个安字，但是吉甫是谁安宁就搞不懂了。他把这个上奏给乾隆，乾隆一肚子墨水，一看就知道吉甫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周宣王时戎狄逼近镐京，尹吉甫带兵勤王，打败了敌人，维护了周朝的安定，受到了百姓的一致称颂。尹继善和尹吉甫同有一个尹字，加上尹继善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官声不错，乾隆判断这个人一定是尹继善。
要不要派尹继善去处理暴乱事件，乾隆着实伤透了脑筋，因为他看尹继善不顺眼。尹继善这个人到哪里都受到称颂，不管是百姓也好，还是当地的豪绅也好，都对他交口称赞，这本来是好事，但乾隆觉得像这种左右逢源的人正是父亲所警惕的巧宦。再说了，尹继善这么一搞，大家都称颂他了，谁还理解皇恩其实比这更浩荡呢？
最后，乾隆还是让尹继善去苏州了，有人说这么做是为了维稳，估计真实原因是故意让苏州百姓改变对尹继善的看法，让他们痛恨尹继善。显然，在尹继善临行前，乾隆已经给他交底了。乾隆警告他：如果你沽名邀誉，损害国家利益博取刁民称颂，那就等着我取你的脑袋吧！
尹继善来的时候，百姓以为救星到了，讽刺的是，在打死顾尧年、陆高等人的那天，尹继善和安宁共同临场监视。相信这事对苏州百姓的精神打击是残酷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三十九人被活活打死，谁也无法救他们，在专制的天空下，皇帝的意志甚至大于天。
这一次，受伤的不只是尹继善，苏州的百姓全都受伤。他们发现，仁政也好，清官也好，全是靠不住的。
乾隆一向以爱民自居，但他爱民的前提是顺民，无条件地顺。百姓应该明白了，乾隆的爱民不是真爱，把爱改成统治二字更恰当。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事把乾隆说成是一个暴君，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维护统治出发。譬如乾隆在位期间，五次普免天下钱粮，相当于免掉全国一亿五千万两白银，他还三次免掉漕粮一千万石，这些做法在中国古代都是极为少见的，但这不代表乾隆爱民，只能说他深谙统治之术。与此相反，对于那些胆敢叛逆的刁民他也毫不手软，不是斩立决，就是凌迟处死。
领教了乾隆的“两手政策”（一手施恩，一手施威）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乾隆是如何对待民间那些秘密宗教的。对于皇帝来说，宗教只有两种，一种是正教，一种是邪教。所谓正教就是对统治有利，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所谓邪教则是祸害国家、危及社会稳定的宗教。
乾隆前期，天下虽然太平，但远远没有达到圣王统治下四海升平的境界，人民的反抗也一直没有消停过。这些反抗组织大多伪装成宗教形式，我们知道朱元璋就是依靠明教发家的，宗教是一种很有煽动性的组织，对乾纲独断的乾隆来说，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当时，比较流行的地下宗教有大乘教、罗教、宏阳教、收元教、长生道等，这些地下教派跟白莲教和明教有许多相似之处，组织严密，主张偏激，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其中，以大乘教的传播最为广泛，这个大乘教跟佛经原义中的大乘教完全是两码事。
乾隆十一年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密奏乾隆，妖人张保太的党徒流入贵州、四川，请求下令缉拿。张保太是云南大理鸡足山人，大乘教的创始人。康熙年间，张保太就开始在鸡足山上传教，自取法名“道岸”。康熙二十年，张保太创立大乘教，自称“西来教主”。张保太创立大乘教的时候，正值平定三藩之后，当时中原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纷纷渴望“明主”出现，所以说张保太从创教开始就是不怀好意的。
作为一个教主，张保太是成功的，他很快就把大乘教“发扬光大”，全国各地都有信徒。终于，他引起了雍正的注意。雍正八年，张保太被逮捕，本来是准备把张保太等人处以绞刑的。后来乾隆登基，天下大赦，张保太悔罪回乡，继续在暗地里从事传教活动。
乾隆六年，张保太西去，教主的职位由继子张晓接掌。不过，张保太的再传弟子刘奇能力更强，很快就取代张晓成为教主。刘奇当上教主后，以云南、贵州、四川为大本营，开始向全国蔓延渗透，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
张广泗上奏之时正逢大乘教呈燎原之势，这个奏章引起了乾隆高度的重视，他批示张广泗，对这种事一定要严惩不贷，尽快抓住祸首，永除祸患，胁从的人不要追究。
随后，乾隆下了九道谕旨，指示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直隶、湖广、江南、江西、山西等地通缉大乘教的大小首领。云南总督张允随首先发力，逮捕了张晓和刘奇的徒弟刘钧、杨声等六个重要的人犯，张晓和刘钧被凌迟处死，杨声斩立决。
张广泗是取缔大乘教的发起人，办事更为卖力，他缉拿了张保太的弟弟张二郎。通过审讯从张二郎的口中得知大乘教的聚会时间和地点，结果将大乘教的一些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逮住了贵州大乘教的首领魏明琏。张广泗接着对魏明琏进行审问，得到了大乘教内部信息以及各地掌教人的资料。随后，张广泗上奏，其他的人都好抓，只有一个叫朱牛八的首领很难通缉，因为朱牛八显然不是真实姓名，牛八合起来是个朱，这个名字隐含着怀念朱明的深意，似有反清复明之意。
当时，朱牛八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朝中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大乘教可以算是白莲教的分支，而朱牛八似乎是白莲教的首领，在邪教的宣传中提到：“清朝气数已尽，四方正佛出自王门。胡人灭亡之后，何人登基？牛八原来是土星。”直接指明朱牛八是未来的皇帝。
朱牛八的线索一度中断，直到有一天，一个教徒来到四川巡抚衙门口，案情才有了突破。根据教徒胡恒的口供，朱牛八是贵州罗贡生家里的女婿。张广泗立即展开缉拿，可惜没有抓到此人，更蹊跷的是根据胡恒提供的信息，贵州仁怀县安罗里虽然有一家姓罗的，但这个人不是什么贡生，而且在这一带根本没有传教的痕迹。
四川巡抚纪山由于追查大乘教不力，多次受到乾隆的责骂，乾隆甚至骂自己没有知人之明，让纪山很没面子。其实，纪山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在四川时抓住了大乘教骨干129人，只是一些首领没有被抓住。后来，纪山加大追查力度，抓住了首领李奇和苏君贤。
各省搜捕大乘教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情况。北京虽然贵为帝都，大乘教的活动却非常猖獗，首领是一个叫吕斋婆的人。四川巡抚纪山审问刘奇时，刘奇不知道吕斋婆的情况。湖广总督审问金友瑞，他也不知道吕斋婆的下落。吕斋婆的女婿张天序在贵州被抓获，但也没有供出吕斋婆的下落。
这场全国范围内的血腥大捕杀持续了近九个月，一些主要案犯纷纷被缉拿归案，一一正法。虽然像朱牛八和吕斋婆这样神秘的人物逃脱法网，但已经兴不起什么风浪了。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宣布结案，所有邪书收缴焚毁。
罗教可以追溯到明朝嘉靖时，当时山东即墨县有一个叫罗清的人，此人创立了罗教，被教徒们尊称为罗祖。罗清是一个颇有思想、颇有头脑的人，他吸收了佛教的“万物皆空”理论，认为“真空”是宇宙的本源，又糅合了道教和宋明理学的理论，认为万般都是无极化。所以，罗教又被称为“无极教”和“太极教”。
福建老官斋教是罗教的一个支派，在官府眼里，这个教派就是大乘教。乾隆十三年三月，福州将军新柱上奏，说老官斋教是罗教的化名，也就是大乘教（这位将军显然没搞清大乘教跟罗教的区别，不过他看到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是两者都是邪教）。根据新柱的说法，老官斋教是由浙江处州府庆元县姚姓远祖普善传来的，普善留下了《三世因由》一书，书中说初世姓罗，二世姓殷，三世姓姚。他们都是天上的弥勒佛化身的，号为无极佛祖。男女老幼都可以加入这个宗教，不过必须吃斋，凡是教徒，都必须用普字作为教名。
乾隆初期，庆元县姚氏后人姚正益每年都会来福建传教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教徒不多，后来人数越来越多，教徒们都把姚正益奉若神明。
这些教徒们自号老官斋教徒，经常聚在一起吃斋，地方官当时没在意。后来，他们的声势越来越大。乾隆十二年十一月，斋明堂首领陈光耀搭建长篷，聚集大量乡民，大家一起点烛念经，引起了地方官的不安。事情告发后，官府派人把首领抓住。
这事发生后，各堂的堂主都惶惶不安，担心牵连到自己。于是，一些首领居然商议劫狱。其中，有一个叫宋锦标的教徒，他的妻子严氏是一个女巫，自称能通神。她竟然扬言受到祖师的感召，弥勒佛降灵到自己身体上，准备治理乱世。这样一来，很多教徒深受鼓舞，他们搜集各种兵器，还模仿政府军设置了元帅、总兵、副将、游击、守备、千总等军衔，每人头上裹一块破布，正式拉开暴乱大旗。
几千名教徒就这样浩浩荡荡地直奔宁府城，最先告诉官府老官斋教徒叛乱消息的是一个叫张国贤的布贩子。当时，张国贤经过县城附近，被教徒扣押。幸亏张国贤机灵，中途逃出，匆匆赶往府城，向知府徐士俊禀报。徐士俊觉得张国贤是大惊小怪，太平盛世怎么可能有暴乱，一定是张国贤弄错了，那些教徒不过是私下里聚会什么的。后来收到官兵报告，徐士俊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立即派遣官兵镇压。
这些教徒毕竟只是一些乌合之众，官兵一来，轻易就把他们打散。许多教徒往山里窜，结果官兵进山捉拿了三百多人。
事情报告到乾隆这里，他不但没有赞扬徐士俊弹压有功，还将他撤职，理由是：邪教建立斋堂，发展到图谋不轨，作为知府平时不注意防范，导致酿成事端，理应承担责任。
对这次暴动，乾隆非常关心，当他得知为首的魏现逃脱后，指示地方官一定要把此人缉拿归案，乾隆说这个犯人的情节特别严重。对于其他教徒，乾隆也主张从严处理，多杀几个人，让奸徒们知道畏惧，有助于维护稳定。
后来，官兵在深山老林中将魏现抓捕。在处理此案过程中，乾隆一反往日的宽大，定了六等罪：首犯凌迟处死，助谋斩立决，宣传邪教蛊惑愚民的处以绞刑，被胁迫的犯人充军，知情不报的流放，不知情的教徒暂缓处理。
结果，一人被凌迟处死，四十九人斩首，九人被绞死，一人绞候（有待进一步审理），发配充军的八十八人，杖责有九十九人，罪犯家属入奴发配的有十九人，还有几十人或自杀，或瘐死狱中。
这个案子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的统治思想，仁政只是表面文章，治国根本还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次暴动虽然规模小时间短，但是给乾隆的冲击很大，他觉得这些乱民真是不知好歹，实行仁政他们反而得寸进尺。随后，乾隆决定清查邪教，将老官斋教全部关门大吉。
乾隆三十九年，被历史学家称为盛世转衰的转折点，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
自从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中原大地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一百年的平静积累了大量的热能，终于在这一年爆发。
这事还得从乾隆三十七年春天开始。自从乾隆先后以铁腕取缔大乘教和老官斋教之后，民间的地下宗教更加隐秘，教徒们再也不敢招摇过市，以至于官府认为在政府的铁腕打击下，国内基本肃清了邪教势力。
山东濮州人谌梅打破了官府的幻想，这一年春天，他带着“邪书”来到河南临颍县，不幸被官府查获。随后，官府顺藤摸瓜，找到了邪教的头领，濮州人王中。由此，将潜水极深的清水教拉出水面。
王中被捕之后，山东巡抚徐绩准备拿他开刀，当成政绩献给皇上。徐绩先搜罗王中的逆书，希望从中发现谋逆的证据，别说，他真让他搜到了。在王中的“邪书”中有这样的话：平明不出周刘户，近在戊辰己巳年。徐绩问王中作何解释，王中也相当聪明，说“平明”是天明时运气流转，讲的是气功导引之术，练习气功应该在天微明时起来。徐绩心想，你厉害，旋即挑出更致命的句子：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钓周相八百秋。这句话谋反的意思还不明显吗？王中也有自己的解释，说太公、八百秋等话不过是教导人们修身行善，这样才能延年益寿，活得像姜太公那么长。
徐绩没辙了，只好将整个审案过程上报给乾隆。与此同时，河南巡抚何熠奏请将王中绞死。
收到徐绩的奏折后，乾隆没有研究案情，而是仔细观察“平明不出周刘户，尽在戊辰己巳年”这两句诗，他觉得其中大有蹊跷，绝不像王中所说的那样是气功导引之术。经过仔细辨认，乾隆发现“明”字有改动痕迹，很可能是“胡”字。如果是“胡”字，那么这个案子就大了，不仅是邪教，而且是企图推翻大清的邪教。文化深厚的乾隆认为根据王中的诗，幕后应该还有两个更高的首领，这两个首领分别姓周和刘。得出这个结论后，乾隆立即命令军机大臣传谕徐绩，暂停对王中处置。乾隆想揪出幕后黑手，而且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可惜，乾隆的谕旨还没有到山东，巡抚徐绩就已经把王中绞杀。
这样一来，线索突然中断，幕后黑手似乎可以逍遥法外。然而，随着案情的发展，竟然证实了乾隆的判断。从一句诗居然能够判断出篡改的痕迹，还能推测出幕后的元凶，不得不佩服乾隆见微知著的本领。
五月，河南巡抚何熠审理案犯李孟炳，王中的头上还有一个姓刘的老教主，这个人本是个监生，本名刘省，祖上有做官的。刘教主旗下有三个教派分支，分别为先天、中天、后天，王中只不过是支教的首领。乾隆得知，为自己的智慧兴奋不已，立即下令捉拿刘省，最后在刘省的卧室地下刨出一万两千多两白银，这笔钱是教主刘省多年从教徒手中搜刮而来的。
就这样，清水教萝卜带泥，被连根拔出。
清水教原名八卦教，是由康熙初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创立的，是以刘佐臣是清水教第一代教主。第二代教主是他的儿子刘儒汉，第三代教主是他的孙子刘恪，刘省是第四代教主。像所有的宗教一样，清水教也有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清水教的头目们自称喝一杯水，七七四十九天可以不吃饭不喝水，清水教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在刑讯逼供下，刘省供出了离卦、震卦、坎卦等八卦教主要头目，从而揭开了邪教的隐秘网络。刑部给刘省拟罪凌迟，他的弟弟刘省愆和长子刘铨斩立决。八月，乾隆将刘省的处罚改为斩立决，其弟和其子改为斩候。到秋审时，刘省愆处斩，刘铨仍然有待进一步审理。
如果清水教案子就这么结束的话，那它充其量还是一个小案子，远远谈不上是大劫。刘省虽然是清水教的教主，但他没有翻起多大的浪花。
清水教最重要的人物不是这个刘教主，而是一个叫王伦的人，正是这个人，用自己的实力在清王朝的心脏部位跺上了三脚。
王伦究竟是何方神圣，能够震撼一代雄主乾隆，让他体会到害怕的感觉。
王伦也是山东人，家住寿张县党家庄。二十三年前，王伦认识了清水教的一个堂主张既成，跟随他加入清水教。在清水教中，王伦是一个本领高强的人，拳脚功夫了得，据说还会气功，经常在家乡左近的几个县行医传教，跟刘省装神弄鬼故作高深藏在家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王伦的教徒很快发展到几千人。
名誉教主刘省被抓住后，王伦知道自己的好日子也不长了，与其等人用刀来砍，不如自己先拿起刀去砍别人，还能占个先下手为强的便宜。
王伦虽然属于清水教一个分支的首领，但事实上他的权力最大，加上他为人看病不收钱只收徒，所以三教九流的人士都愿意跟他混。而王伦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收的，王伦应该很早就开始想造反，一路上他胸有成竹，注意挑选那些精干强壮的人。说明王伦多少还是有见识的，知道造反群体贵精不贵多。
王伦被大家称为是“收元之主”，以区别清水教的刘姓教主。
王伦之所以选在乾隆三十九年春，固然跟刘省被抓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东发生了饥荒。官府不但不赈灾，反而额外征收，许多农民无以为生，清水教此时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而这些民众正如唐太宗所谓的“能覆舟”的水。
看到饥民纷纷投奔自己，王伦以为大势所趋，是时候造反了。七月，他召集清水教的骨干人员，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起事。
造反是中国历史中风险最大的一个行业，当然如果成功的话，收益也是最大的。若非拥有非凡能耐的人是不敢轻易造反的，所有造反的人都需要一个旗号，换句话说，都要一套蛊惑人心的宣传。王伦的舆论也非常蛊惑人：“在八月以后，有四十九天大劫，跟随我的人可以免遭劫难。”王伦还预言在大劫之时，将会有大风雨。
八月二十八日五更，清水教部众如期起事，寿张县内的教徒在半夜打开城门，迎接其中一个头领梵伟进城，他们随即围住衙门，杀掉知县沈齐义，占领城池。第二天，教徒们迎接王伦进城。这几天果然如王伦所预言的那样风雨大作，于是，相信王伦的人越来越多。王伦随后又攻下堂邑县和阳谷县，部众发展到几千人，还缴获了数百辆车，由于寿张、堂邑、阳谷三县城池低矮残破，王伦决定攻下临清作为暂时的大本营。
九月五日，起义军占领距离临清四十里的柳家庄。七日，山东巡抚徐绩带兵五百，围攻柳家庄。说是围攻，其实非常荒唐，官兵们胆子非常小，老远看到义军，就稀里糊涂乱放枪，结果起义军到他们跟前时，他们的枪炮已经用完了。徐绩等人反而被围住，最后一个叫惟一的满人总兵带兵救了徐绩。
徐绩捡回一条命，当即躲在临清城里。在攻打临清的过程中，王伦不知用了什么计策，让官兵们的枪炮失效。守城官兵认为王伦用了邪术，把鸡血狗血往下面洒，官兵们昏庸至此，战斗力可以想象。
后来，德州、青州和直隶相继派兵增援，才解了临清之围。
乾隆是九月五日收到奏折，才得知王伦叛乱的消息。乾隆传谕徐绩：“这种奸民，实在罪大恶极，这个案子特别严重，要按叛逆案来处理，跟平常百姓游行示威有所不同。一旦抓获，为首的立刻凌迟，同党斩首。要多办一些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大家知道怕处。抓到王伦后，将他全家斩首。”
临清有两个城，旧城城墙坍塌，但是面积很大，人口稠密。新城主要是做军事用的，城墙坚固，但里面人相对较少。看到新城久攻不下，王伦带着部众在旧城宿营，为了抵御官兵，王伦将车子堵在街头巷尾。这时候，王伦的部队已经发展到上万人。可以想象，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领导能力的。
没过多久，兖州总兵惟一、德州驻防城守尉格图肯率军来到临清旧城外和王伦交战，没想到官兵不堪一击，没坚持多久就败退东昌。王伦接着这个机会阻断漕运，趁机劫夺漕粮，义军控制运河之后，官兵就不敢再南下。
乾隆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就在这朝野震动的关键时刻，给事中李漱芳站了出来，上了一道见解深刻的奏折，他说奸民之所以滋事，主要是由年成歉收和地方官隐瞒灾情引起的，这些“奸民”主要是还是一些填不饱肚子的饥民。李漱芳还说，山东的很多饥民往京畿之地流徙时，路过卢沟桥，官兵居然派兵拦截，不准他们北上，目的就是怕皇上知道灾情。
在奏折中，李漱芳也承认，其中确实有一些奸民，譬如像王伦这样的，但大多数都是平常老百姓。李漱芳是希望官兵在镇压时把握好一个度，不光是镇压，也要安抚饥民，改良吏治。
李漱芳的建议应该说是很好的，但是敏感的乾隆认为李漱芳是在为刁民说话，纯属沽名钓誉。乾隆甚至否认山东遭灾，乾隆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山东受灾，地方官早告诉我了，既然没告诉我，就说明没什么灾情了。话虽如此，乾隆还是派大学士舒赫德去山东实地查访。
舒赫德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山东指挥剿匪，舒赫德来到德州后，了解到惟一和尉格图肯临阵脱逃之事，上奏给乾隆。乾隆指示，立即将这两人在军前斩首。舒赫德还密奏徐绩被围时惊慌失措的样子，乾隆说徐绩的事以后再处理。
舒赫德毕竟精干，他率领三路大军围攻义军。义军在城外阻击，终因寡不敌众退回城里，随即展开了巷战。巷战非常惨烈血腥，义军势单力孤，终究不是官兵的对手。有两千多义军在巷战中战死，官兵们后来得知王伦在一栋楼上，将楼团团围住。见此情景，王伦的副帅王经隆劝王伦投降，王伦说：“我宁愿烧死在楼上，也不投降。”
最后，王伦点火，烧死在楼上，有人看到他头发和胡子烧焦了，仍然站在楼上，目光淡定。这人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不是生活在专制时代，应该能做成一番大事。
正如王伦所预言，有一场大劫，但这个大劫不是什么天变，而是官府带来的血光之灾，大量的人被屠杀，无数的人流离失所。
事情平息之后，乾隆觉得是时候处理“不知顺逆大义”的李漱芳了。舒赫德在山东实地查访后，证实了李漱芳所说，山东地区确实歉收，地方官一味隐瞒灾情。乾隆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让舒赫德再查。舒赫德洞悉圣意，再次查访后上奏说：“山东地区并无灾情，也没有加征一说，这次民变完全是因为王伦等邪教徒图谋不轨。”
接下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理李漱芳了，乾隆批评李漱芳沽名钓誉，为乱民造反提供借口，简直是蛇蝎心肠。接着乾隆自比明君，说自己从来不愿以言论治人罪，只不过李漱芳见识平庸、心术不正，降为礼部主事。四年后，礼部员外郎空缺，吏部尚书永贵建议李漱芳补缺。乾隆又骂永贵沽名，罢免了永贵吏部尚书的职位。
李漱芳从底层动乱中认识到盛世帝国潜藏的衰败因素，及时提醒乾隆关注民生，进行吏治改良。应该说是极有远见的，也是为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但他意识不到这点，只关注表面的“立场”和眼前的利益。
无论如何，清朝的衰落正是从乾隆开始，而苦果将由乾隆的子孙们来吞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