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那天，我对母亲说我要学医，我感到这对她是当头一棒，她看着我，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只说了一句；“孩子，请不要这样对待我！”
她就是不希望如此，无论如何。我告诉她争论没有用，我已下定决心，要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不管人们指控他干了什么。
母亲只是不想相信我。她悲伤、哭泣、自言自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可我猜想无非就是那一套，我并不是真地想听她说什么。我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我父亲，就因为他的职业，给全家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多年来这件事一直是争吵的焦点。
父亲的职业并不是灾难，他所做的以及为谁而做，也不成问题。当时我母亲并不反对，她年轻，对做一个年轻党卫军医生受人尊敬的妻子，大概并不介意。但是突然之间，情况大变，当这成了参加纳粹的罪行时，父亲一人要对全家的不幸负责，真是荒唐。我父亲那时是医生，是科学家和有献身精神的国社党党员。
母亲一直认为，他其实用不着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自愿去达豪。但当时，她为他不必上前线而感到高兴。现在她却总是抱怨，说他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医生，就不会给家里带来这么多痛苦。要不是他每件事都参与，每件事都有他的份儿，战后就不会有这些麻烦。我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听到的就是这些，尤其是在他死去之后。我姐姐也住在这里时，她们俩一起抱怨。姐姐比我大十六岁，是战时出生的。她们真让我生气，竟想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父亲身上，总是说要是他没那样做该多好，要是他这样做了该多好。父亲是六年前去世的，但自那以后他每天都不得安宁——她们不让他安息。姐姐苏珊娜已是第三次结婚，这被认为全是他的错，因为他教育不得法，还因为他的历史，他没有为她树立好榜样。她们提到他只有不好的东西，我想这都是为了和他划清界限。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他死了，她能和他划清什么界限？母亲生活拮据也是他的错，因为他没有留下足够的遗产，战后也没有一个体面的工作。我难以与人交往也是他的错，因为他从来对我漠不关心。我想，如果她们便秘，也会怪罪于他。
但他在世那会儿，她们从不抱怨，总是说爸爸这个，爸爸那个，不太累吧，不想休息休息吗？给爸爸拿报纸和拖鞋，喜欢喝这汤吗？今天不快活吗？每当他从办公室回家，苏珊娜都要拥抱他。母亲则吻他的脸，但双唇紧闭。我小时候，对他们的亲吻方式很吃惊，他们从未真正用嘴唇接吻。母亲拥抱我时，我感到恶心。她用紧闭的双唇压在我的面颊上，我能感到她上唇的汗毛蹭着我的皮肤。每当她抚摸我，我都会不寒而栗。
我们外出散步，父亲总是走在中间，母亲和姐姐一边一个，他们挽着臂，齐步向前，我则紧紧跟在后面。他们三人对我毫不在意。母亲和姐姐恨他，我却崇拜他，可他对我漠不关心，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每次他和我玩，都是在尽义务。我指给他看什么，他总看不见，就是盯着看也看不见。他不记得我的生日，几百次答应要和我玩或和我骑自行车，但从不兑现。
可我对他却如此崇敬，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想败坏他的名声，我都挺身保护他。我是他晚年生的孩子，因此是个多余的人。实际上在我1960年出生时，维系一个家庭所必须有的一切都已破坏殆尽。那时父亲五十六岁，母亲三十八岁。我姐姐生于1944年。我父母是在集中营认识的，当然他们不是那里的犯人。战争刚一开始，我父亲就因一条腿受伤而从前线返回。这条腿使他终生残疾。他不是在战场上受的伤，而是车祸所致。这里面不知有什么名堂。也许是他喝醉了。不管怎么说，他出院后就自愿去了达豪。这是他告诉我的。
母亲是他一个同事的女儿。我不知道还能再告诉你什么，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国社党，那是1933年，他还是柏林的一个大学生。他们想阻止犹太人上大学，就把他们的身份证拿走。他总是对我讲这些。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很快参加了党卫军。他常说医生们从一开始就效忠于党。有些传闻甚至说，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就是由一些医生交给党的。他对战时自己从始至终发挥的作用很自豪。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医生应保护和延长人的生命。崇尚民族主义的医生就是这样，在需要时甚至可以牺牲他人的生命。他说，这就是一个有政治信仰的医生和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医生的区别。
他认为“有选择”地给予帮助和工作是他的责任。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宝贵。他和有些人不一样，做党卫军的医生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毕竟，犹太人医生被驱逐后留下了足够的空缺。他看不起那些追逐名利的马屁精，他认为他们是这场运动悲惨结局的罪魁。
他总爱说，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有的行为是正义的，有的不是。比如一个士兵和一个杀人犯。两人同样杀人，但一个是光荣的，另一个则被处死。每当他说这些话时，我就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他不允许别人打断他或突然插话，也许他连我在听他讲话都没有意识到。他认为他是第三帝国的精英，是群众运动中一名个人主义者。在他眼中，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整体，作为医生有责任捍卫这个机体，使它免遭疾病和灾难，去除有病的部位，并进行研究，使这一机体对未来有所准备。他不断重复这些话。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为数百万人负责，是的，为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未来负责。那时他还很年轻，几乎还没有我现在大。我问自己，我该如何表示？被委以如此重任——对于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来说，还能再要求什么？你对民族社会主义随便有什么看法，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建立在医学的基本原理之上。诸如种族、民族、居住空间、种族卫生、种族保护以及种族哲学等概念是毫不含糊的。没有医生，任何新社会都不可能建立。这些结论基本上反映了我父亲的观点。
我自然不是新纳粹分子。我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希望恢复那些日子，肯定是愚蠢的。那将意味着，我也想看到再次失败。这个体系的失败不在于思想，而在于执行。嗯，或许也在于某些思想，但不是根本思想。每当我听到有人对纳粹时代不加区别地一味攻击，便要予以反驳。在学校时，我常常是唯一一个如此介入的人。我们有个历史老师，自称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在战时不过是个孩子，如今法西斯主义不复存在，对他来说，反对法西斯并不难。这不会危及他的生命。开始时我在学校总是一言不发，心想，让他说去吧，我心里明白。但情况越来越糟。如果他说的是事实，那我们德意志就是一个罪犯加疯子的民族。我们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以前的敌人，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有一次我们写作文，题目是《医师之职在民族社会主义罪行中的作用》。我心说，正中下怀。我不能让他们说父亲的坏话。我写了一篇捍卫医生的论文，用的论据都是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你简直无法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被叫去见校长，我的父母也被叫去。他们吓唬我说，要开除我，要把我父母报告当局，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但是他们找不到论据反驳我，他们指责我是新纳粹分子。真是奇怪。几年前，你要不入党连邮差那份工作大概也找不到，而如今党员这个词被用来骂人了。后来他们用各种狡猾的问题引我上钩，问我是否同情土耳其人，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是否在墙上画纳粹的“卐”。我决定一言不发，我做到了。我一个字也没说。只是当他们问我父亲是否在幕后指使时，我发火了。我有自己的头脑，我对他们说。然后又缄口不言。校长办公室照例给予训斥，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一天晚上，父亲和我谈话，也许这是我一生中他唯一一次和我平静地说话，而且不是应付我。他两眼直视着我，我和他面面相觑。那是激动的时刻，可他没有对我发火。相反，他尽力向我解释，如今像我那样的观点是不能公开发表的。他批评我，但我却觉得他为我自豪。
战后他不再当医生。几个朋友在制药厂为他谋了份差事，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死。他把专业也改了。有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就说是搞研究的药剂师。我想他是耻于身为医生而不能行医。
我们一直住在柏林。我在那里上学。我盼着快点毕业，打算专修内科学。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我姐姐也住在柏林，她是教师。她以前结过两次婚，有一次甚至嫁给一个犹太人。她经历和尝试的那些事啊！而我完全不同。我们彼此已失去联系。我盼着有一天我不用再见到母亲或者她。
我们只在圣诞节见面。即使在这种时候，她也找碴儿攻击我。我已不再回击。进医学院不久，我就加入了一个致力于捍卫德意志精神的学生团体。我们想保留过去积极的东西，为未来做好准备，使我们再次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我们每周二开会。我们不是一个战斗性的学生组织，那对我们不合适。我们不想生活在博物馆里，也不想做博物馆馆长。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建立一种新的民族特性，一个自豪的、不需要借助独裁、至少不要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的德意志民族。那时候，重要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影响，否则我们现在大概也是东方集团中的一员了。
可惜父亲很少谈起那些日子，他是个非常文静的人。那些年里，他很少和我们谈他在达豪的工作，只是偶尔谈起实验的事，以及如何对待狱中的犯人，还谈到数以千计的人死去和突然崩溃的事，这是集中营里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那么我在那时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吗？我想会的。那是战争，每个人都很狂热。那场战争不仅是前线两军对垒，后方也在斗争。敌人不仅仅是俄国人或美国人，还有共产党、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是不是很荒唐？每一个敌人，每一个敌对者都有点荒唐。一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一个看上去酷似我的人，突然之间，他成了我的敌人。
我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如果我相信，我就要接受有关敌人的概念：一个敌军士兵或一个敌对种族。这就是那会儿的思想。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们看问题的眼光会如此不同。为什么一个士兵多年来对着老百姓开枪，对着楼群扔手榴弹，沉船炸桥，杀害妇女儿童，竟然可以在战后被准许回家，平平静静地过日子，而我父亲则被认为是罪犯？两人都是受命杀人，各有各的方式。两人都相信自己做得对。
我已经告诉你，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我可以想象这话令你不安。可我不想站在这里做一个背弃父亲的人。相反，我为他感到自豪。
多年来，他始终明白他可能被起诉，但是他并不害怕。我佩服他，可他对我却视而不见。那的确是他不好的一面。圣诞节那一幕幕景象，真可怕。他一连几小时和姐姐一起拆开她的礼物包，欣赏她试新衣戴项链。他喜欢她，对我则不闻不问。他从不对我发脾气，也从没打过我，只是对我不关心。这才让人觉得可怕。每次我和他说什么，都得反复说三四遍，他才有反应。为什么？我真是不明白。他恨自己的儿子，至少是对他漠不关心。
母亲总是对我说，我长得和他年轻时一模一样。战争快结束时，他逃到柏林。后来，当一切都了结后，他像其他人一样继续生活。
此时此刻，我不知该做什么。什么事都这么混乱。有时我谈起他，觉得他就像一个我只是听说过的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于是我对听说的事情进行判断，并不是我自己的印象。如果你今天问我他的模样，我还得看看照片才能想起来。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蓝色，我想，可也许是灰色。他很结实，不很高，有点儿胖，有点儿像我自己。我们不是美男子。我姐姐也不是十分迷人，也许就是为此，她和男人的关系才有这么多问题。我现在没有固定的女朋友，过去也从来没有。我过去和我父母朋友的女儿交朋友，但时间并不长。我觉得和现在的姑娘交朋友很困难。怎么说呢？她们引不起我的兴趣。或许我应该试着找个年纪大的。年轻的或年龄和我相仿的不理解我，她们感兴趣的事，我觉得没意思。我梦想有一个真正的伴侣，一个能和我同甘共苦的人。当然，政治上一致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团体里妇女极少，仅有的那几个已经有朋友了，不过我想终会有一个人来到我身边。世上女人多得很，我想我会找到一个的。
不，我并不害怕她们，不是因为这个。但是每当我看见那些追逐女人的年轻人，我宁可向后退，我姐姐的男朋友不断，她甚至把他们带回家过夜。她不知羞耻，但这对她也没什么好处。她和我一样孤独。我宁可等待。
我是有朋友的，我的同志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对我忠心耿耿，我们团结一致，互相支持，无论谁需要帮助，我们都会全力以赴，不怕惹麻烦。
两年前，我从家里搬出来住，我向父亲一位朋友的遗孀租了一个房间。她有一大套房子，独自生活。她还照料我，给我准备早餐、洗衣服。事实上，我在她那里得到很好的照顾，比在家里还好。她还喜欢谈论过去的事。她在战前就认识我父亲。我想她丈夫也是医生。从她那里，我了解到父亲年轻时的情形：他长得什么样，他是如何认识母亲的，以及他在战时的一些工作细节。她还告诉我，父亲在犯人中的名声也很好，他不是那种刽子手，也不是那种嗜杀成性的虐待狂。这些封号也太简单化了。甚至有人说，他还帮助一些犯人逃跑，可这也许只是谣传。
我的女房东有一个女儿，比我大一点儿。她住在另一个城市，每个月回来一次，看望她母亲。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时候发生了什么，但你必须保证不提姓名。我不是那种浪荡公子，可她每次回家都与我睡觉。她径直走进我的房间，躺在我的床上，干脆得很。我以前从未干过这种事。她母亲知道，但什么也不说。也许她希望我娶她女儿。我思前想后，但我害怕她是个放荡女郎。她是不是也和其他男人这样？我问自己。她如此不知羞耻，我不得不佩服她。她无拘无束，总是开怀大笑，兴高采烈。当我告诉她我的烦恼时，她只是笑。真奇怪，我的烦恼就不那么让人受不了了。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新的精英。我确信时代将会改变，过去的某些方面必将重返。情况将会有所不同，但也不是目前这样。人们没有信条和领袖就不能生活，至少从长远看不能。新的领袖将是完全不同的。目标不是战争，也不是毁灭他人，而是无须用战争来保有的权力。生存绝不预示着他人的死亡，最高统治权应通过积极的征服来获得，而不应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如今，要动员群众已非轻而易举之事。人们不那么轻信盲从了。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只有在面对可以调动其反抗意识的敌人时，才能被鼓动起来，和平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已做过认真研究。事实证明德国人仍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只要有适当的敌人。
我的朋友和我——我们大多是医生——已经做好准备。我们有时间。不像我们的父辈，我们不会让哪个老糊涂利用我们。作为医生，我们对于任何政治变革都责无旁贷。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活的实体，是需要医生的。如果必要，他们也可以杀人，但不是杀人取乐，而是出于必要。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正如一个医生可以通过摘除阑尾而拯救病人的生命，他也可以通过去割除肿瘤而挽救一个政治机体。生命的灭绝也可以构成他人生存的基础。这里涉及到个人信仰。我父亲在这方面可以作为一个典范。
我知道你是谁，我也能想象你现在对我有什么看法。但我是个诚实的人，不想假装。这点很重要。我父亲杀了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也许他杀了有数百个犯人，这使他的良心受到谴责。他用人做实验，他没有帮助病人，他没有想办法降低集中营的死亡率。但不应忘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深深的信仰，而不是嗜杀成性。他不是一个堕落者，而是一个政治动物，无意间发现自己站错了队。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他大概会作为一个颇受人敬重的教授而退休，而不是战后躲在一个搞研究的实验室里，当一名药剂师度过余生。
我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我会以另一种方式行事。