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乾隆的见面充满了巧合因素。若不是那年圆明园的牡丹花开得特别鲜艳，若不是雍正有心提出请父亲来赏牡丹，这事或许就不会发生。
有一种传说，康熙之所以在临终前传位给雍正是为了雍正将来把皇位传给弘历。这种说法并非来自于野史趣闻，而是来自于乾隆自己的说法，裕陵前有一块《神功圣德碑》，那上面记载了乾隆一生的功绩，其中就讲到了这件事，说乾隆十二岁的时候，跟康熙在牡丹台宴饮，康熙说这个孙子的福气超过自己，决定将来把皇位传位于这个孙子。
这个说法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雍正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怪不得历史学家在书写康乾盛世的时候，也直接忽略雍正。这个说法到底有几分真实性，我们无从考证，但康熙和乾隆的祖孙之情确实为后人称道。
要知道，康熙光儿子就一大堆，孙子那更不用说了，很多孙子康熙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乾隆是如何在这些人中脱颖而出呢？
乾隆在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出生，在他身上有81.25%的满族血统、6.25%的蒙古族血统和12.5%的汉族血统。
虽然这祖孙俩关系不错，但他们真正见面的时间还是很晚的，在康熙六十一年，也就是康熙生命中最后一年，康熙与乾隆第一次见面，地点在圆明园，也就是雍正住的地方。当时乾隆是十二岁，第一次见到自己至高无上的祖父。
康熙与乾隆的见面充满了巧合因素。若不是那年圆明园的牡丹花开得特别鲜艳，若不是雍正有心提出请父亲来赏牡丹，这事或许就不会发生。
晚年的康熙为储位的事情伤透了脑筋，在储位事情上，只有雍正表现得那么淡然，如今雍正提出赏花，正好可以让老皇帝解解闷。
这一天是三月十二日，康熙驾临牡丹台，一边赏着牡丹花，一边喝着美酒，吹着春风，烦恼不知不觉就消逝了。
就在这时，雍正提出让皇帝见见自己两个儿子，雍正说：“这俩孩子长到现在，还没见过祖父的圣颜呢！”
康熙顿时露出慈祥的皱纹，说道：“好啊，朕也想见见两个皇孙，听说他们的书读得相当好，你把他们叫过来看看吧！”
一般历史学家认为，雍正让康熙见弘历，其实是一种策略。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康熙若很欣赏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登位确实有帮助，这可能是历史学家有此猜测的原因。
康熙的孙子接近一百个，弘历能够见到康熙，的确是一种幸运。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因为这一见而有了联系，有了纽带。
见到两个孩子时，康熙顿时放下手中的酒杯。这位阅尽沧桑的老皇帝的眼光立刻锁定在弘历的身上，弟弟弘昼没有给康熙留下什么印象。康熙的目光落在弘历身上，弘历身材比较长，容貌也很清秀，两只乌黑的眼睛充满了灵气。在行礼的时候，弘历显得大方得体，没有小孩子常有的紧张，弟弟弘昼则显得紧张局促。
康熙阅人无数，一眼就认定弘历这孩子与众不同。康熙慈爱地让弘历到自己跟前，亲切地跟弘历聊了起来，聊着聊着就聊到读书上来，弘历回答得得体大方，康熙听了，圣心大悦。
康熙认定弘历是自己孙子中最出色的，皇帝的喜爱是巨大的政治资本。回到畅春园后，康熙心里还是放不下弘历，又让人去询问雍正关于弘历的种种琐事，雍正心里极为高兴，这意味着他的政治投资收到了极大的效果。论起心术之高明，雍正似乎还在康熙之上。
没过几天，康熙又让雍正把弘历的八字送过去。古人比较相信生辰八字，认为人一生的吉凶祸福都藏在生辰八字里，康熙此举似乎是想看看弘历八字中有没有“大福”，所谓大福恐怕就是当皇帝。这对雍正一家来说，是非常好的迹象。
几天后，康熙再次驾临圆明园，这一次是康熙主动来的。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把弘历带到宫中，自己亲自抚养。
经过大师们的研究，弘历的八字终于出来了，看到这个结果，康熙非常惊喜，弘历的福气真的可以超过自己。“乾隆八字”至今还藏在故宫博物院中，上面有相士的批语。乾隆的八字是：辛卯丁酉庚午丙子。批语是：此命富贵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脚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
乾隆的八字出奇的好，这可能是康熙打算把他带到宫中恩养的原因。在此之前，享受过这种待遇的只有太子的长子。
康熙厚待弘历，最大的受惠者是雍正。康熙即使再喜欢弘历，也不可能像朱元璋那样直接越过儿子传位给孙子。雍正把弘历介绍给康熙确实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当然在此之前，雍正并不知道康熙会青睐弘历，但这是他试探老皇帝的一个机会，如果老皇帝把自己列入候选人的行列，肯定会关心自己的儿子。事实应该也出乎雍正的意料之外，他没想到康熙会如此喜欢弘历这孩子，陡然之间，雍正的政治资本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四月，康熙出塞外巡视，带上了弘历。祖孙二人形影不离，在这接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他天天跟祖父待在一起。时值夏季，避暑山庄的风景非常不错。在山庄南部，有一个湖，湖边有一个宫殿，康熙亲自为这个宫殿题名“万壑松风”。康熙在这里处理政务，弘历也陪着他，练习书法。
一天，弘历正在鉴始斋里读书，忽然听到祖父喊他，弘历跑到门口一看，只见祖父正站在湖中的一个龙舟上。弘历急忙跑过来，康熙看了，生怕他跌倒，大声喊道：“慢点儿，慢点儿。”当弘历跑到湖边时，康熙的龙舟也抵达湖边，弘历跳上船，康熙一把揽他入怀，说道：“慢点，有点闪失那还了得。”康熙的爱孙之情真挚可感，多年后弘历还牢记在心，六十年后弘历在诗中还提到此事。
承德避暑山庄分布着大量的湖泊，夏天的时候，一眼望去，荷花蔽天。某天，康熙和弘历在这里赏莲花。来到湖边的“观莲所”时，康熙指着窗外的荷花问：“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吗？”弘历一听，立刻背出《爱莲说》。不仅背出来，弘历还讲解其中的意思。康熙听了，很是欣慰，连连称赞。
康熙对弘历的考验不光是文化方面，骑射也是少不了的。八月初，康熙带着弘历到木兰围场狩猎。秋风飒爽，弘历豪情万丈，跟着康熙围住了一头大熊。康熙用火枪击中一头大熊，大熊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康熙为了给这孩子一个荣誉，特命弘历前去射死那头熊。弘历犹豫着，迟迟没有上前，康熙一看，觉得不对，平常挺欣赏这孩子的，怎么这会儿他这么胆小。康熙大声说：“弘历，犹豫什么，还不快点上去！”
弘历只好带着几个侍卫策马过去，当弘历靠近大熊的时候，大熊突然翻身跳起，扑向弘历。所有人都惊呆了，情急之下，康熙朝大熊连开几枪，终于打死了大熊。这事让康熙非常后怕，同时又觉得弘历逃过这一劫，命很大，他对大家说：“弘历这孩子的命大，如果他听我的话，早点过去，熊起来后马受惊，就要出大事了。这孩子命真大啊！”
当时，弘历的母亲钮祜禄氏正好在避暑山庄的狮子园里，康熙忽然突发奇想，指名要看看钮祜禄氏。这对一个皇帝来说，简直是破天荒的举动，康熙连自己的孙子都没认全，居然产生了看看孙子母亲的想法，说明他在内心深处确实非常重视弘历。他看弘历生母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看看她的面相。
当康熙来到狮子园时，终于看到了钮祜禄氏，康熙自己懂一些相术，身边也有一些相士，看到钮祜禄氏的面相后，康熙啧啧叹道：“果然是有福之人啊！”日后，钮祜禄氏果然成为地位尊崇的太后。
受到皇帝公公的召见，是钮祜禄氏一生中的大事。在此之前，她一直是被人忽视的，钮祜禄氏长相虽然谈不上沉鱼落雁，但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母亲，始终有一副健康的体魄和平民本色。
康熙屡次说乾隆有福气，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封建迷信，但也可以寻找一些遗传学上的解释。爱新觉罗家族有优良的基因，这从努尔哈赤以来的历代皇帝身上可以看出来。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等人都有极高的智商、强大的自制力和无穷的能量。乾隆继承了这些来自父系的基因，乾隆的母亲又给了他什么呢？首先是健康强健的身体，其次是稳重淡定的性格。皇宫中的女人由于缺乏身体锻炼，体质并不好，但钮祜禄氏是一个例外。乾隆当皇帝后，钮祜禄氏跟着他游山玩水，爬山下乡，高兴得就像一个孩子。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能有这样的体魄和心态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在身体素质上，乾隆明显超过父亲雍正，这跟母亲的优良基因是分不开的。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大帝驾崩，弘历的父亲雍正继位。
雍正元年，举行祈谷大典。回来后，他特地召弘历来养心殿，赐一块肉给弘历吃。除此之外，雍正没有说任何话。弘历也没有说话，默默地吃掉这块肉。这虽然只是一块肉，却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本来雍正对儿子们是一视同仁的，这次大典后单召弘历，想必有另一层意思。聪明的弘历知道，父亲有意将自己立为储君。
但这件事是不能说出来的，大家心照不宣就可以了。鉴于康熙朝因储君的事情弄得朝纲混乱，皇帝和大臣们都束手无策，雍正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雍正不想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本朝，但是如果自己立太子的话，还是会发生兄弟相残互相攻讦的事，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既立储君，又让皇子们相安无事？
经过八个多月的思考，雍正终于解开了这个死结。他发明了秘密建储的制度，这项发明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
想出这个法子后，雍正在乾清宫召集满朝文武，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从今以后，立储之事不公开。朕将未来的储君写在匣子里，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个匣子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另外留一份朕亲笔书写的圣旨，藏在圆明园中。将来只需把两处密诏一对，就可以确定新君是谁。”
雍正规定，密匣子只能等自己死后才能拆开，拆开密匣子后，需要去圆明园找到雍正亲笔书写的诏书，对过以后确定无误，皇位基本就决定了。这项制度既解决了储位空悬的问题，又解决了储君与皇帝争权和兄弟不睦的问题。这项决定还可以避免大臣们投资太子党，形成结党营私的局面，对皇权形成干扰。
三个月后，康熙的周年忌辰到了，雍正特命年仅十三岁的弘历前去祭奠景陵。第二年的这天，雍正还是让弘历去祭奠景陵。这些做法耐人寻味，无疑是告诉世人弘历就是未来的皇帝。
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也就是雍正十三年，史上最勤政的皇帝驾崩，雍正死亡非常突然，从生病到死亡才一天的时间。由于雍正生前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他死后，权力过渡很平稳。临死前，雍正召亲信大臣张廷玉和鄂尔泰，并告诉他们藏在圆明园的密诏在什么地方。总管太监从圆明园中找出诏书，跟乾清宫大匾后面的密匣中诏书一对，传位给弘历。
政权过渡非常平稳，第二天弘历就颁布了三道谕旨，行使帝王权力。随后，弘历将父亲生前宠信的道士张太虚和王定乾等人赶出宫。此举大概说明了弘历意识到丹药对雍正身体的侵害。
当上皇帝是乾隆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兴奋之后不免有一些遗憾和怀旧，乾隆是有诗人气质的，他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年颇有少年心，上马飞驰下马吟。今日殷忧胜潇洒，壮怀减却杳难寻。”
说实话，这首诗写得真的很烂，不过情感倒也真挚，无非是做皇帝很烦恼之类的，还不如当一个平民百姓自由快活呢——这是古今中外很多贵族喜欢发的“富贵牢骚”，真让他们去做平民百姓，打死他们都不干。
顺便说说乾隆跟雍正的关系，虽然是父子俩，但乾隆并不喜欢雍正。在生性洒脱的乾隆看来，这个父亲实在是过于严苛，很难让人亲近。乾隆继位之后，很少提及这位父亲，即使提到了，口气也很平常，没有体现出对亡父的怀念和爱戴之心。倒是对康熙，乾隆经常怀念，康熙是一个慈祥的祖父，乾隆七八十岁还怀念当年康熙抱着他在承德避暑山庄玩的情景。就性格来说，乾隆跟雍正完全相反，跟康熙很接近，两个人都是很有“人情味”的皇帝。而雍正给人的印象是刻薄寡情，所以雍正在世人里的印象并不好。
作为一个皇帝，雍正是挺冤的，他十三年里作出的改革比康熙六十一年还多，为乾隆盛世铺平了道路。在执政的十三年中，雍正几乎是拼命在工作，但拼命工作换来的结果却是大家的反感。雍正的改革对社会触动极大，几乎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他搅动了。雍正总是给人铁面无情的感觉，他很少表现出仁爱的一面，即使有所表现，也显得相当生硬和虚假。这样的皇帝很难受到众人的拥戴和喜欢，所以雍正生前死后都是骂名滚滚。
乾隆就比他的父亲雍正幸运得多，他二十五岁继位，年龄相当合适，而且他接手的摊子是少有地好。康熙和雍正把该做的事情都替他做了，在乾隆期间，国泰民安，人口大量增加。乾隆在位六十多年，吃喝玩乐，最终以八十八岁的高龄去世，将一个开始腐烂的摊子交给嘉庆。
乾隆当上皇帝后，立志做一个明君，跟康熙一样，他主张用仁义治理天下。早在当皇帝之前，乾隆就研究过历代帝王，在这些皇帝中，乾隆真正觉得不错的就是汉文帝和唐太宗。在乾隆看来，汉文帝比唐太宗还差了一截，他以唐太宗为榜样，希望有一天能够跟唐太宗齐名。
对乾隆来说，父亲雍正肯定不是心目中理想的君王，要想成为明君，得改变父亲的治国方略。
这位新继位的皇帝还没意识到他的父亲雍正对于他真正的意义，雍正是一代明君，在他短短的执政岁月里，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解决了继承人斗争问题；创建密折制度，将大权集于一身，有效地控制了群臣，遏制了贪污腐败；创建军机处，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改革八旗制度，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规定耗羡归公，设立养廉银制度……
可以说，雍正把该做的都做了，为乾隆留下了一个盛世的基础。由于雍正的改革无孔不入，得罪了大多数的人，雍正也因此留下了骂名。连乾隆刚开始也觉得他刻薄寡情，直到自己做了多年的皇帝，他才开始理解父亲。
乾隆即位之后，首先将雍正曾经关押的宗室亲戚们释放，归还爵位。
康熙以宽仁治国，雍正以猛严治国，乾隆也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方略：以孝治国。
乾隆刻意表现自己仁厚的一面，不仅优待宗室子弟，而且从宽处理雍正朝的积案，对于在年羹尧和隆科多案子中受牵连的人，酌情录用。为了安慰广大士人，乾隆还宣布从今以后，一切文章和考试，大家可以自由发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智，不用担心触犯忌讳什么的。乾隆还解释说，如果把恭敬和避讳混为一谈，就是误解了古人的意思，乾隆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虚怀若谷的皇帝。
在处理曾静和张熙投书案时，乾隆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对曾静和张熙，雍正并没有横加杀戮，而是将他们咒骂自己的文章以及自己辩解的文字合编成一部《大义觉迷录》，让他们回家，给乡亲们讲解《大义觉迷录》。此外，雍正还保证说：“我的子孙将来也不能因为你们的诋毁而对你们穷加杀戮。”乾隆即位两个月后，就撕毁了雍正的契约，杀掉这两人。乾隆有自己的理由：“对曾静和张熙的宽大，只能在雍正朝。吕留良诽谤我的祖父，所以我父亲杀了他，曾静和张熙诽谤的是我父亲，我父亲没有杀他们，但对我来说，曾静和张熙诽谤的是我的父亲，所以我必须杀了他们。”
乾隆的意思仿佛是说：“如果他们诋毁的是我，就可以逃脱死罪，不过轮到我儿子时，他们的死期就到了。”这当然只是一种借口，真实的目的还是维护清朝的统治。
乾隆真是一个幸运的皇帝，他接手的是一个股价不断上升的帝国。刚继位不久，他发现国库如此充实，便下达了一个惠民的政令：雍正十二年欠的赋税统统免交。这确实是一个很得人心的措施，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雍正对兄弟的无情我们已经见识过了，在历史上，“阿齐那”和“塞思黑”直逼吕后的“人彘”。雍正不仅对兄弟们辣手无情，还将兄弟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开除在爱新觉罗家族之外。
乾隆很清楚，父亲的这些措施不论有无必要性，都会引起全社会的反感。古人注重孝悌之情，即便手足相残是一种政治需要，也不能表现得这么出格。即位一个月后，乾隆颁布了一个诏书，在诏书中乾隆说道，允禩和允禟这些人咎由自取，但他们的子孙是无罪的，不应该摒弃在玉牒之外，应当恢复他们的宗室地位。
乾隆给了这些人的子孙丰厚的物资，算是政治上的弥补。乾隆的仁政一时之间让大家感受到完全不同的风气，从前雍正朝严酷的气氛顿时得到消融。
对于皇家的代理人官僚集团，乾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他们严密监控。在古代政治中，一朝天子一朝臣实在是家常便饭，但乾隆没有这么做。他没有罢黜过去的那些老臣，也没有蓄意提拔一些新人来打压老臣。对雍正朝的重臣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些人，乾隆非常尊敬，尊称他们为“先生”，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
在即位之初，乾隆处处以唐太宗为榜样，他认为得人心远比控制人重要，也更有效果。对那些在雍正朝触犯法律的人，比如著名将军傅尔丹和岳钟琪在雍正朝因贻误军机获罪，两人已被判死刑，乾隆无罪释放了他们。像查嗣庭和汪景祺这样的文字狱重犯，已经被处决，乾隆允许他们流放的家属回祖籍。至于那些被雍正抄家的官员，乾隆一概停止查抄，抄家之风点到为止，没有补足的亏空不用再补了。
不到三个月，两千多个官员就从乾隆的仁政中得到好处。这些官员们在雍正的时候整日提心吊胆，随时担心项上脑袋。乾隆一下子就笼络住官僚集团，就这个意义来说，康熙当初说他有英雄气概是不错的。
乾隆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孝子皇帝，刚当皇帝后，虽然政务繁忙，他也没有因此让孝道有丝毫亏损。隔三岔五给母亲问安侍膳，对母亲的生活关怀备至。
大家知道，乾隆是一个相当奢侈的皇帝，但是刚登基的时候，乾隆却非常节俭，连过年过节大臣们给自己进献礼物他都不接受。但是对于母亲的生日，他却办得非常铺张。
无论是仁君和暴君，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皇帝。皇帝身上都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皇权的绝对把握，绝不允许别人分享这“神圣”的权力。即便是对自己的母亲，在权力这块，乾隆也是敏感的。
即位三天后，乾隆就召集太监和宫女，叮嘱他们：“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你们绝不可以在太后面前讨论政事，让太后心烦。太后仁爱，生我养我，有什么事，母子之间自然会相互交流。宫廷之中，绝不可以随意风传市井之言，如果有什么传言，先跟我说。如果符合太后的心意，我自然会告诉太后。以后，如果你们随意在太后面前散布流言，必治以重罪。”
乾隆的意思很明白，防止太后干政。
有一天，乾隆和母亲聊天，母亲说顺天府东面有一座破庙年久失修，快要倒塌，希望乾隆能出点钱修修，事情虽小，也是好事一件。乾隆听了，满面愉悦地答应了下来。太后走后，乾隆马上拉下脸，严厉责备太后身边的太监张保和陈福，骂他们在太后面前胡言乱语。乾隆告诫他们，以后这种事情，如果不先行陈奏，决不轻饶。
对自己母亲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乾隆斥责张保和陈福，显然是给太后传递信息，我是孝子，也希望你做一个慈母，不要随意干政。太后也是一个明白人，从此不再管其他事，安享晚年。乾隆这是防患于未然，熟读史书，他深知太后干政和外戚专权的坏处。
对自己的兄弟们，乾隆也不放心。登位不久，乾隆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皇族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乾隆的两个弟弟分别是弘昼和弘瞻，乾隆跟弘昼的关系更亲，两人从小一起生活，一起读书。十二岁的时候，乾隆被康熙带到宫中，时常想念这个弟弟。
乾隆当上皇帝后，兄弟的关系反而疏远了不少。乾隆一方面想做一个好哥哥，另一方面也提防弟弟觊觎皇位。在生活上，乾隆对两个弟弟极尽照顾，赏赐丰厚，还经常和他们一起饮酒赋诗，但乾隆经常旁敲侧击：“只要做到不干政，就能保全富贵和名誉。”
有一次，乾隆让弘昼给八旗子弟做监考，考试开始后，乾隆仍然待在考场。弘昼对他说：“你回宫吃饭吧，这里有我就行了。”乾隆虽然点头，仍然坐着不动，想多观察一会儿，怕这些八旗子弟作弊。
弘昼看自己的话没起作用，心中恼恨，说道：“你难道连我都不相信，你不会认为我会被他们收买了吧？”
乾隆听了，脸色顿时阴沉，但他毕竟是个有涵养的皇帝，没有争执，甩袖而去。
乾隆走后，弘昼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心中后怕。第二天，他找到乾隆，当面认错。乾隆淡淡地说：“你也知道错了。昨天，如果我跟你争执，双方吵了起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只怕你现在能不能站在这里都是问题。你说话虽然难听，但我清楚你心肠是好的，所以原谅了你，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记住，虽然你地位尊崇，但做事也一定要谨慎。”
乾隆说完，弘昼背上凉汗直流。
还有一次，弘昼给太后跪安后，坐到了太后宝座旁边的一个藤椅上，没想到犯了大错，因为这个藤椅平常是乾隆坐的。乾隆指责他不懂礼节，在太后面前跪坐无状，就因为这事，弘昼被罚俸三年。
生长在皇家是没有自由的，弘昼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是经过这些挫折后，弘昼性情逐渐改变，他知道政治是碰不得的，那东西不属于自己。身为皇帝的弟弟，地位何等的尊崇，在物质方面，弘昼要什么有什么。正如马斯洛所说，除了物质需求外，人还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
弘昼被乾隆剥夺了“干政”的自由后，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还不如一个朝臣有成就感。长期下去，弘昼产生了变态心理，居然在王府中玩起了扮死人游戏，他经常躺在棺材里，让下人为自己哭丧。“活死人”反映了他真实的心理，他欣赏别人为自己哭丧的样子，与其说是一种恶作剧，不如说是以一种反讽的眼光看自己，内心的孤独乾隆恐怕很难知道。
彪悍皇帝雍正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弘历这小子能行吗？
我们不要责怪雍正，能人都这样，因为自己太厉害，所以对别人都不怎么放心。雍正去世前的心情跟一代雄主唐太宗的心境非常相似。
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唐太宗病危，紧急召集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元老进宫，对他们说：“太子仁懦，这个大家都晓得，我怕一口气喘不过来，将来这孩子被人欺负，你们替我好好照顾他……”
知子莫若父，李世民太了解李治了，幸好他自信自己对老臣们不错，他们应该不至于欺负自己的儿子。但作为一个乾纲独断的皇帝，把江山社稷交给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就是至死也不能完全放心。
雍正也是这样的，在他生前就经常批评乾隆过于仁宽。乾隆即位之后，就着手改变父亲的治国方针，将刚猛调整为刚柔并济，充分说明雍正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幸运的是，仁慈只是乾隆的表面，或者说一面，在乾隆骨子里深深藏着凶狠残忍的一面。
当乾隆的兽性被激发起来时，这条龙并不比雍正更温柔，是的，雍正，你真的没必要担心，安息吧！
在没有法治的年代，拨乱反正几乎是那些深受不白之冤的人唯一的出路。
第一个吸引乾隆注意力的人是杨名时，杨名时在当时名气颇大，不仅官声清廉，也是个理学内行。大家知道，乾隆很钦佩那些有学问品格又高的人，像杨名时这样在雍正朝承受不白之冤的人，他是不会错过的。
在乾隆召回杨名时之前，杨名时以戴罪之身在昆明待了七年，当乾隆发出一道上谕：“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皇父在京时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对政治敏感的人立即意识到，政治的风向标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政治风气即将到来。
那么，杨名时究竟是怎么得罪了猛龙雍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提到雍正朝的名臣李卫。在大家印象中，李卫是个勇敢任事的好官，敢做敢当，不畏权贵。这些看法都对，但不是李卫的全部。李卫也是人，也有阴暗的一面。全祖望、卢文昭、彭绍升这些人说杨名时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李卫在背后说他坏话，在雍正朝的密折中确实可以发现李卫中伤杨名时的奏折。李卫用了诸如“徇私”“欺罔”这些词语，并没有罗列杨名时不法的证据，这就给人党同伐异的感觉。
杨名时被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跟雍正唱对台戏，雍正打算一展身手，挽救数千年的吏治颓风，杨名时却不买账，经常批评时政。
雍正四年七月，也就是李卫打小报告后的两个月，雍正降了一道谕旨，指责以杨名时为首的五位督抚虽然名声不错操守还行，但是做事八面玲珑，四面讨好，总想做“好好先生”。雍正号召这些人向勇于任事、雷厉风行的田文镜和李卫等人学习。杨名时如果能认识到“错误”，“虚心”向田文镜、李卫等人学习，可能后来就不会挨整，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心气甚高的杨名时做不到，他公开对上谕进行反驳，还含沙射影地讽刺田文镜、李卫这些人。可想而知，雍正有多愤怒，他痛斥杨名时死不悔改还嘴硬。雍正从杨名时的反驳中感觉到他对自己的不满，从此以后对杨名时的印象跌到谷底。雍正五年，他对鄂尔泰说：“杨名时这个人太可恶了，朕五年来对他以诚相待，没想到他狼子野心还不改，丝毫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朕整治科甲积弊的时候，杨名时挺身而出，居然充当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一字一言含讥带讽。”
雍正对杨名时恨得咬牙切齿之时，痛骂道：“杨名时这种人不过是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跟今天的意思不同，光棍意指无学问无品德），简直是个名教罪人，国家害虫。如果不灭了他嚣张气焰，科甲的积弊就没法改了。”
在这个关系前途性命的时刻，杨名时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不小心把前任总督高其倬密折奏请的内容写进题本里，李卫也犯过这种错误，不过雍正认为他本性粗心。杨名时这么做，雍正认为他是故意的，不尊重自己，立即下旨说杨名时对密折制度不满，故意泄露密折内容，这样的人实在是怙恶不悛，罪该万死。
后来，雍正派人去云南调查杨名时，名为调查，实为罗织罪名。杨名时也识时务，干脆什么都认了，唯独不认“巧诈居心”，这是杨名时的基本信念，诚实是他作为一个理学家的信仰。由于杨名时对这条罪状不接受，刑部便奏请将杨名时“斩监候”，雍正当然不会蠢到把他斩首，只好退让，他不认就算了，反正其他罪名也很多。
由于杨名时实属正义凛然的官员，在正义面前，权力的黑手有时也不得不退让。但雍正绝对不甘心退得狼狈，最后演变成胶着状态，让杨名时一直以戴罪之身待在云南。
公道自在人心，杨名时的案子无疑是个冤案，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即使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人们不敢公开说出来，但大家心里自有一杆秤。乾隆在宫中念书时，曾经问恩师蔡世远，杨名时是个什么样的人。蔡世远直截了当地说：“这时代心里还存有尧舜君民之道的人，只有杨名时一个人而已。”
蔡世远是对乾隆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老师。乾隆曾回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三个老师，第一个是奠定自己基础知识的福隆翰老师，另一个是引导他领悟儒学真谛的朱轼老师，还有就是让他精通理学学以致用的蔡世远老师。
乾隆即位之后，立即为杨名时平反，随后，谢济世、李绂、蔡珽等人的冤案也纷纷得以昭雪。
谢济世是个御史，他获罪是因为参奏宠臣田文镜，御史的本职工作就是弹劾人，本来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幸的是，谢济世弹劾的内容跟李绂参奏的内容很相似，以至于雍正认为他们是有预谋有组织地攻击田文镜。那么，蔡珽又是怎么卷进来的呢？蔡珽是李绂的推荐人，雍正有理由怀疑蔡珽是谢济世和李绂的幕后主使。
雍正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自负的人有一个极大的缺点：不相信自己是错的，认为自己的判断力是准确的。雍正也不管事情真相如何，便开始着手整谢济世、李绂、蔡珽等人，刑部通常都不是按法律办事，主要是按皇帝的意志办事。跟往常一样，刑部拟定对这几人斩立决，然后雍正照例没有批准，显示特别宽仁。
雍正甚至还解释为什么不杀他们，他说这件事背后必定有大奸大恶之人在指使，这个人的目的就是逼自己杀掉言官，然后落下千古骂名，雍正说：“我不上当。”最后，雍正将谢济世充军。既然雍正说有大奸大恶之人，那为什么不追查这个人呢？雍正的理由是，追究起来估计会株连一大片，所以见好就收。这个谎言技术水平太低了，所以官员姚三辰听到这个辩解时，露出不以为然的讥诮神色。不幸恰好被雍正看见了，雍正一怒之下将他革职，并说姚三辰和查嗣庭、汪景祺是一丘之貉。雍正的意思是他们都是浙江人，都心怀鬼胎。
对李绂的处理则完全不同，雍正亲自在朝堂上审讯李绂，雍正喜欢吓唬人，声色俱厉地质问李绂，李绂却面不改色，相当淡定地说：“臣罪当诛，希望皇上早点正法，以警戒那些不忠的臣子。”听审的大臣们吓得面如土色，李绂却镇定自若，没有半句乞求哀怜的话语。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
刑部拟定了斩决，李绂在狱中却坦然如平常，在监狱里照旧每天读书，吃饱喝足，晚上睡觉也香甜。看守们看到这一幕，都说李绂是个“铁汉子”。最后，雍正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赦免他的死罪，为了表示惩罚，让他去修《八旗通志》，等于是解除他的权力。
刑部给蔡珽定了十八条罪，拟定为死刑，雍正改为监禁待决。这一监禁就监禁到乾隆年间，这样的日子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每年处决犯人的时候，都会把蔡珽也拉出去陪斩，蔡珽眼睁睁地看着犯人人头落地，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这种恐惧的目的就是从精神上折磨人。
乾隆上台后，杨名时、谢济世、李绂都得到提拔，只有蔡珽无罪释放，成为闲散游民，出来八年后，蔡珽郁闷而死。对蔡珽来说，出监狱不过是走进另一个更大的监狱而已。乾隆为何对蔡珽区别对待呢？蔡珽确实有贪污之实，这可能是乾隆没有起用他的真正原因。
乾隆的“新政”让杨名时、谢济世和李绂等人深受鼓舞，谢济世接到进京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泛起阵阵涟漪，这涟漪的名字叫“皇恩浩荡”。
谢济世激动之下，竟然起草了一份奏折，让乾隆取消密折制度。谢济世说现在天下大治，密折制度很容易制造阴郁气氛，让小人谗害君子，被穿小鞋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告自己，没法申辩，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大臣互相猜忌，君臣互不信任的悲剧。谢济世让乾隆效仿唐太宗，从谏如流。
用乾隆的偶像来打动乾隆，谢济世的建议应该说是很有杀伤力的。乾隆有没有接受呢？
刚继位的乾隆毕竟年轻，对谢济世大加夸奖，谢济世深受鼓舞，高兴得不行。回京的路上，谢济世的心情非常舒畅。让谢济世更兴奋的是乾隆对雍正的三大模范督抚的评价，乾隆很快就对田文镜定论，说这个人苛刻搜刮、匿灾不报，让河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乾隆还说，雍正朝三大名臣中，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如鄂尔泰。
那些在雍正朝被打压的人，听到新皇帝如此表态，哪个不心存感激。乾隆是冒着被人指责为不孝的罪名为他们翻案。
官场中也有一些眼光深刻的人，河南总督王士俊就是这样的人，对乾隆新政，他一直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蜷伏一段时间后，他就嗅出乾隆新政面临的困境，乾隆改革的幅度过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乾隆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必须回到雍正政策上，必须延续雍正的政策，保持政权的连续性。
果然，在乾隆元年上半年，乾隆忽然抛出一句“矫枉不可过正”的话，乾隆还说治国要遵循中庸之道，宽严相济，两者不可偏废。
王士俊自以为嗅到了新的政治气息，自作聪明地给乾隆写了一个奏章，大意是：“雍正朝政策虽然过于严苛，但根本原因在于大臣们不奉公守法，错不在先帝。现在有一些新进之辈，动不动就指责先帝的政策，这些逢迎谄媚之辈甚至说‘只要将世宗时事情翻案，就是好的条陈’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
王士俊发这个奏章原本是为了政治投机，他自以为比别人提前嗅到了政治新动向，但他没想到这一节：就算你看到了潮流，也不该由你来引领这个潮流。
乾隆接到奏章后，非常愤怒，王士俊这是在否定自己的新政。还有多少个潜伏的王士俊呢？万一这些人集体发难，自己的政策就面临危险了。
乾隆将王士俊的奏章分发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谈谈看法。但是，大臣们集体选择了沉默。为何？
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没人能准确地预知乾隆对此事的态度。乾隆看大臣们不发话，只好自己表态，痛斥王士俊，说此人居心叵测，借口直言，实则是想搞政治投机。
乾隆表态后，朝臣马上活跃了起来。第二天，御史舒赫德就参奏王士俊。巡抚傅德也参王士俊，说他丧心病狂。王士俊因此而被刑部关押，拟定斩立决，乾隆改为斩监候，第二年法外施恩，将王士俊削职为民。
这次风波虽然平定了，但乾隆的思想却陷入了激烈的斗争中，他不仅反思皇考的政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新政。宽政有宽政的好处，也有弊端，严政有严政的好处，也有弊端。宽政的弊端在康熙朝就表现出来了，严政的弊端在雍正朝也很明显。想来想去，乾隆觉得只有宽严相济这一条路可以走。
乾隆元年初一，七十六岁的杨名时病逝，乾隆赞扬他“学问纯正，品行端方”，追加太子太傅头衔，谥号“文定”。
杨名时去世后，政治气氛已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乾隆第一次让李绂尝到了苦味是因为保举进士之事，李绂这个人特别爱才，推举人才这事让他很兴奋，结果李绂推荐了一大堆，还让同僚跟着自己一起保举。
不知为何，乾隆对此很不高兴，觉得李绂这个人爱慕虚名，指责了他几句。李绂随后回奏说：“老臣多言滋事，今天蒙圣上教诲，以后一定永远不再妄言。”乾隆回答说：“你这不是妄言，而是妄举。朕即位以来，从来没有因为哪个臣子‘妄言’而加以处分，你这么说是企图避重就轻，降二级以示警戒。”
乾隆八年，李绂请求告老还乡，乾隆问他：“你还有没有什么要上奏的？”李绂说：“慎终如始。”七年后，李绂在家乡临川逝世，乾隆对此非常冷淡，连个谥号都懒得给他。
接着来说说谢济世，他的命运也不比李绂好。有一段时间，谢济世负责重新编纂《大学注》《中庸疏》等书，删去了曾经被雍正指为“怨诽”的文字，并说自己是遵古本，不遵程朱。结果，乾隆大怒，让他掂量自己几斤几两，骂他跟程朱有云泥之别。
乾隆二年，谢济世上书建议乾隆“去邪勿疑”“出令勿贰”，乾隆听了，逆耳得很，指责他废话一大篇。谢济世没想到，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明君变得越来越专断独裁了，这对一个御史来说真是一场悲剧。
乾隆二年，劝谏的人越来越少了，谢济世压抑得厉害，居然斗胆劝谏，还说正因为半年以来没人进言，自己不能跟着别人一样沉默。不用说，谢济世又触了逆鳞，乾隆痛骂他上奏的言论怪诞支离，分明是想通过攻击君主博取名声，居心阴险简直是国家的害虫。
谢济世快崩溃了，在崩溃之前他作出了一个明智的抉择，请求乾隆允许自己回家照顾老母。乾隆心想，苍蝇走了也好，至少可以清净许多。乾隆让他担任湖南粮储道，换句话说，就近照顾老母，不断你的工作，继续拿薪水。
尽管远离了京城，谢济世还是没有远离麻烦，湖南巡抚蒋溥跟谢济世有私怨，向乾隆告发谢济世在湖南私自刊印自己注的《大学注》和《中庸疏》。乾隆以诋毁程朱的罪名，要对谢济世进行惩罚，不过好名的乾隆又说自己从来不以文字罪人，只要谢济世把书烧毁就行。
谢济世死于乾隆二十年，在死之前乾隆准备整他，幸好那时谢济世已经垂垂老矣，还没逮捕，就已经撒手人寰。
谢济世死后十三年，风波还没有消停，受齐周华“逆书案”的牵连，在谢济世的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梅庄杂著》。乾隆看过该书后说：“如果谢济世还活着，朕一定将他明正典刑。”
这就是御史谢济世寄予厚望的明君乾隆。明君如同明星，只是一种光环，谢济世也许永远都不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