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在《时代周刊》重庆办事处所在的那个简陋的小房间里贴了这样一张纸条：“若在这里所写的文字与《时代周刊》发表的任何文章雷同，纯属巧合。”
这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感到悲观：如果不能通过自己的报道改变中国命运的进程，那么至少也应该让美国人民了解他和史迪威、谢伟思和戴维斯等美国观察家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卢斯曾发表了他关于河南饥荒的那篇报道，这让白修德着实兴奋了几天。怒火中烧的蒋夫人要求把白修德解雇时，哈利·卢斯确实也曾力挺他。1944年春回美国休养期间，白修德写了一篇文章，想试探一下卢斯的态度。在美国，他不用担心中国那样的新闻审查，可以彻底弄清楚卢斯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否感兴趣。白修德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文章交给他，卢斯别无选择，只能表现出一副客观公正的姿态。
1944年5月1日，《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生活现状》的文章，署名的是白修德，实际上是很多人一起合写的。文章的措辞坦率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白修德说：“经过一场激烈而又充满睿智的争论之后，他原封不动地刊登了我的文章。”
到了重庆，你才能体会到国民党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审查制度威胁着作家、剧作家、电影制片人以及其他公众媒体界人士。新闻界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流言蜚语、宣传手册和电讯稿件的黑暗世界。任何诸如饥荒、通胀、封锁、外交关系或公众人物之类的话题都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如实讨论……
重庆这种阴郁的气氛笼罩着居住在此地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国的秘密警察机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为国家军事委员会服务，一个为国民党服务。他们手下的间谍和特工无处不在。在中国，任何人都可能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然后被关进大牢或者某个集中营。
目前，左右国民党的政治派系把坦慕尼厅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最坏的一面都糅合到了一起。寡言少语、处事神秘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被重庆的外国人称为“CC系”，他俩通过赏赐、秘密警察、间谍和行政手段来控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大哥陈果夫手段通天，所有上报给委员长的文件资料和备忘录都要从他的手中转出。
他的小弟陈立夫身体单薄，面貌俊秀，地位比他更为重要。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为人清心寡欲，经济上也较清白。他写的文章意境神秘、超凡脱俗，貌似富含哲理，不过几乎无人能够看懂。
那年夏天返回中国时，因为卢斯同意发表他那篇关于重庆政治状况的措辞直率的文章，白修德非常兴奋。不过他对卢斯的诚意还是心存疑虑，很快，他便有机会来验证一下自己对卢斯的怀疑是否有道理。从事情的发展情况来看，卢斯当初发表《中国生活现状》那篇文章不过是为了赢得他在纽约的那些员工们的好感。白修德写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报告，披露了史迪威危机背后的一些真实情况。卢斯把这篇报道转交给了《时代周刊》社新任外国报道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由他把白修德的稿子重新打乱，“编成谎言”。钱伯斯通过故弄玄虚的言辞和春秋笔法，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史迪威遭到压制的整个事实给颠倒过来，转而从蒋介石和陈纳德的角度来阐述发生的一切。钱伯斯笔下的史迪威变成了一个遇事抓不住重点的土包子，而蒋介石则被塑造成了一个英雄。
白修德给卢斯写了一封长达45页的信，对他的故意篡改提出严重抗议。卢斯平静地回答说，时代出版公司“支持”蒋介石与支持温斯顿·丘吉尔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两人通过电报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白修德三次提出辞职，卢斯则像父亲对待误入歧路的孩子一般，对白修德好言相劝，并给他涨了工资。卢斯就像一尊神明，如果离开时代出版公司，无疑就会走上下坡路。至少在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宁愿在时代出版公司当风尾，不到其他出版公司做鸡头。”不管怎样，这时候史迪威的职业生涯已经完了，卢斯支持的“委座”赢得了胜利，其他的事务来了又去，一切都结束了。白修德留了下来，虽然心情沉郁，但还是满怀憧憬，希望这一切总有一天会得到改变。
没有美龄在身边给他“翻译”对全世界听众们的“讲话”，蒋介石又回到了没有同宋家联姻之前的状态。他20多岁时，也就是充当上海黑社会小混子时的暴躁举止又故态重萌，业余时间里他都跟以前的旧情人和青帮老朋友们待在一起。上了年纪的蒋介石更倾向于儒家的清心寡欲，超然物外。陈氏兄弟也怂恿他这么做，他们把决策的重任从委员长的肩膀上卸了下来。重庆又回到了那种宫廷内斗、偷袭暗杀和背后结盟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看清形势发展趋势的人则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准备。
蒋介石如此脱离现实，以致在某一天，当他听到自己的士兵在大街上饿死的传闻时，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由于军官们的贪污腐败，士兵们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配给。蒋介石派大儿子蒋经国去查个究竟。蒋经国回来汇报说，传闻是真的。一听此言，蒋介石坚持要亲自去看一看。蒋经国带他去看了部队士兵因为无人过问而死在被窝里的场景。蒋介石火冒三丈，举起手杖猛打到那位管理士兵的军官脸上。这个元凶随后被投入大牢，另一名忠诚老实的军官代替了他的位子。虽然如此，士兵饿死的事情仍在发生。1944年8月，人们在重庆街头运走了138具士兵尸体。蒋介石再也没有出来查看。
那时候正在印刷委员长版本的《我的奋斗》[1]，通过该书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这本名为《中国之命运》的传记内容严重歪曲事实，把中国的各种灾难，包括由于蒋介石个人原因造成的灾难，全都归结到各国列强的头上。这本书的内容偏执混乱，以致那些负责将其译成英语的人因为不敢面对外国读者，纷纷请病假休息。
“二战”最后一年里，很久之前就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宋氏家族的成员中，仍然留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宋子文一个人了，而子文也已今非昔比。1941—1942年在华盛顿待的那段时间里，子文已经弄明白了游戏规则，并且他发现自己可以比别人玩得更好。子文成熟了，他脑子里再也没有哈佛大学那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道德说教。现在他手中的实权已经超过了蒋介石，他拥有的财富，除了少数几个超级富豪之外，在世界范围内已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即便是比他富有的那几个人，他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快超过他们。
在重庆期间的每天晚上，如果没有记者在场，他都会吃专门为他从堪萨斯城运来的牛排。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张乐怡，喜欢喊她的昵称“婷婷”。据说有一次张乐怡病了，他专门派了一架飞机到康涅狄格州去运回来一束山茱萸送给她。她酷爱山茱萸花，为此备受感动。
子文现在负责美龄以前做的那些事，并且比美龄做得还要好一些。他成了美龄的“替身”，担任蒋介石的翻译，跟他厌恶的政客和外交官们一起喝茶，讨好蒋介石，对来访的客人说些爱国之类的话，把蒋介石政权表述成人权和社会进步的坚定支持者。他现在已经完全看清楚了：如果他尽其所能，就能让蒋介石听他的指挥。
蒋介石政府里雇用的人非常多，包括中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分别负责形象维护、公共关系和宣传报道等工作，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止报纸杂志刊登各种丑闻。不过偶尔也会出现失误，比如在1945年5月，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时，美国新闻界就爆出了一个丑闻。广播电台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的一则报道给子文出了个难题：
目前中国发生了一件战争以来最大的丑闻，即由内部人士引发的黄金丑闻。此事牵扯到政府内部高官，这些人趁着3月28日金价正式上涨之前大赚了一笔……丑闻中涉及的那批黄金……是美国给中国的那5亿美元贷款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为此大发横财……大众舆论给政府带来了强大的压力。
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催促下，美国从1943年以来一直在借黄金给中国。按道理来讲，这些黄金应该由中国国有银行负责销售，以便起到稳定通胀的效果，就像给贫血患者注射维生素一样。蒋介石抱怨美国没有把答应提供的黄金及时运到中国。据说正是因为美国人没有及时运来黄金，当时仍担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才宣布各大银行将出售“黄金券”——一种在黄金运到之后可以兑换成黄金的证券。也就是说，本来准备用来抑制中国业已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这次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孔祥熙大量加印的法币和霭龄从中投机倒把造成的）的黄金，现在却造就了一个可以被操纵以便进一步从中渔利的期货市场。
在斯温的电台报道播放之前，没人对此产生过疑问。人们之所以没有及早发现这个问题的原因非常简单。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把怀疑的目光对准孔家和宋家的人。而在当时，孔家除了一个孩子留在国内之外，其他的成员都出国了。宋家也只有子文一个人留在国内。子文每天忙于各种政务，没工夫参与这些小把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才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事情暴露出来后，官方没有立即提出指控，它首先想到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件事捂住。但有消息说，重庆某个能获得官方机密的人正试图操纵期货市场。由于独家报道了这一事件，广播员斯温直接下结论说，这是“战争以来最大的丑闻”。实际上这并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此事的始作俑者一直没有被正式曝光，中国有一些人认为幕后操纵这件事的是宋家人，1945年3月，孔家唯一留在中国的就只有孔令侃，在多个行业与他有合作关系的则是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这两个人从未受到过任何形式的指控。
面对旧金山的一众记者，子文声称黄金市场上的异常现象已经引起了他的“怀疑”。他解释说，3月28日，也就是星期五那天，政府提出自3月30日（也即下个星期一）起提高黄金的官方价格时，曾要求与会人员必须严格保密。但在检查成交数字时，子文注意到星期五那天的黄金销售额是近几日平均销售额的两倍。发生这种事情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某个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把黄金价格将在周末急剧上涨的消息透露给了同伙，使他们能在星期五这天低价买入黄金，而在星期一高价抛出。子文也许以为他这么做是将了孔家某个人一军，而孔家当时正处于极盛时期。子文说，当时他带着疑问匆匆前去面见蒋介石。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相关部门快速进行了一次调查，最终发现这次事件真正的“犯罪者”是中央信托局的两个小职员，而孔祥熙和宋子良两人都是该局的董事会成员。孔祥熙掌控的交通银行和中国中央银行在事发当天的那个星期五把正常的停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迟到了晚上9点，以便购买黄金的人“随时前来购买现货”。尽管如此，从这两家银行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那两位运气不佳的职员被判处枪决，立即执行。临死之前，其中的一个大喊他俩是“替罪羊”，这一点大家心里都很明白。
子文认为这种处决很有必要：“因为对政府在腐败方面哪怕有丝毫怀疑，都应该立即进行全面调查，该罚则罚。这样做只会强化政府的权威，增强人民的信心。”
据说这次黄金丑闻获得的利润数目很大，有新闻报道说有“450亿元”，不过这里指的是通胀时期的中国货币。该为此次黄金丑闻负责的那些没有被点名的“高官们”实际上只挣了大约两万美元。
充当“圣人”角色的孔祥熙有一次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战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件不幸的事。”他有点儿言过其实了，战争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件坏事，但那些与宋家王朝有联系的人却例外。正如西北大学的弗朗西斯·徐[2]博士发现的那样：“官位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回报，以至成了这个国家最赚钱的行业。”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汤恩伯，此人有幸参与了最耸人听闻的战争丑闻，他的经历体现了蒋介石政权最糟糕的品质。汤恩伯外号“纸老虎”，是委员长的浙江老乡，小时候是个农村的小地痞，只学过一点武术。到了上海之后，汤恩伯赢得了青帮的赏识，做了打手，后来又说服当地的一个军阀出钱送他到日本的一所军事学校上学。“二战”爆发时，他已经成了最受蒋介石宠爱的野战军指挥官之一，成了黄埔系中的一员。他做出的第一个“成绩”，就是在河南省掌管军队时，伙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一起炸毁了黄河大坝。此外他还跟他人一起，威逼农民们把仅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交“特别税”，从而导致河南在1942—1943年发生了严重饥荒，让白修德唏嘘不已。
“相对来说，他还算讨人喜欢，”白修德回忆说，“他举止优雅，性情温和，精力充沛……农民和普通市民们却把他当作他们苦难的罪魁祸首，他们编了一句顺口溜以示嘲讽：‘河南二殃，黄河与汤’。”
农民们挨饿的时候，汤将军却在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他的地盘位于顾家兄弟在战争时期统管的上海地区的上游。顾家兄弟当时在杜月笙去重庆避难之际，受托代为掌管杜的领地。这样一来，汤恩伯就有机会在青帮下游地区购买日本的违禁消费品，然后用美国援助中国的卡车运到包括重庆在内的内地城市，到黑市上出售。从顾家兄弟那里买不到的，他就直接用美国援华物资跟日本人换。他还贩卖瑞士手表、法国香水和英国毛纺织品，强迫农民种植烟草，然后卖给内地的烟厂，鸦片则卖给青帮。仅这些还不够，汤恩伯还克扣军饷，不给士兵们足够的配给，把本应发放给士兵们的美国援华装备拿去卖掉。他手下军队的花名册有1/3都是徒有虚名，这样他便可以冒领空头军饷。
1944年日本人发动“一号行动”后，汤将军只身离开前线，他手下的军队在惊慌失措之余，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参谋军官们丢下士兵不管，征用了手中的800辆卡车中的600辆，把妻儿老小、金银细软等能带走的全都装上卡车，仓皇逃窜。为了弄口吃的，那些被遗弃的步兵跑到农民家里抢他们赖以生存的耕牛。盛怒之下的农民们拿起木叉奋起反击，结果把5万士兵给缴了械。
作为奖赏，汤恩伯被任命为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下辖14个美械师。抗战即将结束之际，他又得了一个肥差，到长江上海段一带去解除日军武装，接受日本投降。任务完成后，他受命把所有的日军士兵和平民从上海港遣返回国。汤恩伯把20名日军高级指挥官召集到一起，发表了一番令人感动的告别赠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辅佐。两国人民亦同种同文，合则共存，分则俱亡。8年血战，两败俱伤。忆往昔之苦难，非拥泣不足以慰吾兄弟之悲痛。而今刀枪入库，送君还乡，他日定携玉帛以迎还。
河南省的老百姓如果能听到如此感情充沛的讲话，他们心里一定会觉得热乎乎的。
委员长对汤恩伯的表现非常满意，战后再次对他进行嘉奖，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顾家兄弟所在的上海也在他的辖区内），地位仅次于另一位名声响亮的军界领袖、发动“皖南事变”的英雄顾祝同将军。一位历史学家给他下了一个温和的评语：“汤恩伯是国民党中名声最不好的军人之一。”
每个人都捞到了不少好处。截至抗战胜利日那天，中国至少在账面上拥有600万盎司的黄金及9亿多美元的资金储备。尽管储备了如此数量的硬通货和黄金，“院外援华集团”[3]仍在极力游说，因此外国援助仍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1945—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向中国运送了价值6.85亿美元的货物、食品、衣物和装备。此外，子文在进出口银行的那些老朋友们还给了他8 300万美元的贷款，加拿大也拨给了他6 000万美元的长期贷款。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宋子文坚持要求这些外国援助物资全部应由中国人管理。1944年蒋介石就曾玩过这一招，现在他这么做自然也无不可。令人费解的是，各个提供贷款的机构竟然都同意了他的要求。尽管当时在华盛顿和伦敦的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言，说在抗战结束时，宋子文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在很多全球最大的公司中都持有巨额股份，他还能找到很多办法从这些公司购买军用物资。费利克斯·格林引用子文的一位朋友的话说，截至1944年，子文单是在美国就拥有4 700万美元的财富。在1953年的一次采访中，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层人士就曾反问道：“宋子文在你们通用汽车公司拥有控制股权，不是吗？”当被告知说，美国官方一般认为那是杜邦公司，而不是通用汽车公司，这位外交部官员厉声说道：“他们有很多办法掩盖所有权，不是吗？”
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后，子文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中国国家善后救济总署（CNRRA）来监督联合国救援物资的发放工作。他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商量好，救援物资到了中国码头后，这两个机构就不再插手了。（在其他国家，联合国官员负责监督整个发放过程，以便确保这些物品得到合理的分配。）卸下货物的大部分码头，存放货物的大部分仓库，以及负责运输这些货物的大部分公司（包括中国招商局轮船公司）都归杜月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徇私舞弊而提前做好的局。
所有的救援物资抵达中国后，立即被转入黑市渠道。美国红十字会捐助的血浆竟被以25美元一品脱[4]的价格在上海的各家药店销售。美国海军海岸巡逻队发现后，把剩下的3 500箱血浆从上海的一家仓库里收走了。
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向中国发放了贷款，并满足了子文那不合规定的要求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现自己还要支付这些物资的海运、装卸、存储和陆运等方面的费用。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子文把上述这一切的“管理”单据交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计人员发现这个数目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9亿美元。
1927年，蒋介石和杜月笙曾利用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无知，从上海商人手中敲诈了数百万美元。现在，蒋介石又利用人们对共产党执政的无知，从美国人手里攫取数百万美元的资助。他对无知的利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导致中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达到了惊人的11 000 000∶1的比率。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又开始偷偷准备发行一种新的以黄金为支撑的新钞，即所谓的“金圆券”。按照计划，政府号召所有中国人用手中那些已经失去信誉的旧版法币及个人拥有的黄金和白银来兑换新版钞票，这些黄金和白银以后可以按照政府自己制定的兑换率赎回。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骗局，它意味着那些好不容易在战争中把黄金和白银保存下来的人将按照荒唐的兑换率把手中的金银兑换成价值可疑的新版钞票。凡是在中国做过几天小店老板的人都能识破这个骗局，但人们别无其他选择。
谁要是知道货币改革的具体日期，谁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对这场大规模骗局来说，著名的“黄金丑闻”不过是一场热身运动而已。这一次，把秘密消息泄露出去的是宋子文本人。
很显然，子文对与他关系不错的一些军官（仅在上海就有293人）做了提醒，让他们在实行改革之前从银行里把黄金提走。不妙的是，其中某个人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上海立即陷入恐慌之中，数百位大客户跑到银行里提取黄金现货，其他一些合法的客户也从政府手里提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私人黄金。恐慌还蔓延到了其他城市，委员长发火了，他成了全国人民的笑柄。这一次，他彻底受够了宋子文。
子文被正式认定对这次“黄金抢兑”事件负责。蒋介石命令他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还取消了他在政府中的其他头衔，并下令陈氏兄弟对子文的金融活动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束前，为了安慰宋子文，蒋介石任命他为广东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这使宋子文可以轻松地通过在广州和香港的银行把大量的财产转出中国，并有足够的时间变卖大部分的资产。
他在行政院发表辞职讲话时，说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目前的情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的经济危机是8年抗战和一年表面上的和平期间因极不平衡的预算而累积造成的后果。投机活动又部分加重了危机的程度。”
1947年秋，陈氏兄弟完成了他们受命所做的调查。他们递交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报告，指责子文“对外国资金处理不当”。报告指出，一些享有特权的公司花费资金和供应品“并非是为了进口用于重新建设所需的物资”。报告中所指的那些特权集团包括宋子文及其中国开发金融公司、宋子良的孚中贸易公司以及孔令侃的扬子发展公司。子文被勒令辞职、卷起铺盖去了广东之后，调查人员发现，中国储备的硬通货和金条——包括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时期人们一直认为储存在国库中的9亿美元现金和600万盎司黄金有将近一半不明去向。
它们哪里去了呢？
得梅因市《纪事报》的发行人加德纳·考尔斯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二战”结束后他曾访问过中国。回国后他写了一篇报道，于1947年9月发表。
在上海的一场晚宴中，一位对现政府不满的人对我说：“除非推倒宋家人，不然中国永远也好不了。他们在华盛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各大银行的私人账户上有超过10亿美元的存款。”他离开后不久，中国银行的一个高管对我说：“别信这些屁话，他们家的存款不超过8亿美元。”
此时此刻，孔祥熙远在美国，宋子文被贬广东，毛泽东的军队则以破竹之势横扫华北。在这样的形势下，委员长仍然试图维护政府的脸面。面对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他毅然决定发行金圆券。再三延迟之后，新版货币的发行日期被定在了1948年8月19日。所有旧版钞票连同黄金、白银和各种外币都要在9月30日前上交政府。为了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跟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一起负责新版货币的发行事宜。
委员长给蒋经国下达特别指示，让他首先把上海“打扫干净”。很显然，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他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蒋经国受命清理孔氏家族的所有痕迹，清除仍留在上海的“孔派余孽”。在这次行动中，蒋经国将撵走所有的腐败分子（青帮分子除外），关闭黑市，把那些肆无忌惮的投机者投入大牢，并协助对上海黑社会进行经济“改革”。这项任务有点离谱。蒋经国似乎希望不折不扣地执行父亲的命令，他对各种腐败行为、黑市商人和货币投机者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在大街小巷到处安排莫斯科式的安全干部，一旦发现，就地展开审讯，在路边执行死刑。不过，蒋经国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他逮捕了股票经纪人杜维屏。这位年轻的经纪人被控在货币改革前抛售了3 000万股股票——很显然，他的父亲杜月笙事先向他透露了消息。
杜月笙这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儿子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接受了蒋经国的审讯，在大家还不知道他被捕的情况下便被判了刑。蒋经国对小杜的处罚相对较轻，只判了他8个月的徒刑，判罪原因却并不是他非法获取货币改革的信息，而是他没有按照规则在正规交易所抛售股票。不过他没有服刑，因为如果服刑的话，对他父亲来说有点儿“欺人太甚”了。然而，他的被捕、受审和定罪却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时代已经变了。
“二战”结束后，由于年事已高，加上长期吸毒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杜月笙的权力之手已经逐渐松开。那些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对手们也试图摆脱青帮的控制，这让他倍感压力。杜月笙现在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无心重新打理青帮的日常事务。此时的共产党正如狂风暴雨般席卷东北地区，即将挥戈南下，杜月笙已经很难集中精力重新恢复旧上海的那套秩序，他开始往香港转移财产。
蒋经国犯的第二个错误更为严重。
他在上海四处搜查的时候，在扬子发展公司的库房里发现了大量被盗的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救援物资，此时已经熟知黑市运作内幕的蒋经国立即逮捕了扬子发展公司的总经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表弟孔令侃。
[1] 《我的奋斗》是希特勒的自传。——译者注
[2] 此处指的应该是徐诚斌。徐诚斌（Francis Hsu Chen-Ping，1920—1973），祖籍浙江宁波，后任天主教香港教区第三任正权主教（1969—1973年），也是天主教香港教区首任华人主教。 ——译者注
[3] “院外援华集团”指在美国政界和议会进行游说，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团体和个人。——译者注
[4] 1品脱≈ 473.18毫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