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有罪者的儿子和无罪者的父亲，我就像连接有罪者和无罪者的一个中间环节，我感到有义务给无罪者一个机会。有罪者已经有过机会了。我们是感到内疚的一代人。或许我的女儿们有一天会为我感到自豪，不仅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而且因为我是一个正派的人，也许她们还会把我当作她们想竭力仿效的人。这与我和父亲的关系真有天壤之别。
还是来说说我们的事吧。我的父亲生于1902年。他的父母是德国北部地区的地主。他们的产业并不大，但足够他们过上十分富裕的生活。我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替他们经营农场的人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祖母那时还相当年轻，她生我父亲时才十六岁。她带着几个孩子搬到汉堡改嫁了，她的第二个丈夫是个普通工人。父亲那时已十七八岁。他不喜欢他的继父，因为他是个活跃的共产党员，与我父亲以及我亲祖父截然不同。照片上我的祖父骑在马背上，地主派头十足。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他立即报名参军。而祖母的第二个丈夫则是个书呆子，邋邋遢遢，你根本想象不出他骑马会是什么样子。我父亲酷似他的父亲，根本不理解他的继父。第二次大战时，他的继父因为是共产党，被关了三年监狱。但他活了下来，直到1975年去世。
我爱继祖父，他是我生活中除祖母外最重要的人，因为祖母在那个地主死后嫁给他并非偶然。
祖母再婚后，父亲就离家出走了。只有当她丈夫不在时，他才回家看望他的母亲。父亲很年轻就参了军。农场完了，他对别的都不感兴趣。他在三十年代参加了党卫军，我不知道确切的年份。他晋升得很快，后进入不伦瑞克的党卫军军官培训学校，而且没经过大学入学考试就成了一名军官。
战争爆发前两年，是我父亲的黄金时代，所有激烈的事情他都参加了——清洗冲锋队、逮捕浪潮、反犹太人运动。但他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魔鬼。战争爆发时，他在后方活动，后到被占领地区，最后上东部前线。他定期回汉堡，经常是待几天，探望一下他的母亲，然后就又走了。
他是1944年年中调到奥斯维辛的，对此我确信无疑。那是某种提升、某种特殊任务。确切地说，他在那里只待了一天，就自愿上前线去了。也许他不愿讲话的毛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45年初他负了伤，战争结束回家时少了一条腿。
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母亲比父亲小十五岁，她是战争快结束时在一个军医院认识父亲的。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结婚，然后一直住在汉堡。
因为父亲在最后一刻自愿上前线，他在战后没有受到调查或起诉。他成了一名公务员，他们对他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的要求。而且，尽管他是个伤残人，但在工作上仍然提升很快，职位相当高。我母亲待在家里。
我父亲非常奇特，是我所知道的最不爱讲话的人。这肯定是由战争以及他积极上前线之前的经历造成的。那才是他真正的伤残所在。他的腿可以用双拐代替，但他的沉默却无以取代。他身体灵活，臂膀强壮，过去经常出门远足。他沉默起来却十分可怕。
如果不是因为母亲，他可能已经自杀了。她又高又瘦，既有德意志人的严厉，又有斯拉夫人的热情。她的双手永远是湿漉漉的，不停地在围裙上擦着。实际上，她有两个孩子——父亲和我，小的一个有两条腿，成年的那个只有一条腿。母亲对父亲的沉默寡言毫不在意，她喜欢不停地讲话。她可以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很快回答，我认为父亲喜欢这样。他总是静静地坐在她身旁，不时点点头，看上去很放松，不像他平时那么紧张和神经质，特别是我和他谈话时。
我是在汉堡长大的，在那里上中小学，也在那里上大学。童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祖父。尽管他不是我的亲祖父，我仍然这样称呼他。他总是兴高采烈，虽然曾在纳粹的监狱里待过三年。他常常戴一顶贝雷帽，即使在房间里也戴着。他的烟斗从不离手，烟抽完了就嚼烟斗。他早就是个嬉皮士和逃避现实者，比六十年代要早得多。
他和祖母住得离我们很近，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那是一座旧楼后的小小的公寓，有一间厨房、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起居室里乱得一塌糊涂，到处堆着书和报纸，每把椅子上、地板上，每个可能的表面上都是。如果我想坐下，祖父就把椅子往前一斜，让上面的报纸和书滑下去，然后用脚踢开，腾出椅子让我坐下。房间中央是一个大饭桌，上面铺的不是桌布，而是一条厚厚的毯子。墙壁四周的书柜也都摆满了书。祖父就置身于其中。他坐在饭桌旁，面前是一大摞报纸，嘴里叼着烟斗，胳膊肘撑着桌子，所以他这么喜欢毯子。
祖母或者坐在厨房里，或者坐在起居室里的一把安乐椅上。那是一把已经磨破了的旧椅子，过去可能是绿色的，而现在椅面已经磨光，上面的几个裂缝用粗针大线缝着。祖母坐在那里，抽着烟，织着毛活。她总是在织，可我从未见她完成过一件毛衣或一双袜子。
因为他们俩都吸烟，所以房间里空气污浊。我每次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这时，祖父就会敲着桌子说：“好，好，我们的维尔纳，他想让我们长生不老。”
两位老人这里是我真正的家，我每天放学后都去。我先回自己家吃饭，因为祖母的饭做得太糟糕。把书包放下，就立刻跑去找祖父。他早已读完了上午的报纸，把他想和我讨论的消息剪了下来。
他对于当天重要新闻的评论一般都是这样的：“看看这个白痴，一看就知道他有多蠢。听听他说的那些废话。”他嘴里说着，一只手拿着那张剪报，另一只手嘭嘭地拍着桌子，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他奚落这一类人，给自己取乐。他对我就像对成年人那样说话，我从未感到自己是个孩子。祖父和我谈论大事，我感到自豪。
然后祖母就给我们俩端上小甜饼和咖啡。她从来想不到给我喝热巧克力，不给我喝咖啡。
祖父当然在政治上影响了我。所有父亲应该告诉我的事，我都是从祖父那里得知的。自然了，谈话往往涉及到纳粹，通常加上一些戏剧性的手势，没有理论说教。他谈话的方式很典型，他总是指着报上某人的照片，然后说：“看，维尔纳，这个杀了成千上万人的家伙就是这个样子。不，不是他亲手杀的。老天保佑！他不是魔鬼，他是个高级军官。他签署文件，然后交给别的人。这些人看了文件，因为起草文件的用语简单明了，他们看得懂。然后这些人又命令别人去杀害另一些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每个人都有他特殊的任务。”
他常对我讲监狱里的生活，讲严刑拷打和每天的处决，他在那里待了三年，共结识了三十七个狱友，其中有二十四人被处决。
我年龄越大，提的问题就越多。我不是仅仅静静地坐在那里听他说。有一次我自然而然地谈到父亲，我知道他们俩关系不好，父亲只是在祖父不在时才来看望他母亲。但那主要是父亲的原因，我从没听祖父说过一句批评父亲的话。恰恰相反，他平常总说像父亲这样能及时认识到自己与罪犯为伍的人极少，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这已毁了他，他今天成了一个绝望的人。
有关父亲的每件事，我都是从祖父那里听说的。他年轻时的热情，他对纳粹的狂热效忠，以及他对祖父的仇恨和轻蔑。
我十四岁那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我和祖父坐着看报纸，他像往常一样谈着这个白痴、那个罪犯，以及另一个人危险的愚蠢行为——这都是他通常评论政客的话。我们又一次开始谈起父亲。祖父试着向我解释党卫军的作用，这时，祖母端着咖啡进来了。她把杯子放在桌上，由于手发抖而把杯子里的咖啡洒了一些，盘子里的小甜饼也有几块滑了出来。但这次，她没有回到安乐椅上坐下，而是继续站在我们面前，等着。祖父什么也没说，只是不停地搅着咖啡。
“说下去。”她说。祖父没说话。“你不能永远瞒着他。”祖父拿了几块小甜饼，塞进嘴里，又喝了一大口咖啡。
“如果你不说，那我来说。”祖母坚持着，仍然站在那里，祖父继续吃着小甜饼。
“就是你的父亲，”她说，“他告发了你祖父，所以他蹲了三年监狱。”
我什么也没听懂，不知谁告发了谁，为什么告发，为什么祖父因此要蹲监狱。我大概比和我同龄的孩子更了解纳粹，但我还是不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那天下午是那么漫长。我直到很晚才回家。祖父告诉我，战时他在一个军需厂工作。他加入了一个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些天主教徒组成的抵抗组织。他们试图破坏生产，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有关武器运输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同盟国。祖父说，他在那个团体里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散发传单，晚上往墙上写反纳粹的标语，偶尔也送一些不知内容的信件。有一次，他把党卫军正在寻找的一位同志藏了起来。但是一些大事，他对我说，他都是在结束后才知道的。
有一次父亲回家休假，趁祖父不在家去看望他母亲，他在那里发现了反纳粹的传单。祖父总是马马虎虎，东西到处乱扔。他没有因为粗心大意而很快惹上麻烦简直是奇迹。不管怎么说，父亲在他母亲家里什么也没说。但是第二天，祖父被捕了。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他才对他母亲承认是他告发了祖父。
祖父对我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他很平静，没有仇恨，没有责备，也没有痛苦。祖母则激动得多，她不断插嘴说：“我的亲生儿子，谁能想到干出这种事。”然后他们俩几乎吵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争吵。但是祖父为父亲找借口。他尽量向我解释当时的情况，以及父亲的处境，他根本不听对父亲的批评。
我简直要垮了，一句话也没说。不知怎么，我不能理解这一切。一个人告发另一个人，而他们是一家人。那一天我发现很难正视祖父，好像我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也有一份责任，替他坐在那里，充满耻辱和内疚。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家，当面问问父亲：“你怎么能对我做这种事？”是的，对我。从此以后，我和祖父在一起，再不会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
我第一次感到父亲的事并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的所作所为也会成为我的一部分，即使那时我还没有出世。为不是自己做的但恰恰是自己亲生父亲做的事感到内疚，对我是个意外的打击，而且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击中了我。
很久以后，我还从这件事中吸取了另一个教训。当然，我以前也知道在纳粹时期发生的事情，一家人互相告发并不是闻所未闻。但是在此之前，那只是传说，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别人身上的事情。只有涉及到我的父亲和祖父，这才成了我个人的事。我再也没有出路，也无法逃到别人的故事里去，更不能只是对陌生人的暴行摇头了，我的亲生父亲突然之间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我告诉班里的同学这件事，以自己亲人的个人命运为例说明如何将理论变为现实。它使我认识到法西斯的陈腐，认识到一个既有纳粹又有共产党的家庭的日常生活是多么残酷和庸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告发自己的继父，自己亲生母亲的丈夫，而且心里明白他可能会因此而被判处死刑，一个如此狂热的纳粹，竟然告发自己的家人。在那以后，他被派往一个集中营当军官，或许这还是对他背叛家庭的奖励，但他仅待了一天，就自愿上前线了。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腿，完全靠运气活了下来。
当我终于以我所得知的一切面对父亲时，他用那双疲倦的眼睛看着我，然后起身离开房间，此后我再也没有提起这事。父亲根本没有能力谈论这事，因为他无话可说。他只会说几句关于天气和食物的话。每当谈话涉及到政治，他就住口，母亲也一样，她其实是个很爱说话的人。这是一面我无法打破的墙，也许我也不想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明白我不会太过分。他们俩显然商定对某些事缄口不语。即使父亲不在家时我问母亲，她也只会说：“没有用，维尔纳。饶了我们吧。如果你想逼他，他会变得更沉默。”于是我只好这样了。
高中毕业后，我继续学习社会学和政治学。我从祖父那里受的教育当然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六十年代的学潮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我参加了托派组织、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向一些无名的杂志投寄政治文章。我们决心使工人和革命学生实现历史性的联合。遗憾的是，我们想解放的受压迫的群众对此不感兴趣，我们去工厂时，他们还打我们。
我那时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从不批评我。只要有时间，我还是经常去看望祖父。他对我的政治活动不那么热情，而且说我应完成学业以后再去干革命，反过来不合适。
祖父越发年老体弱了。他看报已有困难，要等我来读给他听。但事实上，他自己不能看报并不妨碍他发表议论。
祖父是1975年去世的，他差不多九十岁了。几个月后，祖母也去世了。1976年我父亲去世。在一年时间里，我失去了三个亲人，只剩下母亲，她现在还活着。
我毕业后和乌尔莱克结了婚，并在法兰克福的大学里谋到了一个教职，我们和两个女儿住在那里。
我把全部精力用于教书，组织关于法西斯的研讨会，关于抵抗运动的讲座，到集中营去参观，等等。我什么事都尝试了。就连最近几年向右转的趋势也没有吓住我。在大学里，我们可以感到风向变了。没有人妨碍我们，没有人干涉我们的课程，但是当涉及到研究计划的资助时，显然可以看出哪些项目被认为值得，哪些被认为不值得。最使我烦恼的，是人们认为纳粹和共产党是一路货。在和同学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多么普遍。他们甚至证明共产党是凶手。我经常在我组织的研讨会上听到这种论调。如今二十岁的青年当然大都不是右翼分子，绝大多数也肯定不是新纳粹。但他们对于抵抗运动持怀疑态度。反抗国家似乎是卑鄙的、肮脏的，正派人不应做这种事。似乎今天的年轻人害怕有一天他们可能要保卫自己。有的学生甚至对我提出控告。他们不想听一个共产党人授课，他们觉得那不够客观。问他们为什么认为我是共产党，他们说我总是强调共产党在抵抗纳粹运动中的作用。他们不愿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就在同一个研讨会上，我们还讨论了那些被处决的抵抗战士，即五十年代被斯大林主义者杀害的抵抗战士，他们根本不管这些。
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想了解一切。他们课后找我，请我给他们推荐书籍。他们决心埋葬过去。他们给了我希望，使我想起我作为连接环节的作用。我有幸在幸存者中长大，这一殊荣迫使我将我知道的一切讲出来，传下去。
回首往事，我当然知道我是一个党卫军的儿子，我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罪行中起了直接的作用。直到很晚我父亲才脱离党卫军，自愿上前线。我认为这无法抵消他在此之前所做的事情。我一想起他曾告发自己的家人，仍会感到烦恼。
但无论如何，我们家人不同的命运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德国的特点。一个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另一个祖父成了共产党；父亲是党卫军军官，他告发了自己的继父；儿子认为共产党祖父是他的榜样，成了一名左派——历史变化无常，令人不可思议。
再说说女人。祖母曾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从有二十间卧室、女仆、厨子和奶妈的地主生活，到只有三居室的左派工人的生活。母亲极其温柔，与其生活在一起的丈夫却是个绝望的人。
祖父从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对东方阵营的官僚们也没有用处，他一直是我的榜样和积极的德国人的典范，我特别强调“德国人”。我没有像我们这一代许多人那样，由于愤懑而与老一辈人产生隔膜。我爱那老人，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象征，证明“另一个”德国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