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这是美龄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蒋介石走向末路的开始。礼宾官们在尼罗河畔安排4位著名领导人坐成一排，合影留念，这样安排的目的是确立蒋介石的历史地位。这张照片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照片中，委员长坐在镜头的左边，富兰克林·罗斯福坐在他的旁边，再过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蒋夫人坐在最右边。丘吉尔穿着一身白色的三件套西装，脚上穿着黑袜子，嘴里叼着一根雪茄，圆滚滚的大腿上放着一顶灰色的小礼帽。坐在他旁边的美龄身穿普通的旗袍，外面披了一件白色的短上衣，鞋子上装饰着整洁的蝴蝶结。（丘吉尔故意把她晾在一边，看他的表情，似乎正在跟镜头外面的某个人在说俏皮话。英国人从来就没拿蒋氏夫妇当回事，当时英国流行的一部战时广播剧中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名字就叫“提现将军”[1]。）照片的另一端，委员长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领子上镶着三颗星。他戴着手套，手里还拿着一顶缀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在他旁边，大腹便便的罗斯福穿着一件双排扣斜布纹大衣，因为拍照，他将残疾的双腿尽量摆放得自然一些。手法老练的罗斯福把身体歪向委员长，好像在跟他聊些什么。蒋介石嘴巴咧着，脸上挂着勉强的微笑，好像听明白了罗斯福的话——实际上他根本就听不懂。据说，罗斯福装模作样地跟他谈话只不过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施展的一个小骗术，这一招取得了连罗斯福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极佳效果。
邀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是罗斯福的主意。丘吉尔曾坚决反对，但罗斯福坚持请他来。几个月前，罗斯福还强迫史迪威将军强压着自己的愤怒，将一枚美国“功勋勋章”别在蒋介石的胸前。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后，罗斯福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把蒋介石当成一个伟大的国际政治家，世界政治四巨头之一，一个可以跟美国总统在一起开玩笑的人。在开罗，罗斯福通过翻译，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番不太令人愉快的讨论。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许诺盟军将于1944年在缅甸和孟加拉湾发起攻势，以减轻日本人对中国的压力。
在丘吉尔看来，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既冗长复杂，又处于次要地位”。首相认为美国人过分夸大了蒋介石政权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把日本人挡在英属印度之外，并计划重新夺回沦陷的基地新加坡，这一直是英国在亚洲的“最高目标”。会后，丘吉尔和罗斯福从开罗直接去了德黑兰，同斯大林举行会商。在德黑兰，罗斯福最终听从了劝告，放弃了在亚洲的作战计划，把精力集中到了欧洲战场。罗斯福改变计划的消息传到重庆后，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他愤怒地对美国驻华大使说，只有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才能“让中国人民和军队相信你们非常关注这里的局势”。宋子文刚从华盛顿得到了5亿美元的贷款，英国也提供了5亿美元。现在蒋介石希望华盛顿把款项再增加一倍，“提现将军”又出击了。
关于开罗会议那张照片的不同版本在学生的历史教科书和普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上不断出现，给人制造了这样的假象：照片中的这些人关系非常融洽。事实正好相反：罗斯福和蒋介石在照相的时候没有面对面，也没有互相看着对方；美龄的到场让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他最近才好不容易设法让她离开了白宫，离开美国）都很恼火——此时此刻的蒋氏夫妇并不是在走上坡路，而是在走下坡路。宋氏家族丧失天命的时间并不是毛泽东在北京建立政权的1949年，而是在1943年，即在美国不可避免地与它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之前。
那些为媒体和国务院效力的观察家们注意并报道了这个历史性的潮流转变，但他们的发现并没有引起重视。当时提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相当可笑的问题：当美国人真正在背后支持他的时候，蒋介石怎么能够失势呢？这是一个判断失误的典型案例，这个错误如此严重，以致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拒不认错，因为可悲的新闻正是报道者所探求的。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向蒋介石发起挑战。50万国民党军队把他们与华南隔断开来。但是，尽管被分割在华北，共产党却有效地对日本人发起了游击战。为了逼退共产党，日本皇军采取了“三光政策”，把农村地区破坏殆尽，这种做法反而使更多的民众被驱赶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中。在南方国民党与日军对峙的地区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因为蒋介石命令军队与敌军保持安全的距离。敌对双方的指挥官们穿过两军之间的无人区进行贸易活动，通过美国《租界条约》配送给国民党军队的各种物资被用来换取各种日本消费品，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
真正能打仗的是史迪威手下那些驻扎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部队。他们作战的机会不多，但每到非打不可的时候——如密支那战役，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蒋介石和陈纳德联合起来，不断诋毁史迪威，准备把他从中国赶走，“酸醋乔”史迪威每一次都是在蒋介石极力阻挠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那些名义上受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局势已经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境地。虽然孔祥熙仍在继续他的纸币哑剧，但货币已经贬得几乎一文不值。除了贪官污吏和部队军官之外，其他人几乎买不到工业制造品。除了极少数外，这些人中大部分都通过囤积居奇而大发横财。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竟然愚蠢地支持孔祥熙最新提出的通过限价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计划。生产者们立即停止向市场供应肉类和食用油等商品，等待更高的价格出现。在重庆，就连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曾经支持国民党的一些有识之士现在也意识到，国民党最关心的只是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也开始调转矛头来反对它。一些人永远与之决裂，另一些人则温和地谴责政府的政策，结果都成了军统镇压的目标。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政权不去跟日本人打仗，却把那些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忠贞之士抓进戴笠的大牢。在戴笠设立的国民党集中营里，他们遭到殴打、挨饿，甚至砍头，或者被迫变成大烟鬼。
在蒋介石的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强制入伍的，军官们的忠诚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并没有深入军队内部之中。这种事在中国并不新鲜，不过在古代，每当一个王朝陷落，整个官僚机构通常会被新王朝全盘接管，这样便在行政管理方面保持了至关重要的连续性。典型的中国式改朝换代更换的只是最顶层，然而现在，这个官僚体制已经不复存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推翻这个旧的体制。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官僚阶层。
现在，统治中国的“权利”完全依赖于国民党的“可信度”，即它的声望，准确点说，是指“魔术师的把戏或假象”。这就是国民党“天命”的本质所在。随着蒋介石的可信度不断下降，那些注意到这个情况的人（就如童话里那些知道国王其实并没有穿衣服的人一样）便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蒋介石变得越来越专横独断。越来越多的控制权都被他从宋家人（蒋介石一直以来对他们都很纵容）手中转移到了陈氏兄弟（蒋介石从来都离不开他们）的CC系手里。没有陈氏兄弟就没有蒋介石的今天，因为陈氏兄弟直接代表着那些把他推上权力巅峰的人——青帮的高层，而现在，生存都已经成了问题。杜月笙年事已高，已经无法仅凭一己之力维护蒋介石的地位。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青帮，因为他与青帮把兄弟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要比他与宋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牢固得多。
宋家人的影响力并没有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虽然陈氏兄弟一派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宋家人，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地位和头衔。蒋介石现在已经不再利用宋家人代表的自由主义来为国家装点门面，而是越来越依靠陈氏兄弟和戴笠，他本人也像希特勒那样变得狂妄自大，对美国表现得越来越傲慢。不过这并没有让他失去美国对他的支持，美国政府官员们对蒋介石侵犯人权和通过各种伪装进行统治的做法根本就不在乎。现在美国的主导人物不是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而是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他越来越认同蒋介石关于战后“共产主义威胁”的看法。为了取悦委员长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以霍普金斯为代表的华盛顿官员及国务院已经做好了准备，即便牺牲再多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美国政府派海军指挥官米尔顿·梅乐斯前来帮助戴笠。梅乐斯曾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过针对日本人的“秘密活动”。梅乐斯承认，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要想完成任务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事务都交给那位知道尸体埋在什么地方的人，也就是特务头子。他们成立了一个代号为“SACO”（中美合作所）的联合合作机构。结果是，梅乐斯抗日的事没做多少，倒是帮了戴笠不少忙，而戴笠却没有为美国人做任何事。这便导致戴笠和美国间谍头子“野蛮比尔”威廉·多诺万之间发生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直接冲突。
多诺万显然清楚，戴笠尽一切可能不让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然而，戴笠与梅乐斯走得太近了。飞抵重庆后，多诺万在一次宴会中找到了一个机会。当时在场的有美国大使、中美双方的三军将领、戴笠和宋子文。赴宴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只有多诺万和戴笠依然保持着清醒。菜肴一道接一道地端上了，大家直喝到午夜时分。这时候多诺万突然对戴笠说，如果他阻止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在中国搜集情报，那么这些特工们将单独进行活动。听到此言，在场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戴笠面带着微笑说道：“如果战略情报局想脱离中美合作所单独行动，我会把你们的特工全都干掉。”
“你杀掉我们一个特工，”多诺万回答说，“我就干掉你们一个将军。”
“你可不能这样对我讲话。”戴笠说。
“我就这样对你说。”多诺万回答道。
不过，这样直来直去的谈话场面还是很少见的。美国人并不知道，由于美国国务院没有在意驻华观察家们的提醒，它正在一步步陷入圈套。他们传回来的那些秘密报告只有极少数能够送到国务卿手中，其余的大都被国务院内部亲蒋的一伙人给截住了。美国国务卿虽然见不到这些报告，中国人却能看到。根据联邦调查局当时搜集的情报显示，国务院高层的某位人士一直在把这些秘密信息直接转给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宋子文审阅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因此，那些被美国政府派去中国监视蒋介石政权情况的人实际上是在给宋氏家族而不是罗斯福总统服务。
陆军部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马歇尔将军对蒋介石充满怀疑，他相信史迪威发出的警告，但要想说服罗斯福对蒋介石产生怀疑却并非易事。总统的耳朵里现在满是像哈里·霍普金斯、科科伦和宋子文身边的那些亲华分子的话。有这么多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在那里搅和，要想理性地讨论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的。凭借其高超的手段，约瑟夫·艾尔索普使重庆的事务变得更乱了。刚开始，艾尔索普被派往中国担任陈纳德的“新闻副官”，负责公关事务。后来他在香港被日本人抓住，遣返回国。艾尔索普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谋得了一个新职位：担任租借法案事务驻重庆代表，再次全力投入扳倒史迪威的运动当中。
1944年日军在华东地区发动“一号作战”行动[2]后，史迪威的问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战役是在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日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潜艇已经侵入日本海域，拦截通往它所建立的东南亚帝国的海上运输线。目前那些距离遥远的战略据点物质缺乏，易受盟军攻击。日本人唯一的一条替代性运输线就是中国境内贯穿南北的铁路主干线，而以前这条铁路线对它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此外，它们还计划炸毁陈纳德手下的第十四航空队建起的那些新的航空基地。
陈纳德向罗斯福夸口说，如果他能建成那些前线基地，如果他能得到飞机，并且不把大部分的战争补给品都给史迪威的话，那么他的航空队就能击沉100万吨日本海上运输物资，罗斯福听了非常受用。陈纳德还说，这些基地可以用来供B–29型轰炸机起降，以便去轰炸日本本土。史迪威却持相反的观点，他预测修建这些基地只会吸引日军前来轰炸。跟往常一样，史迪威是对的。
1944年4月，日军派出15个师团外加5个旅团的兵力发起进攻，担任防御任务的30万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日军一支500人的小规模部队就能打垮数千人规模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指挥官们用卡车把自己的家属和财产运到内地，陈纳德抱怨说，如果史迪威之前能多运一些战备物资给中国军队，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实际情况是，饱受质疑的那些部队中，有一些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美国装备，而却被指挥官们拿到黑市上给卖了，有的还被卖给了日本人。白修德发现，在委员长声称已经组织力量准备奋勇抵抗的几个地区，只有两个由强征入伍的农民组成的装备奇差的团。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这样的军队不堪一击。
那些人缓慢地往前走着，摆在这些苦难的中国士兵面前的只有灾难……他们疲惫不堪，面黄肌瘦，枪支老旧，棕黄色的军装上打着补丁。每个士兵的腰带上都挂着两颗手榴弹，每人的脖子上还吊着一个蓝色的像意大利香肠一样的布袋，里面装着大米，这是中国士兵唯一的战场粮食补给。他们的脚上穿着破旧的草鞋，脚都已磨破，头上则戴着用树叶编成的鸟巢式样的帽子，以便遮挡阳光，同时还可以用作伪装。大滴的汗水从他们身上洒下来，脚底下尘土飞扬，炎热席卷了全国，田野里也炎热难耐，稻田里掀起了轻微的麦浪，发出耀眼的光芒。
战斗开始不久就结束了。“中国士兵们几乎是仅凭着血肉之躯战斗，”白修德写道，“他们翻山越岭，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去，没有任何支援，也没有方向。他们注定要灭亡。”
飞机场被日军炸毁后，陈纳德和蒋介石加紧安排，准备让史迪威当替罪羊。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来重庆小住了几日，史迪威不在重庆，所以无法替自己辩护，他此时正在缅甸境内指挥军队进行跨越时间长、战斗极为惨烈的密支那战役。那次战役是“二战”期间美军在亚洲大陆进行的规模最大、战绩最为卓越的战役，也是美国作战部队（梅里尔的“掠夺者”）直接参加的唯一一场战役。
为了粉饰太平，委员长下令把所有的乞丐都抓起来绑在一起，送到远离重庆市区的地方。负责接待华莱士的是宋子文和约瑟夫·艾尔索普。华莱士的耳朵还没有从飞机的轰鸣声中恢复过来，便塞满了关于史迪威的种种罪过。
经过与委员长的多次会晤，华莱士向其施加压力，成功地说服委员长允许美国人向共产党总部延安派出一队观察员。不过蒋介石也采取了以牙还牙的策略。在乘车去机场为华莱士送行的途中，蒋介石要求让阿尔伯特·C.魏德迈少将来替代史迪威。魏德迈是驻扎在印度德里的蒙巴顿勋爵手下的参谋人员，为人随和，处事也比较灵活。委员长还希望罗斯福新派一个私人代表，替换掉爱找麻烦的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下一站昆明后，经过一夜的考虑，华莱士给总统发去了如下报告：“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只能在短时间内可利用的人，人们不认为他拥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很可能随着形势的演变而出现，或者通过革命方式产生。目前来看，很可能是通过后一种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重庆方面反对史迪威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美国陆军部却越来越坚定地支持他，并敦促罗斯福把“酸醋乔”擢升为四星上将，坚持让蒋介石把在中国国内、缅甸和印度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都交给史迪威指挥。“我们完全理解委员长对史迪威的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但实际情况是，他在英国和中国当局坚决反对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或提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因此，在高级指挥官们的敦促下，罗斯福向蒋介石做了通报，告诉他史迪威将得到晋升，并指出，由于“亚洲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蒋介石应该把中国全部军队都交给史迪威来指挥。
蒋介石无法断然拒绝罗斯福，于是便跟他打起了太极。他坚持让罗斯福先派一位特使来“调节”他跟史迪威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军队能够有时间来适应美国人的指挥思路。这事还没有解决好，日本人却在缅甸公路一带发动了短期的进攻。蒋介石开始担心日本人会不会沿着缅甸公路直逼昆明，于是便威胁说，他将把在缅甸前线的所有中国军队撤离到萨尔温江[3]的安全地带。
罗斯福立即发来指示，让史迪威紧急照会蒋介石。罗斯福在指示中警告他说，如果委员长从缅甸撤回部队，不把军队交给史迪威指挥，那么他将停止所有的美国援助。史迪威意识到罗斯福安排这次照会无疑是“点燃了一个爆竹”。史迪威约见了蒋介石，“把一大把辣椒塞给了‘花生’，然后身体向后靠在了椅背上，长出了一口气。这枚鱼叉正中这个小个子的心口窝，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面对罗斯福直截了当的要求，蒋介石既伤心又恼火。让史迪威来掌管中国军队势必在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引发一连串的问题，蒋介石赖以生存的那张巨大的腐败网络也将毁于一旦。不过史迪威高兴得有点儿太早了。
关键时刻到来之际，击败史迪威的不是蒋介石，不是陈纳德，也不是宋家的某个人。史迪威的失败，是因为华盛顿不愿相信自己派驻中国的那些观察员，及其用俄克拉何马人[4]的逻辑解决中国难题的倾向。打败史迪威的是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罗斯福新派来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
初来乍到的赫尔利第一步就走错了。刚一见面，他就向委员长打保票说，美国仍“一如既往地支持蒋介石”，也就是说，委员长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蒋介石决定试一下看看赫尔利是不是在他面前吹牛。于是，他把罗斯福总统的要求放到一边，在1944年9月24日发出的一封电报里，他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他在电报中写道：“新的军事指挥任务规模大、情况复杂、要求精细，史迪威将军不适合这些工作。”没等罗斯福回电，蒋介石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自己不会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让罗斯福总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想逼迫蒋介石听话，就得当着整个国民党领导层的面这么做才行。实际上，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这明显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手段而已，但这给了史迪威在美国国内的那些政敌（如哈里·霍普金斯）一个好机会。如果美国政府想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现在正是时候。但正如大家心知肚明的是，美国根本硬不起来。
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带着超乎寻常的政治力量来到中国。他是个身材高大、家境殷实的俄克拉何马人，在胡佛任总统任职期间曾担任过美军陆军部部长，罗斯福遇到什么麻烦事也喜欢交给他来处理。他采用北美乔克托人[5]在战斗时呐喊的方法愚弄大家，跟人打招呼时喊人家“梅毒杰克”和“妓女邓”。有一次，因为对大使馆中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助理准备的备忘录不满意，他竟然拿着一把装上子弹的左轮手枪对着他的脸挥来挥去。赫尔利就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他给罗斯福发去一封短信，督促罗斯福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办。在头脑简单的赫尔利看来，如果要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蒋介石。罗斯福把马歇尔将军和其他人对他讲过的话抛到脑后，决定把美国的赌注都押到赫尔利身上。他下令立即召回史迪威。
史迪威在日记中记录道：“斧头落下来了。”
作为奖励，在史迪威被召回国后，罗斯福又把高斯大使的职位交给了赫尔利。备受鼓舞的赫尔利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在，他修剪了一下绅士味十足的大胡子，准备单枪匹马在一夜之间把中国的内战问题解决好。他首先去了延安，询问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与蒋介石合作，这让他们大吃一惊。随后，赫尔利带着毛泽东提出的那些直截了当的解决条件急匆匆地返回重庆，结果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委员长对毛泽东提出的那些条件连考虑都不愿意考虑。从那之后，每当蒋介石提到赫尔利，都称他为“大傻瓜”。
赫尔利带着新的计划又一次急匆匆地返回延安，这一次，他竟然试图说服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条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一听此言，毛泽东断然拒绝。从那之后，每当提到赫尔利，共产党都喊他“小胡子”。
负责为《新闻周刊》进行军事报道的哈罗德·艾萨克斯认为，赫尔利“落到了那些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的人的手里”。然而，《时代周刊》的安娜莉·雅谷贝的用词则没有这么客气。她指出，赫尔利“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美国政府安插在重庆的眼线都是些老中国通，其中有几位还是在华传教士的孩子。虽然其中一些人后来仍长期在外事局工作，并得到了不错的职位，但在本书中比较重要的那些人，如谢伟思、柯乐博、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的政治生涯却很短暂。[6]他们跟其他一些人一起被逐出政界，并因为报道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不受欢迎的消息而在麦卡锡时代遭到迫害。据那些搞政治迫害的人讲，正是他们几个人使得美国“把中国给丢了”。
中国观察家们传回来的情报集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不管华盛顿多么希望蒋介石“统治”中国，蒋介石都即将把中国交到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是他们在国务院里的那些顶头上司们极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因为它与美国社会盛传的有关中国的神话截然相反。人们指控那些派驻重庆的观察家们偏离自己的等待预期——他们支持共产党。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提醒它注意似乎必定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进程，从而能够制定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政策。然而，华盛顿对此的反应却充满了深深的怀疑和敌意，它坚持把美国国旗在蒋介石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只的桅杆上绑得更紧了。
“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团糟。”1944年3月20日，谢伟思在一份典型的谅解备忘录中如此写道：
……整个中国的可悲局面应该由蒋介石，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如果备受蒋介石依赖的美国政府能够确切地知道它想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什么，并且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蒋介石是会采取合作态度的……这也许会意味着美国将能在中国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不然的话，作为盟国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将没有太大的用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也许还能拯救中国。
被派去协助史迪威的戴维斯给哈里·霍普金斯写信说：“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能够代表中国。在中国拥有这种想法的也许只有委员长一个人。”
然而，华盛顿非但没有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还常要处处迁就于他。委员长（或者代表委员长的宋子文）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稍有不满就会发出威胁：如果美国不能满足其最新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要单方面跟日本人讲和。蒋介石或宋子文还有另一种威胁方式：他们对华盛顿讲，如果美国给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去找莫斯科要。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会发现，一个声称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府却发出这样的威胁，真的是让人感到奇怪。
罗斯福被吓住了。他自认为非常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而实际上，他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都来自像美龄和子文这样美国化了的中国人。这样的人在中国都被称为“香蕉人”，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外表是“黄”色的，里面却是“白”色的。在开罗见到蒋介石时，总统坦诚地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人。罗斯福对萨默·威尔斯说，他在与蒋介石打交道时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他发现蒋介石“高度情绪化”，并且罗斯福个人对“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缺少同情”而感到非常不满。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指示马歇尔将军给予蒋介石特别关照：
我们大家必须牢记的一点是，委员长历尽艰难才得以成为4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的任务：他把各个群体的各式各样的领袖人物团结到了一起，其中包括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工程师等人，这些人一直以来都在地方上或政府里不停地争权夺利，在极短的时间里在全中国范围内完成了一项我们用了两个世纪才完成的任务。
除此之外，委员长觉得有必要保持其个人的崇高地位。在那种环境之下，相信你我也一定会这么做。他是行政首脑，又是总司令，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对他说话蛮横，更不能像对待摩洛哥的苏丹那样对待他。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这番错误描述可谓是达到了荒唐的程度。他说的似乎更像是他自己，而不是蒋介石。在1945年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罗斯福承认说：“在开罗时蒋介石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我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我对蒋介石所有的了解都是听蒋夫人说的。”
就这样，美国人制定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对蒋家、宋家和孔家人个性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事态发展、国家形势或人民疾苦。这还得归功于宋家人杰出的政治权术。负责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人物是国务院远东司的老前辈项白克。项白克对中国的情况只有一点儿粗浅的了解，并且已经好多年没有接触中国事务了。
项白克就像一条待在国务院里晒太阳的毒蛇，找到一块有阳光的地方盘起身来，静等着那些打扰它睡眠的动物自投罗网。他一生中只在中国待过4年的时间——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在几所国立大学里教过书。他对汉语几乎一窍不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了解得就更少。1916年，他还用自己对中国的那点可怜的了解写了一本名为《当代远东政治》的书，出版不久便销声匿迹。“一战”时期，他以陆军上尉的身份在远东问题上扮演了“专家”的角色。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他的“出谋划策”，亚洲事务被搞得一团糟。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他进一步破坏了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从而为“二战”埋下了祸根。凭着这种可疑的资历，项白克又出版了一本经不起推敲的著作，凭着这本著作及其在哈佛大学的教师职位，项白克又于192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
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任命可谓是国家之大不幸，它使项白克控制了外国事务管理局官员呈送给国务院和白宫的各种情报。他扣下了那些批评蒋介石的情报，不让国务卿知道。他曾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像是一列沿着铁路线奔跑的列车。铁路早已建好，火车驶向何方也已是尽人皆知。”事实上，这列火车在1975年到达了西贡，沿途一路呼啸着经过北京、金门、马祖岛和鸭绿江各站。
项白克装模作样地把他的无知隐藏在道德背后，依赖国务院那些惯用手段，利用法律和技术上的种种便利来压制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下级官员的建议。他还声称自己对“神秘的东方世界”有特别而透彻的理解，为常人所不及。项白克和他那位死气沉沉的门徒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严重脱离现实。1944年，他的一些手下起而攻之，反映他私下扣押转给国务卿赫尔的重要情报。尽管如此，他也只是被调整了一下岗位，去担任美国驻荷兰大使，从而不需要为其对之后30年造成的恶劣影响承担任何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项白克用这样的方式管理其下属的机构，使得很多比他优秀的人的职业生涯毁于一旦，有的人甚至为此丢了性命，而他自己却毫发无伤。
不管怎样，现在一切都太迟了，项白克的快车早已在错误的轨道上失去了平衡。1943年1月初，谢伟思返回华盛顿述职，发现自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第一个从重庆美国外事局返回美国的人。他在报道中说：“屋椽上都长出苔藓了。”由于专业原因，谢伟思一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还曾到毛泽东控制的地区进行过一次旅行，对中国共产党了解得非常透彻。
在华盛顿逗留期间，谢伟思写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督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局面进行一次最为透彻深入的研究”。他警告说，国民党离“表面上的民主”越来越远，满脑子只想恢复内战。他指出，如果在打败日本人之前就发动内战，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还说，绝不能低估这件事对美国作战效果的影响，政治上的意义也同样严重，因为共产党目前控制着很大一片国土，并且他们能够动员和教育这些地区的民众。等到日本人被打败的那一天，共产党的统治区将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并会进入因日军撤退而呈权力真空状态的其他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认为，如果华盛顿愿意的话，就足以迫使蒋介石采取适当的行动。他们认为，美国持续、无限制地援助蒋介石的行为表明，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华盛顿将会支持蒋介石。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的援助是一种挑衅行为，这将逼迫他们转向莫斯科寻求同样的支持。
这份写于1943年1月23日的备忘录简单明了地预测了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切。这份备忘录写好之后，项白克却在页边上潦草地写下了如下评语：“荒谬无理、荒唐可笑、耸人听闻。”在项白克看来，谢伟思的观点“结论轻率、言辞夸张、很不成熟”。
谢伟思把蒋介石看得很透。在另一个场合，他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如此写道：“蒋介石年轻时代在上海的经历对我们了解他的行事方式非常重要。”
跟黑社会帮派大佬们接触后，他学会了如何使用威胁和敲诈等手段。除了这两种手段之外，他还加上了中国人另两种传统的惯用手段：讨价还价，以及在对手之中挑拨离间……从蒋介石的每一次行为中都能观察到这样的特点。凭着平衡人与人、派系与派系之间关系的高超手段，凭着拥有军人政客而非军事指挥官的那种谋略，再加上有黑帮做靠山，他最终得以上台，并维持着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谢伟思分析得再透彻不过了。
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政策的错误处理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这个线索一直藏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里，直到1983年文件解密后，这是我为此书查询“情报自由”的过程中发现的。在长达1 000页的文件中，有一部分内容选自报给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一份备忘录。那份备忘录写于1943年1月9日，即谢伟思返回华盛顿之后的几天内。虽然为了掩盖线人的身份，文件中提到的人名已经被涂黑，但提供这些信息的很可能是刚从中国回来的约翰·根室，或者是谢伟思——因为从他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是一年多来从重庆返回美国的唯一一位中国问题观察家。从语气上来看，这些信息更像是谢伟思提供的，因为文件中所述的种种情况与他出版的回忆录基本一致。不过根室也刚刚在重庆跟谢伟思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备忘录中提到的那些人他都见过。从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作者本人跟宋家人关系密切，熟悉宋家人的情况，其中还记录了庆龄说的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家族逸事，她只会跟信任的人才会说起这些事。
联邦调查局的尼克尔斯与线人进行了谈话，并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在文件开头的简介部分，尼克尔斯告诉胡佛，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最终才确信线人清楚自己在谈论什么，并且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谈话刚开始，那位线人就指出，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宋氏家族，他们“掌握着生死大权”。宋氏家族“一直是钱迷心窍，一举一动都是想着如何捞钱”。正因为如此，他们“正在操纵一个巨大的阴谋，对美国人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中国人的物资下手，并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到了宋家人的口袋里。”
他指出，蒋介石之前曾正式结过婚，因此在他眼里蒋夫人并“不是其合法的妻子”。此外，蒋夫人与宋子文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子文是“能促进宋家人达成自己目的的一支驱动力量”。子文来到美国后成立了环球贸易公司来处理美国援华物资，公司的员工全是中国人。那位线人还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中国提供了大约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钱最终都流入了宋家人的腰包。”
（他指出，）宋家的组织极为严密，手段十分残忍。如果有人违规，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死无葬身之地……这个集团的首脑是邪恶而又精明的孔夫人，这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她坐在幕后，操纵着整个家族。宋子文是家族事务的实际操纵者，负责把她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们已经把整个家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现如今，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至少都要经过宋家的一个成员之手。中国人盛传孔夫人还雇有杀手。许多身居高位的中国官员都对她的行径了如指掌，却敢怒不敢言。他们对宋氏家族的操纵行为愤慨异常，对美国人甘愿受骗的做法不以为然。每当有人来中国访问，宋家人都会带他们去参观军营。他们了解到的都是宋家人想让他们知道的情况，通常情况下，他们也不跟了解实情的人交谈……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很显然他指的是在重庆国民政府担任经济顾问的亚瑟·杨。此人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写过一本书来粉饰蒋介石政权）跟“宋家帮”关系密切，经常接受宋家人的宴请。虽然宋家人可能在骗他，但实际情况他还是应该知道的。
那位线人随后告诉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子文把美国援助资金转到自己口袋中的方式，可以通过重庆的一则报道一窥端倪：一艘载有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60辆美式坦克和其他昂贵战争物资的货船已经沉入水底。而事实是：
那艘货船根本没有运载任何坦克离开美国西海岸，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制造那些坦克……此事很好地说明了宋家人挪用美国援助资金的方式：他们把用来制造60辆坦克的钱独吞了。
这本备忘录接着提到，因为怀疑这些钱被挪作他用，在子文抵达美国之前就担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的胡适博士（就是宋查理在上海吴淞教过的那个学生）被召回了国内。
在谢伟思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谈到自己曾在战争期间去庆龄在重庆的家中访问过一次。这段记录为她当时的危险处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近来有好几个组织邀请她去美国进行访问……然而有人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不可能批准她出国……在谈话中，她提到自己的家人“非常生气”。……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孙夫人目前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她其实跟囚犯没什么两样。
在联邦调查局保存的那份备忘录里，那位线人（据我推测，不是谢伟思就是根室）指出：
庆龄想去美国，但她不敢，她担心“宋家帮”会杀了她……她想从源头堵住美国援助资金流入宋家人的口袋里，她对那位线人说，只有总统能够做到这一点，她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想办法检查一下这些资金的分配和发放情况，并着手调查环球贸易公司。
虽然在交到我手里之前，联邦调查局保存的那份备忘录中的下面一段已经被剪掉，但从内容可以看出，那位线人一直在力图说明，如果宋氏家族里有谁不把霭龄当回事（比如，如果庆龄不顾警告，执意要去美国），她就会给她一点颜色看看。他所说的例子很显然指的是1927年国民党“左”派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子文在武汉长江边上的寓所里会见庆龄的事。子文当时劝说庆龄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他还警告说，如果庆龄拒绝的话，就不要再返回上海。经过我的补充，联邦调查局文件中的那段文字可以恢复如下：
她在远离寓所的地方跟宋子文谈了很长时间。当时宋子文警告孙夫人不要独自一人返回上海。他非常不安，紧握着她的手，对着她的耳朵小声地警告她。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他不指望还能看到她继续活下去，因为有人可能会在她背后使刀。一听此言，孙夫人大笑起来。宋子文说，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证明自己说得是否有道理。他之所以知道她面临危险，是因为像之前谋划的其他几次刺杀案一样，他们的姐姐宋霭龄已经计划要刺杀她。
由于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文件往往带有偏见，因此通常情况下不能完全相信里面记录的内容。尽管如此，这件逸事明显是出于非常了解内情的某个人之口，并且其对霭龄的本性及其惯常手法的描述与其他线索的记录非常吻合。目前没有任何曾发生过此类暗杀事件的直接证据，但也没有理由非要去找这样的证据。在中国，这已成为有关宋家人的各种传说中的一部分，人们普遍认为发生过此类事件，这也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害怕霭龄，并且，这些传闻部分成就了霭龄成为“中国最可恶的女人”的名声，要想得到这样的名声可不是一日之功。当然，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上述观点是亚洲人对宋查理的孩子们的一种极端看法，而不是美国人的看法。相比之下，当时在华盛顿，围在罗斯福总统身边的那伙人所发表的那些言过其实的马屁和赞美则更令人费解。真相可能存在于两者之间。
几个月后，当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斗争接近白热化的时候，谢伟思准确无误地指出，宋子文与他的姐妹霭龄和美龄已经开始了一场分裂斗争，从而给宋氏家族带来了致命的后果。这场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显然是围绕着子文在大洋彼岸那日益增强的独立性、财富和权势而展开的。从联邦调查局文件勾勒的画面及中国观察家们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争斗的原因，也许是子文截留的美国援助资金超过了家族其他成员所能接受的限度。在家族成员无法干预也无法对其施行惩罚的遥远的美国，子文正在构建自己的独立王国。1944年年初，谢伟思突然警告国务院，“宋子文似乎在突然之间开始失势”。
作为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太过独立，这让蒋氏夫妇（蒋介石和美龄）很不高兴，他们似乎更愿意亲自来处理外交关系……宋子文触怒了蒋介石，并且让孔祥熙和孔夫人（她通常被称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也开始对他心怀戒心，他们刻薄地批评他在处理中国经济问题方面操作不当……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在他们决裂初期（很显然是在1943年11月），宋家曾计划在12月底开个家庭会议，希望大家能够重归于好。不幸的是，当蒋介石问宋子文如何应对面前的经济状况时，宋子文回答说，无法实行有效管理的原因之一便是机构太多，单独的某个机构没有力量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宋子文督促蒋介石允许他设立一个独立的部门来监管其他机构。）蒋介石反驳说，成立这样一个部门……会打乱整个政府架构，也有违宪法。宋子文顶了他一句：“宪法还不是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你当国民政府主席的时候不就是这么做的。”据说当时蒋介石拿起一个茶杯摔到了宋子文的脑袋上，结束了这场谈话。当然，期望立即重修旧好的想法也就此破灭。
认为子文太过独立的似乎不只是霭龄和美龄。委员长和陈氏兄弟也急着想把子文小心翼翼保护着的掌管外国援助的权力给收回来，交到孔祥熙的手里，这样用起来更为方便一些。但不跟他们斗一斗，子文是不会轻易把权力交出来的。他反击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他在国外的金融帝国置于蒋介石的势力范围之外。
重庆摔杯事件发生后，子文立即利用其担任外交部部长的职务之便，给他的弟弟宋子良发放了一张特别外交护照，并安排他紧急赶往华盛顿和纽约。子良这次紧急出国，实际上是去接任首席采购代表，负责所有美国援华物资在运出美国之前的管理工作。美国援华之初，子良在中国负责援华物资的接管事务。那时候丑闻频出，大批美国援助的战争物资频繁丢失，最终都被归咎于仓库失火或其他形式的破坏，能运到前线士兵们手中的物资少之又少。作为美国援华物资的主要负责人，史迪威曾抗议说，这些物资是因为官方腐败而被侵吞。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是，有一位中国将领负责在缅甸公路上运输战备物资的车队。每次他带领的车队装满各种物资之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他的私人仓库却装得满满的。
担任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并提供600辆卡车运输美国援华物资的人正是宋子良。有时候，那些援助物资到达中国后不到两小时就会出现在黑市上。很多情况下则是从此便不见踪影。总的来说，整个战争期间，子文和子良经手的美国租借法案物资约值35亿美元，一些是在中国接管的，另一些则是由纽约的环球贸易公司经手。这些物资抵达目的地的为数极少。有一次，英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曾推测说：“宋家人塞进自己腰包的有10亿美元，这些钱大部分从未离开美国。”
通过把子良的活动基地从中国转移到美国，子文让他的弟弟摆脱了委员长、陈氏兄弟和戴笠等人的控制，也脱离了霭龄的直接管理。这样一来，无论子文在重庆的政治命运发生何种变化，对美国援助物资的控制权仍然通过子良掌握在他的手中。这一安排也给予子良以不同寻常的地位，使其有能力同美国最大的公司签署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在自己爱人那家境殷实的娘家所在地纽约城，子良成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平日里则住在位于里弗代尔的孔家的那栋几乎一直无人居住的豪宅里。
子文反击蒋介石的另一个方式则是说服陈氏兄弟。子文让陈氏兄弟相信，他们需要担心的应该是孔氏夫妇，而不是他宋子文。陈氏兄弟一直厌恶霭龄，也许还有些怕她。宋家有一个人，显然是庆龄，曾经说过：“大姐如果是个男人，委员长也许早就死掉了，15年前中国就归她掌管了。”现如今我们不难相信，她的对手们会不择手段去抢夺她手中的权力。可以肯定的是，在1943年12月“开罗会议”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阴谋是一个不祥的转折点，它表明霭龄或者家族中的某个人或许参与了一场政变阴谋。
从美龄的角度来看，她在权力斗争中充当的角色正在快速褪去。从美国回来几个月后，她的婚姻状况没有一点儿改善。委员长仍旧只有在去见另一个女人的时候才会把假牙戴上，但美龄勇敢地面对挑战。1943年秋，即在她出发去开罗前，费正清曾去拜访过她。费正清发现“她神态疲倦，头微颤，宛如老人”。
费正清认为：“她竭尽全力想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坚强的女人。”
我们的谈话有点漫无边际，甚至不切实际。她就像一位演员，有很多令人敬佩的品质，魅力非同小可，且为人聪明，但她的内心却不快乐……她遇事经常生气，喜欢弄虚作假。她美丽的面孔略带一丝忧郁，言谈举止矫揉造作，上唇总是绷得紧紧的。不过有时候也能看到她发自内心地笑出来，面容也放松下来，说话的嗓门也挺高，这时候的她看上去显得更为自然从容，而其他时候的表情则有点强颜欢笑，总是略带悲伤。
随后他补充说：“印象中，我觉得是自尊心让她显得如此做作。”
说着说着，美龄又从悲伤中转到了另一个话题：
（费正清说）她看着远方，幽幽说道，人的一生应该把保持自己的理想、保持自己的幽默感和迎合出现在面前的各类境遇三者结合起来。她还说了一些关于“我们都是一个伟大实验里的演员，自身并不知道最后的结局”之类的话。
开罗会议期间，她病倒了，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给她看病。那天晚上，莫兰在日记中写道：“她已经不再年轻了，但仍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惨白的脸上仍保留着某种魅力。”
检查结束后，美龄问道：“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他回答说。
“没有？”她无力地笑了笑，“你觉得我很快就会好起来？”
“夫人，”莫兰勋爵起身说道，“只有紧张的生活放松下来，你才会好起来。”
紧张的生活是不会放松的。
在重庆，她住在孔家，没有跟蒋介石住在一起，同时她还避开各类社交活动，也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人们很少能见到她跟委员长在一起，即便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似乎也是冷若冰霜。因为患有皮疹，她尽量避开摄影记者。她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了，并且经常烦躁不安。在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发生摔杯事件的6个月之后，谢伟思断言宋家人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宋家人正在逐渐出局。
“当前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博士正在遭受几乎来自所有方面的攻击。跟他一起成为大家攻击目标的还有他的妻子以及小姨子蒋夫人。”谢伟思猜测，关于美龄的一部分流言可能具有政治方面的动机：一旦她名誉扫地的话，要想把她清除出去就更容易了。至于孔祥熙，陈氏兄弟的派系指责他“权力太大”，意思是说他已经老而无用了。谢伟思在报告中指出：“有关这方面的传言称孔祥熙将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然后出国。”随后，谢伟思又补充说：“孔夫人在国内的政治活动似乎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或许她会在夏天的时候出国度个长假。”
与往常一样，谢伟思的判断准确无误。他曾推测子文会伺机报复，像磁铁一样把其他那些准备复仇的人（陈氏兄弟）吸引到自己的身边，现在终于有结果了。1944年6月，在谢伟思写完这份备忘录的两个月后，美龄“接受医生的建议”，离开了中国。她到达的第一站是巴西。在人们的印象中，霭龄第一次与她一起出国，与她们同行的还有孔令杰夫妇——这证实了关于霭龄被迫退出一场权力斗争的各种谣言。在瓜纳巴拉海湾中部有一个名叫布洛克约的小岛，专供巴西政府的贵宾游乐，这两位中国女士入住了岛上一栋诺曼风格的别墅。她俩在此地隐居了两月之久，美龄在这里接受治疗，霭龄则与巴西铁腕人物热图利奥·瓦加斯斡旋，转移了大笔资金，并在富饶的工业城市圣保罗购买了数量不明的资产。孔家和宋家一直以来都把他们的部分财产分散在南美各地，其中包括据称存储在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保罗的各家银行中的巨额存款。据说他们拥有的资产涵盖面极广，其中包括石油、各种矿产、航运以及其他运输行业的股份，其中股份占比最多的是铁路和空运领域，主要集中在一片路途遥远、几乎没有公路的地区。既然孔家在中国的财政地位已经摇摇欲坠，那么霭龄陪同美龄前往巴西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也许表明这个王朝的资产已经开始转移地方了。
布洛克约岛同样也是一个恢复神经疲劳的幽静去处。姐妹俩极少在里约露面。9月6日，两人乘飞机去了纽约，美龄又在哈克尼斯大楼包了整整一层。她患有重度神经衰弱症，由罗伯特·F.洛布博士和达娜·阿奇利博士负责治疗，两位大夫对外声称她只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这一次，美龄在哈克尼斯大楼只待了一个月，就于10月9日搬到了孔家在里弗代尔的别墅。美龄避开公众视野，跟霭龄和小弟子良在此地蛰居了好几个月。
1944年11月11日，伦敦《每日邮报》驻加尔各答记者采访了蒙巴顿勋爵手下的一位不太谨慎的工作人员，发出了如下报道：蒋夫人“肯定”已经与丈夫分居，并将永久性地定居美国。该报道刊登后立即遭到中国外交发言人的否认。尽管如此，一份从重庆发回的秘密情报如是说道：“蒋夫人也许会留在美国，不过他们也许不会离婚，因为这么做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打击中国人的斗志；知情人士透露，他知道委员长的前妻和两人所生的儿子目前住在他们家中。”这里的“前妻”指的是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他们家”指的是委员长在重庆的住所，而此处提到的“儿子”显然应该是陈洁如在1944年春，即美龄去巴西之前生下的那个孩子。因为委员长的另外两个儿子——经国和纬国当时正在军中服役。
虽然从时代公司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出，卢斯一直不断收到各种报道，但这一次，美龄在纽约居住期间，亨利·卢斯却没有发布任何报道。美龄在美国待了12个月，这期间有10个月居住在纽约，然而人们在公共场合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在1945年6月，她参观了位于纽约贝德福德山的一所女子监狱。她告诉监狱领导们说，她想搜集一些信息，以期能对管理中国监狱提供一些帮助。
在“二战”结束前的这段时间里，姐妹二人一直待在美国。直到1945年7月，即离开里约一年多之后，美龄才返回了重庆。
1944年6月，就在霭龄和美龄神秘离开中国之际，孔祥熙也被解除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在失意之中离开了中国。在公开场合，他的解职则被说成是要去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伍德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国际经济会议。他也离开了整整12个月，于1945年8月，也即美龄返回中国一个月后才回到了中国。流亡在外的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待在里弗代尔的别墅里，偶尔出去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营业部去看看，或者礼节性地去拜访住在华盛顿的那些“中国的老朋友们”。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宋氏家族中这么多人的命运在突然之间发生了如此惊人的转变？
1943年最后的几个月中，一些旧派系成员之外的年轻将领在战争中掌握了领导权，他们认为，要想拯救中国，就必须立即让蒋介石和他那个腐败小圈子里的人下台。这些年轻将领前去拜见负责在华东地区训练中国军队的美国陆军准将托马斯·廷伯曼，请求他给予支持。美国人在官方场合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不过很显然战略情报局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尤其是在多诺万和戴笠发生直接冲突之后。
政变的准备工作一直在悄悄进行。按照计划，将在“西安事变”纪念日，即蒋介石被扣押的那个日子发动政变，那时候蒋介石正好离开重庆去开罗开会。等他回来时，一切都已成定局。
戴笠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获悉了政变的消息。他给委员长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使他相信自己的家族成员也牵连在内。不管宋氏家族的成员参与阴谋的事是真是假，此事给戴笠和陈氏兄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使他们能借机把宋氏家族中的对手们连根拔除。我们并不清楚宋子文在此次事件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不过事情过去之后，他不但毫发无伤，还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权力和地位。
经委员长批准，戴笠逮捕了600多名军官。委员长从开罗回国后，这些前途无量的年轻将领中有16人被执行死刑。此事过去不久，蒋介石重新启用子文，把孔祥熙解了职，并命令他带着霭龄和美龄离开中国。
毫无疑问，权力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每一位专心聆听的人都能够听到权力背后的厮打声和争吵声。重庆到处都是阴谋，《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将其称为一个“充斥着焦虑、猜疑和阴谋诡计的女巫表演场”。
孔家人在斗争中遭到惨败，宋子文与陈氏兄弟和戴笠勾结到一起，赢得了胜利。1944年年底，子文再次担任代理行政院院长，同时兼任外交部部长。6个月后，也即1945年5月，子文被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此外他还接替孔祥熙，担任了财政部部长。子文再一次，至少名义上是这样，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这对宋氏家族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时期。现在，整个家族分裂了。从1944年起，家族里的所有人（庆龄除外）都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美国，他们集中全部的力量，共同创造了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一笔财富。这笔财产总值大约有20亿美元，也许超过30亿美元。为此，《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仅子文一个人的财富就足以让其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开罗峰会上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就会对当时的场景及其中的表演者们略微产生一种别样的感受。
[1] “提现将军”，英语为“General Cash My-check”，与“Chiang Kai-shek”发音相似，直译为“兑现支票的将军”。——译者注
[2] “一号作战”行动又称“豫湘桂大会战”，日军统称“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是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于1944年4—12月在华北（河南）、华中（湖南）和华南（广西）进行的贯穿三地的大规模作战。——译者注
[3] 萨尔温江发源于西藏唐古拉山脉，经中国云南流入缅甸，注入马达班海湾。中国境内称“怒江”，缅甸境内称“萨尔温江”。——译者注
[4] 此处指派往中国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1883—1963），赫尔利是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人。
[5] 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部落，居住在今密西西比州东南部。——译者注
[6] 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这三名外交官曾主张在国共之间保持灵活政策，不应该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结果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美国政治家，美国共和党人，狂热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指责为共产主义的帮凶、美国对中国政策失败的罪魁祸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